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经济地位与妇女人力资本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人力资本论文,地位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外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妇女地位的定位及改善的最终因素是经济实力因素。在宏观上，妇女群体参政权、就业权、受教育权、婚姻生育自主权等诸多权力被法律逐步认可及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均是由于妇女在国家经济中作用不断增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大所致。在微观上，国内一些有关妇女家庭地位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诸多影响妇女家庭地位因素中，如收入、年龄、受教育年限、孩子数量等，无论城乡，均是妇女个人经济收入与其家庭地位相关度最高[①]。经济实力，在现代社会，不仅是指对个人收入、财产及其它物质资本的拥有，还应包括对凝结在劳动者身上以先进的知识技术为标志的高智能高技能的人力资本的拥有。按当代经济学人力资本学说的理论，经济实力应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总和。在某些条件下，决定一个国家或群体经济实力增长的快慢，往往人力资本所起作用更大。在现代社会，人力资本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决定一个群体或阶层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妇女地位问题也不例外。妇女的人力资本拥有量也是决定妇女地位的重要因素。
中国妇女人力资本拥有量现状
1.1 人力资本规模总量及与男性比较
人力资本价值量的准确度量是比较困难的，按照国内外有关人力资本计量的基本公式：R[，V]＝C[，1]+C[，2]（其中R[，V]为人力资本价值，C[，1]为教育等直接支出成本，C[，2]为接受教育期间放弃的收入即机会成本），人力资本价值量的计量主要是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教育投入，其它如医疗保健、迁移等投入往往忽略不计。我国人力资本价值量计量的基本公式为：
某知识层次人力资本价值＝某文化程度人数×（该层次在校生人均国家教育支出+该层次在校生人均家庭教育支出+该层次在校生上学期间放弃的工作收入）[②]
按上述公式及有关统计资料计算，以1990年国家和家庭对各类在校生的教育支出平均水平及相应的各类毕业生刚参加工作时平均收入水平（小学毕业的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8334元，初中毕业的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13425元，高中和中专毕业的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19656元，大学专科毕业的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32030元，大学本科毕业的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44404元，具体计算过程见附录），1990年中国妇女在业人口人力资本价值总量为26427亿元，占同期中国男性人力资本价值量（40555亿元）的65.2%，占全国人力资本总价值的39.5%。
1.2 人力资本质量结构及与男性比较
中国妇女人力资本不仅规模总量较小，且质量也较低，表现为高智能存量较少、低智能存量较多。女性中高智能人力资本价值量（大专及以上在业人员）全国总计为1262.6亿元，仅占妇女人力资本总量的4.7%，只相当男性高智能人力资本价值量的40.1%（见表1）。高智能人力资本拥有量女性在业人口人均为434元／人，这一指标只相当男性人均拥有量的49%。
表1 中国女性人力资本总量及与男性比较，1990年
注：该表1990年在业人口受教育数据来源于《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1.3 人力资本职业分布及与男性比较
中国妇女人力资本职业结构分布是：农业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占女性人力资本总量的59.44%，工业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占人力资本总量17.22%，党政干部工作者占人力资本总量的0.97%，其他如办事人员、商业人员、服务人员人力资本含量占人力资本总量分别为2.01%、4.53%、3.66%。即女性人力资本近80%附着在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这两大职业岗位上，附着在领导层工作岗位上的不足其总量的1%。
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即中国妇女大多数劳动者主要在农民和工人这两大职业上，客观上是因为妇女人力资本相对薄弱、质量较低所致。具体分析可见，在中国女性农业劳动者中，高智能人力资本占该职业人力资本总量的0.01%，而低智能人力资本（小学文化程度人力资本含量）比重却占53.08%，这还不包括该职业中6000多万女文盲。工人状况也是如此，女性工人中高智能人力资本只占该职业女性人力资本总量的1.39%。中国妇女客观上低质量的人力资本决定了这个劳动群体在整个社会职业地位较低的定位，低质量的人力资本制约着广大劳动妇女难以从事和胜任智能技能层次更高的工作（见表2）。
