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宗论文,后期论文,明万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04-0031-07
处于专制社会晚期的明代，随着空前硕大的皇权的建立，皇帝大权独揽，威权日重，君臣关系如同主奴，“君之视臣如狗彘”[1] (三分册《明世皇权》)，随意辱骂杖打；而做臣子的，则须恪守尊君理念，对皇帝顶礼膜拜，歌功颂德，任何对皇帝的不敬和亵渎，都要受到重处。然而，在这种君为天、臣为地的氛围中，至万历中后期，却出现了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那就是以由给事中和御史组成的言官为主体的士大夫掀起了一股批评、抨击万历皇帝的浪潮，使神宗成为有明一代最受非议的君主。对君主的批判，历代不乏其例，尤其是明清之际，一批启蒙思想家更是掀起一股猛烈抨击君主的思潮，对此学界已研究颇多。然而，目前对万历中后期言官群体批判神宗的具体研究①，尚付之阙如。本文将对这种现象的缘由、它所反映的社会变动及其历史影响进行探讨，祈请方家教正。
尽管明代皇权专横暴虐，但万历以前，士大夫对皇帝的抨击并非没有，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嘉靖朝海瑞对世宗的大胆批评。世宗享国日久，不视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嘉靖四十五年(1566)海瑞市棺上疏，警告世宗，“天下不直陛下久矣”，公然指责世宗“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嘲讽所谓“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2] (卷二二六《海瑞传》)其犀利和毫无顾忌令世宗暴跳如雷。海瑞骂世宗骂得痛快淋漓，但这也是嘉靖朝屈指可数的显例。万历初，张居正辅政，朝臣虽也有批评，但多为规谏朝政得失，尚未针对神宗本人。然而随着张居正去世，神宗主政，“1585年以后，皇帝本人变成了批评的主要对象”[3] (p559)，以言官为主体的朝臣兴起了一股对神宗劝谏、批评乃至抨击的风潮，像海瑞那样骂嘉靖皇帝的奏疏至万历中后期到了连篇累牍的地步。
在这股蔚然成风的谏诤、批评风潮中，言官的批判语气经历了一个由比较温和、隐晦到渐趋激烈、鲠直的过程。如万历十六年(1588)，吏科给事中李沂疏陈，“陛下富有四海，岂爱金宝；威如雷霆，岂徇请乞”，于微言大义中批评神宗因爱财竟至收受司礼监张鲸的贿赂而徇私，很是“亏损圣德”。[2] (卷二三四《李沂传》)万历二十五年(1597)，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神宗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言、亲亲、贤贤，皆不克如初矣。”[2] (卷二二七《谢杰传》)万历三十四年(1606)，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警告神宗怠政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郊庙不亲，则天地祖宗不相属；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无事者。”[2] (卷二三六《王元翰传》)他们希望神宗振作起来，“以宗社为重，毋务矫托以滋疑”[2] (卷二三四《卢洪春传》)，认真听取臣下的谏议，“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为可恃，勿以将来危乱为可忽”[2] (卷二四三《冯从吾传》)，真正履行起皇帝的职责。
综观言官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抨击神宗好货。万历二十三年(1595)，御史马经纶直言指斥神宗“好货成癖”[2] (卷二三四《马经纶传》)。万历二十八年(1600)，右佥都御史魏允贞说，“陛下之爱贤士，曾不如爱珠玉锦绮也”[2] (卷二三二《魏允贞传》)，这是做皇帝所不应该的。万历二十九年，右佥都御史李三才在极陈矿税之害时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人民适朝夕之乐”，对神宗与民争利、不顾人民死活的做法痛心疾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2] (卷二三二《李三才传》)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更是言辞激烈，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上疏极陈君德缺失，对神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珰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绝不措意。