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产能过剩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能过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产能过剩命题真伪之争
1.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一种观点认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不必要过分关注和干预。左小蕾(2006)指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过剩经济。只要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保证信息对称，过剩产能就会得到调整，市场和企业承受调整的成本，产能过剩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有的学者则认为现阶段中国不存在真正的产能过剩现象，刘福垣(2006)指出，所谓产能过剩是个伪命题。中国只有结构矛盾，没有总量矛盾，所谓剩余都是短缺造成的，有多少剩余必有多少短缺。
2.政府需要对产能过剩问题加以适当的调控和引导。张晓晶(2006)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的损失是由企业自己来买单的，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造成的损失可能最终由政府来买单，因此，一些企业或地方政府在投资决策时就会更加大胆，由此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就会更加严重。本轮产能过剩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体制性产能过剩。卢峰(2010)指出，除了市场经济引发产能过剩的一般原因，中国由于发展阶段与体制转型特点，可能会面临更多产能过剩问题困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产能过剩现象，我国政府也实际上采取了积极调控和引导的态度。
3.辩证地看待产能过剩问题。更多学者则强调，应该结合中国实际辩证地看待产能过剩问题，也就是说既要承认产能过剩的一般经济规律性，也要客观考虑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特殊性。尚鸣(2006)认为，产能过剩是经济周期性波动造成的，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必定要经历的。产能过剩一方面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推动结构调整的难得机遇。因为没有产能一定程度的过剩，就难以形成有效竞争。所以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如果没有产能过剩，就没有企业创新以重新获得竞争优势的动力。杨正位(2006)一方面认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状态，在经济收缩期出现适度过剩，大部分可以通过市场调节回归到正常水平；另一方面，也承认当前我国存在局部性、结构性、体制性的产能过剩问题，提出应辩证地看待当前的产能过剩，既要看到利润下滑、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的一面，也要看到总体盈利很高、利润理性回归的一面；既要看到部分行业过剩的一面，也要看到部分行业供给紧张的一面；既要看到部分行业扩张冲动明显、潜在风险增大的一面，也要看到经济基本面良好的一面。刘世锦(2006)认为，目前的产能过剩问题，总体上看是经济发展中供求动态平衡中一个阶段性现象。
二、关于产能过剩的概念和内涵
关于什么是“产能过剩”，学术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阐释。已有的定义和解释可以分为微观、宏观和中观几个角度。
国际上，“产能过剩”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张伯伦(Chamberlin)(1933)的《垄断竞争理论》一书中，他提出垄断竞争导致平均成本线高于边际成本线，从而出现持续的产能过剩，显然，这是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出发给出的定义。何彬(2008)认为“产能过剩”(excess capacity)，是指等产量线出现后弯的转折点连接而成的脊线以外非经济区域所反应的要素之间不再发生替代，而是表现为同时增减的要素配置状态。现代厂商理论和管理科学领域将其称之为要素拥挤现象。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产能过剩”的提法，学者们从不同方面尝试着给出“产能过剩”的定义。曹建海、江飞涛(2010)认为，“产能过剩”是指企业提供的生产能力和服务能力超过了均衡价格下的市场需求。“产能过剩”与过去耳熟能详的“重复建设”、“过度投资”、“恶性竞争”以及“过度竞争”所指的是同一现象。张晓晶(2006)认为，讨论产能应区分宏观产能和微观产能。宏观产能过剩就是指经济活动没有达到潜在产出水平，从而存在着资源的未充分利用。微观产能过剩就是企业将资本边际收益维持在边际成本水平上时所出现的产能过剩。卢峰(2010)认为产能过剩以特定产品和部门为对象，应属微观经济现象，并把产能过剩定义为主要发生在工业部门的闲置富余产能超过某种合理界限时的现象，通常伴随价格下降和利润减少以至持续亏损。李江涛(2006)认为，“产能过剩”是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过程中，所出现的市场上产品实际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有效需求能力的状态。王岳平(2006)认为，只有当供过于求的产能数量超过维持市场良性竞争所必要的限度、企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进行竞争、供过于求的正面影响超过负面影响时，超出限度的生产能力才有可能是过剩的生产能力。周劲(2007)认为，一定时期内，当某行业的实际产出数量(或产值)在一定程度上低于该行业的生产能力时，通过行业的相关经济指标所反映出来的这种程度超过了行业的正常水平范围时，表明该行业在此时期内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会对整体经济运行产生危害。
