作为学科史命题的“文革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命题论文,学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革文学”成为近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① 虽然相关成果水平良莠不齐，不少研究还主要停留于资料的搜集与陈列层面，有的陈陈相因，甚至存在严重抄袭现象，缺乏起码的学术道德与规范。② 但仍有不少研究者开始摆脱“文革”是否有“文学”以及“文革文学”是否“值得研究”这样的意识形态立场，开始运用“历史化”、“知识化”等原则重新清理和解读这一时期的文学历史。显示出当代文学研究在“问题与方法”上的深刻变化。总结和讨论“文革文学”的研究现状，对我们形成当代文学研究的自觉意识，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
在1980年代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文革文学”普遍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文学”性质的极“左”文艺思潮，是林彪、江青一伙实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据此定性，“新时期”最早的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即所谓的“十院校本”）把“文革文学”分为“阴谋文艺”、“‘瞒和骗’的文艺”及“革命文艺”三类；“阴谋文艺”“直接作为”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家的工具”，“‘瞒和骗’的文艺”“客观上为‘四人帮’点缀文坛”。但这两种文艺当时都是“合法”、受“保护”的。③ 而1980年代末出版的另一部有一定影响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即所谓的“华中师大本”）则从两个方面来描述“文革文学”：“受林彪、‘四人帮’‘左’倾思潮影响，程度不等地宣扬了一些错误观点，艺术形式或多或少地‘三突出’模式束缚的作品”；“在严峻的逆境中，力求从社会生活出发，坚持文学创作规律，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产生的作品”。④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两种文学史著作对“文革文学”描述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但后者对“文革文学”内容表现在篇幅上的明显压缩，仍能够让人感觉到编者对其文学史意义压制的偏向性评价。当然这时期也有比这两种文学史更决绝的，即基本上把“文革文学”从文学史叙述视阈中剔除出去。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当代文学教研室编著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即所谓的“北大本”，以下简称《概观》）。⑤ 《概观》关于1949年至1980年代初的“新时期”各种文学体裁创作情况的介绍，基本上是从“十七年”直接跳转到（1980年代初的）“新时期”。这从其章节设计中亦可看出。对于1980年代“十院校本”关于“文革文学”的“释义界定”与文学史叙述，前面提到的那篇清理近二十年来的“文革文学”研究史的文章在表示“十分理解”的同时，也给予了倾向鲜明的批判与否定，认为编者的“使用术语”与“评价尺度”，“都没有脱离‘文革’文艺规范或学术规范的遗存”。文章还将其与1980年代中期出版的曾经与该文学史著作一样有着“巨大影响”的另一部当代文学思潮史著作（即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了如下不容辩驳的评价：“两书作者的写作姿态是政治代言人的身份立场而不是学者的身份立场；是政治观点的表态而不是学术理路的爬梳”；“学者身份的自醒、学术理路的自觉仍然处在缺席状态”。⑥ 这种事后的评价，实在有些言之过重了。在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的中国当代，“学者”真的能够彻底独立于学术的真空里吗？所谓的“自醒”又能够脱离时代政治到什么程度？把这些研究成果置于1980年代以来的“文革文学”研究不断走向成熟的预设前提下，实际上已先在地设定了对评说对象的话语方式与结果等次。更重要的一点，把它作为一个文学史命题提出来的，恰恰是这些被我们批判和否定的文学史著作。
比较而言，“北大本”的“概观”对“文革文学”的“断裂式”叙述，更值得我们深思。但是许多“文革文学”研究的文章对此却少有评论。这种机巧的处理方式，不论是无意识的“疏忽”还是一种有意识的默认，即便不能说是刻意“标新立异”，至少也是失之于严谨，不够“历史”的。
重新认识和讨论“文革文学”的意义，始于1980年代末期。有研究者把发表于1980年代末潘凯雄、贺绍俊合写的一篇文章《文革文学：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学史》视为这种“重写文学史”的开端。⑦ 认为这是“文革文学”研究超越前一阶段用“政治化”取代“学术化”研究模式，从此进入“从文学机制内部进行探询”“文革文学”的新阶段的标志。⑧ 其实如果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不难发现这篇文章在观念和方法上的突破十分有限，它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提出了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必要性。至于如何研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显然语焉不详。
