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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095-1760(2011)02-0061-11
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在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从社会边缘步入到社会中心，高等教育机构急剧膨胀，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态势已经形成。作为与企业组织不同的学校组织，其竞争特点是什么？竞争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何看待大学竞争。对于这些问题，理论界研究的较少，而高等教育管理者却经常提到“竞争”一词。本文拟对大学竞争特性问题做出初步探讨。
一、大学竞争的目标不是垄断，而是形成分层分类的高等教育体系
企业竞争的最高境界是垄断，兼并竞争对手，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大学竞争的目标不是垄断，相反，著名大学总是竭力保持自身的精英性而限制办学规模的扩张，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不可能去兼并北京市其他高校乃至全国其他高校。各个高校的办学目标不同、人才培养目标不同、办学理念不同、课程体系不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设有法学院，培养法律人才，不可能搞垄断，不允许其他高校办法学院；但各个大学法学院的办学目标不同，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法学院重在培养法律理论人才和高层次人才，一般大学可能培养法庭书记员等一般法律人才。因此，大学竞争的目标不是去兼并对方，吞掉对手，而是长期共存，但会形成各自办学特色，进而形成分层分类的高等教育格局。
作为竞争对手的大学，其采用的竞争手段不同于企业。第一，作为非营利机构的大学，一般不会使用价格机制去招收那些希望高额付费的较低水平的学生入学，从而提高学校的收入。所以，无论多么著名的大学，其学费不可能无限制上涨，并且这些大学还会提供奖学金，以吸引那些家境贫寒而成绩优异的学生入学，以提高学校的竞争力。第二，大学不会无限制扩大规模以满足入学者的需求。面对需求旺盛的市场，企业会积极扩大生产规模去满足市场要求，占领市场份额。而大学一般会保持一定的规模，录取学生时会保持较低的入学率，以提高学生的质量，保护学校的品牌。大学不会像企业那样通过扩大规模的手段去战胜竞争对手。如果大学那样做，注定是要在竞争中失败的。例如，美国私立的纽约大学，在一战之后，学生人数开始飞速上升。1929年，华盛顿广场校园只有500名本科生，不到10年，学生达到7000人。1930年，纽约大学全校在校学生超过4万人，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大学，1949年，学生总数超过7万人。但是，这时纽约大学的声望却在迅速下降，连公立的纽约市立学院的入学标准都比纽约大学高。流行的说法是：“只要你有一个热乎身子和足够的金钱，你就能够进入纽约大学。”在公众眼中，纽约大学是用地铁作为传送带的“学位工厂”。第三，企业在竞争中会竭力打垮对手，并设法兼并对方。而在大学竞争中，只会有强强合作，而没有哪个大学会主动愿意去兼并一所比自己名望低很多的学校，因为大学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并不是像企业生产和服务的标准化而能够迅速转移的。所以，大学竞争的结果一般是，所有竞争对手一定长期并存，但会形成分层，会形成各自不同的办学特色。
以市场为基础的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和以政府部门为基础(Ministry-based)的欧洲高等教育系统都在不约而同地追求高入学率、高质量和高等教育的可负担性。但是，欧洲高等教育由政府主导，缺乏竞争，并没有形成分层分类的高等教育体系，如在德国，所有大学都是平等的，地位是相同的。近些年德国高教界认识到高等学校扁平化发展的问题，采取差异化战略，重点扶持少数大学冲击或保持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美国高等教育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了今天分层分类的美国高等教育格局。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堪称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典型，因此在美国有各种关于高等教育机构分类的标准，包括具有权威性的卡内基分类标准。由此，3900余所高等院校和教育机构被分成若干类别。这些分类标准也被我们引为借鉴。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是，在美国是先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化，后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类标准，而不是先有分类标准然后按这种分类来办学。换言之，分类标准是一种归纳的结果而不是演绎的体系，更不是指导或限定各个学校发展的“办学原则”。我们常常希望通过“指定”，并要求被指定的学校各按其位来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这在事实上是很难办的。