表2中国女性人力资本职业分布及与男性比较，1990年
2 中国妇女人力资本薄弱与其经济地位
2.1 末位转移的地位与人力资本
中国近十年经济改革，使中国产业结构及劳动者从业结构出现较快变化，发展壮大的非农产业部门需要大批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并且这种转移出来的劳动者必须具有较高的能够适应新产业需求的智能技能。这种对劳动者高素质要求的市场需求，像一个巨大的门槛，将人力资本实力较弱的劳动女性滞留在向非农业转移的门外。与男性比较，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及比重均低于男性。据有关部门调查，1978—1988年十年间，全国共有1.3亿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其中男性占75%，女性只占25%[③]。据1990年人口普查，全国男性在业人口从事一、二、三产业人员比重依次为69.1%、16.8%和14.1%，全国女性在业人口从事一、二、三产业人员比重依次为76.1%、13.5%和10.4%，女性从事二、三产业比重均低于男性，表明女性劳动者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速度低于男性。如表2所示，农业劳动者人力资本人均拥有量，女性为7172元／人，男性为9415元／人，女性人力资本人均含量只相当于男性的76%。这种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的差异，决定了女性劳动者在从业结构从低层向高层转移中必然处于末位转移的地位。
2.2 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劣势地位与人力资本
随中国劳动力配置逐步市场化，劳动者就业及再就业的市场竞争也逐渐强化，劳动者就业只能依靠自身实力而不能再指望政策优惠。在这种背景下，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多少对其劳动力市场竞争胜负起决定性作用。据有关部门调查，近年各地随企业调整出现的大批下岗职工中，女工占2／3；下岗职工再就业者，女工再就业者则不足1／3。人力资本含量少导致女性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屡屡处于劣势。如前文表2所示，在各类职业中，女性人力资本拥有量大都低于男性，农业劳动者中女性人力资本拥有量只相当男性的70.2%，工业劳动者中女性人力资本拥有量只相当男性的55.0%，专业技术工作者中女性人力资本拥有量只相当男性的76.6%，党政干部管理中女性人力资本拥有量只相当男性的13.3%，其他如办事人员、商业工作者女性人力资本拥有量也只相当男性的35.2%和84.9%。女性人力资本在各职业拥有量与男性的较大差异及非主导地位，必然造成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明显不如男性，也必然造成在各职业职位竞争中女性也大都处于劣势地位。
表3 中国男女人力资本量与经济收入相关关系
X[，1]X[，2]
男性X[，1] 1.00000.86195
0.0 0.0273
女性X[，1] 1.00000.52262
0.0 0.2874
2.3 经济收入量的劣势地位与人力资本
中国男女经济收入量的差异问题也比较突出。据中国社科院人口所1991年全国10省区抽样调查，城市职工人均月收入女性只相当男性的85%，农村劳动女性人均月收入只相当男性的60%[④]。这一总体收入差异基本表明了中国妇女经济收入地位。
同一职业男女收入差异也较明显，工人中女性收入只为男性79%，服务人员中女性为男性78%，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为男性83%，办事人员中女性为男性92%，党政干部男女收入差异最小，女性为男性98%。即无论何职业，女性收入均未能达到与男性平等的水平。
影响男女经济收入差异的因素有多种，有同一职业不同行业工资报酬差异因素，有同一职业不同职位的差异因素，也有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但在各种影响收入的因素中，最主要的还是男女人力资本含量的差异。若将不同文化程度在业人口的人力资本价值量为自变量X[，1]，将经济收入量为因变量X[，2]作相关分析，发现无论男女，其经济收入量与人力资本量呈十分显著的相关，其相关系数男性为0.86195，女性为0.52262（该相关分析基础数据来源于《当代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资料》）。[⑤]
2.4 职业层级定位与人力资本
以往国内有关研究曾提出中国劳动女性职业层级较低问题并提出一些成因分析，但分析往往侧重于性别歧视因素和文化素质因素，给出的直接因素的定量分析尚不充分。现若从人力资本因素分析，将人力资本作为自变量X[，1]，将职业地位——以职业地位声望分为度量变量作因变量X[，2]，将二者作相关分析，发现无论男女，其职业地位声望分与其人力资本量亦呈十分显著的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男性为0.99796，女性为0.96835（该相关分析基础数据来源于第四次人口普查及潘锦棠《劳动与职业社会学》）。[⑥]表明：a.女性总体职业地位层级较低的定位，并不完全是性别歧视的人为因素，而主要是人力资本含量低这一直接因素（文化因素其实必须是通过人力资本因素间接起作用）。b.正是人力资本这一直接因素的揭示，使之明了为什么在中国，妇女能够得到法律上与男性的平等，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却难以真正实现与男性的平等，如前文所提的末位转移问题，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劣势问题等。不改变中国女性在人力资本与男性差距，中国女性便永远无法与男性在经济地位上实现平等。
