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节约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实意义论文,节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设节约型社会已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①其意义极其重大而深远。就像任何成功的实践都是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样，建设节约型社会不能没有节约理论作为指导。马克思的节约理论对于我国节约型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至今我国经济学界对这一理论的系统研究尚很薄弱，②迫切需要大力发掘、深入研究并在新时代条件下予以发挥和发展。马克思的节约理论散见于他的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及其他有关经济学著作中，本文对马克思节约理论的主要内容及现实意义进行专门探讨。
节约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从经济思想发展史来看，至今为止，节约理论可以划分为各具特色的三大块，即中国古代的节约理论、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节约理论。前二者在认识和分析的具体环节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我国古代的节约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它主要针对消费领域而言，强调节约对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和国家政权稳定的作用，没有涉及生产领域的节约。在西方经济学中，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一直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许多重要人物，如美国的萨缪尔森、③劳埃德·雷诺兹、④英国的丁·希克斯、R.哈罗德⑤等都对节约问题有过论述。虽然亚当·斯密分析了分工对提高效率的作用，但他主要是从消费节约有利于增加积累、发展生产的一般角度研究节约问题，⑥没有分析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节约、提高经济质量形成的节约和生产要素全社会合理配置形成的节约。当代西方经济学从资源稀缺这一前提出发，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视角来研究节约问题。其缺陷在于：忽视了消费领域的节约，有的受凯恩斯的影响，甚至鼓吹以消费浪费促进生产发展；也没有研究因经济质量提高而形成的节约。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和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都脱离了节约的主体——人及其节约行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抽象地讨论劳动和产品的节约问题，因而不可能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运动中认识节约问题的规律性。
马克思节约理论是他创立的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于其中的历史关系，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从物质内容到社会形式全面揭示了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内涵及其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揭示的劳动时间节约规律是他的节约理论的核心内容。他指出：“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⑦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的节约及其有计划的分配“仍然是”首要规律的论述，意味着共产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中，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在一切经济规律中也属于首位。⑧由于马克思节约理论紧紧围绕劳动时间展开，因此，马克思的节约理论又可以称为劳动时间节约理论。
一、马克思节约理论的主要内涵
马克思以毕生的精力集中研究的不是“生产一般”或一般的人类社会，而是“生产特殊”，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⑨“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⑩我们对马克思节约理论的阐述，主要是从他对这一历史上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解剖中析出的。
（一）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马克思把一切节约高度概括为劳动时间的节约，这与他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密切相关的。满足人类吃喝住穿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是人类劳动的结果，而物质财富的积累又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这一简单的道理是由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确认的。马克思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批判了其中的庸俗成分，他提出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使劳动价值学说最终作为科学的理论得以确立。对于马克思来说，构成社会财富物质内容的使用价值是人类具体劳动的结果；在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抽象劳动的耗费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范围内凝结为商品的价值。抽象劳动表现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劳动都可以还原为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指出，构成商品价值的有：“(1)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损耗部分，即产业产品，它们的生产耗费了一定数量的工作日，因而也就是代表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2)直接劳动，它也是以时间计量的。”(11)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外在地表现为货币，由货币代表的交换价值是财富一般的社会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把资本叫做社会财富、“国民财富”，(12)它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13)即使在不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里，马克思仍然认为，“劳动时间也始终是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财富所需要的费用的尺度。”(14)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产无论是否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劳动都是社会财富的源泉。正因为社会财富是劳动时间的凝结，所以社会财富的浪费归根到底都是劳动时间的浪费；而对形成社会财富的人力、物力、财力诸因素的节约，也都是劳动时间的节约。同时，马克思也没有忽视自然资源对于使用价值生产和物质财富形成的作用。他指出：“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15)“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16)作为使用价值的“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17)恩格斯也说过：“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18)
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在劳动时间的消耗上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单位产品耗费的劳动时间降低，人类用于物质财富的生产时间减少，用于精神财富生产的时间增加。这种历史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作用于这种趋势的内在力量就是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的表现方式和程度会有差别甚至本质的不同，但它在一切社会形态下都是起作用的。人们进行经济活动，都希望以较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在劳动只是谋生手段还不是乐生需要的社会里，更加是这样。这就决定了人们进行经济活动必然关心劳动耗费，采取各种手段降低劳动耗费，使劳动时间得到节约。这是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存在的根本条件。节约劳动时间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趋势和必然结果，(19)劳动时间节约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普遍、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它始终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内在动力，制约人们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和一切范围，而且，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它的作用将更加明显、更加重大。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20)这是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普遍性。