……臣观十余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而病源止在货利一念”；“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在历数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的覆辙后，田大益毫不留情地说：“陛下尔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一旦变生，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2] (卷二三七《田大益传》)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得体无完肤。二是指责神宗怠政。万历二十年(1592)，御史冯从吾指责神宗“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留中不发”[2] (卷二四三《冯从吾传》)。万历二十四年(1596)，左副都御史张养蒙在极谏时政缺失时指出，“尔来殿廷希御，上下不交”，“君臣相猜，政事积废”，[2] (卷二三五《张养蒙传》)对神宗“高拱深居，累年不出”[2] (卷二二七《谢杰传》)所造成的朝政危殆局面愤慨不已。万历三十九年(1611)，御史马孟祯也批评神宗“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2] (卷二三○《马孟祯传》)。三是批评神宗拒谏。由于神宗“平日遇颂谀必多喜，遇谏诤必多怒”[2] (卷二三四《卢洪春传》)，一点没有帝王从谏如流的德行，御史马经纶于万历二十三年上疏抗议：“所资台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为一旦自涂其耳目邪？”[2] (卷二三四《马经纶传》)对神宗动辄寻端罪责言官愤恨不已。万历二十九年(1601)，御史许闻造指责神宗“顷岁以来，谓公忠为比周，谓论谏为激扰”，压制言路，导致“诸臣謇谔之风，视昔大沮矣”。[2] (卷二三三《何选传》)此外，针对神宗的君德缺失，一些朝臣则加以全方位的抨击。早在万历十七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就痛斥神宗“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2] (卷二三四《雒于仁传》)万历二十五年，左副都御史张养蒙也指责神宗“好逸”、“好疑”、“好胜”、“好货”。[2] (卷二三五《张养蒙传》)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之中。
明代皇权至上、君主臣奴的局面，何以到万历中后期出现异常，以至为君者备受訾议、穷于应付，而为臣者奋不顾身、前赴后继？其根本原因，须从为君之道与为臣之道两方面予以解释。
(一)神宗君德严重缺失
在专制社会里，皇帝居于社会的顶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其所作所为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他代表着皇族以及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必须遵守“为君之道”。孟子说：“欲为君，尽君道。”[4] (《离娄上》)在君主专制政体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君主必须尊奉的政治道德规范也在不断地丰富与完善，总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敬天法祖；二是立公去私，任贤纳谏；三是励精图治，勤政爱民。[5] (p273)能够坚持“为君之道”的，就是明君，会受到臣民的忠心爱戴；否则就是昏君，要受到批评指责。万历中后期神宗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距“为君之道”相去甚远。
