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对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_企业所得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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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基本原理

企业的投资行为,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一个是投资收益,另一个是投资成本。在政府征税的条件下,最终决定纳税人投资行为的投资收益,应是税后的投资收益,而不是税前的投资收益。税收通过影响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和投资成本发挥作用。目前,我国投资的大部分是由企业完成的,一般来说,直接影响成本的税种是企业所得税,因此,我们分析的重点是企业所得税对投资的影响。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纳税人的厂商的投资决策无疑都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了取得最大利润,企业将不断积累资本进行投资,直至最后一单位投资的收入等于资本的全部经济成本为止,即投资的边际收入=投资成本。其中,投资成本包括投资的融资成本、折旧成本等,减去资本利得、节税(Tax Savings)等。企业所得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一是对投资的边际收入征税,从而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产生“节税”,降低投资成本,鼓励投资行为。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投资成本的税收措施,将抑制投资的增长;而任何旨在使资本成本下降的税收优惠措施,将刺激投资的增长。

我们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标准的投资成本理论模型,来说明税收对投资的影响。在政府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企业投资成本的决定式是c=q(r+δ)(1-uz-uy)/(1-u)。式中,c=投资成本,q=资本品价格,r=市场利率,δ=折旧率,u=企业所得税税率,z=价值1元的资本将来折旧扣除的现值,y=价值1元的资本的利息扣除的现值。如果(1-uz-uy)>(1-u),或者(z+y)<1,那么就认为企业所得税抑制了投资;如果z+y>1,企业所得税将产生促进投资的作用;如果z+y=1,也就是说,价值1元资本的折旧和利息扣除的现值等于1元,那么企业所得税将是中性的。

企业所得税对投资的影响,还取决于税收上允许的两种特殊措施。(1)直接注销。如果投资支出一发生就作为费用扣除而没有利息扣除,那么企业所得税将是中性的。因为投资的直接注销意味着z=1,没有利息扣除意味着y=0,这时满足x+y=1的条件。(2)实际折旧、利息充分扣除。如果税制允许企业对其资本存量的全部价值,按实际折旧并允许利息扣除,那么企业所得税也将是中性的。如果允许按比率δ折旧,价值1元的资本的折旧现值是:

z=Σ(1+r)[-t]δ(1+δ)[-t]=δ/(r+δ)

同样地,只要资本按比率δ折旧,同时也允许利息扣除,则价值1元资本的利息扣除现值是:

y=Σ(1+r)[-t]r(1+δ)[-t]=r/(r+δ)

因此,z+y=(δ+r)/(r+δ)=1,投资成本减少到q(r+δ)。

二、税收对企业投资收益的影响

投资收益是指投资报酬。在企业不负担税收的情况下,企业实现利润就是投资收益,税前利润作为反映投资收益的主要指标,投资收益率=实现利润÷投资额。在对企业利润征税以后,企业的实际投资收益率=实现利润×(1-税率)÷投资额。征收企业所得税使企业投资报酬降低,由于企业投资是投资收益的函数,投资收益降低导致企业投资规模收缩。企业投资规模变化幅度同税率高低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政府征税或增加税收会对纳税人的投资行为产生两种效应:一是替代效应,即投资收益率的下降,降低了投资对纳税人的吸引力,造成纳税人以其他行为如消费替代投资。另一种是收入效应,即投资收益率的下降,减少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益,促使纳税人为维持以往的收益水平而增加投资。税收对企业投资的两种效应如图一所示:

图一 税收对企业投资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在图一中,纵轴代表纳税人对投资的选择,横轴代表消费的选择。政府征税之前,纳税人对投资和消费的选择组合用AB线表示,AB线与无差异由线I[,1]在P[,1]点相切,表明P[,1]点所决定的投资和消费组合可给纳税人带来最大的效用。在这一切点上,他选择V[,1]为投资额度,C[,1]为消费额度。现假定政府对厂商征收(或增收)企业所得税,随着政府征税,纳税人的投资收益率趋于下降,投资收益和投资成本的对比发生不利于投资收益的变动。

若纳税人因此而倾向于减少投资,其对投资和消费的选择组合线会从AB向内旋转至DB,DB与新的无差异曲线在P[,2]点相切,此切点决定了纳税人税后可获得最大效用的最佳组合,即投资额度为V[,2],消费额度为C[,2]。V[,2]小于税前的V[,1],C[,2]大于税前的C[,1],说明税收对企业投资的替代效应,即纳税人因政府征税而减少了企业投资。

