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演变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教授论文,群体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64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3-8418(2008)04-0028-03
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伴随中国大学的近代化而出现。虽然我们对近现代很多著名的大学教授的个性特质和历史贡献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对于作为一个特殊知识群体的大学教授的缘起与演变，认识却还比较模糊。总的说来，西学东渐的推力、聘任制度的拉力、群落形态的张力和角色认同的活力，才使得中国传统的“士”道中落，大学教授脱颖而出，在与时俱进中形成代表中国大学个性特色的教授群体。
一、西学东渐：大学教授群体演变的推力
阿什比认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1]。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形成，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与当时大学的兴起直接相关，但是西学东渐的环境变化，才是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脱胎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基本推力。
所谓西学东渐，泛指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各种社会政治学说自西徂东、敷布中土的过程。它一方面表现为西学向中国的辐射与渗透；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吸纳和消化西方文明，逐渐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2]。
西学东渐下的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观念、形态和制度无不发生历史性的大变革，知识的形态和知识分子的定位的转变乃是其中极其重要的环节。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不是古代高等教育的自然延伸和发展，而是在西学东渐潮流的冲击下，在中国近代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基础上被动从西方国家引进，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外国列强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西方国家在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的同时，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借学布道，以学证教。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始于19世纪末的西方在华“教会大学”，在中国土地上一枝独秀，客观上成为中国创建西方式大学的示范样板。
在西学东渐的社会推力的作用下，科举制度被废除、大学制度的建立以及留学教育的兴起，中国传统的士阶层面临原有的上升途径的中断，不得不转换身份，重新选择，其中一部分士绅直接转变为近代大学“中学”课程的教授，另一部分士人及其后继者则通过新式教育或者留学教育接受了西方的专业化教育与训练，并逐渐取代了在中国任教的外籍大学教授，成为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群体的主体。
从西学东渐下大学教授群体的缘起，我们也可以联想到现代大学及大学教授的与时俱进问题。时代变革产生的推力是大学发展与教授群体新陈代谢的基本动力。在高等教育日益现代化、大众化和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在大学从经济社会边缘走进现代经济社会中心的过程中，现代大学教授群体何去何从？他们需要扮演什么新的社会角色？在研究大学教授队伍建设时，我们不能不对社会变革这一无形推力加以思考，使大学教授群体真正成为适应社会变革的知识分子，扮演代表先进文化与先进生产力的角色。
二、聘任制度：大学教授群体演变的拉力
英国近代著名教育学家纽曼曾言，“大学教育是通过一种伟大而平凡的手段去实现一个伟大而平凡的目的。”[3]此伟大而平凡的实现者正是大学教师。尽管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群英荟萃，但是并不是任何一位知识分子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大学教师的队伍里的。尤其是教授这顶桂冠，更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得到的。解决大学教授岗位准入问题的一项发明，就是教师聘任制度的建立与实施。
大学教师聘任制度是指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调整教师和大学之间工作关系的一系列教师管理和任用的制度安排，即以聘任合同的形式把岗位设置、任职资格、招聘过程、聘任管理、解聘事由、薪资以及争议处理等环节同学校和教师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组合而成的规则系统[4]。
近代中国的大学教师聘任制度是为教授设计了一种学术职业的准入制度。它解决了“谁可以进入”教授群体以及“谁决定进入”教授群体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就涉及大学教授资格标准的制定和聘任权力主体的确定与程序的规范化的制度保障等相关方面，而这些都可以反映出近代大学学术自由和民主管理的程度。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的聘任制度具有以下特点：政府通过制定和颁布法律、法规和政策，统一规定大学教授的任职资格，大学参照政策法律执行聘任制度，或者根据本学校的具体需要和各自制定的聘任细则，由大学校长和聘任委员会来实际选择各自的教授，这说明近代大学教授的聘任权力主要在大学层面，也体现了教授治校下的同行评议的国际通例。
近代中国的大学教授聘任制度，一方面体现了大学教授的身份自由、择业自由的自由职业者身份，他们只要有某一方面的专业特长，具有符合规定的学术背景和水平，一般都可以主动选择自己的职业去向，在大学之间或者大学内外自由流动；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大学教授聘任机制也体现了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在促使聘任制度逐步专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完善过程中，相应的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也体现出来。
近代大学教师聘任制度，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大学教师人事管理制度。因为大学教授在大学学术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大学教授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大学。因此大学教师聘任制度是大学制度、办学理念的一种体现和核心内容。近代大学聘任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不仅对优秀知识分子进入大学教授群体提供了一种基本拉力，而且对大学教授角色的定位与职业化提供了制度保证。
现在，我国大学虽然也在推行大学教师的聘任制，但与近代大学教师聘任制是有一定差别的。我们现在的近代大学教师聘任制，实质上是“评任制”，缺乏学术权力的核心影响力，不是真正的体现大学办学规律的聘任制度。在大学教授的评聘过程中，行政的权力与学术的权利还不平衡，教授治校、教授治学的近代中国大学传统已经远离我们现在的大学。当然，时代的变化不能让我们回到过去，但是过去我国在大学教师聘任制度建立时所追求的大学理念、大师理念，依然对我国大学教师队伍建设有所启示。让大学聘任制度真正成为现代大学教授群体演变的拉力，我们还需要新的思考。