倒是可将1990年代初出现的“再解读”视为当代文学研究观念转变的一个标志。与唐小兵主持的“再解读”工作相应和，李杨出版于1993年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1942—1976）研究》⑨ 一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讨论了“文革文学”。他一方面将“文革文学”视为从1940年代延安文学开始实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形态之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为依托，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解为一种与西方对立的现代国家制度所进行的文化政治实践，从“反现代的现代文艺”角度重新解读以“样板戏”为代表的“文革文学”。在这种讨论视野中，“文革文学”面临的不仅不是艺术审美的评价，甚至也不是价值判断的表态，而是“新历史主义”那里的“知识考古”。这种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当然也遭遇到了激烈的批评，尤其是一些坚持启蒙主义立场的学者的批评。如近年出版的由南京大学一些学者编写的“南大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⑩ 就对上述研究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二
与“再解读”一同受到批评的还有洪子诚出版于199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有研究者认为作为“文革文学”研究进入“成熟研究”的“标志事件”，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实现了“‘文革文学’研究立场的重大转型”，“文革文学”研究由此真正开始了从“文学本体”、“学术本体”的转型。(11) 这种评论亦有些言过其实。我们可以说洪子诚的文学史代表了当代文学史研究向“历史化”与“知识化”的转型，但转型的目的，并不是要回到“文学本体”或“学术本体”。洪著文学史关于“文革文学”命题的清理给我们的启示和贡献，并不如有些论者所说的，将“文革文学”纳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体系，把“17年”、“文革”10年、“文革”后3年看作是一个文学历史时期，因为这些问题已经为前述的“再解读”研究所论及。洪著将“样板戏”为代表的“文革戏剧”视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左翼’文艺重视戏剧、电影”的传统的延续。显然，洪著文学史最大的贡献是对“样板戏”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进行的“历史化”处理。在对“文革文学”特征如“真实性”的描述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被作者内化了的、对文学外部环境因素的思考。洪子诚将“文革文学”理解为一场激进的文学实验，细致地讨论了“由文艺激进派别所提倡、扶持”“文革文学”的生产过程，认为“‘革命运动’的群众的参与，和‘革命’的‘狂欢’式的特征，都提升了这种与群众娱乐联系紧密的样式的关系”。“样板戏”的“情节方式”，“戏剧冲突的设置和结构”，直接影响到了当时其他文学样式结构的“场景化”、小说人物的“角色化”，并几乎成了当时“文学创作的通用构思方式”，(12) 使创作出来的作品更好地为文艺激进派政治目标服务。与那些简单、印象式地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来讨论“文革文学”是/非、好/坏的情形比较，洪著文学史更关注“文学机制内部”，“深入到对象内部中去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通过从对象内部把握它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13) 由此，对洪著文学史关于“文革文学”“政治直接美学化”特征的理解，若仅局限于政治社会层面，显然有些以偏概全。
洪子诚关于“文革文学”命题的“简约化”，其“历史的”、“学术的”、“文学的”理念与方法，既是对多年来“文革文学”研究中所暴露的问题的思考与辨析，同时也是对“文革文学”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的尝试。
另一个引起注意的“文革文学”的讨论者是王尧。在是否可以把“文革文学”看作是“五四”激进主义文学思潮的延续、“文革文学”是否具有“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文革文学”对“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艺”是传承还是断裂、“文革文学”研究中用“西方话语”来阐释“中国问题”的立场与方法是否可行等一系列问题上，王尧都不同于上述的研究者。王尧对“文革文学”的研究的走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意识地“从文学拓展到文化领域，拓展到知识分子思想精神研究上来”，(14) 在他看来，“文革文学”不仅是个“时间概念”，更是个“历史概念”；对“文革文学”的理解不仅与个人的“精神背景与文学观念”相关，还与“政治文化”密切相连；认为“‘文革文学’的主流是意识形态话语，指出在文学沦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过程中，“文学的理想、精神、审美属性、语言等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几乎所有的问题到了这时都被推到了极端。在民众的审美情趣借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力量不断膨胀的情形下，‘五四’新文化的传统被否定，知识分子的写作失去了合法性，而代之以政治写作、阶级写作、革命写作和专制写作，文学中断了现代性的追寻”。(15) 王尧关注“文学史”（文学的历史），更关注“文学史”（历史的文学）；关注“文学机制内部”，更关注“文学外部环境”。基于以上对“文革文学”性质及其品貌的理解与描述，王尧还指出了文革时期的“非知识分子写作”、“无作者文本”等现象，并以此将一些争辩不清的创作现象进行重新整合，为我们考察当时包括“社论”、“编者按”、“本报评论员”以及“写作组”、“工农兵集体创作”等一类文学创作以及知识分子“工农兵化”现象搭建了一个可行的观测平台。(16) 这种关于“文革文学”范畴的拓展，无疑拓宽了“文革文学”的研究空间。
三