可以看出，西方和中国学者对产能过剩的概念定义既有区别，也存在着密切联系：西方经济学者对它的定义主要从微观角度出发，而我国学者则更多地将其放在宏观和中观的领域中阐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与西方成熟市场国家经济运行机制的差异；但仔细分析，不同角度的定义其实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准确定义产能过剩的核心也是难点所在，以何种标准评判出现了真正的“产能过剩”并无定论。
三、产能过剩问题的成因
关于产能过剩的成因，学术界一直试图从多个不同的方面进行解释。而关于“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1.从市场组织结构和企业行为角度的解释。一些学者试图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市场组织结构和企业行为方面来解释产能过剩现象。
贝恩(Bain)(1959)在《产业组织》一文中，认为在部分低集中度的产业中存在持续性过度供给或过剩生产能力且经济绩效比较差的情形，并将这一情形定义为过度竞争。但同时指出，原子型市场结构不应被指责，最终的过错是企业生产能力的退出被阻止和劳动力资源的不可流动性，当出现某些历史事件时，造成了多余的生产能力和富余劳动力。鹤田俊正(1988)认为在低集中度的产业中，尽管许多企业利润率很低或陷入赤字状态，但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企业却无法退出，使低或负的利率长期存在。但二者对低集中度产业易于发生产能过剩缺乏严格的理论论证。
Spence(1976)、Dixit & Stiglitz(1977)、Von Weizsacker(1980)等人运用博弈论的方法论证了寡头市场结构下自由进入的企业数目可能会大于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况下的企业数目，也就是存在“过度进入定理”。国内学者张军(1998)、曹建海(2001)、罗云辉(2004)都曾运用关于过度进入的理论模型来说明市场经济中过度竞争的存在性。但“过度进入定理”成立需要严格依赖于两个强假设，即次可加性的成本函数和“商业盗窃效应”。①竞争性行业的成本函数并不能满足成本次可加性的基本假设，多数竞争性行业中也并不存在“商业盗窃效应”，因而“过度进入定理”在竞争性行业中并不成立，也就很难对中国近年来的产能过剩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
Wenders(1971)认为产能过剩是一种竞争策略，一旦面临新的进入者和竞争者，已进入者可以通过扩大产量，降低价格的方式对新进入者实施打击。植草益(2000)构筑了一个同质企业无限期重复博弈模型，说明保有多余的生产能力能够促进企业间形成合谋，来说明过度的产能投资。罗云辉(2004)借用植草益的模型来说明市场经济中过度竞争存在的可能性。植草益和罗云辉试图通过模型说明，企业越是增加生产能力，保有的过剩生产能力越多，彼此间合作和增加利润的机会越大，因而企业为了获取合作利润会尽可能保有比较多的过剩生产能力。而现实中，保持较多的过剩生产能力也需要付出较多的额外成本和风险，在企业数量较多的行业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现有企业合谋保持较高产能的默契也较难达成。
一些学者从进入和退出壁垒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吕政和曹建海(2000)认为低进入壁垒和高退出壁垒的结构性特征导致了产能过剩。他们认为，进入比较容易，并且容易受经济景气的上升或者其他瞬间的暴利所诱发，情况不妙时生产能力无法撤离，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控制企业进入或疏导企业的退出，很可能导致企业之间强度过大的竞争，生产能力持续聚集在该产业而使利润长期低下。杨蕙馨(2000，2004)、牛桂敏(2001)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2.从信息不对称和产业特性角度的解释。一些学者认为，即使在竞争性的市场中，企业在猜测未来市场需求过程中，可能因为预期偏差或后续形势变动发生误判，增加产能过剩发生概率。卢锋(2010)认为产能过剩基本发生根源包括两方面因素：一是预期偏差因素；二是沉没成本因素。张红松(2008)通过一个不完全和非对称信息下的简单理论模型，解释了两个事实：一是产能过剩主要发生在经济体的新升级的产业中，而且新升级产业的产能过剩程度比传统产业更为严重；二是产能过剩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发生得更为频繁，也更严重。刘世锦(2006)认为应当注意在产能过剩上的信息不对称或信息扭曲问题。
周枝田等人(2006)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本密集型核心产业的边际成本在产量接近全产能之前是不会上升的，产能利用率上升时，边际生产成本通常只是维持固定不变甚至下降。同时，由于大部分具有生产力的资产都具有不可移动性及不可还原性，退出一个产业会给厂商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就算在获利情况最不清楚、产能过剩最严重的时期，大多数厂商只要能维持基本运作，都不愿意承受原有资本支出损失而退出市场。这是长期性产能过剩的一个原因。巴曙松(2006)认为，造成产能和产量之间差距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由这些行业自身特点决定的，行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相对充足的产能，或者说是产能过剩，以应对需求的突然增长。
3.从体制机制、政策和发展阶段角度的解释。除了市场经济引发产能过剩的一般原因外，一些学者试图从转轨时期的体制机制、政策特点和缺陷方面寻找产能过剩的原因。
科尔奈(英文版，1992，中文版，2007)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决策的分散化，放松了政府对企业投资的外部控制，但是却没有通过利润动机或者对财务困境的担心建立起任何自我控制机制，这使得改革往往加重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固有的投资领域过热倾向，而并非使之降低。科尔奈的开创性研究为我们认识转轨经济中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开辟了一个独特、有益的视角。