人们对劳动时间关心程度的差别，源自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与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这两大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这就使得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在不同经济形态下具有了特殊性。即使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原始社会，原始人燧石取火、发明弓箭、打磨石器以及氏族内部的自然分工，人们的行动都自觉不自觉地包含了节约时间的要求，以较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劳动成果。在古日耳曼人中，一摩尔根土地的面积是按一天的劳动计算的，被叫做“一日的工作”、“一人的工作”、“一人的力量”等等。(21)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节约时间的要求更加明显，农耕时代铁器发明的重大作用、劳役地租转变为实物地租等等，最终还是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在背后起作用的结果。对于那时的简单商品流通，恩格斯曾经指出：“中世纪的农民相当准确地知道，要制造他换来的物品，需要多少劳动时间……他们不会在交换中得不到等价物而把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白白送给别人”。(22)但是，在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的自然经济中，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还没有发生。这使得人们虽然也关心劳动时间耗费的多寡，但缺乏市场充分竞争造成的社会强制力，实际上他们更关心的是有限的使用价值产量能否满足直接消费的需要，因而有时甚至使劳动时间出现严重浪费。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大工业、广泛的社会分工和世界市场，使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发展，结果，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自发作用，成为决定每个生产当事人成败和盈亏的普遍社会强制。这样，在资本主义诞生后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时间里，它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总和还多。资料显示，由于经济形式不同，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同，人类每一百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程度也不相同。原始社会由于实行的是纯粹的自然经济，其一百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为0.004%；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存在小商品经济的社会，它们分别为2.5%和5.6%；而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则为70%。(23)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因为劳动时间的节约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生产主体的活劳动时间、生产资料中的物化劳动与对象化劳动的产品数量及质量之间投入和产出的效率关系。产品作为对象化劳动的结果，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凝结的仅是有用劳动的时间；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凝结的有用劳动取得了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的时间——的社会形式，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自然经济中劳动时间节约的多少，其直接影响一般限于当事人对特殊使用价值的消费水平，往往不会引起再生产过程的中断；而且使用价值的积累总是有限的，人的这种需求也是有限的。然而，当劳动者的全部活动和全部产品都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都依赖于市场尤其是世界市场的交换时，他们生产商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只有在与已经成为价值化身的货币的等价交换中才能为社会所承认；否则就白白地浪费了，还会招致经营者的亏损乃至破产。价值规律的全面展开迫使生产当事人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全身心地关注单位产品生产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上的时间节约。由于现在货币成了价值的化身和财富的一般代表，且投入资本的流通过程还会自行增殖，货币在性质上的无限性与每一个当事人口袋中现实货币额有限性的矛盾，迫使当事人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资本积累，从而加倍关心劳动时间耗费的节约。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具有二重性，是价值增殖过程和劳动过程的对立统一。它一方面产生出单个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相符合，在竞争的外在压力下，迫使企业为了生存和利润最大化，总是力图把个别劳动时间压低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价值）以下，以求获得暂时的超额利润。这样，它就在微观经济中使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极大的节约。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对立，包含了社会再生产过程因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而遭受破坏和中断的现实可能性。这一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宏观上造成社会总劳动分配巨大浪费的集中表现。
（二）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规定性
劳动时间节约规律自发作用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中全面展开，使得对这一规律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规定性的考察成为可能。在数量方面对马克思劳动时间节约理论的考察，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宏观的考察把节约劳动时间概括为社会总劳动时间的节约；微观的考察则概括为单位产品劳动时间的降低。
劳动时间在宏观方面的节约或浪费问题，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社会总劳动时间的节约表现为社会总劳动量在各个不同部门能够得到合理分配，这是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经济规律。马克思指出：“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24)在商品社会里，微观上，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社会的特殊需要，那么，在宏观上，“社会产品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量是否符合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量上一定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量上一定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25)“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26)这种浪费是巨大的；它还会使有的部门因分配劳动过少，产品满足不了需要。资本主义社会以交换价值作为社会总劳动量按比例分配的实现形式，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取得暂时平衡增长的内在机制，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对抗性在不变更这一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就不可能解决的集中表现。马克思说得好：现在“人们一再迫切希望实现的这种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早就不存在了。它已经过时了；它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27)恩格斯也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在大多数穷人处于贫困和匮乏的同时，却周期性地“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28)“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29)