马丁·特罗(Martin Trow)对于高等教育竞争中的多样化趋势与“院校趋同现象”作过如下阐述：“高等教育的竞争一方面越来越导致多样化，另一方面又越来越导致同一性，这确实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部门内部的院校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的成果不同，同时由于地位较低的高等院校和高等教育部门，在同其他院校竞争时为了在市场上获得优势所运用的‘边际差别’的结果不同，就使这些院校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了。另一方面，高等院校的相互竞争，以及地位较低的院校对地位较高的院校的模仿，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差别又趋于缩小，向着名牌大学的特点和风格发展。高等院校的竞争促使第二流和第三流院校、新院校和新的高等教育部门逐渐向尖子院校的学术形式和风格、课程和办学标准方向发展，这种现象随处可见。”[1]这段话或许可以解读为：美国的高等学校无论是多样化还是趋同，都是相互竞争的结果。只有在真正的竞争而不是政府指定中，才会形成各自特色，形成合理的分层分类的高等教育体系。
二、大学竞争的过程具有长期性和缓慢性
大学竞争结果的缓显性是由高等学校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大学是以知识为核心的组织，其功能就是以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和应用知识为中心。而创造知识和培养人才的结果都具有长期性的特点，不像企业创造的利润那样马上可以显现出来。所以，大学的竞争结果具有缓显性。1991年，先后担任过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和加州大学校长的克拉克·克尔教授系统地分析了1906-1982年(美国大学的第一次声誉排名是在1906年进行的)美国大学的声誉排名状况，发现大学声誉的变化过程是缓慢的，在近80年间，只有3所大学从前15名掉了下来，但落幅不大。[2]他也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发现在1520年以前，全世界建立的组织中现在仍然用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做着同样事情的只剩下85所，这85个之中有70个是大学，余下的15个是宗教团体。[3]大学竞争的缓显性也如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博克所言：“学术竞争的过程是奇特的。随着时光的推移，大学的名次变动甚微。事实上，1980年的前20名院校也是1970年、1960年和1950年的前20名院校——尽管它们内部的相应名次有所变化。”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在博士论文中对20世纪初美国存在的大公司和大学的生存率做了一个比较研究。她发现，经历百年沧桑，到了20世纪末，这些大工业组织所剩无几，但是这些大学大多成功地度过了它们的百年经历，并且有了长足的发展。她认为关键原因是大学采用了“松散连接”(loose coupling)的组织结构，即大学内部结构关联松散，各个部门相对独立，每个部门单位可以自我调整以适应变化。[4]这种组织结构允许组织在不同的环境方向中加以适应，允许组织在不同方向上进行实验。如果一项实验成功，受到的损害只是局部的。如果实验成功，则可以通过信息的传播和组织内部的学习加以推广。
虽然高校系统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但竞争依然是激烈的，这种长期而缓显的竞争结果一旦形成，就难以再求得原有辉煌地位。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指出：“虽然竞争难以马上受益，但是竞争依然激烈。不是为了提高地位，至少可以避免丧失立足之地。”一些大学之所以在排名中一直比较靠前，是因为它们重视竞争。另一些后起之秀，也是靠竞争脱颖而出的，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加州大学及英国的沃里克大学等。而一所大学如果不重视竞争，或竞争手段与策略不高，则会断送学校的前程。如美国的威廉与玛丽学院成立于1693年，是美国第二所高校，也是美国殖民地时期9所高校中唯一由英国王室建立的学校。美国前10任总统中有3位(托马斯·杰弗逊、詹姆士·门罗、约翰·泰勒)曾在这里学习，乔治·华盛顿和约翰·泰勒曾任它的名誉校长。美国最早的法学院在这里建立，最早的课程选修制和学生荣誉制度在这里诞生；最早的大学生荣誉团体——求知学会在这里开始。由于与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弗逊的特殊关系，再加上有10名校友签署《独立宣言》、16名校友曾是“大陆会议”代表，美国第一位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曾在这里听课，故威廉与玛丽学院自称是“国家的母校”。威廉与玛丽学院的历史有过辉煌的篇章，但是由于办学的战略失误，没有追上世界潮流，现在只是弗吉尼亚州公立大学系统中的一个普通成员，人们已经很少知道它是美国第二所大学的历史了。[5]
三、影响大学竞争的因素主要为办学规模、学科结构与学校声誉
(一)办学规模
如前所述，大学在竞争中不可能无限制扩大办学规模。但是，限制扩大办学规模并不否定大学为了竞争胜出要保持一定的办学规模。从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看，必要的办学规模是高水平大学竞争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规模分析看，10000～20000人是高水平大学最普遍的本科规模，而1000～5000人是一般大学普遍的本科规模。[6]在所统计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和博士授予大学共计220所中，规模为20000人以上的有38所，占17.3%，学生规模占37.6%；规模在10000～20000人的有80所，占36.4%，学生规模占42.8%；规模5000～10000人的有52所，占23.6%，学生规模占14.1%；规模为1000～5000人的占20.5%，学生规模占5.4%；低于1000人的占2.2%，学生规模为0.1%。