三、群落形态：大学教授群体演变的张力
在大学教师聘任制度的准入机制下，近代中国出现了大学教授这个专业化的学术职业群体。大学教授彼此之间有着高度的同一性，这是他们形成群体的基础。尽管我们很难能够说出大学教授一般的条件标准是什么，它似乎只是个性化地体现在各国大学对教授的要求条件之中。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尽管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背景，例如受教育经历、个人兴趣、能力结构等各不相同，但只要他们进入到这个工作领域，其个性的一面就会相对弱化，就要受到特有的大学文化的束缚和影响，于是就会表现出与其他成员相同的群体行为特征。
在近代中国大学系统中，由于不同的思想文化流派、不同校长的办学理念以及政治、经济甚至战争等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使得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群体同质异化，形成各具特色的教授亚群体或教授群落。他们依托著名大学的平台，展示大学教授的职业魅力。例如，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影响深远教授群落有：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教授群落、学科多样的东南大学教授群落、开放包容的清华大学教授群落、以人为本的浙江大学教授群落以及自由民主的西南联大教授群落，等等。他们是大学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是科学真理的坚定实践者，同时也是大学优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在近代大学发展的历史中，大学教授群落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和发展着大学精神。由此可见，近代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制度和大学教授群落的出现，是一个共生的过程。
在近代中国，每一所大学的成长都与教育家和大学教授群落相连。这些大学的类型有国立、省立、私立和教会大学之别；教授群体则有各不相同的文化和教育背景，但其主体是留学生，特别是留学美国的大学教授群体。这些大师级的教授，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大学的人格化象征。这种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大学教授群体的实践活动，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最重要最鲜明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一。
从近代大学教授群落的形成与其对大学发展的贡献可以看出，缺乏有个性的教授群落并不利于教授群体的健康和持续发展。教授群落的形成是自由择业机制和学术民主的大学精神和制度的产物，而这种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正是大学教授群体得以发展的内在机制，是产生群体张力的重要因素。今天，许多希望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高等院校，都努力进行大学师资队伍建设或大学创新团队建设，如果缺乏类似近代大学教授群落的张力机制，是难以如愿以偿的。
四、角色认同：大学教授群体演变的活力
在近代社会中，知识分子要担当教授角色，都有一个要共同站在时代科学文化学术前沿的问题，有一个要共同承担高尚道德和有力影响学生及社会的问题。这样，他们之间就会存在一种比较一致的状态，这就是非教授人员难以达到的某种高水平教学科研能力。这种高水平的教学科研能力就是各大学教授之所能称为教授的实际依据。
在近代中国，理想形态的大学教授群体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讲课的学问家。近代中国大学教授建立了现代学科、相关的学术机构与学科共同体，他们在专业上有固定的研究方向，能开出多种深度的课程。无疑，大学教授的首要职责是教学和科研，而且大学教授的教学与科研必须是高水平的，可冠之于“家”的，即教育家、科学家等。近代大学教授一般都可称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大师。二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近代中国大学教授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由于工资(薪俸)很高，又常常有著作出版所得的稿酬，获得了经济自主权。他们过着优裕的中产阶级的上流社会的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条件远远高出当时的一般人生活水平。三是政治批判者。当时，由于大学教育的精英化，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以及动荡不安的时局，客观上为大学教授独立人格的张扬和知识分子议政角色的扮演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空间。
近代大学教授虽然各自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很不相同，但他们都同样关心国家，只是方式不同：有抱定学术救国的避政的教授群体，有主流的利用报刊等媒体议政的自由派的教授群体，也有直接参政的大学教授。可见，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角色就有多重性。也正是社会和大学对大学教授角色多重认同和期望，才使近代大学教授从学术的象牙塔里走出来，演变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最具活力和最有影响的职业群体。
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角色多重性的形成，往往与教授对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的追求密切相关。自由之意志和独立之精神，是近代大学教授群体孜孜以求且奉为神圣的人生理念。大学教授有了独立人格，才能做到自由思想，才能勇敢追求真理、自觉捍卫学术自由，保持求真创新的个性，在社会上充当正义、公正代言人的角色。
无论与国外大学教授相比，还是与1949年之前的大学教授相比，我国大学教授在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方面大有欠缺。目前我国大学盛行的刚性科层管理，强调标准化、规范化乃至量化的管制，湮没着大学教授的个性，弱化甚至扼杀大学教授的创新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教授群体的身份角色变得模糊不清，活力不足，群体角色的多重性难以形成。
近年来，大学教授开始盲目追求学术生产率和知识的外在价值，学术理念越来越趋向于物欲化，从而导致了诸如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等现象的泛滥。学术领域的失范问题，表面上看是一种职业道德现象，实质上是大学教授角色的偏离与异化。丧失了扮演知识分子角色或“大学理念守门人”角色的大学教授，大学也就失去了学术的自由空间和引领社会进步的功能。
解决“教授越来越不像教授”的问题，需要制度的力量。大学教授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人生理念的制度保障是什么呢？除了人们提到过的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等大学制度之外，形成宽松的制度环境也是我国当前大学改革当务之急。构建宽松的制度环境应该满足三点要求：一是大学教授自由职业者身份的获得，二是大学教授独立经济地位的支持，三是大学教授身份意识的自觉维护。总而言之，我们呼唤大学教授角色的回归，因为这是提升大学教授自身生存价值与发展活力的要求，也是弘扬大学精神，使现代大学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