但在微观上，由于交换价值成为生产的一般目的，价值规律在这个基础上得以全面展开，造成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企业劳动时间消耗的巨大社会强制，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单位产品劳动时间的节约从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历史上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资本为了无节制地榨取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将生产商品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降到最低限度，使同样的活劳动和物质消耗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魁奈曾给他的论敌及后来者留下一个谜：为什么只关心交换价值增殖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个谜直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才被揭开。马克思揭示了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才是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历史上特殊的社会形态得以确立的经济基础。马克思的以下精辟分析，(30)指出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实质关系：“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商品的绝对价值本身，是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所不关心的。他关心的只是商品所包含的、在出售时实现的剩余价值。”但是“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而商品价值的降低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反比”，所以，单位商品活劳动时间的节约，能够“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目的决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工人的工作日甚至还可能延长。
科学在工艺中大规模的自觉运用和资本家为了获取超额利润而不断地改良技术，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从而节约单位商品中凝结的活劳动时间的基本手段和主要机制。活劳动时间的节约，还通过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提高生产者的劳动熟练程度，实行科学的劳动组合等予以实现。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按照机器体系的工艺流程实行科学的分工与协作。专业化分工提高了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协作劳动形成新的合力，能提高竞争力；二者的结合能达到省时省力的劳动效果。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资本家还要付出必要的学习和训练费用。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分工怎样加剧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作为“死劳动”的机器成为生产体系的主体，工人成了为机器服务的有意识的附件。通过各个工人智力和身体的畸形化来实现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雇佣工人对资本的依附关系从“形式隶属”沦为“实际隶属”。资本家严格地监督和管理生产过程，生怕工人有一分钟不劳动而把劳动时间白白浪费掉。在工人的反抗迫使国家强制缩短劳动时间的情况下，资本家通过加快机器运转、实行计件工资和增加工人看管机器的数量等方式，不断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侵占了工人受教育、发展智力、履行社会职能、进行社交等的时间，还侵占了工人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呼吸新鲜空气、接受阳光甚至吃饭的时间。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节约活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为了增加剩余价值，加速资本的积累。出于同样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资本家也必然关心物化劳动时间的节约，以提高资本生产率和利润率。构成不变资本物质内容的物化劳动，包括原材料与劳动资料两部分，在生产过程中都必须节约。“因为浪费了的材料或劳动资料是多耗费的对象化劳动量，不被计算，不加入形成价值的产品中。”(31)对原材料节约和劳动资料节约的要求是不同的。首先，我们看原材料的节约。它要求在生产中合理地消费原料，使用的原料质量要正常、优良；耗费的数量不超过定额，不浪费。马克思指出，废料的减少是节约原料的重要途径，减少废料就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以便把一切进入生产中的原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采用优质原料、改良机器是减少废料的重要条件；科学特别是化学的进步，是废料再利用、将其重新转化为生产要素的又一个重要途径。这些都只有在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其次，我们来看劳动资料的节约。劳动资料的主要内容是固定资本。尽管资本有机构成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同一劳动量推动了更多的生产资料量，但单位商品的价值还是降低了。马克思分析了在这一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价值表现形式：“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特征正好是：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大大增加，因而其中由于损耗而转移到商品中的价值部分也大大增加”；但是，这种增加的量必须“小于因活劳动的减少而节约的价值部分”。(32)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少于使用机器所替代的劳动，是使用机器的一般界限。对资本家来说，这个界限更狭窄，这就是“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33)固定资本中磨损最大、使用年限最短的是机器，后者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部分也是相对最大的，因而成为固定资本节约的主要对象。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家为降低固定资本物质消耗采取的手段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他需要在规模经济中使用机器生产体系；并尽量实现生产资料建造的节约。第二，他要实现生产资料使用过程的节约。一方面，资本家主要采用结合劳动的集中形式，因为共同的生产条件（如建筑物等）的使用比单个工人分散使用的生产条件要节约；(34)同时，“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居住在大城市和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35)第三，固定资本在使用期内，其价值随生产时间的推进而逐渐转移，但其使用价值仍在发挥作用。资本家通过延长雇佣劳动工作日、采用夜班制度、改工作制一班为三班倒、实行星期日轮休制等，使机器设备得到充分利用，而固定资本折旧的加速又能用于扩大再生产。第四，资本家力争加快预付资本周转的流通速度，相应地缩短资本占用的时间，以便用较少的预付资本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提高年剩余价值率。
马克思的劳动时间节约理论还包括了质量内涵。马克思指出：“每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提供标准质量的该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36)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主要是从数量的角度考察的；而他关于“标准质量”的劳动时间概念则是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质量要求。标准质量的产品是由标准质量的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其中一般没有次品、废品，因而能充分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马克思对标准质量的劳动有以下概括。(37)第一，“劳动力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如果纺纱机在纺纱业中是社会上通用的劳动资料，那就不能让工人使用手摇纺车”。这是为生产标准质量的产品对劳动资料的要求。第二，“他所用的棉花也应该是正常质量的棉花，而不应该是经常断头的坏棉花”。这是从原材料角度提出的质量要求。第三，“就是劳动力本身的正常性质。劳动力在它被使用的专业中，必须具有在该专业占统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练程度、技巧和速度。而我们的资本家在劳动市场上也买到了正常质量的劳动力。”最后，标准质量的劳动“不允许不合理地消费原料和劳动资料”。原料和劳动资料的不合理耗费在质量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质量过剩，如生产某种产品的原材料只需用铁，就不必用钢；在劳动资料上，“大炮打苍蝇”也是一种浪费。二是质量不够，如需要用钢作原材料的，却用了铁，本应用机器生产的，却用手工去完成。
从上可以看出，马克思揭示的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曲折地通过价值规律、（相对）剩余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因而劳动时间的浪费与节约在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呈现出急剧的反差和对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每一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38)“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马克思一再强调：“在这里，像在其他各处一样，必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39)“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40)就前者而言，最根本的历史进步是资本主义“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41)这样，它就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为向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在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上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和实际的前提。