在对不同时期的“文革文学”命题进行清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文革文学”的讨论是否可能，与如何界定“文革文学”类型亦即怎样认定“文革文学”的资格密切相关。如果将“文革文学”定性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理解为“公开出版物的创作”，那么这个问题并不成为问题。问题在于近二十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文革）当时“非公开出版物的创作”进入了我们的讨论视线，甚至不断成为我们研究“文革文学”的“文学性”、“思想性”、“现代性”等问题的新“生长点”。近二十年来对这些文学事实与现象的描述，名称虽然不同，如“地下文学”、“潜在写作”、“非主流文学”、“潜流文学”、“隐形文学”、“边缘文学”等，但其内涵大同小异。
作为一个命题，“文革文学”的外延边界在哪里？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文学事实与现象怎样才具备作为研究对象的“文革文学”的资格？有的研究者把1990年代以来的研究中关于“文革文学”表现形态的划分统括为“主流文学”、“地下文学”和“民间文学”三种，“主流文学”为“公开出版物的创作”，“民间文学”主要包括“民间传奇”、“政治笑话”和“时政歌谣”三种形式。显然，这里的“民间”并不是陈思和当代文学研究中引入的作为作品结构方式与审美形态，乃至写作立场与文化素养的“民间”，而主要是指表现形式特别是写作风格上的（有关这一问题的阐释可参看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17) 及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8)）。其余的则统称为“地下文学”，包括当时知青的创作，因“胡风集团案”蒙难的诗人、因被定为“右派”而被剥夺公开发表作品权利的作家以及受文坛排挤的“不合时宜者”。(19) 这种归纳分类虽有些粗糙，但比较简单明了，方便考察与讨论。其中的“地下文学”，大体相当于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潜在写作”文学，但后者比前者要复杂得多。从近二十年来的当代文学史著作看，“民间文学”大都未纳入“文革文学”的叙述范畴。但对纳入叙述视线的“地下文学”的“文学资格”的认定，研究界却有不同看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围绕以陈思和为代表的“潜在写作”理念与实践引发的争议。
“潜在写作”是陈思和进入1990年代以后讨论包括“文革文学”在内的1940至1970年代中国文学时引入的一个概念，也曾经是他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一个“关键词”，大致说来它仍属于陈氏文学史观中的“民间”知识谱系。关于“潜在写作”的涵义，陈思和在早年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解释的：即它是指“那些写出来后没有及时发表的作品，如果从作家创作的角度来定义，也就是指作家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进行的写作活动”。(20))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中，他指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潜在写作”在指在中国当代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具体主要指1949—1976年），“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21) 在事隔多年后，陈思和又对以上定义作了“必要的补充”：“就作品而言，潜在写作虽然当时没有发表，但在若干年以后是已经发表了的，如果是始终没有发表的东西，那就无法进入文学史的研究视野；就作家而言，是以创作的时候即不考虑发表，或明知无法发表仍然写作的为限，如有些作品本来是为了发表而创作，只是因为客观环境的变故而没有发表的（如“文革”的爆发迫使许多进行中的写作不得不中断），这也不属于潜在写作的范围。”(22) 陈思和指出引入“潜在写作”这个概念，是“为了说明当代文学的复杂性”；他认为“潜在写作”是“相对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而言，并与后者一起构成着“时代文学的整体，使当代文学史的传统观念得以改变”。《教程》还提到“潜在写作”的两种情形，一是作家们的“自觉创作”，另一是非自觉的写作如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23) 为进一步支撑“潜在写作”的理论阐释，近年陈思和还专门组织人力搜集整理并出版了一套“潜在写作文丛”。(24) 但真正把1949—1976年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潜在写作”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还是陈思和的博士刘志荣。最近出版的《潜在写作1949—1976》一书的基础便是他当年的博士论文。(25) 该书对存在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76年的“潜在写作”现象的思考的表述在整体构架上并没有超越陈思和的预设，但搜集整理的材料更为丰富翔实，并对一些比较有争议和可能引起争议的材料作了力所能及的辨析。与《教程》比较，该书讨论涉及的对象也更为广泛，同时对“潜在写作”作家文本分析与理论阐释等方面作了更扎实的工作。
具体说来，《潜在写作1949—1976》一书主要谈了如下几个问题：一是“潜在写作”出现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刘志荣认为“公共空间”的萎缩是最主要的原因。这里的“公共空间”，当然是指写作的自由空间。“空间”萎缩的主要原因是1949年以后，文学事业已开始纳入体制管理的范畴，国家政治权力的控制已经愈来愈深入到文化领域，知识分子自由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可能性愈来愈小，文学写作个体化已经日益困难。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已经整体失语。二是关于“潜在写作”的作家类型。