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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国内第五大IT分销商的仪科惠光的倒闭,引发了近年来最强烈的中关村信用危机。在长长的苦主名单中,像神州数码、英迈国际、和光商务这些已经在分销的江湖上纵横多年、“成功”实施了ERP、有着“严格”信贷管理制度的分销巨头竟无一幸免。高达3000万元的被骗货款沉重地打击了中关村原本依赖个体道德与私人关系维系的脆弱的赊销模式,一度几乎倒退到最原始的现款交易。整个事件的唯一善意的结果就是,直接导致了中关村科技园区于12月1日启动企业信用制度的试点。
数据:封闭且失真
随着近年媒体大战的不断升温,各种“内幕”、“黑幕”越来越多地被披露出来,大到产业财经,从“基金黑幕”到“银广夏骗局”、“东方电子造假”等等;小到百姓民生,从山西假酒、河南毒米、广东瘦肉精事件到冠生园的“陈年老月饼”。当媒体上的真话空前地多起来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不无痛苦地发现,原来,围在自己身边的大大小小的圈子里到处都充满着欺诈、仿冒、伪造、做假等不诚实的行为,以至于整个社会陷入“整体信用危机”。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撰文抨击了“中国的信用状况之恶劣表现”,主要有:履约率极低;债务人大量逃废债务;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毒米毒酒等恶性案件不断发生;企业进行虚假披露,包装上市圈钱等行为屡见不鲜;“有偿新闻”“虚假广告”“假财务报告”和“黑嘴股市分析”满天飞;以万亿元计的银行的不良贷款积累;盗窃知识产权……而造成这种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整体性社会信用缺失的本质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运行规律完全不基于企业与个人的信用,而只依赖于行政指令调控。当行政指令在市场上的声音越来越弱的时候,健全的国民信用体系作为市场经济的底线就显得不可或缺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为其全球性客户服务的原则,有着160年历史、4位美国总统曾经为之工作过的(其中包括著名的亚伯拉罕·林肯)全球最大的专业征信商邓白氏(Dun&bradstreet)于1995年低调进入中国,登陆点理所当然地选在众多外资金融机构云集的上海。
邓白氏国际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止宜希望国内公众降低对征信机构不切实际的期望值。“目前在国内面临的许多问题,大都是比较广义的信用、商誉问题,包括不遵守合约条款、欺诈、侵权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等很多情况。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些问题无可避免,不能期望仅仅建立一个信用体系就能把这些问题统统解决。而邓白氏的业务领域更多地是狭义的信用概念,即B2B(商业对商业)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应积极作为,制定游戏规则并实施监督。这是正本清源之举。反之,如果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这块市场信用的源头就不值得信赖的话,问题就会变得复杂多了。可以想见,如果一条河从上游就受到了污染,仅仅花大力气治理下游根本就没有多少意义!国内对创办企业实行的是“审批制”,而非国外通行的“核准制”。严格监管的“审批制”本来应该成为国内各种所有制企业具有一定信用保证的起点,但事实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现在很多“代办工商执照”的机构都有说不清的“超能力”。再如对注册有限责任公司的验资,据说现在可以直接从某机构买一份验资报告。
吴敬琏在2001年中国担保论坛上谈到建立社会化的信用管理支持体系的必要性时指出,“由于由信用关系的当事人分别进行与信用管理相关的活动,如进行受信人资信调查和商账追收等,交易成本太高,而由社会化的机构来为信用当事人服务,则可以大大降低成本。由此产生了征信所(creditinformationhouse)等机构为社会提供信用服务。”