一是不敬天、不敬祖。自从西汉董仲舒提出“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6] (《为人者天》)的理论之后，君权天授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君主的权力既然是天所赋予的，那么君主必须遵守敬天法祖的政治道德规范，否则上天就会以灾异等形式予以“谴告”。然而，由于神宗怠于政事，“不郊天有年矣”，“不享祖有年矣”，[2] (卷二三四《马经纶传》)二十多年间，“郊庙不亲”[2] (卷二四三《冯从吾传》)，“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2] (卷二三○《马孟祯传》)，这在朝臣看来，无疑严重违背君德。而朝臣也善于利用“谴告”理论，借灾异对君主进行谏诤批评。如万历二十五年，庶吉士刘纲以三殿灾上疏：“《五行志》曰：‘君不思道，厥灾烧宫。’陛下试自省，昼之为、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凡敬天法祖，亲贤远奸，寡欲保身，贱货慎德，俱谓之道，反是非道矣”；而皇帝的无道上天是看得很清楚的，警告神宗“尚可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2] (卷二三四《刘纲传》)。因为火灾是上天“谴告”的表现，因而刘纲可大胆地借以批评神宗为无道之君，而神宗尽管恚愤不已，也欲罪不能，只得将奏疏留中不报。
二是“好货成癖”，“厌苦言官”，追逐一己私利，喜谀拒谏。神宗亲政以后，其攫取财货的贪婪本性就开始膨胀。为满足私欲，神宗不停地向国库伸手，“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2] (卷二三五《孟一脉传》)。甚至有时还向内侍伸手，接受内侍的贿赂，并以其奉献的多少作为是否尽忠的标准。至于抄张居正的家，也主要是出于贪财的考虑。“神宗天性好货，嗣此遂以聚敛造成亡国之衅。当时构居正及冯保之罪，惟言其多藏为最动帝听，此即知其失人君之度矣”[7] (p265)。最为严重的是，神宗听从怂恿，于万历二十四年向全国各地派出大批矿监税使，“珰使四出，毒流海内，民不聊生”[2] (卷二三七《赞》)。神宗怠于临朝，却勇于敛财，“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2] (卷二三七《田大益传》)，弄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为一己私利，神宗完全丧失了立公去私的为君之道，成为明代最贪财的君主，而言官对神宗好货的抨击也最激烈、最尖锐。
广开言路、从谏如流也是君主必备的政治道德之一。然而，神宗纳谏的君德却严重缺失。由于神宗“雅不喜言官”[2] (卷二三六《李朴传》)，因而寻找各种借口罪责言官：有时责怪言官干涉宫闱，严谴立至；有时借口言官不认真履行职责，对言官进行惩罚；有时趁大计清除言官等等。随着万历中后期言官上疏谏诤、批评力度的加大，神宗拒谏又变了花样，要么对言官大量缺员而不补，听任“两都台省寥寥几人”[2] (卷二三六《王元翰传》)的局面长期存在；要么对言官的章奏置之不理，“内外章奏悉留中不发”[8] (卷七四《神宗万历三十八年》)，以极端消极的态度对抗言官的劝谏。
三是懈怠政事。励精图治是君主治理天下应有的品德，然而神宗没有继承明太祖和成祖勤于政事的传统，反而光大了其祖父世宗怠政的恶习，亲政后没几年，便“高拱深居，累年不出”[2] (卷二二七《谢杰传》)，对重大政务不做决断，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缺官日增，而且长期不补，不仅使朝政日趋委顿，各级政府机构濒临半瘫痪状态，而且促使官僚队伍党派林立，门户之见日盛一日。尽管神宗怠于临朝有其疾病缠身、力不从心的客观原因[9] (p365)，但其对朝政多年的懈怠以及对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无动于衷，却是严重有损君德的，因而遭到言官的抨击便在所难免。
(二)言官勇于以道事君
在专制社会里，不仅最高统治者要遵循“为君之道”治理天下，做臣子的更要奉守“为臣之道”，这一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强化，在世代相继的政治思想和伦常道德的熏陶、养育之下，其内涵也日益丰富。其中，忠君是为臣之道的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尤其是其最高境界——大忠，有着特殊的价值规定，即“道高于君”和“从道不从君”。这里的“道”指的是儒家理想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则。一般而言，道的本质与君主及其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具有一致性，臣忠于君主就是遵循了道的原则。然而，由于君主专制的劣根性，君主往往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为所欲为，以至于背离或损害了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君与道就会发生冲突，这时臣就要在君与道中作出选择。大忠之德给臣的选择提供了一个最佳方案：坚持原则，匡正君主就是最大的忠。这种更彻底和更高层次的忠君之道，要求臣子以“道高于君”和“从道不从君”为依据，以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把直言敢谏、冒死强谏作为匡正君失的最佳选择。[5] (p291)作为官僚集团中负有“言责”的一个特殊群体，明代言官首当其冲、义无反顾地担负起践履大忠之德的使命，极力匡正神宗之失。