刘志荣主要提到四种情况：第一类作家是1949年前后，“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方向确立的过程中，被称为‘反动作家’、‘自由主义作家’”的，如沈从文、无名氏、陈寅恪、钱钟书等；第二类是1955年因，“胡风集团”而被排除出文坛的“七月派作家”，象胡风、张中晓、彭柏山、牛汉、曾卓、绿原、彭燕郊等；第三类是1957年反右派及在此前后的反右运动中被排除的作家，这其中又可分为三类：被排除年限比较长的大右派，左翼文学运动的中坚，如丁玲、冯雪峰、艾青等；比较年轻的右派，如公刘、流沙河等；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诗人，特别是穆旦、唐祈等。第四类主要。指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活动”的作家创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地下写作”与“地下沙龙”几乎成为了“潜在写作”的代称，这期间最有影响的是灰娃、黄翔、食指、多多等“白洋淀诗群”诗歌和北岛、张扬的小说创作。三是“潜在写作”的品格与文学史意义。刘志荣认为“从体制中的公开写作转入私人空间中的潜在写作，表面上看是一个写作形式的问题，实际上却带来了许多质的变化”，那些在50—70年代公开文学中较少看到的对个体心灵、情感、命运等进行思考体验的东西，在身处边缘“潜在写作”的作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关于“潜在写作”的文学史意义，刘志荣认为主要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文学存在的多层次性。对于这一点，根据“精神资源与写作的整体风格”，刘志荣从三个方面进行描述，一是延续了前一个时代的主流思路的写作；二是写作者从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出发，他们不一定自觉偏离主流，但因表达了个人感受而捕捉到了个人生存境遇的特殊性而具有了意义；三是一些作家本身就具备超越主流规范的精神资源，他的艺术感受、表现方式与想象等自成一体。刘志荣借一个论者的说法，认为“潜在写作”的作家“找回了作者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这是扭转当代中国作家与诗人多年来写作的‘政治迷失’、重建‘人文写作’的关键所在和真正的开端”；“潜在写作”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文学史的范畴，而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文学史与集体记忆的问题。这种“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关于“过去的”、“历史的”知识；对“潜在写作”的研究，也使得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些问题：“文学写作、发表方式与现实权力的关系，历史叙述与权力的关系，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传统的延续，文学史发展的断裂与延续，一种为内心的写作在20世纪是否存在、如何存在，乃至什么样的文学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而这一切，将从“根本上”“导致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的传统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的认识的改变”。(26)
基于此，在以陈思和为代表的“潜在写作”理论主张一派中，认为“文革文学”研究可能的一个重要设定前提，是因为存在于这一时期的“潜在写作”同样具备“文学资格”。不过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即自陈思和提出这一文学史研究观念以来，当代文学研究界几乎一直未停止过争议，许多研究者都曾撰文提出异议与质疑。(27) 因为，特别是在“当代文学”中，“文学资格”的认定本身就是颇受争议的复杂问题。而实际上，在以上问题的论争背后，涉及的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在“文革文学”研究中如何“历史地”处理好史料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在“文革文学”研究中，如何阐释与界定“文革文学”，是个系统的“意识形态工程”，而不是简单的“纯文学”问题。任何试图将“文革文学”的“命名”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中剥离出去的情形，都是不现实的。“命名”是研究开展的前提与基础。正因此，近二十年来“文革文学”研究中暴露出来的许多不确定性，比如那些各执一词，似乎都有道理的问题纷争，显然都取决于我们对“文革文学”内涵的阐释与外延的界定，而不是取决于“文革文学”自身。在这一意义上，对“文革文学”的描述，既决定于研究者的文学观念，亦与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息息相关。
注释：
① 有研究者作过初步统计，从1989年1月至2005年9月，大陆发表的有关“文革”主流文学研究的文章共121篇。（董建辉《新时期文革主流文学研究述略》，《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另外，根据郑州大学2005级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文革文学”研究之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未刊稿）统计，1990年代以来，以“文革文学”研究作为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大约有30人次。
② 如上面提到的郑州大学2005级的那篇硕士学位论文《“文革文学”研究之研究》关于“文革文学”研究的学科史意义部分内容，基本上是改头换面抄袭本人发表在2003年第6期《学术研究》上的《“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学科史意义》一文中的相关部分。此外该学位论文许多地方对有关研究资料文献的引用也缺乏起码的严谨与实事求是。
③ 北京师范大学等十院校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绪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④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2页。