有统计显示,整个社会上的信用有80%都沉淀在政府部门(尽管市场上对官方统计机构统计数字失真情况有各类批评)。在这种环境下,专业征信机构的运作变得更加困难。李止宜在这一点上显得有些无奈,“虽然说政府部门呼吁建立信用体系,但工商局、统计局、海关、税务局、法院以及银行,所有这些部门和机构掌握的企业信息目前为止还是不透明的。”但也有好消息,政府部门信息化和电子政务工程正在推行。
邓白氏在中国表现出的核心能力,在于利用其庞大的数据库将这些鱼龙混杂的数据进行去伪存真的修正与整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数据源头的失真和封闭使国内企业个体单独进行征信的行为变得近乎是堂吉珂德挑战风车式的荒诞,而专业征信机构为此付出的成本也注定急剧上升。
征信:授人以渔
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信用服务体系由中关村企业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和信用服务中介机构两大部分组成。这次试点选择了大公国际、联合、新华信、华夏四家专业公司作为指定的中介机构,专门从事企业信用评估、证信、信用管理等业务,而信用服务中心则负责从工商、税务、劳动、质监等政府部门采集信息。
但这远远不够。
邓白氏目前在国内的业务除了众所周知的征信业务即出售信用评定报告之外,针对国内企业信用管理体系普遍不健全、信用管理能力普遍欠缺的情况,推出了一套以RAM(RiskAssessmentManager,风险评估管理系统)软件为核心的信用管理解决方案,去年此项业务的营业额已经占到邓白氏在中国总营业额的45%左右,超过了其赖以成名的看家业务———信用评级报告的收入。
山东东阿阿胶(股票代码000423)去年引入了邓白氏的这套系统,软件费加咨询费总计50多万元,在今天动辄几千万元上ERP的环境里还不算太贵。运行几个月下来,东阿阿胶销售部门反映效果不错,但还不是特别解渴,有点没有得到邓白氏真传的感觉。东阿阿胶信息中心主任沈渴望说:“这个软件只是用于数据收集的,要对客户进行深入分析就要把数据拿到邓白氏,使用另外一套更复杂的程序。而分析过程不允许我们看,一副很神秘的样子。”
李止宜画了一个简单的“数据→信息→知识”的递进式来表示邓白氏的价值,“如果仅仅是记录简单的企业基本情况,这是数据的层次,是黄页覆盖的范围;把这些数据收集之后分类整理进行加工和扩充,它可以表达的东西就多了,比如某个企业的付款纪录、贷款纪录和进销存的情况,这是信息的层次;当我们用一些专业的统计学工具,把这些信息转化成重要的信用参数,这就达到了知识的层次,它可以提示你这个客户可能的风险在哪里。”
邓白氏在上海百腾大厦的开放式办公室里唯一封闭起来的角落就是这种由信息转化为知识的场所,不仅外人不能参观、拍照,非该部门的员工也一概不得入内。20多个信息采集员像工蜂一样整天忙着以李止宜所说的“公开的、合法的、正当的”方式采集信息,配合客户提供的数据之后,把粗制的信息转入这间神秘的屋子,由那个有160年积累、拥有60万家中国企业数据、6000万家全球企业数据的知识库把它酿成可以作为客户决策支持的信用报告。
虽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专业征信公司却实在难以轻易地把“渔”全盘传授给企业。再者,如果没有一个持续性的流程保证企业自己的信用管理体系进行长期的跟进和积累,即便有一个很好的信用管理软件系统,也很难发挥足够的作用,被仪科惠光骗到的几个分销巨头就是明证。其中一家公司的财务总监在任该公司北京分公司财务经理的时候,已经发现了仪科惠光在信用上的危机,对其坚决实行现款现货的方式,并追回了前期的所有货款,但当他调任总部的财务总监之后,接手的人重新开始为仪科惠光放账期,最终导致了高达300万元的损失。因此,李止宜说:“在信用管理上,最要不得的就是人治。”
规则:无为而治
昔日法国皇太子问道于法国自然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如果你来管理国家,你会做什么?”魁奈回答说:“什么也不做(Nothing)。”“那谁来管理这个国家呢?”“规则(Thelaw)。”或许这段几百年前的对话对今天困惑于社会性信用危机的各政府部门是最好的启示。如果从规则的制定者开始就能正本清源,立公信于天下,个体普遍失信的状况就会得到大大的遏制。
无论如何,信用都是市场经济不容突破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