在前代的基础上，明代建立了更为成熟、完善的言官制度，赋予言官以规谏皇帝等职权。明太祖曾说：“人君日理万机，听断之际，岂能一一尽善？若臣下阿意顺旨，不肯匡正，则贻患无穷。”[10] (卷三，p41)因而规定，给事中“凡政令得失，军民休戚，百官邪恶，皆得言之”[11] (卷五二《选举考·举官下》)，而不应该有所回避。御史的职责也在于“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2] (卷七三《职官志二》)。尤其是当国家某方面的治理出现弊端的时候，言官们往往要“条陈时弊”以提醒皇帝与百官。如果发生“主德阙违”[2] (卷七四《职官志三》)，言官有责任规谏。若皇帝受蒙蔽而不省，言官们就要“舍身以诤”，不惜批逆鳞、捋虎须。在言官的诸多职权中，尤其重要的是给事中的封驳权。明制：给事中“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2] (卷七四《职官志三》)。明太祖赋予给事中以封驳之职权，其目的在于匡正君主的失误。顾炎武对此评价甚高，认为“万历时九重渊默，泰昌以后，国论纷纭，而维持禁止，往往赖科参之力”[12] (卷九《封驳》)。孟森也对明朝以制度维持言官忠君之勇表示赞赏：“士大夫惟有此职权，虽或触忤，终必有践此职者。明代士气之盛，死节之多，其根本在是。”[13] (p135)此外，明太祖以法令、规制等形式确定对直言的鼓励，并作为祖制，对后世影响极大。而臣子在进谏时也往往以此为恃，如万历时朝臣在规谏神宗时尚言：“伏睹《大明律》，百工技艺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闻，但有阻遏者斩。《大明会典》及皇祖《卧碑》亦屡言之。”[2] (卷二三四《李懋桧传》)这就为言官以道事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不过，规谏皇帝虽然是言官的权责之一，但进谏时并不能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历代王朝在鼓励臣下进谏的同时，又设置了种种语禁和戒律，以维持尊卑和等级秩序。这些戒律包括不得扬君父之恶，严禁以下讪上；臣子进谏要“不可则止”，即在规谏君主时，君主如不采纳，必须适可而止；“非礼勿言”，即臣下进谏时必须注意事理、形式、态度、分寸，恪守礼法，讲求进谏的态度和技巧等等。与这类观念上的戒律相应，历代法律都有惩处言罪之条，如非议朝政、触犯忌讳、妖言惑众、冒犯君长、不敬君王等。[5] (p330)明朝在建立和完善言官制度、赋予言官广泛职权的同时，与其专制皇权高度强化相适应，上述戒律和惩处条例也相应严密。
然而，即使在这种政治高压的态势下，受传统忠君之道的熏陶以及自身职责规范的影响，明代仍涌现出无数不惧生死祸福、直言指斥君德缺失的言官，“在皇帝面前苦谏的官员们的拼死的正直，是明代所特有的”[3] (p579)。这些忠勇的言官出现于明代的各个时期。由于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神宗的君德缺失，已对明朝国运产生了严重威胁，为匡正君失，言官们甚至不顾进谏的技巧和时机，冒着遭严惩的危险破口大骂。当这种超过言官一般职权、逾越语禁和戒律的规谏在万历中后期成为一种群体行动时，该现象在明代乃至中国历史上便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在总体上，这种现象昭示了万历时期言官赤胆忠心的报国热忱。只要考察一下这些言官的豪言壮语，诸如“臣等富贵荣辱之念岂与人殊，然宁为此，不为彼者，毋亦沐二百年养士之恩，不负君父，且不负此生耳”；“独念朝廷之过举不可遂，大臣之忠恳不可拂”；[2] (卷二三四《马经纶传》)“若怀忠守义者，即鼎锯何避焉”[2] (卷二三四《雒于仁传》)等等，便可看出，万历朝言官风起云涌的批评风潮，其背后有“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的信念的强力支撑。诚如孟森所言，“士大夫遇不世出之主，责难之心，不望其君为尧舜不止，至以言触祸，乃若份内事也。以道事君，固非专以保全性命为第一义矣。风气养成，明一代虽有极黯之君，忠臣义士极惨之祸，而效忠者无世无之”[7] (p78)。
皇帝不尊奉“为君之道”，君德严重缺失；言官奉守“为臣之道”，以道事君，这是万历朝言官批判神宗的前提条件。然而有明一代除明初太祖、成祖以外，真正有作为的君主并不多见，特别是明中后期，皇帝多为昏庸之辈，要么荒淫无度，要么沉溺斋醮，要么嬉玩怠政。另外，明代言官在各个时期的忠烈敢言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尤其是嘉靖朝奋不顾身的言官更是风起云涌。那么，为什么在明中后期的正德、嘉靖、天启等朝没有出现大范围的针对皇帝本人的批评，而万历时的神宗却能独被此“殊荣”？挖掘一下万历中后期一系列的社会变动，有助于解答此疑问。