（三）马克思节约理论与唯物史观
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发展，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来，其基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最基本的客观经济规律。它主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二者的矛盾运动；而劳动时间节约的规律则联系生产关系，侧重揭示生产力具体运用效率的变化及其对生产关系的作用。
生产力是人们为了生产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而改造自然，在人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生产力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马克思把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看作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对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既定的生产力水平是具体生产过程构成及其产量增长的基础，但生产的现实发展还必须取决于生产力实际发挥作用的程度。既定生产力发挥的程度具体体现在劳动的生产效率上，即劳动时间的节约；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积累又会引起既定生产力基本结构的变化。所以，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42)“缩短生产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43)“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44)“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45)对于一定的时期来说，如果说既定的生产力水平是相对静态的，那么，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则是具体的、动态的。一般而言，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它的劳动生产率也高，反之亦然。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对生产力的发展而滞后，则说明其经济的增长方式是粗放型而不是集约型的。我国当前和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正是如此。(46)
生产力的增长方式有两大类型：(1)主要依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数量投入增长来扩大生产规模的外延型；(2)主要依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质量的改进、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大生产规模的内涵型。一般来说，外延型具有较多粗放型特征，但不尽然，外延型同时也可以是集约型的——既追加投资，又注重提高效率。然而，内涵型一般必定为集约型。劳动时间节约规律主要体现为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增长方式。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在新社会生长的初期，生产力的增长方式往往以外延型为主；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生产力有了更大的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内涵型为主，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作用更加明显。内涵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确立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它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指出的下列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诸生产条件稳定的自我扩大再生产。“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47)反过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也突出地表现为它对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破坏，即阻止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这样，我们就能更深刻地认识列宁的著名论断：“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48)
关于劳动时间节约、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社会必要劳动的缩短、剩余劳动的扩大以及非物质劳动的自由时间增加，从而对社会财富的增长、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作用，马克思有大量的论述，应当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实际上是劳动时间节约、劳动生产率提高作为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形态变化的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认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49)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通过劳动实践生产满足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而人的生产又是全面的，“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50)这样的生产才是人自主、自由的生命活动。人们用于物质生产的必要部分越小，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51)因此，“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52)马克思“解放全人类”思想的起始点就在这里。这也是马克思提出劳动时间节约规律是人类经济活动首要规律的哲学基础。(53)
马克思指出，对于任何社会的生存，“剩余劳动一般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应当始终存在。”(54)抽去社会形态的本质区别，一般剩余劳动（或一般必要劳动）占全社会总劳动的比重，既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高度，又决定着全社会可支配的自由时间量。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如何朝着有利于全人类解放的方向发展，归根结底，正如马克思所说，取决于“在一定时间内，从而在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内，究竟能生产多少使用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进行这种剩余劳动的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55)农业劳动的“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56)因此，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农业劳动的自然生产率的提高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大的一部分生产时间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这种情况取决于已经达到的生产率水平，取决于用一部分生产时间就足以满足直接生产的［消费资料——笔者加］需要。”(57)因此，在工业化社会中，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基于农业和轻工业充分发展上的第一部类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则“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58)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作用突出地体现在非劳动时间或自由时间的增加。
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物质生产中的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以及非一般物质劳动的自由时间这三者之间的分割与联系，始终存在着对抗性。劳动者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缩短的必要劳动时间，不能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剩余劳动和自由时间；不从事劳动、占人口一小部分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总是垄断了对剩余劳动和社会自由时间的占有。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只能自发地、甚至颠倒地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社会是劳动时间节约规律这样表现的最后一个阶级对抗的社会。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59)然而，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这种统治形式，“完全无意地”成为“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60)资本“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61)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在矛盾中，马克思极富超前性地预见到，随着资本驱使“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6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将要出现的新变化“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63)马克思写道，当固定资本日益成为“对象化的知识力量”，这将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它现在将机器体系的自动化生产作为媒介放在了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于是，资本便处于日益矛盾的过程中。“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为了“增加剩余劳动形式的劳动时间”，资本一方面“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现实财富已经奇特地表现在“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