若纳税人因必须取得较大的投资收益而倾向于增加投资,在图一中,表现为其对投资和消费的选择组合线会从AB向内旋转至AE。AE与新的无差异曲线I[,3]在P[,3]点相切,这一切点决定了纳税人税后对投资和消费选择的最佳组合,即他选择V[,3]为投资额度,C[,3]为消费额度。V[,3]大于税前的V[,1],C[,3]小于税前的C[,1],说明税收对企业的收入效应,即纳税人因政府征税而增加了自身的投资。

三、税收对企业投资能力的影响

1.税收对企业税后留利的影响。企业所得税是对企业实现利润征收的,税法规定的税前成本与费用的列支标准、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税率的高低等等,都决定着企业的税后留利水平。由于企业留利是企业税后利润中分配股息以后保留在企业的利润,在企业实现利润水平既定的情况下,提高企业所得税将减少企业留利;反之,则增加企业留利。除了税率以外,也取决于税基;如果税前优惠比较多,税基小,也有利于增加企业留利;反之,如果优惠投资比较严格,将减少企业留利。

2.税收对企业发行债券和股票的影响。由于企业债券的利息固定,并在企业成本费用中列支,税收对债券的影响不大。但是股票的股息红利是在税后由企业税后利润支付,股息和红利的高低取决于企业税后留利水平,因此,企业所得税影响到股息和红利的发放。并且,对个人支付股息和红利,个人又必须缴纳股息、红利的个人所得税,因此,个人所得税又影响股票的实际收益。如果投资者把投资作为投资报酬的函数,那么,税收直接影响股票投资规模,间接影响企业取得资金能力。另外,税收对证券市场课征的证券交易税、印花税、资本利得税等税收,无疑会影响证券市场的交易与投资规模。

3.税收对企业贷款的影响。企业贷款的利息在成本中列支,但贷款本金归还列支方式对取得贷款具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如果归还贷款允许在税前列支,将增加企业还款能力,企业将比较容易取得贷款,扩大投资。相反,如果归还贷款必须在税后留利中列支,将使企业归还贷款能力受到一定影响。例如,我国过去实行的税前还贷政策,促使了投资规模的过度膨胀;改为税后还贷以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投资倾向,强化了银行的贷款责任。

4.税收投资补贴对企业投资能力的影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部门都认为,给企业提供一定的资本扣除会增大企业的投资能力。所谓的“投资补贴”,即除了正常折旧和利息扣除外,还允许企业按其投资的一定比例k直接注销。投资补贴所产生的“节税”每元投资为uk。q元投资的将来租金现值增加了quk,在此情况下,投资成本表达式变为:

c=q[(r+δ)(1-uz-uy-uk)]/(1-u)

5.税收投资抵免对企业投资能力的影响。所谓税收投资抵免是指从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中,在正常折旧和利息扣除外,抵免新投资某种设备价款一定比例的税额,以促进技术更新。具体的抵免率可高可低。如果k是给定的税收抵免率,那么,qk就是一个单位投资的税收抵免值。在此情况下,投资成本表达式成为:

c=q[(r+δ)(1-uz-uy-uk)]/(1-u)

可见,政府在税收方面有广泛的方法来鼓励或限制投资,并且影响程度较大。政府在一定时期究竟选择哪一个或哪一些措施来刺激或抑制投资,取决于许多方面的考虑,诸如对政府收入的影响、经济的波动程度、对资本存量的耐久性影响等等。

四、税收对企业投资风险的影响

对投资征税既会影响投资收益,也会影响投资风险。企业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对承担风险征收的一种税。税收对投资风险的影响取决于税收对投资亏损的处理方式。

对投资收益征收所得税,可能会通过减少收益率影响对风险项目的投资,因为这税不但会减少税前的投资收益率,而且还会侵蚀风险酬金。因此,它们会刺激投资者改变投资配置于风险项目的规模,也会影响将来的投资总量。不过,尽管企业所得税负中有一部分是对承担风险的征税,但由于企业所得税制存在着大量的风险损失扣除等规定,实际上企业所得税也承担了可能的风险损失,从这个意义是说,政府成了企业承担风险的“隐匿合伙者”。

假定企业投资的资产性质可用两个参数来概括:收益和风险。该资产有n个可能的结果或收益率X[,i](i=1,2,……n)。令P[,i]代表即将发生的收益率X[,i]的概率。收益y是该资产的预期收益,则y=ΣP[,i]X[,i]。式中,ΣP[,i]=1。当然,ΣX[,i]中有些值是负的,是反映亏损的。同理,可以将风险定义成是一项资产的预期损失,则预期损失r=-Σq[,i]L[,i]。式中,L[,i]是X[,i]<0时的X[,i]的各种结果;q[,i]是这些结果的概率。对资产收益征收所得税情况下投资者的决策过程如图二所示:

图二 税收对企业风险投资的影响

图中,投资者的偏好用一系列无差异曲线U[,1]、U[,2]、U[,3]来表示,这曲线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必须用更多的收益来补偿。因此,无差异曲线是正倾斜的;同时,风险对收益的边际替代率是递增的,这由每条无差异曲线向右上方向移动时其陡直程度递减予以反映。在市场上,投资者的风险与收益的组合,可用机会线op予以反映。如果资产组合完全由风险资产组成,p点就是可能承担的风险与获得的收益。原点是无风险资产的风险与收益。于是,无风险和有风险资产的各种组合就由op上的所有点给定。当从o点向p点移动时,持有风险资产的份额将按比例增加。在不征税的情况下,投资者选择A点,在该点上,OA/OP是他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

在充分损失补偿制度下,假定对收益X[,i]课征所得税,收益X[,i]应付的税款是tX[,i],如果是损失,它就是负的,表明他得到退税或税收抵免。换言之,纳税人所缴纳的税额点应税所得总额的比例,等于损失时所得补偿占损失总额的比例。这种制度是一种允许“充分损失补偿”(Full Loss Offset)的税制。在实践中有这样的做法,即某一所得来源的损失可以从其他来源的利得中扣除,或者如果损失超过利得,当期给予补助或允许损失结转于其他年份。在充分损失补偿制下,风险投资的收益被减少到:y[,n]=ΣP[,i][X,i](1-t)=(1-t)y。同时,风险也减少到:

r[,n]=-Σq[,i]L[,i](1-t)=(1-t)r

既然风险和收益按比例减少,风险—收益机会线上的P点就会按比例(1-t)向原点移动至Q点。新的机会线因而是OQ。对投资者来说,预算线似乎还没有变化。他可能仍然处于A点,使其在相同的风险得到相同的收益。但是,A点现在所反映的资产组合是不同的,因为现在的资产组合OA/OQ主要是由风险资产构成的。换言之,A点与税前机会线上的A′点相对应,投资者被诱使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承担风险已经增加了,尽管投资者可能还没有察觉到。其原因是:由于允许损失冲减利润,政府现在承担了一部分风险。政府的预期税收收入将是y[,n]y[,g],它的风险将是r[,n]r[,g]。通过对等地分担利得和损失,政府既分享了这种资产组合的利得,又分担了它的风险。

假定税制只允许不充分的损失补偿,在此情况下,税收将产生全部的税收正收益而不影响负收益。在图二中,P点向左水平移动至P′点,新的机会线是OP′。OP′上的B点与OP上的A点代表同样的资产组合。根据投资者无差异曲线的形状,他的新效用最大化点C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B点,这取决于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如果承担风险具有正的需求收入弹性,那么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两者都会减少承担风险的数量。显然,此时对风险的影响关键取决于是否允许充分损失补偿,因为在充分损失补偿下,承担的风险增加;但在零损失补偿下,承担的风险减少。在部分损失补偿下,机会线将位于OP′与OP之间的某一位置。显然,给予的损失补偿越多,承担风险越有可能增加。这样的税收处理方式有利于安全投资,而不利于风险投资;同样,有利于风险小的投资,而不利于风险大的投资。因为税收减少了风险性投资的预期收益,却没有减少投资风险,或者也可以说是增加了投资的相对风险。

五、税收折旧对投资的影响

折旧有实际折旧与税收折旧之分。所谓实际折旧是企业在财务上,根据固定资产的实际损耗情况而计提的折旧。所谓税收折旧是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根据税法的规定而计提的折旧。实际折旧与税收折旧往往是不一致的。折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既可以作为一项投资成本,直接从应税所得中扣除,从而减少纳税人的纳税义务(这在税收上被称为“税收挡避”,其计算公式为:税收挡避额=折旧额×税率);同时,它又可以作为一项基金,由纳税人积蓄起来,用于再投资或将来的固定资产重置。所以,折旧提取的数额、时间和方法,折旧率的高低对纳税人的投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通过税法规定纳税人可以从应税所得中扣除的折旧额,实际上是政府对企业投资施加影响的一个有效途径。下面我们具体考察税收折旧在不同情况下对投资的影响:

1.税收折旧对投资的抑制作用

假定企业所得税法所允许的折旧率是a,低于实际折旧率δ。于是,价值1元初始投资的折旧扣除现值将是:

z=Σ(1+r)[-t]a(1+a)[-t]=a/(r+a)

在这种折旧制度下,投资成本式将为:

c=q(r+δ)[1-ua/(r+a)-ur/(r+δ)]