其一，局势变得危殆。万历初，神宗尚能励精图治，但承前朝之弊，吏治败坏，国家机器运转失灵，种种社会矛盾充分暴露。面对危局，张居正厉行改革，试图使明朝走上复兴之路，但随着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播乱政，由微入渐，至万历二十五年，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导致明朝局势急转直下，陷入了亡国的迷途。[14] 对此危局，许多大臣是洞若观火的，时任刑部右侍郎的吕坤痛陈“天下安危”疏，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2] (卷二二六《吕坤传》)该疏不仅是当时全国形势严重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也反映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共同心声。然而，更严重的局势还在后面，这就是为害惨烈、加速政局恶化的矿监税使问题。针对“多年来中使四出，海内如沸”[2] (卷二三二《李三才传》)的局面，稍有正义感的人，无不反复陈说，痛心疾首，然而神宗就是不理，“而诸税监有所奏，朝上夕报可，所劾无不曲护之，以故诸税监益骄，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激变”[15] (卷三五《万历中矿税之害》)，导致民变、兵变连续不断，史不绝书。加上建州女真在辽东尾大不掉，“万历三大征”使明政府疲于应付，“在他长期统治的最后三十年中，很少有一年是在没有某种国内叛乱或边境危局中度过的”[3] (p602)。在万历以前，虽然正德、嘉靖年间明朝也面临着亲王叛乱、“南倭北虏”等严重危机，但一方面许多矛盾尚处于积累阶段，另一方面统治阶级通过调整，也化解了一些危机，因而总体矛盾远不及万历中后期尖锐。万历以后的启、祯两朝，明朝局势虽更为危殆并最终亡国，但就皇帝本人来说，熹宗统治时间短暂，思宗虽为亡国之君，然其为求中兴之治殚精竭虑，效果虽不佳，君德却值得肯定。相比之下，神宗将明朝拖入危亡的境地，不仅当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看出国家将亡，有一种亡国的预感，怀有“天下将有陆沉之忧”，后人在反思明亡的教训时，也将罪责归之于神宗，“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2] (卷二一《神宗纪二》)。这样，言官批判的焦点聚于神宗便不足为奇了。
其二，皇权变异并衰落。明初统治者设计、缔造的强大皇权，虽适用于朱元璋和朱棣这样强有力的君主，让他们能够利用强大皇权的积极方面有所作为。可是，在他们以后，皇子皇孙均长于深宫，久享太平，耽于逸乐，他们缺乏统治经验，更不再有乃祖兢兢业业、勤政不怠的作风，而各种社会矛盾却在日积月累。在此情况下，皇帝本人已无力驾驭硕大的皇权，或者不愿挑起担子行使皇权，加上专制皇权的排他性，使得皇权开始变异，要么旁落到皇帝的家奴——宦官手中，任其口衔天宪，胡作非为，如正德朝的刘瑾和天启朝的魏忠贤就是如此；要么越来越腐败，专横暴虐，如嘉靖朝世宗肆意杖责廷臣。就万历中后期的神宗而言，虽能防范宦官窥政，但其贪财的本性却使他纵容、利用宦官敛财，矿监税使的公开掠夺反映了皇权的肆虐和淫威。但是，万历朝皇权的变动与正德、嘉靖、天启等朝不同。正德、天启朝权阉的擅权使皇权变异到极致，导致言官抨击的矛头更多地指向刘瑾和魏忠贤，从而弱化和转移了针对皇帝本人的批评；嘉靖时世宗的暴虐虽使皇权变异，但他对内侍的严格控制及对廷臣强有力的驾驭，却是专制皇权高度强化的表现。这就使得嘉靖朝畏罪的言官趋于缄默，那些刚正不阿的言官也多以弹劾严嵩奸佞不法来旁敲侧击地批评世宗，而没有大规模的像海瑞那样对皇帝的直言指斥。神宗则不同了，虽然他对张居正和冯保的处置使后来的阁臣和司礼监惧怕皇权而不敢再重蹈覆辙，但他个人低下的素质、软弱的性格以及多病的身体，使他在对抗文官集团时感到力不从心。力图挽救危局和颓势的文官集团，以言官群体为首，抗拮变异的皇权，并在罢矿监税使、争“国本”等问题上取得了部分胜利。身为一国之君的神宗在与文官集团的冷战中，孤立无援，志不得伸，只得“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16] (p91)。这表明万历中后期皇权在变异后又趋向衰落，受制于廷臣的神宗已无法像他的祖父世宗那样乾纲独断，在对抗文官集团时大打出手，其优柔寡断和贪婪本性已无法满足晚明存在的君主政体的需要。统治能力下降的神宗所能做到的，是在“一再受挫于他的官吏，屈从他们的意志”之后，“心怀怨恨地拒绝合作，作为报复他们的一种办法”，[3] (p598)而这种消极怠工反过来又招致了言官更多的批评和非议。
