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舞蹈创作与“云南舞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云南论文,舞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蓦然回首，从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舞蹈会演”始，至1994年“云南省新剧（节）目展演”落下帷幕， 云南民族舞蹈的发展， 又走过了14个既艰辛漫长，又丰收短暂的历程。14年来，云南民族舞蹈以其丰富的民族艺术资源，多姿新奇的民族之花，优秀的作品，多元立体的民族民间歌舞晚会，壮观宏伟的舞蹈大游行，上乘的舞剧，全新的方位，走入了国内、国际舞台，在历届全国比赛中屡摘桂冠，有的节目在全国会演、艺术节上名列前矛。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市场的开辟，云南的民族歌舞又迅速走入了文化、旅游市场，从歌舞厅到餐厅，从沿海到内地，随处可见云南民族歌舞演出的足迹；报纸、刊物也不断有云南歌舞出访演出的消息与评论。
面对云南民族舞蹈发展的活跃、兴盛局面，回顾云南舞蹈发展已走过的14个年头，对云南的舞蹈发展、创作、走入文化经济市场（另作探讨研究）等问题做系统、深层的分析、研究，重新审视得与失，成与败，这对云南民族舞蹈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族舞蹈的遗存与优势的发挥
有专家认为，14年来云南的民族舞蹈发展，呈现出活跃、繁荣景象，是云南民族舞蹈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当代云南民族舞蹈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当代云南舞蹈工作者的一种创造精神和对前10多年民族舞蹈发展的继承和延续，同时也是当代人对民族舞蹈遗存的当代阐释。14年云南民族舞蹈不断夺冠，“云南艺术节”、“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上掀起的以民族舞蹈为主体的云南民族文化热，特别是中外来宾对云南民族舞蹈的肯定与赞叹，这些都是云南舞蹈工作者的一种“创新”契机。
云南的民族舞蹈，这里主要指少数民族民间舞（以下简称民舞），它区别于芭蕾、古典舞蹈，绝大部分是一种以自娱为主，随机可生的，散在民族节日和民间活动中的民间舞蹈。就云南的情况来看，民族之多，民舞之丰富，这恐怕是中国少有，世界罕见的。由于种种因素，至建国前夕，云南少数民族还分别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农奴社会，部分进入封建社会状态。舞蹈艺术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到解放初期，云南的民舞不管自娱性民间舞，少量古典舞，宗教、祭祀、劳动、爱情……舞蹈基本上未搬上舞台表演。解放后，经过老一代舞蹈工作者的深入生活，发掘出一批民族舞蹈，把它搬上舞台，如：傣族《孔雀舞》、彝族《阿细跳月》、白族《三月街》、佤族《舂新米》等一批优秀作品，使外界和同行对云南有了一些了解，但由于“文革”的动乱，发掘工作受到干扰和停顿。到1980年以前就云南民舞发展工作的现状和民舞遗存的实际情况来讲，发展的速度是慢的，创作水平是低的，这大概是一个事实。
云南作为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少数民族舞蹈也就是一部活的舞蹈发展史，舞蹈往往丰富地蕴藏在民族节日和民俗活动中，据耗时13年的云南《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的统计，舞种有1095个之多，套路有6718个之多，这些舞蹈有的诗、歌、舞融为一体，有的伴随着简单的吼叫声，有的民舞丰富，有的简单，有的套路完整，有的较单一。如傣族《泼水节》、白族《三月街》、彝族《火把节》、《荠菜节》、《跳坪》、瑶族《蛮五节》、苗族《踩花山》、景颇族《目脑纵歌》，阿昌族《蹬窝罗》……上百个民族节目，上千个民族舞蹈，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没能较系统，较全面，多元立体，全方位的向外界展示它真正的优势和真正的面目。
自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的民舞发展显得异常活跃，《铜鼓舞》、《水》、《橄榄歌》、《召树屯与婻吾婼娜》等一批优秀节目的创作演出，开始了云南民舞发展的又一个新时期，云南“歌舞之乡”的优势又得以充分展示。