马克思认为，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作为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首要的经济规律”，将与其在阶级对抗社会的表现和作用“有本质区别”。(64)那时，物质生产总量中的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以及非一般物质劳动的自由时间这三者之间分割的对抗形式将被消灭。联合劳动者将占有自己生产的剩余劳动，大大缩短的工作日将被限制在必要劳动上，而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包括现在剩余劳动的一部分。(65)那时，“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66)因此，“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67)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社会总劳动时间事先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与价值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簿记纯粹是时间的记录，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可以直接地发挥作用，而不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对效用和劳动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恩格斯）。(68)
对于马克思来说，从世界历史时代的演进看，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直接发挥、全面展开及其为人类的自觉驾驭，从而全面取代价值规律的社会关系和作用，必须以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的充分展开为前提。这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的“自我否定即它的最终结局”。(69)细读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献，劳动时间节约规律上升为程度更高的首要规律的范围和作用，对他来说，其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包含了人类社会的必然王国、自由王国及其之间的飞跃这样宏大的历史进程。马克思高瞻远瞩地写道：“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70)这一宏大历史跨度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划分也是吻合的。在其第一阶段，联合生产者对他们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共同控制和合理调节，正是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全面体现。劳动时间节约规律调节的对象，主要还是物质劳动过程。劳动者共同生产的社会总产品，在扣除每个人“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之后的“社会消费基金”的分配，以及再生产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劳动或产品的交换，通行的仍然是以劳动时间为尺度计算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即“资产阶级权利”。(71)这还没有走出必然王国。在这个阶段，向前看，只有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才能在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方面，自觉驾驭过去“威慑和驾驭着他们”的“完全异己的力量”；向后看，这种异己力量对人的支配，随着单个人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归根结底表现为日益扩大的“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72)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劳动时间节约规律调节的主要对象将是人的全面发展所花费的自由时间。那时，“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73)对此，马克思有如下的比喻。如果说，“固定资本的规模和固定资本的生产在整个生产中所占的规模，也是以资本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富发展的尺度”；那么，在共产主义社会，“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74)
从形式到内容，从表象到实质，从特殊社会形态的规律到从中抽象的一般规律，以上综述就是我们在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在历史关系中对马克思的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理解、认识和概括。我们把马克思关于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理论归纳如下。(1)节约劳动时间是人类发展生产力的基础和内在的本质要求。(2)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节约劳动时间的规律存在于历史上不同的特殊社会生产关系中，而且只有在这种历史关系的演变中该规律才能展现自己。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节约终于成为全社会一切经济活动必须遵守的社会强制性规范。然而，劳动时间在微观上的节约却以劳动者被摧残和劳动时间在宏观上的巨大浪费为代价。(3)在劳动者失去了对生产资料、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的支配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社会集团经济利益的对立使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只能作为“异己的力量”自发和曲折地发挥作用。但阶级对抗性社会本身的历史发展，在它的最后一个社会形式上为根本改变这种历史条件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实际手段。(4)一旦联合劳动者在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社会生产的条件、过程、结果的全面控制，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自觉作用，将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发挥组织和推动个人、社会和自然全面和谐发展的基础作用。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马克思的时间节约理论是他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马克思节约理论的现实意义
理论的生命力决定于实践对它的需要。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5)无论人需求的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的矛盾，还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以及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严重浪费等等，都说明马克思的节约理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一）当代生态危机与马克思的节约理论
