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金融投入的经济效应：基于31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_贡献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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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5)07-0071-07

       在市场需求拉动和政府财政支持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文化产业从起步期进入加速发展的新时期，凸显出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巨大潜力。但从国际比较来看，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实力相对薄弱，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还很多。因此，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通过制定文化政策和加大财政投入，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这其中，厘清财政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效应是关键的一环。

       一、文献综述

       (一)财政投入与文化产业发展

       我国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主要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包括文化政策体系的完善、文化机构的运转、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文化服务手段的推广等方面。文化产业投入的产出效应是指国家、文化团体及个人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促进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效益。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和文化人才作用的发挥是决定文化产出效益的两个决定因素(朱学义，2012)[1]。姜曙(2009)[2]研究财政补贴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用，认为短期内财政扶持力度和文化产品消费水平对文化产业增加值有正向作用，而财政投入对文化产业的乘数效应大于文化消费的作用。吕志胜(2012)[3]实证研究表明文化事业费和就业人员数量都对文化产业增加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文化事业费的影响系数较大。

       (二)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

       关于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从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达成共识即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增长。国外的研究大多基于文化产业中某一子行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Szenberg & Lee(1994)[4]，Hjorth-Andersen(2000)[5]对出版业的分析；部分学者从理论上分析文化产业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如Graham，Ashworth & Tunridge(2000)[6]；也有学者尝试利用时间序列或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文化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如Dominic Power(2002)[7]，Beyers(2002)[8]等。国内学者对文化产业的经济效应领域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如陈湘舸和江胜玉(2003)[9]等从理论视角分析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王林和顾江(2009)[10]、蔡旺春(2010)[11]、李增福和刘万琪(2011)[12]分别通过面板数据、投入产出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方法实证分析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文化产业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

       国内外学者关于文化产业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不多，主要研究方向是基于财政视角分析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基于两个层面：一是从总量模型上考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二是考察财政支出的不同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由于数据统计口径和检验方法不同等原因，关于财政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并未达成统一结论；但是，文化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的组成部分，绝大部分文献肯定了其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邹恒甫(2002)[13]、杨友才(2009)[14]研究表明文化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范丽红、凌卫平(2006)[15]实证发现文化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方大春(2011)[16]实证表明文化产业财政投入对皖江城市经济增长存在较高的贡献率。梁君、陈显军(2012)[17]研究证实我国文化产业财政投入与地区GDP这二者在长、短期内均是同向增长关系。

       二、文化产业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总体考察

       首先考察文化产业财政投入的总量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财政文化支出，但由于2007年我国开展了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改革，财政部门对文化支出的科目名称及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因此准确反映文化产业财政投入的统计指标包括文化支出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都是自2008年开始的，不能够满足本文中长期研究的需要，因此，本文选取《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的文化事业费指标来代替小口径的文化支出，以保持数据前后各期的连贯性。图1反映了我国2000-2013年文化事业费增长率与名义GDP增长率的变动关系，从总体上来看，二者间的变动趋势非常相似，除个别年份以外，大部分时间文化事业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升降变化趋同，整体呈现一个先上升然后下降的趋势，文化事业费增长率总体要略高于GDP增长率。其中，2007年文化事业费增长率最高，达25.90％；2013年文化事业费增长率最低，为10.49％。名义GDP增速介于8.55％-22.88％之间。2007年以后随着GDP增长率的变动，文化事业费增长率变动存在相应的滞后趋势。

      

       图1 文化事业费增长率与名义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由《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01-2013)和文化部2013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计算而来。

      

       图2 文化事业费结构比重与名义GDP

       数据来源：由《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01-2013)计算而来。

       其次，分析文化产业财政投入的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图2反映了我国2001-2012年文化事业费各项目构成与GDP的变动趋势，在GDP保持平稳增长前提下，各类文化事业费占文化事业费的比重变动差异很大，其中基本支出占比呈现直线下降的趋势，从2001年的85.23％下降到2012年的51.90％；项目支出占比呈现稳定攀升的趋势，从2001年的不到10％上升到2012年的42.47％，近几年来项目支出和基本支出基本持平；经营支出占比一直较低，从2001年的3.34％逐步下降到2012年的1.12％。由于经营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非常低，说明文化机构内部经营性活动不活跃，文化产业财政投入主要由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部分构成。

       三、实证模型设定

       (一)模型设定与基本假设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总体考察的基础，本文拟实证研究我国财政投入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关系，以及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深度关联。本文试图实证检验以下四条假设：