1988年“云南艺术节”开幕式舞蹈大游行，集25个民族，28个表演队阵，上万名民间表演者，表演队伍长达4小时，伸延10 里的雄壮气势让观者赞叹。1992年“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大游行，以宏瀚壮观的25个民族，以歌舞为主体的4000名表演者，身着160多种服饰， 3000多种道具，奏着40多种约500 多种乐器向中外来宾展示了云南高原多彩文化及其悠久灿烂的传统历史。如此壮观的大游行、大交流、大荟萃，大概是建国以来云南民舞优势的最大、最真、最全面的展示了。
1988年“云南艺术节”上《民族民间歌舞晚会》荟萃了25个民族、17个地州、100多人参加的顶“土风”晚会，既保持了原生性，加工、 剪裁的尺度又适中，用舞台表演形式，集中荟萃云南民舞的精华和“土特产”，这大概是云南的一大强项和优势所在。
不甘落后，攻克弱项，创作上不断出新节目，出“拳头”产品，出精品也是云南源水不断，泉水长流的优势所在。据统计云南有90多个专业歌舞团队，有一批长期生活在民间，掌握各族民舞生活素材的专业和业余舞蹈工作者，他们都称得上是云南各族民舞的专家和优秀编导。如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她被誉为傣家的金孔雀，《版纳三色》、《大地！母亲》、《爱的足迹》的主要编导之一的周培武，《我的高原人》的主要编导马远敏，《阿诗玛》的主要编导之一赵惠和，《咪依鲁》的编导之一，被称为彝族舞蹈专家的康瘦华，《铜鼓舞》的编导刘太平以及《情魂》、《佤山摇篮》、《棕树魂》、《蜻蜓》、《阿佤人》、《多彩的红河》，以及1988年“民族民间歌舞晚会”和1992年的《跳云南》等的编导者，他们都是各民族舞的行家里手，各自拥有各自的生活素材并能把它变为艺术品，有的熟悉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有的能很好运用独自的舞蹈形式和舞蹈语言，有的掌握了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素质。她们是云南舞蹈工作的宝贵财富，同样也是云南民舞发展的优势所在。
丰富的艺术资源与神秘的地理特点加上立体的气候特点，也是云南民舞发展的又一优势所在。云南被誉为“歌舞之乡”、“神奇的秘境”，有五百里辽阔的滇池，有天下第一大奇观石林，在闻名遐迩的西双版纳，有旅游名胜苍山洱海。独特的社会发展史，立体的生态环境，山多、树多、花多、野生植物、动物多、歌多、舞多。一个地方一种舞，一个地方一个味，一个民族一种服饰，同一民族多种民族服饰，一个山一个故事，一条河一个美丽的传说，这里保存着丰厚的、原生态的民舞甚多，从某种意义上讲，遥远就是相近，原始就是现代，这些原生态的民舞，味正情纯，变化多端，密集又断然，仿佛一个民舞的百花园一般，“得天独厚”的艺术资源加上一批能选择优势，占有生活、占有素材的舞蹈工作者的相互碰撞，云南民族舞蹈的优势得以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挥。
二、民舞发展的新变与形式思维
“美丽神奇”、“歌舞之乡”、“得天独厚”的优势，25个少数民族舞蹈舞种之多，套路之丰富，储藏量之深厚，风采之瑰丽也曾是云南各族人民的自豪，全国舞蹈界引以为骄傲。但也就是这值得自豪、骄傲的优势，让云南的舞蹈工作者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创作上出现“生活的简单再现”，“风情似的一般展览”，“素材的堆砌”，“创作手法、技法的落后”等现象。云南民舞工作的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打破封闭，走向开放，否定自己，走向新变的艰苦时期。
原来鲜为人知的云南民舞，一旦走向广场，搬上舞台和世人见了面，那就是昨天的事了。昨天的新不等于今天的新，更不能保证明天能新。要常新就要常变，就要创新，而创新又不能离开常见，这是一个矛盾，也是辩证法，新不能让人感到完全的陌生，离开了熟悉，也就无所谓新了。的确，尺寸很难把握。把民间自娱性的舞蹈收集、整理、加工搬上舞台，特别是云南的舞蹈，色彩丰富，固然在一段时间里能让人感到五光十色，然而时间稍长一点，人们就要重新审视舞蹈的格调和品味了。二十世纪是一个高科技时代，工农业生产，经济速度飞速发展，时代亟待云南民舞的发展，呈现多立体的局面，尤其在创作、策划、组台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变化，新的思维形式的出现是云南民舞发展得以更上一层楼的重大变化。