而一般大学中，本科生规模高于20000人的只有2.7%，在10000～20000人之间的为9.6%，在5000～10000人之间的为13.5%，在1000～5000人之间的为53%，低于1000人的为21.2%。从本科生规模看，美国研究型大学和博士授予大学的规模明显高于一般大学。研究生规模方面，研究型大学和博士授予大学更是大大高于一般大学。故美国研究型大学和博士授予大学的学生规模明显高于一般大学。特别是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规模较大，如密歇根大学有23312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21942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24598人，德克萨斯大学有34601人。据清华大学课题组对美国AAU(美国大学联合会、美国精英大学组织)成员的分析对比，美国AAU大学本科人数规模一般在2000～18000人之间，教师在2000～2600人之间，AAU大学的全职教师数和本科生规模要大于非AAU大学。[7]
在经济全球化、科技发展、学科综合化的大趋势下，具有一定规模的学科综合性较强的高校更容易实现成本与效益的平衡，更容易利用资源优势实现共赢，也较容易在竞争中胜出。美国学者麦克居里对近5000名教授进行问答调查，搜集到200所可授予博士学位大学的32个学科2699个专业的情况，他对排名前40位的研究型大学从资金、教授人数、教授工资等变量与专业的质量水平的关系入手，研究大学声誉生产效率。结果表明，从整体看，规模大小(专业方向数)是影响最大的因素。规模小的学校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例如，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成果和人才培养无疑属世界一流，但由于规模小，生均教学开支比别的学校高很多，几乎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两倍。[8]
(二)学科结构
学校的多学科发展不仅有利于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同样也有利于学校整体研究实力的提升。从学科发展的规律看，现代科学发展呈现出越来越综合化的趋势，同一学科群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不同学科群之间也存在联系，大学综合化能为各种学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创造条件，为大学的科研发展特别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
大学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共性包含的内容是高等教育内在规律的反映，是办学所需的共同的基础，是最为一般性的东西。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讲世界一流大学中，有些大学学科并不齐全，如普林斯顿大学没有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经常提到规模较小但实力超强的大学，如普林斯顿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巴黎高师和伦敦经济学院。但这只是少数个案，并未反映出其共性的方面。当然，不同的学校会有自己的特色，但特色是建立在一般的基础之上的。我国学者曾对30所世界著名大学的学院设置频率进行了分析，发现有8类学院的设置频率超过50%，其中理学院100%、文学院96.7%、工学院83.3%、商学院83.3%、法学院73.3%、医学院70.0%、教育学院50%、建筑学院50%，充分反映了这些学院设置的普遍性。同时，大部分著名大学也设有特色学院，如哈佛大学的政府学院、耶鲁大学的戏剧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化学化工学院等。上海交通大学2004年版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亚太地区的20所顶尖大学中，日本有9所，澳大利亚7所，此外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汉城大学、中国台湾大学和奥克兰大学。20所大学中，除东京工业大学学科领域较狭窄外，其他大学的学科较为齐全，属综合性大学，既可以为学生提供全面的均衡教育，也可以促进跨学科研究。
一般而言，研究型大学通常按照学科划分设置学院。[9]基础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三个分支，在大学中其对应的学院是理学院、人文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人文学院包括哲学、文学、历史等；社会科学学院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理学院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其次，研究型大学一般设有面向社会需求大的职业群体的学院，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生、商业人才、法律人才是现代社会需求量最广最多的职业群体，因此对应有五大学院，即工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再次是一般性的职业学院，如建筑学院、农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农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等。