       假设一：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规模能够有效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扩大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规模，有助于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文化产品供给，优化文化消费环境，从而刺激居民文化需求，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假设二：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规模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推动作用。一方面，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通过凯恩斯投资乘数作用创造了大量文化产品和多种文化服务，能够有力带动产业链条上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消费、投资、出口等各环节作用于地区经济，直接或间接贡献于国内生产总值。

       假设三：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不同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差异很大。文化事业费主要包括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和经营支出三类，由于各类支出的作用机制不同，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会存在巨大差异。

       假设四：财政分权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是负向的，而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明确。财政分权体制作为我国基本财政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和效率都可能产生影响。在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肯定了财政分权能够提高公共文化供给等社会福利水平的同时，我国学者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和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对富裕地区社会福利开支的影响总体上不明朗(乔宝云，2005)[18]。本文将财政分权理论运用于文化产业领域，来分析财政分权与文化产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建立计量模型，在考察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影响的基础上，增加财政投入变量，主要测度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与产业规模扩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计量模型如下：

      

       (二)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文化产业财政投入的经济效应表现为两种途径：一方面是财政投入对文化产业规模扩大的影响，选取文化产业增加值作为第一被解释变量，反映文化产业规模；另一方面是财政投入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加快了地区经济发展，选取人均GDP作为第二被解释变量，反映区域经济增长水平。

       文化财政投入选取文化事业费作为度量指标，同时将文化事业费细分为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经营支出三类，考察每个财政投入细项对经济的影响。

       文化资本投入选取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衡量文化资本投入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

       文化劳动投入选取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就业人数以及其占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比重来代表文化劳动投入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

       文化消费需求采用城镇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和农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两个指标来衡量地区文化消费的能力。因为缺乏统一的全国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本文采用加权方式进行计算：地区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镇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农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文化资源供给采用文物藏品数量来代表文化遗产的丰裕度，用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数来代表文化产品的丰富度。

       文化制度要素选取财政分权和文化政策两个变量进行考察。借鉴乔宝云(2005)[19]的衡量指标，即财政分权指数=人均省级财政支出/(人均省级财政支出+人均中央财政支出)。考虑不同区域的财政分权影响机制有异，设置一个地区财政分权虚拟变量，用东部各省的财政分权指数乘以1，其他各省乘以0来表示①。由于我国首个国家层面的权威性战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6)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文化政策由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的状况，形成文化政策的本地化，推动了各地区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本文引入虚拟变量来反映文化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考虑到政策的滞后性，规定该虚拟变量在2007年之后取值为1，其他年份取值为0。

       此外，考虑到当地经济状况、价格变动影响和财政科技投入等要素都会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选取了若干控制变量，具体见表1所示。本文数据包含2003-2012年全国大陆31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以及国研网。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财政投入规模与文化产业发展

       按照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将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并综合考虑文化消费、文化供给、文化制度等要素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通过Hausman检验，各方程更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首先考察财政投入、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这三项基本要素对文化产业的影响，由表2模型(1)的回归结果发现，三项基本要素对文化产业发展都存在正向推动作用。其中，财政投入贡献率(0.883)是资本投入贡献率(0.219)的四倍以上，表明在等量财政投入规模下，增加直接财政投入引起的文化产业规模扩张比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要更有效。劳动投入对文化产业的贡献率(0.174)最小且不够显著，这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是由于当前统计口径的缺陷，文化产业就业人数的统计范围界定不清、人数不全；二是由于文化产业的人力资本供需不匹配，文化产业的发展迫切需要高素质、高水平专业人才的输入。

      

       模型(2)主要考察文化消费和文化供给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文化消费对文化产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文化供给对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较小。由于目前我国各地区文化供给已经达到一定水平，文化供给的规模和丰富程度能够基本满足居民需要，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是文化需求而不是文化供给。这充分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文化消费比增加文化供给对文化产业的推动作用更大，财政投入应该更倾向于提高居民的文化消费能力。

       模型(3)侧重考察了财政分权和文化政策这两个制度变量对文化产业的影响。财政分权对文化产业的作用为负，而文化政策对文化产业的作用为正。在财政分权制度下，我国地方政府间竞争压力很大，在财政支出的分配上注重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文化支出尚未得到地方政府足够的重视，因而财政分权对文化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文化政策对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存在显著推动作用，在中央大力提倡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政策指导下，各地方政府逐步将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到一定的战略高度。