当前人类在地球的生存遭遇空前的生态危机，不仅人化自然、尤其是作为其基础的自在自然的再生产良性循环链条一个个断裂。这既是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在资本关系中自发作用乃至颠倒表现的产物，又是资本关系严重破坏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结果。资本特别是其中的跨国公司，为了降低企业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生产成本，实现垄断利润的最大化，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推波助澜下，利用手中挟持的日益强大的科学技术，滥用不可再生的能源，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这是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的成因之一。资本还将企业废料处理的生产成本外部化，无节制地免费排放，并通过污染企业的资本输出，在世界各地不断寻找新的废料堆弃场所。这是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又一个成因。地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损害了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当前经济利益及其子孙后代的长远经济利益，这是人类治理、保护环境的内在动力和不可推卸的责任。人类付出的治理生态环境的巨大劳动（时间）以及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不可修复的巨大代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超大宏观和超大时段上对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巨大浪费和严重破坏。这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通过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对抗性已经比较充分地显露。但是，资本狂热地追求增殖，迫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还远没有发展到今天这样危及全球人类生存的紧迫地步。尽管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的矛盾仅在局部地区开始尖锐起来，但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到这一问题的性质和根源。马克思的自然观(76)不同于漠视自然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他深知，自在自然的物质本源性是“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对于人来说，“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先存在的；作为他身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77)不同于动物的片面生产，人的全面生产必须“再生产整个自然界”，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78)马克思写道：“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79)同时，马克思的自然观也不同于消极崇拜自然、消解人的主体能动性、使人类和自然界平起平坐的生态中心主义。他认为，人在劳动实践中的主体能动性能够“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80)马克思揭露，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造成了人与自然全面的敌对关系。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导致对资源的疯狂掠夺，同时滥用和破坏了人类的自然力和土地的自然力，从而人为地破坏了上述整个自然界再生产的“内在尺度”，在“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81)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敌对关系才能“真正解决”，自由人联合体“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82)沿着马克思自然观思考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在生态经济学中的异军突起，尤其值得人们关注。(83)
针对当代自然资源被无节制地索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笔者认为，在肯定人类劳动实践主体能动性的前提下，可以将马克思关于“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的概括，发展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资源的节约”。(84)这一概括的好处在于：它包括了马克思的节约理论，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也是一种资源；也吸取了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源稀缺的节约内容。(85)何况马克思自己还肯定了资源的稀有性。(86)资源的节约涵盖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因此，将一切节约都归结为资源的节约，不仅对于当代生态危机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同时，能兼收并蓄古今中外的各种节约思想。这对于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人类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对于我国又好又快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运用马克思的节约理论，创立一门以节约为中心范畴的理论经济学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基本国情方面长期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落后，资源短缺且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浪费严重，经济效益和质量差等，尤其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战略思想提出已经多年，但至今绩效甚微。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如何通过深化改革为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自觉作用创造社会条件，或者更通俗、更明确地说，就是如何解决资源节约这个发展生产力的中心环节。经济建设需要经济理论作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尤其如此。需求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是人类生存的永恒性矛盾。(87)这个矛盾即使在资源相对丰富、人口较少的古代就已存在，到了今天，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矛盾就更加突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长期存在的严重浪费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因此，我们更加需要在马克思节约理论的指导下，创立一门以节约为中心范畴的理论经济学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目的在于揭示节约规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存在浪费的根源和节约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性，探寻节约的措施，充分发挥有限资源的作用，加速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在劳动时间节约上的重要作用，仍然是推动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一门以节约为中心范畴的理论经济学的创立，还将有利于相关的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对节约缺乏必要的关注，经济学教科书没有对浪费现实的分析，甚至连“节约”的字眼都难找到。在党中央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之前，很少有人从理论的高度探讨节约问题。经济学研究中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的“洋教条”。一是过去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缺乏现实性。二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少高校又照搬西方经济学作为我们的理论经济学，计量模型和数学公式取代了理论经济学的定性分析，而对我国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尤其是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严重浪费问题却避而不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经济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例如，不少《会计学》教科书就没有突出会计的节约职能；国家审计署连续多年审计出大量的浪费问题，而我国《审计学》教科书对浪费问题的分析却微乎其微，有的甚至只字未提。大量事实表明，浪费这一社会病菌早已严重地侵害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机体。而不少理论工作者却视而不见，这是我国经济学不能受到应有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理论研究状况，首先需要深化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这两个范畴的探讨。