若δ>a,税收所允许的折旧率太低,资本成本将增加,投资受到企业所得税的抑制;若a>δ,投资将受到企业所得税的鼓励。税收折旧与实际折旧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税收折旧往往是根据特殊的经济政策目的而制定的,同时,在税收上对每一种资本品规定单个折旧率的管理成本太高,也不可行。所以,在实践中税制只能按资本品的主要类别设计折旧率,税法上规定的折旧率低于实际需要的折旧率是常有的事。

税收折旧还经常因为通货膨胀的因素而低于实际折旧。因为税收上的折旧是典型的按历史成本基础确定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使用期间的折旧扣除总额是资本的原始成本,然而在通货膨胀期间,投资成本增加了,而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折旧费却不足以重置耗损的资本。为了看清这一点,假定存在一种完全预期的通货膨胀情况,在此情况下,所有价格(q,p,w)(p=产品价格,w=工资率)在每时期都按(1+i)提高;货币利息率按通货膨胀率提高,以补偿债权人,因而在t时期适用的折现因子是(1+r)[-t](1+i)[-t]。把资本品价格与税后净租金的再会联系起来的均衡表达式成为:

q=Σ(1+r)[-t](1+i)[-t]+quz+quy

=c(1-u)/(r+i+δ)+quz+quy

1元的折旧扣除现值是:

z=Σ(1+r)[-t](1+i)[-t]δ(1+δ)[-t]=δ/(r+i+δ)

在此,折旧扣除的基础是每年按δ减少的原始成本。同样地,按新的利率(r+i)的利息扣除现值为:

y=Σ(1+r)[-t](1+i)[-t]δ(1-u)(1+δ)[-t]=(r+i)/(r+i+δ)

此时,投资成本c=q(r+δ+i),投资成本因加入了通货膨胀因素而被增加,投资因此而受到抑制。

当然,企业所得税并没有允许企业把全部利息都作充分扣除,扣除的利息必须是债务融资资本所实际支付的利息,对所有者自己融资的资本,如所有者通过发行股票或保留收入等融资的估算利息不允许利息扣除。出于这个原因,税法允许的扣除可能比持有资本的实际机会成本少得多,因而投资受阻。例如,如果利息扣除只允许按企业资本存量的一定比率s扣除,那么价值1元的投资的利息扣除现值将是y=sr/(r+s)。于是,若税法规定的税收折旧等于实际折旧,投资成本就为c=q[r(1-us)/(1-u)+δ]。只要s<0,投资成本就比中性资本成本(Neu-tral Cost of Capital)大,因而投资受到阻碍。

2.税收折旧对投资的刺激作用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企业(公司)所得税法都未允许企业对其估算利息作扣除,因此企业所得税对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它对折旧的影响来实现的。为了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增加投资活动,政府常常利用税收折旧对企业实施“投资刺激”。上述对企业的预期资本存量决定因素的分析,对于表明哪些措施是刺激的有效措施很有帮助。从理论上讲,通常把投资刺激分类成增加折旧扣除现值的刺激与提供超过正常扣除的刺激。

通过增加税收折旧扣除的价值来影响企业投资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方法是“加速折旧”,它是指税法规定在企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提高允许折旧的比率。例如,税收折旧率将提高到每一时期为a,如果a>δ,这时资本成本降低(参阅前文),企业将有一定的动力购买更多的资本品。可见,加速折旧会使企业在固定资产折旧的最初几年内成本增大,应税所得减少,从而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加速资金回收;在固定资产使用后期,由于折旧减少,利润增大,从而所得税加大,但固定资产使用期内的税收总额不变。它等于政府给企业一笔无息贷款,这无疑有助于企业加速更新设备与增加投资。

第二种方法是“初始折扣”,它是指允许企业在增加投资后,按投资支出的一定比例扣除,剩余部分再按正常折旧率折旧。设折扣比例为k,在此制度下,1元资本支出的折旧现值是:

z=k+(1-k)δ/(r+δ)

由于这里的z的值大于实际折旧下的z的值[δ/(r+δ)],因此,该企业的投资成本降低了,这有利于企业增加投资。

第三种方法是“税收抵免”,它是指企业在应税所得中直接抵免资本品的价值,并按该抵免额减少允许的折旧。这与初始折扣有一定的共性。在此制度下,资本价格与税后净租金之间的均衡式可以写成:

q=Σ(1+r)[-t]c(1-u)(1+δ)[-t]+qu(1-k)z+quy+kq

式中,k是税收抵免比率。因此,kq代表了每q元投资所减少的税金。投资成本c的解可以写成:

c=q(r+δ)[1-u(1-k)z-uy-kq)]/(1-u)

可见,投资成本降低了,有利于投资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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