       模型(4)反映了当地经济状况、价格变动影响、财政科技投入等控制变量都对文化产业发展存在正向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活动就越丰富，文化活动就越旺盛，文化产业发展越快。随着文化用品及服务的价格水平提高，文化产业增加值反而提高了。这可以从鲍莫尔成本病理论获得解释，由于国民经济中存在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两种类型，相比文化产业而言，工业的生产率快速增加，从而导致文化产业出现相对成本的不断上升，文化产品与服务价格大幅提高，随着工业的生产率改进，文化产业增加值反而上升了。或者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大幅提高，部分也是由于受价格水平因素的影响。财政科技投入对文化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新技术和新工艺有利于文化产品创新，提高文化服务质量，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二)财政投入规模与经济增长

       首先对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估计。由表3中模型(1)的回归结果发现，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财政投入系数远大于资本投入系数和劳动投入系数，表明在财政资金规模给定的情况下，增加文化产业的直接财政投入对经济的刺激比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投资效果要明显的多。文化产业的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起到阻碍作用，这一方面说明文化产业领域内专业化人才的供需不相匹配，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文化产业吸纳就业的潜能还未完全释放。

       模型(2)反映了文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而文化资源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城镇和农村文化消费的扩张都会促进经济增长，其中城镇文化消费比农村文化消费的影响力大得多。这体现为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的文化场所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且文化消费受到个人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的影响，城镇居民的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相比农村要更加丰富，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更大。文化遗产丰裕度对经济增长有微弱的促进作用，文化产品丰富度对经济增长有微小的阻碍作用。可见，文化供给的作用是双重的，丰富的文化供给既可能推动经济发展，也可能制约经济发展。而综合文化消费和文化供给的双方影响发现，相比文化供给，文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更有效，这与我国长期以来扩大内需的基本国策是一致的。

       模型(3)考察文化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统计区间2003-2012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显著有效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各地方政府能够有效配置区域内财政资源，投入于经济效益见效快的产业，推动地区经济较快发展。文化政策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执行力度不同以及政策产生效果的时滞性，所以影响力不大。这也体现出文化政策是以满足社会公共精神需要为主要目标，突出强调的是社会效应而非经济效应。

       (三)财政投入结构与经济增长

       表3中模型(4)-(6)重点考察文化产业财政投入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绩效体现了明显的结构不平衡性。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积极作用，且基本支出的贡献率是项目支出贡献率的5倍以上，意味着在既定财政支出规模情况下，适度增加基本支出将会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由于经营支出占总支出比仅为1.12％，对经济贡献不够显著。

      

       我国的财政分权显著有效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其中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作用反而要小于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来说，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为吸引高素质劳动力和外来投资，地方政府非常重视改善公共服务水平和投资环境，如增加公共文化、教育、卫生等服务供给，提升地区综合实力，导致财政支出结构相对多元化，经济增速放缓，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提高；而对中西部地区来说，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和居民流动性较差，地方政府更加强调吸引外资和增加经济效益，再加上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导致财政分权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大。

       五、结论

       本文在对财政投入、文化产业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03-2012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考察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对文化产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双重经济效应。经过计量检验，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文化财政投入、文化资本投入和文化劳动投入三大要素对文化产业发展均存在正向推动作用。其中财政投入贡献率最大，资本投入贡献率次之，劳动投入贡献率最小。文化消费相比文化供给对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较大，地区财政投入应该更倾向于提高居民的文化消费能力。财政分权对文化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而文化政策则有力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

       第二，文化财政投入、文化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存在积极作用，而文化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抑制作用。在三项要素投入里，文化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文化消费扩张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其中城镇文化消费比农村文化消费的影响力更大；文化供给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双重的，表现为文化遗产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而文化市场供给对经济增长具有制约作用。

       第三，文化支出的绩效体现了明显的结构不平衡性。文化产业财政投入的不同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很大，其中基本支出贡献最大，其次为项目支出，经营支出贡献最小。从分项研究可以看出，在财政支出规模既定的情况下，适度增加文化产业的基本支出将会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

       第四，财政分权总体上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推动作用，但对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机制不同，其在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减缓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文化政策由于地方政府执行力度不同以及政策产生效果的时滞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大。

       综上，对于我国文化产业财政投入机制的设计与实施，一方面，要提高财政政策变量与经济的关联度，保障乘数机制的顺畅运行，以增强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要从依赖财政投入总量调控到侧重于内部结构优化，更注重文化政策的拉动作用等，使财政投入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注释：

       ①地区财政分权设置上，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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