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极其重要的范畴，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节约劳动时间的主要方法。但我国经济学界传统表述的劳动生产率概念却存在缺陷。(88)传统经济理论把劳动生产率定义为：劳动者的生产效果或能力，通常是用劳动者在单位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数量计算；或是用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计算。首先，劳动生产率的这一传统表述明显地反映了产品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劳动生产率的理解。它只包括了活劳动的消耗，没有包括生产过程所使用的物化劳动的耗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使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两方面都得到节省，才能使单位商品中包含的总劳动量减少。如果只有活劳动减少，物化劳动却因机器设备的价格昂贵和使用效率低下而增大，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因浪费而增大，以至抵消了活劳动减少的部分，甚至超过活劳动减少的部分，这就不能证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其次，劳动生产率的传统表述忽视了宏观上社会总劳动时间的节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个体上直接表现为生产单位产品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在整体上也应体现为社会总劳动的节约。马克思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还随同劳动的节约而增长。这种节约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节约，而且还包括一切无用劳动的免除。”(89)社会总劳动时间的节约可以通过社会总产品在市场上的实现程度和全社会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来表示，这是正指标；而反映反面状态的指标可以用产品库存积压程度和生产能力的闲置程度来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体现在社会总劳动时间的节约上，因为这关系到总供给在部门和地区之间按比例的发展以实现与总需求的均衡。最后，劳动生产率的传统表述也根本没有包括劳动时间节约的质量内涵，即产品质量是否过关。那么，什么是劳动生产率呢？笔者认为，依照马克思的劳动时间节约理论，劳动生产率的基本内涵是劳动者生产符合社会需要的标准质量的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节约程度。(90)它体现为单位产品所消耗的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节约和社会总劳动时间的节约。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相互比较的效率和效益的关系，是对一个社会生产它所需使用价值的劳动能力高低程度的客观描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实质就是节约劳动时间。
经济效益差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顽症。什么是经济效益？传统经济理论中没有这一概念。我国经济理论中最早出现这一概念，是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时曾对与经济效益相近的经济效果概念进行过探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经济效果是指人们经济活动中的耗费同成果的比较，还可以抽象为所得同所费之比。(91)这一表述虽然比较简单，但抓住了经济效果的实质，这就是节约。我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文革”时期，经济效益问题似乎被人们遗忘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效益问题又成了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但最初仍然只有经济效果的概念，对经济效果的理解，除了个别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效果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越多，经济效果就越大”(92)外，大多数的理解仍然停留在50-60年代的水平。1981年出版了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其中也没有经济效益的概念。辞典对经济效果概念的定义是：“劳动占用和劳动耗费量同劳动成果的比较。”(93)这里表述的经济效果加入了“劳动占用”的概念，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劳动占用是指全部预付资本。80年代我国正式提出了经济效益的概念。1982年3月中央下发的文件《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明确指出：“我们讲经济效益，首先应当明确这样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要以尽量少的活劳动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94)这里提到的经济效益概念比辞典的解释又前进了一步，这就是增加了产品要符合社会需要的内容；但也后退了一小步，在讲“物质消耗”的同时丢掉了“劳动占用”。关于劳动占用在经济效益中的重要作用见表1。
表1说明，虽然甲乙两个企业之间单位产品的劳动耗费与年产量都相同，但由于甲企业劳动占用总值5000万元，单位产品平均占用了5万元，与乙企业劳动占用总值1000万元、单位产品平均只占用1万元相比，经济效益较差。可见，以马克思的劳动时间节约理论为基础，重新表述经济效益的概念十分必要。笔者的表述为：经济效益是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所取得的符合社会需要的标准质量的劳动成果与劳动占用和劳动耗费的对比关系。(95)它除了包含马克思节约理论中单位产品在时间上所耗费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以及产品符合标准质量的劳动时间节约和劳动占用的节约外，新表述的经济效益范畴中关于“产品符合社会需要”的要求，系指马克思关于社会总劳动时间节约的内容。同时，新表述的经济效益范畴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节约内涵作为前提条件，其主要内容是指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三）运用马克思的节约理论，指导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马克思的节约理论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浪费还十分严重，存在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状况。(96)在宏观方面，据世界银行统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我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97)自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以来，我国机电、纺织、钢铁等行业投资过多，造成了这些行业产品的长期过剩；而电力、能源等行业由于投资不足，致使不少地方出现严重的电荒和能源供应紧张的局面。因此，在投资等方面，要运用马克思的节约理论，合理配置资源，使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以实现宏观经济的节约，这是最大的节约。其中，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法制化，是节约资源的重要环节。在微观经济领域，长期以来由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经济增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25%。按美元计算，中国现在每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落后20年，相差10-20个百分点。(98)可见，我国微观经济领域的节约空间巨大，我们要运用马克思的节约理论，开发和引进节能新技术，加强管理，降低产品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产品质量方面，长期以来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商品质量差也是我国国内市场启而不动的重要原因。我们要运用马克思在标准质量上节约劳动时间的理论，努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尤其是劳动者的技术素质；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使用合格的原材料；加强生产过程的质量管理，杜绝废品，减少次品，提高产品质量，实现由质量形成的节约。同时，我们要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通过加强法制，保证产品质量的提高。在资源和环境方面，我国遭受的浪费和破坏严重。例如：煤矿平均采取率只有30%-35%，只及理论采取率的一半，大量煤炭被扔在地下，造成惊人浪费。(99)全国每天排放的污水约有1亿吨，七大水系中一半以上河段水质受到污染。(100)因此，要综合运用马克思的节约理论，减少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加强环境保护。我国消费领域，尤其是公共消费领域浪费惊人。据报道，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增加到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6倍，行政管理费用超常规增长与政府浪费严重有关。(101)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仅2004年全国用于公款接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的开支共计70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财政当年总收入的26.6%。(102)
总之，我们一定要深入研究和运用马克思的节约理论，一切从节约的原则出发，建立重效益、节能、节约原材料的工业体系；建立提高单产、节地、节时、节水、节能的农业体系；建立节能、节时、重效益的综合运输体系；建立适度消费、勤俭节约的生活服务体系；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实现科学发展。
注释：
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本书编写组：《学习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解答》，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第3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本书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②除了本文中引述的十分有限的相关文献外，近十多年来，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国新：《对马克思恩格斯时间节约理论的探讨》（《江汉论坛》1995年第2期），朱沁夫：《关于马克思“不变资本节约”理论的现实思考》（《云梦学刊》2002年第1期），原小能：《马克思不变资本节约理论及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应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易培强：《马克思的节约理论探析》（《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王璐：《马克思节约思想新探》（《经济学家》2006年第3期）等论文的发表。