研究型大学的共性就是基础学科的主体齐全，特性是在不同的应用学科上突出重点。哈佛大学共有10个学院，文理学院是最大的学院，共设有39个系，其中自然科学有9个系，社会科学8个系，人文学科22个系。其他9个学院为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设计学院、政府学院、教育学院、神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以及牙医学院。斯坦福大学设有7个学院，即文理学院、工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地球科学学院。麻省理工学院设有5个学院，即理学院、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工学院、管理学院、建筑与规划学院。再如，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没有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没有医学院。从美国一流大学看，他们的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都具备的，其他学院则是有选择性、突出重点的。当前，综合性大学尤其是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都在大力发展关键学院，它充分体现了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需求。进入新世纪以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创办了工学院。我国的著名大学，如北京大学创办了工学院，清华大学大力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人民大学创办了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了法学院，等等。
之所以强调建设高水平基础学科的重要性，是因为一所大学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的水平，反映其对重大科研项目的发展趋势及其技术路线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决定其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水平。基础学科是关于客观世界最基本规律的科学，是其他学科发展的基础。它不但是孕育最重大科学发现的主要学科，也是具有原创性的最关键核心技术和发现的主要源泉。从世界著名大学来看，一流的大学可以没有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但一般都有理学院、人文学院及社会科学学院，因为高水平的基础学科是大学提高水平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不是仅有大学的名称或其所设的学科门类多就能成为一流综合性大学的。一流综合性大学共有的特征是有高水平的基础学科(包括理科和文科)，并以其为核心形成与高水平应用学科共生的学术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学术环境，即使囊括了应用学科门类的大部分专业，也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流综合性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之所以成为美国乃至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就是在学科结构上突破了单纯发展工科优势的局限，把理科或文科或二者都办成为全美乃至世界顶尖水平，从而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向综合性研究型的转变。
有了多学科，并不等于形成了综合性，还要在形成合理的学科结构和优势学科及实现学科间交叉融合上下工夫。一流大学尽管不可能使每个学科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必须有几个学科是一流的，一批学科是高水平、有影响的。一所大学，如果有一个或几个一流的学科，或独具特色的学科，这所学校就会在国内乃至国际产生影响，并以优势学科带动相关学科乃至学校整体学科的前进。[10]学科的交叉、融合是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势，学科新的创造、新的生长点，往往产生于学科的交叉处。在这方面，麻省理工学院(MIT)是典型代表。在MIT，各种形式的跨学科研究和教学机构成为学校学术发展的主要基地。它特别强调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同工程技术的交叉研究以及与教学相结合，通过成立“科学技术与社会计划”、“城市研究联合中心”、“国际研究中心”等综合性研究机构，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正是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的激流推动着它的科学研究，并使其迅速成长为一所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11]
(三)大学声誉
大学声誉一般是指在办学历程中，社会各界，尤其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根据自己的直接经验、大学的行为及其对比高校的相关信息对大学作出的全面评价。类似企业声誉的形成，大学声誉是公众认知的结果。大学声誉是在大学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无形资产，是大学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正如科尔所指出的：“声誉一旦形成就是高等院校独一无二的最大资源。”这种资源具有较强的磁场效应，能带来一系列的良性循环。良好的声誉源源不断地吸引着优秀的教师、优异的学生、充足的科研经费等，同时条件的改善又反过来提高了学校的声誉。