⑤ 张钟、洪子诚、佘树森、赵祖谟、汪景涛编著：《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⑥⑧ 刘景荣：《“文革文学”研究综述》。文章来源：左岸文化：http://www.eduww.com/thinker/thread-41957-1-1.html。
⑦ 潘凯雄、贺绍俊：《文革文学：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学史》，《钟山》1989年第2期。
⑨ 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⑩ 《新稿》称这种研究倾向为“历史混合主义”。指出这些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提倡者们“在批判现代性的时候恰恰扮演着盲目反现代化的角色”，“与中国一切反对现代意识倾向（如烙有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烙印的复古主义、民族主义及左倾狂热等）建立了统一战线。他们很少对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历程进行真正学理意义上的批判性梳理，结果只能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拙劣‘效颦’，以致把中国一些前现代、反现代的东西，当成了后现代的‘宝贝’，从而把历史搅成了不分是非、善恶、进退、积极与消极、开放与封闭的‘混合主义’的一锅粥。于是，在这样的混乱中，现代性的价值判断被颠倒或倾斜了。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是说‘文革’文学有现代性的文化内涵。甚至说‘文革’中独霸文坛的‘革命样板戏’具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元素。‘样板戏’是蒙昧的政治狂热的产物，是在文化专制下形成的怪胎，是与‘五四’精神的彻底‘决裂’，基本上是一种非人化的艺术，毫无现代意识可言。说它是前现代、反现代的艺术是符合事实的，说它是属于后现代主义，就把历史之河的清水搅浑了。”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11) 刘景荣：《“文革文学”研究综述》。该文认为洪著“研究立场的重大转型”表现为“超越了好/坏、正/反、革命/反动、前进/倒退之简单二元对立模式，采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和历史主义的态度观照‘文革文学’”。（左岸文化：http://www.eduww.com/thinker/thread-41957-1-1.html）
(1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
(13)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14) 蔡翔、费振钟、王尧：《文革与叙事——关于文革研究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
(15) 王尧：《关于“文革文学”的释义与研究》，《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5期。
(16) 有关此方面内容可参考王尧的相关论文：《关于“文革文学”的释义与研究》（《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5期）、《“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及《文革与叙事——关于文革研究的对话》（蔡翔、费振钟、王尧：《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等。
(17)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版，2001年第2版。
(18)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9) 郑州大学2005级杨永刚硕士学位论文：《“文革文学”研究之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未刊稿）。
(20) 陈思和：《试论当代文学史的“潜在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21)(23)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2) 陈思和主编：《潜在写作文丛·总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4) 这套“潜在写作文丛”共10卷，包括：《怀春室诗文》（胡风著），《春泥里的白色花》（绿原等著），《花的恐怖》（无名氏著），《〈无名书〉精粹》（无名氏著），《野史无文》（彭燕郊著），《垂柳巷文辑》（阿垅著），《无梦楼全集》（张中晓著），《暗夜的举火者》（哑默等著），《青春的绝响》（蔡华俊著），《被放逐的诗神》（食指等著）。2006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25) 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6) 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7) 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杨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李润霞的《“潜在写作”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洪子诚的《文学作品的年代》（《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12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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