③参见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上），高鸿业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④参见劳埃德·雷诺兹：《宏观经济学》，马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页。
⑤参见梁小民等主编：《经济学大辞典》，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年，第104页。
⑥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上），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8-391页。
⑦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3、45、46页。
⑧参见杨承训：《论社会主义节约规律》，《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2页。
(12)(15)(17)(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2、56、56、88-8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3页。
(19)参见陈华山：《论节约规律》，《陈华山经济论文选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
(2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9页注释(26)。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16-1017页。
(23)参见拙作：《综观经济效益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
(24)(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80、623页。
(25)(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716、208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71-373页。
(31)(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28-229、45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90页。
(34)(35)(36)(37)(38)(39)(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46、531、201、228、605、486、422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27-928页。
(42)(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9、53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83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7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81页。
(46)参见拙作：《劳动生产率新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48)《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2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05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
(53)参见俞吾金：《物、价值、时间和自由——马克思哲学体系核心概念探析》，《哲学研究》2004年第11期。
(54)(55)(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27、928、713页。
(57)(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2、103页。
(59)(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05-606、605页。
(60)(61)(62)(66)(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6-97、103、95、104、107-108页。
(63)本节以下引证的马克思对这一科学预见的阐述，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0-103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23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1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6页；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8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28-929页。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4-306页。
(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9-90页。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23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6、108页。
(7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
(76)参见初秀英：《马克思自然观的以人为本与生态取向》，《理论学刊》2007年第4期；李成勋：《马克思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先声》，《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0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4页。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1页。
(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08页。
(8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19页。
(82)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7、30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28页。
(83)参见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84)参见拙作：《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资源的节约——兼论马克思的劳动时间节约理论》，《当代经济研究》2005年第8期。
(85)“经济学是研究节省的，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干的事。我们不得不节省，因为我们缺乏。”“稀缺是经济学的根本。”（劳埃德·雷诺兹：《宏观经济学》，第4、16页）“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许是唯一的中心问题）。效率意味着不存在浪费。”（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上），第45页）
(86)马克思曾说：“一种东西要成为交换对象，具有交换价值，就必须是每个人不通过交换的中介就不能得到的，必须不是以这种天然元素的形式即作为共同财富的形式而出现的。稀有性就这一点来说是交换价值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27页）
(87)参见拙作：《节约是经济的永恒主题》，《光明日报》2001年10月9日，第2版。
(88)参见拙作：《劳动生产率传统表述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3期。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05页。
(90)参见拙作：《劳动生产率新论》。
(91)参见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汇编：《建国以来有关经济效果文集》（下），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第768页。
(92)参见《论经济效果》编辑小组：《论经济效果（总论部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04页。
(93)许涤新：《政治经济学辞典》（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2页。
(9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86-1187页。
(95)参见拙作：《综观经济效益论》，第16页。
(96)本书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第5页。
(97)参见魏道培：《问责“决策失误”》，《检察风云》2006年第23期。
(98)参见高萍：《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思考》，《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99)参见陈墨：《环保要有大视野》，《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3月15日。
(100)参见偶正涛、蔡玉高：《我们已经习惯了癌症和死亡》，《经济参考报》2004年11月16日。
(101)孙承斌、张景勇、吴晶晶：《公款浪费惊人，“必须有人负责”》，《新华每日电讯报》2007年3月7日，第1版。
(102)参见赵长茂：《政府就该节俭为民》，《瞭望》2007年第14期。
标签：劳动生产率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