大学的声誉机制是与高等教育“连带产品”的属性密切相关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其他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是一种“连带产品”(associative good)。[12]这种产品的基本特征是：当顾客选择商品时，他们不仅关心产品的质量和价格，而且还关心其他顾客的个人特质。当学生选择院校时，他们考虑的不仅是大学的教师、设备、校园及学术水平，而且还考虑学校的同学智力、先前成绩、财产和家庭状况、体育特长、社交能力等。因为，同学的这种或那种属性强烈地影响着学生的教育经历和社会经历的质量，影响着他们今后的社会关系(包括婚姻)，影响着他们的职业去向。其结果是，高质量的学生倾向于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几所精英院校，其次的学生集中到另一类院校，以此类推。故大学出售给学生的不仅是教育质量，更重要的是其他同学。由于高等教育具有连带属性，所以大学在竞争中应把保持与晋升学校的声誉置于中心位置，从战略高度去审视学生、教师、经费在竞争中的连锁反应与整体效益。在竞争中，既要防止独进策略，又不能急功近利。独进策略，如不考虑学校的整体结构，不顾一切地花钱买少数“明星”教授，结果除少数明星人物外，没有什么其他工作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幅度降低入学标准，片面扩大规模，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原来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样曾是培养博士生的中心，但由于大幅度降低入学标准，致使整个学校声誉下降。学校要有响亮的知名度，吸引高质量的学生，吸引优秀学者，从而建立自己的声誉机制。
声誉集中体现在大学享誉全国或全球的名牌专业。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在宇宙科学、原子科学、航天技术、生物工程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芝加哥大学以核物理、核化学、核医学而著名。哥伦比亚大学的工程、医学、师范、商业、新闻和国际关系等专业位居美国大学前列。这些名牌专业和研究领域为私立大学带来了良好的声誉，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教授、优秀学生以及大量的经费资助，进一步改善了办学条件，形成了良性循环。因此研究型大学总是尽可能地完善教育产出，而不是追求产出的最大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私立研究型大学为整个学术界树立了高标准。企业追求的目标是成本最小，利润最大，而大学以声誉最大化为追求目标，而不是以投入——产出最大化为标准。为了追求学术声誉，大学甚至有成本最大化的趋势。据研究表明，在清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大学成本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由此带来了学费水平逐年递增，这也是一个全球性趋势。
根据经济学中的利润递减原则，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麦克居里1988年对美国40所著名大学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发现如把教师薪水作为衡量劳动力的指标，把研究经费作为衡量资本投入的指数，则10%的教师薪水变化将引起1.73%的声誉变化，而10%的资本变化将引起1.09%的声誉变化；如用教师数代替教师薪水数，则10%的在编教师的变化将引起1.46%的声誉变化，而10%的资本变化将引起1.30%的声誉变化。[13]可见高等学校的声誉生产是一个高消耗的、缓慢的渐进过程，大学要想明显改变自己的声誉，需要花费相当的财力与时间积累，急功近利只能是欲速则不达。
四、大学要高度重视外部环境变化给竞争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企业的竞争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战略定位、发展策略及产品选择等。对于大学而言，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是，与企业相比，作为非营利机构和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大学，其竞争更为明显地受外在因素影响较大。作为利益相关者组织，大学的竞争与发展受制于政府、校友、企业、学生、学生家长、教师、校长等各种利益相关者。例如，大学作为非营利机构，办学经费除学费外，更多地来自于政府拨款、社会捐赠、科研经费及自我创收等途径。经费是办学的基础。美国学者卡特的研究表明：美国太平洋海岸四个州的8所重点公立大学中，州拨款额和平均州拨款额与学术成果(发表论文数和被引用数)基本上是成正比的，经费的增长和学术成果的变化总体上也是一致的；在英国公立高校中，政府拨款基本上是按在校生平均分配，因此各校经费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政府拨款外的差别上。在诸多因素与综合评审名次排列的关系上，通过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关系最密切的是政府拨款外的收入这一因素。