万历中后期皇权的衰落，进一步张大了言官的批判声势。万历初，张居正为推行改革曾禁毁书院，压制言路，但张居正死后，申时行为首辅，“言路为居正所遏，至是方发纾”[2] (卷二一八《申时行传》)，乃至言路势张，众说纷纭。这一趋势尽管促使党争纷起，但也为言官大胆地批评神宗提供了平台。而神宗对此类批评的不作为态度，更进一步助长了言官的胆量。在“雒于仁奏本事件”中，神宗面对雒于仁极为尖苛的指责，大为震怒，本欲予以重惩，而以申时行为首的内阁文官集团则软磨硬顶，绵里藏针，仅将雒于仁斥为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敢于仗义执言的大臣。以此事件为转机，此后神宗习惯性地将各类奏疏留中不发，将言官忠直的谏诤批评一律当做耳边风。户科给事中田大益在极陈君德缺失时几乎对神宗破口大骂，却仍能安然无恙，是因为神宗“倦勤，上章者虽千万言，大率屏置勿阅”[2] (卷二三七《田大益传》)。在神宗表面宽大的背后，可以窥见皇权衰弱，“如痿痹不可疗矣”[2] (卷二二四《宋眕传》)的实质以及由此营造的言官批评时肆言无忌的言论环境。
其三，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从总体上而言，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评，其动机是忧国忧民，企图以猛药来疗治痼疾。但随着明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得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当时曾任过礼部尚书的于慎行就指出：“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遣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17] (卷三八《谴谪前》)如果言官出自公心，奋不顾身直言极谏，在一番杖打戍谪之后，能够平反昭雪，获得声望和升迁，无疑是一种补偿和奖励，既可激励正气，又可鼓舞人心。但一旦这种蒙受惩罚的代价夹裹进了私心，被作为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的时候，言词激烈的批评就变味了。大学士许国曾愤慨地指出：“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2] (卷二三一《薛敷教传》)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神宗对这种做法很不满，多次予以申斥和惩处，如万历十八年(1590)就因星变斥责言官欺蔽：“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18] (卷四三《论辅臣科臣疏》)神宗的斥责切中言官时弊，但言官我行我素，弊风日甚。渐渐地神宗看出了言官的用心，便对一切章奏都留中不下，统统不理睬。于慎行洞察到了这种变化，说：“今上在御日久，习知人情，每见台谏条陈，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舆，有时全不动怒，曰：‘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卷而封之。”[19] (卷五《臣品》)由此造成上下隔绝的状况。一些言官看到进言时言词激烈并无性命之忧，也就更加放心大胆地批评指责，甚至在上奏之前四处宣扬，显示其言之激切，以求直言极谏之名。为了进一步地耳根清净，防止言官聒噪，神宗对言官长期出缺不补，造成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领数职”的局面，以致“职业尽弛，上下解体”。[15] (卷三五《万历中缺官不补》)这种局面的形成，神宗和言官都有责任。神宗本来厌薄言官，这下抓住部分言官好名的弱点，并以此为借口，以偏概全，扩大打击面，置整个言官群体于对立面。这种做法无疑又激起了更多的不满和批评，致使君臣之间关系紧张，恶性循环。
从上述各种变动因素看，无论是万历中后期局势恶化，皇权变异与衰落，王朝灭亡征兆凸显，还是激扬名声之下部分言官阴暗面的浮现，都有着与明中后期其他昏暴之君统治下不同的特征。如果说正德、嘉靖、天启等朝正直言官们多是通过对权阉刘瑾、魏忠贤和权奸严嵩的猛烈抨击来旁敲侧击地批评君主的话，那么万历中后期，言官们的批评矛头则直指神宗。加上神宗统治时间最长，其因君德缺失所引起的恶劣影响长期存在，与言官的紧张关系一直没有缓解，因而饱受身负言责的言官的抨击和非议，便在情理之中了。