延续科尔奈的分析思路，一些学者剖析了导致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特殊体制机制原因。张维迎和马捷(1999)建立了一个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条件下的库托特模型，来说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缺陷和落后的技术水平将导致恶性竞争。杨培鸿(2006)建立了一个基于委托代理框架的模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重复建设的形成机理，指出地方政府作为投资代理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利用信息优势寻租的行为会导致重复建设问题。谢国忠(2005)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生产能力过剩的根本原因是对资本的行政性配置。
王建(2006)将我国目前大范围的产能过剩与我国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相联系，认为目前我国的产能过剩是产权制度改革导致分配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分配差距拉大导致储蓄率大幅度上升，储蓄过剩导致投资高增长和不断下降的消费率形成的。
此外，国经文(2006)、王小广(2006)等均对导致我国产能过剩的具体原因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除了涉及了上述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的体制机制缺陷外，还提出了形成产能过剩的诸多其他因素：(1)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2)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滞后，过低的生产要素价格助长了盲目投资。(3)国际产业分工的影响。外商企业主要生产高端产品，我国企业则主要为外资企业配套，提供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这客观上推动了一些行业的超常规发展。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建立不完善，运行效率低，导致部分行业，特别是重要生产资料行业出现产能过剩。
四、简要总结
1.有关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框架和方法尚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创新。针对产能过剩的研究较难纳入传统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分析范畴，国外已有的针对产能过剩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一般理论分析和针对西方国家具体国情的实证分析方面，抽象理论分析往往规定了严格的假设条件，难以适用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市场环境，而具体的实证分析往往也不符合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发展阶段；而国内针对产能过剩问题的相关研究则更多关注中国现实体制下的具体和短期的问题，大多偏重于理论上的定性逻辑推理，较少涉及量化分析和检验，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支撑，以及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持，形成的结论和成果往往难以贴近现实。因而，针对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仍需要在借鉴国外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更多地结合我国实际的制度环境，按照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系统化和具体化分析相结合、长期分析与短期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探索和创新适用性的研究框架和方法体系。
2.针对产能过剩的概念和评价体系尚待进一步探讨和明确。有关产能过剩的概念和内涵的研究尚未形成权威统一的观点，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明确；有效提高对产能过剩部门识别的准确性是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产能过剩的前提和基础，而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政府执行调控的决策层面，均尚未找到较为合理的方法。以科学的评价体系客观评价产能过剩状况是研究产能过剩问题的难点所在，已有的研究成果涉及较少且距离可操作性尚有较长的距离，需要在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广泛的实证分析中进一步深化和确立，提高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为宏观和微观决策主体提供积极的参考。
3.针对我国特殊国情下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尚需要持续、系统地梳理和完善。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针对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短期特征分析较多，而长期因素论证较少；针对产能过剩形成机制从单一角度阐述较多而系统性论述较少；在提出解决对策方面也往往“就事论事”，对治标的短期战术探讨较多而对治本的长期战略涉及较少。考虑到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及动态性，需要不断结合我国经济环境的新变化、体制机制新特征以及经济发展新阶段，进一步对我国特殊国情下产能过剩的特征、形成机制及应对措施等问题及产能过剩所涉及的相关深层次矛盾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挖掘。
注释：
①也就是新企业进入将导致在位企业降低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