[14]美国私立大学之所以优秀于州立大学，其主要原因就是“二战”之后，美国联邦政府直接资助大学的科学研究，巨额资金如潮水般涌进大学，而其中获益最大的是私立大学，如联邦政府主管战时研究开发的“战时科研办公室”与大学签订的研究合同中，金额总数排在前10名的大学中，只有加州大学为公立大学，总数为1400万美元，排第5位，仅及麻省理工学院合同金额的1/9，其余皆为私立大学。靠联邦政府的钱，麻省理工学院从一个二流私立技术学院摇身一变，成了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同时，美国的私人捐助也主要以私立大学为对象。一是因为私立大学的校友相对富裕，二是因为社会上普遍认为公立大学的经费来自政府，无需私人插足。据统计，从1967年到1999年底，美国私人捐助大学超过3500万美元的巨额财产共有87笔，总额约70亿美元。这些钱八成以上流向私立大学，一多半是著名私立大学。在美国大学联合会62名成员(包括2所加拿大学校)中，加州大学系统共有6所分校进入，占了全国的1/10，这主要是得力于加州经济的增长繁荣与加州政府对州立大学的巨额投入。
尽管竞争导致的大学变化过程是缓慢的，但在外部环境剧变的情况下也容易导致大学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例如，美国的鲁格特大学成立于1766年，在随后近100年时间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45年，新泽西州将鲁格特大学确认为新泽西州的州立大学，获得了发展的良机。1989年，鲁格特大学被邀请加入美国大学联合会，其水平至此才得到认可。再如，利用“二战”后加州经济的腾飞和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加州大学也就获得了良好的历史机遇。现在，加州大学系统中的9所大学中的6所是美国大学联合会成员，占该联合会公立大学成员数的1/3。与之相比，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大学系统在美国大学联合会拥有一个以上的会员。
但如果外在环境恶化，也会使大学发展阻力重重。例如，密歇根大学成立于1837年，是美国大学联合会的最早成员。在20世纪上半叶，密歇根大学一直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但到了70年代，美国汽车工业不景气，严重地影响了密歇根州的财政收入，也使州政府对密歇根大学的拨款大幅度减少。再加上密歇根州立大学自“二战”后获得了飞速发展。到了60年代，密歇根州立大学在全国的地位已牢牢确立，并于1964年加入美国大学联合会，成为密歇根大学的强劲竞争对手。在1966年，密歇根大学在全国排第4位，但到了1980年，跌落到了第35位。
那么，什么样的区域更有利于大学的发展呢？克拉克·克尔的分析表明：(1)经济发达地区；(2)较大城市而不是小城市，尤其是那些能为教师配偶提供事业发展机会及交通便利的城市；(3)有干练的、富有献身精神的政治领导人的地区；(4)自然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地区。[15]
虽然大学竞争的结果具有缓显性，但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对任何一所大学来讲都是挑战。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在一流大学林立的美国高等教育界脱颖而出，根本原因就是哈佛总是在不断创新，勇引时代之潮流。19世纪上半叶，哈佛大学率先向德国大学学习，成为美国大学德国化的肇始，把德国式的研究生院建立在英国式的本科生院之上，建立了美国本土的现代大学模式。后来，艾略特率先实行课程选修制，科南特发表普通教育《白皮书》，以及完善教师选聘制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博克在哈佛首倡“核心课程”。哈佛大学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创新之举，这是其成功的关键。有人专门统计过权威的《纽约时报》新闻中大学出现的频率，发现哈佛的出现率是其他大学总和的3倍。
总结世界著名大学的成功经验，就会看到只有创新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斯坦福大学建校以后100多年一直默默无闻，但在“二战”之后，抓住历史机遇，加强与联邦政府的合作，得到了联邦政府的巨额科研资助；确立了“学术顶尖战略”，吸引了大批优秀教师和学生；特别是在工程学院院长特曼的建议下，创建了美国第一个，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学工业园区，加强了大学与工业界的联系，后来成为著名的硅谷。卡耐基·梅隆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抓住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发展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新兴学科，并确立了“不求大求全”的发展战略，在短短20多年内，由一个地区性学院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研究型大学。美国布朗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设立了有弹性的“新课程体系”，吸引了大批有独立思想的学生，使学生在学校等级中的地位发生了飞跃。英国的沃里克大学建于20世纪60年代，是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产物。在80年代政府决定削减大学拨款之际，沃里克大学率先改革，引入企业管理理念改造大学，建立了“沃里克制造集团”，同时加强学术队伍建设，吸引了大批优秀的青年教师，还进行制度创新，在英国大学中第一个建立了研究生院。结果，现在的沃里克大学已成为英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也是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