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出现的批判皇帝风潮，是晚明历史中的奇特景观。这种景观的再次出现，是距万历朝不远的明清之际，以黄宗羲、唐甄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君主专制的猛烈批判。二者尽管属于不同层次的批判，但其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纵观万历中后期言官的批评，言官们已朦胧地意识到，朝廷一切弊政和危机的产生大多源于神宗的君德缺失，因而对专制君主制下国家的兴衰、百姓的忧乐都取决于君主个人素质的状况忧心忡忡，但是他们面对硕大的皇权却往往是无可奈何，感到力不从心，只能基于儒者的道德信念、职能体认与言谏传统来纠君愆、格君心，继续光大有明一代为后人所艳称的直谏勇气，企图以极端的道德主义来规劝、限制神宗。而且这些批判往往是就事论事，虽切中时弊，却不能跳出万历一朝的局限，对明代乃至整个君主专制做更宏观的鸟瞰和更深刻的剖析。因而，万历朝针对神宗的君主批判是言官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对最高统治者的恨铁不成钢，仍未摆脱传统的“尊君—罪君”的政治评判模式。[15] (p420)同时，部分言官沽名钓誉的私心，削弱了其整体的批评锋芒和力量，并让神宗找到了拒谏的借口，对自身的君德缺失不以为然，正直言官的直言极谏为此受到牵连。在神宗消极无为的冷处理下，言官声势浩大的批评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明朝国势进一步危殆。言官以言论为武器的失效，反映了专制皇权下言官监察手段的单一和落后，言官规谏和弹劾的效果，最终都得以皇权的意志为转移。万历中后期忠贞言官的满腔热血，被专制社会监察机制中不可救治的缺陷所冷却，这不能不说是言官的不幸。
不过，万历中后期言官的批判风潮虽对当时的皇帝没有产生多大的作用，却对明亡后的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对明清之际新民本等启蒙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先导作用。“新民本思想最后的形成是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系统提出限君方案、唐甄的《潜书》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为标志的”[20] (p9)，而“《明夷待访录》是以明末尤其是神宗、熹宗时代的君主专横的历史体验为基础的”[21] (p244)，如言官对神宗好货的抨击，便成为黄宗羲、唐甄批判所有专制君主贪残本性的重要思想渊源。右佥都御史李三才在反对矿监税使时上疏神宗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人民适朝夕之乐。”[2] (卷二三二《李三才传》)这种抨击直接引发了黄宗羲“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及“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大胆言论。[2] (《原君》)言官在争“国本”问题上对抗神宗并取得部分胜利，使新民本思想家对限君的前途深受鼓舞，深信限制皇权是可行的。言官强烈反对神宗派矿监税使对工商业者和工商业进行剥削和摧残，受到工商业者的支持和拥护，对黄宗羲提出著名的“工商皆本”的观念也颇有启发[22] (《财计三》)。诸如此类，表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为明清之际新民本等启蒙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西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格独立、呼唤主体性觉醒、建立民主制等内容相比，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以抨击君主专制为主要内容，最高的社会理想为开明专制，二者之间存在着导向之别[23]。而作为这种启蒙思想先导的万历中后期针对皇帝本人的批判风潮，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其差距和局限性就更明显。尽管如此，在大厦将倾的局势下，万历中后期一批不顾生死祸福的忠正言官的精神和气节，却是值得赞许的。
注释：
①刘志琴在其论文《我景仰东林党又痛其顽愚》(《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冯天瑜、谢贵安在其著作《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都曾论及晚明针对皇帝的批评思想，但没有深入。拙文受这些成果的启发，并参考了其中的某些观点，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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