表4 中国男女人力资本量与职业地位声望分的相关关系
X[，1] X[，2]
男性 X[，1]1.0000 O.99796
0.0
0.0001
女性 X[，1]1.0000 0.96835
0.0
0.0003
3 中国妇女人力资本薄弱原因
3.1 人力资本投资少
中国妇女人力资本薄弱的直接原因，即是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表现为社会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和家庭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从1952—1990年近40年间，国家对初等教育的投资年均40%用于女性，对中等教育投资年均35%用于女性，对高等教育投资年均27%用于女性。虽然国家有关法规明文规定男女受教育同权，但事实上仍有相当多的女性未能受惠于这种投资。成人教育及培训也是如此。据1988年统计，全国成人高校女生比例为31.5%，成人中专女生比例为41.6%[⑦]。
家庭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更显不足。据全国妇联1990年抽样调查，18—64岁的农村调查对象中，从未上过学的比重女性为30.9%，男性为11.3%。农村家庭对女孩男孩上学的投资比重是，男孩占60%，女孩占40%（根据平均受教育年限男孩6年、女孩4年推算）。城镇家庭对女孩男孩上学的投资比重是，男孩占55%，女孩占45%。
3.2 女性教育收益率低
造成男女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直接原因，又是女性教育收益率低于男性。据全国妇联调查的城镇男女月收入资料及其它资料分析[⑧]，同等教育男女收益差别率（仅指家庭得到的收益回报，下同）在各层级教育中都显著存在，大学本科教育的男女收益差别率是2.10%（即同样的家庭教育投入，男性收益高出女性2.10%），高中教育的男女收益差别率是1.78%，初中教育男女收益差别率是3.43%，小学6年教育男女收益差别率是8.00%，小学4年教育男女收益差别率是11.34%。小学教育的男女收益差别率最大。这些差别使许多家庭在人力资本投资有限的情况下，必然是选择收益率高的男性人力资本投资，放弃收益率低的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上述男女教育收益差别率计算过程见附录）。
3.3 传统的婚居模式及养老方式
影响家庭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另一因素是传统的婚居模式及养老方式。目前中国尤其是农村仍沿袭传统的女儿出嫁从夫居的婚居模式，女儿出嫁后一般很少再对生母家庭给予经济贡献和回报，也不再担负对生身父母的养老责任（虽然法律规定子女有养老的义务，但社会默许女儿可以不养生身父母，但应养丈夫的父母）。女儿成人出嫁从夫居的婚居模式，使许多家庭认为对女儿进行教育投资，于家庭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由此许多家庭对女孩教育的限定就是认几个字便可，不愿供女孩多读书。
4 结论
1 中国妇女经济地位与妇女人力资本有十分密切的相关关系，妇女经济收入、职业层级的定位及从业者的产业分布等都与其人力资本直接相关。人力资本是决定妇女经济地位的直接因素。
2 影响社会和家庭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原因又是女性教育收益率低，同等教育男女收益差别在各层级教育中都显著存在。
3 进一步提高中国妇女经济地位的关节点在于增加妇女人力资本总量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并注意提高女性教育收益率。
附录 计算同等教育男女收益差别率基础资料
附录2：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元）
注：各级在校生国家和家庭教育支出见周天勇著《劳动与经济增长》一书。
注释：
[①] 刘启明.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的比较研究及成因探析.中国人口科学，1993；1
[②] 周天勇.劳动与经济增长.上海三联书店，1994；150—154
[③] 天津师范大学.1993年研讨班.中国妇女与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④] 沙吉才主编.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143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编.当代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资料.万国学术出版社，1994
[⑥] 潘锦棠.劳动与职业社会学.红旗出版社，1991；183
[⑦]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等编.中国妇女统计资料（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125，136，168
[⑧] 见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