经过潜心耕耘、磨砺，云南民舞发展果然出现了新变和新的形式思维，被评为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奖的独舞《水》和获提名奖的《铜鼓舞》都以其不同的角度对民舞的创作显现出编导的独特见解和独特思维。《版纳三色》、《大地！母亲》的主要编导之一周培武的体会是“只有创新才有出路，新是任何艺术的生存要素。既要重视学习传统，又不能被它束缚，要创新，要扩大自己的表现手段，要搞出有浓郁民族风格和特色而在手法上又很新的作品来，这就是我的追求和希望。”（《舞蹈艺术》87年第一期）这是经过寻觅思索、实践后的切身体会，他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实践的。《版纳三色》和《大地！母亲》采用象征、抽象的手法，用红、绿、黄3个颜色象征版纳的凤凰树，攀枝花，原始森林， 澜沧江水，金黄的谷穗，遍地的香蕉菠萝。《大地！母亲》仅几分钟的一个舞蹈，用象征手法讴歌了一个民族的精神。
大型婚恋歌舞《爱的足迹》以不同的思维形式，集集体智慧，在另一层面上，力图在“人类发展的博物馆”中以婚姻、习俗方面去表现一部人类发展的婚姻史。有专家认为“爱”剧走的远了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它是民族民间舞蹈的超越而不是回归，是以现代意识理解传统，使之夸张，更丰富，更具有特色，满足了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和爱好。评论不一，恰好说明了“爱”剧力图从创作上另辟新路，表现手法上似图走一条新路。
独创、新奇，是比较出来的，《我的高原人》的编导马远敏以其粗犷、炽热，重个人意识，重集体舞气氛渲染，不拘象与不象的框框，用民族生活素材加上自己独特的眼光，创作编排了一整台舞蹈晚会，这是她的力作。其中《阿佤山好妈妈》就是作者长期佤山生活的感情渲泄，但它又不同于她的另外2个作品《舂新米》、《点苦荞》。 前者是对后者的超越，同时也是创作上同一民族作品不同的形式思维。编导把自己对阿佤山多年的感情化作深沉、粗犷、磅礴的力度、风格和气势，这是对一个民族，对一块土地的礼赞。
下面重点谈到的是近几年云南的2部舞剧《咪依噜》编导之一、 《阿诗玛》的主要编导赵惠和曾在文章中指出：“在新的创作思维的启发下，我开始从为动作而动作，忙于说明和模拟的死胡同里走出来……。”（舞蹈89.1《求索》）修改过的《咪依噜》力求从手法上、技法上做一些新的尝试，采用象征的手法，以表现为主，舞与剧结合，以舞为主，突出了舞蹈在剧中的中心地位。如果说《咪依噜》从创作上、手法上、人物形象塑造上、民族色彩上还有不尽人意之处。那么《阿诗玛》可算是少数民族舞剧的一次勇敢而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创新尝试。“它是一部色块型结构的舞剧。它是无场次的，但我们大致用七种颜色把它归成块状。这些颜色不仅是形式上色彩的表露，更是内涵个性的抒发。”（92云南文艺专刊第二版《阿诗玛七色》）这是《阿诗玛》的主要编剧之一徐演的一段评说。《阿诗玛》从一个新的审美视角对原诗进行了大胆突破，一部实实在在的叙事诗，确采用以抒情为主，全剧以黑、绿、红、灰、金、兰、白七个色块的组合分七段舞。又以“独舞群舞交织法”，整个戏都把人物置于大量的群舞之中，又以群舞作成浓烈的氛围烘托，刻画人物的性格感情……然而《阿诗玛》成功了，在全国舞剧比赛中夺了几项大奖，后又被评为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
用常见熟悉的民族原有素材创作编排舞蹈，也是云南的形式思维之一串味优生。旧中新变，如《棕树魂》、《土地》、《阿佤人》、《多彩的红河》以及在新思维的驱使下，把民间舞蹈集中优势兵力，用打歼灭战的办法，如88年《民族民间歌舞晚会》和92年《跳云南》都不同程度体现了云南民舞发展过程中的新变与形式思维。
三、“云南舞派”的建构与形成
云南民舞发展14年取得了丰收的硕果，又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从实践的事实中我们看到云南民舞发展是以云南独特方式，自成体系，自成一派的风格特点所建构的，它的建构与形成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在当代人眼中，云南舞蹈工作者14年来的寻觅，付诸实践的新变，其实是对云南民舞遗存的当代阐释和一种新的创新精神，它对“云南舞派”跃身于中国舞坛，走入国际舞台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云南舞派”的初步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前提条件。
首先，历时13年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的工作为云南民舞发展，坚持群众性、自娱性、社会性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工程，这项工程所收集到的舞种、套路，为舞台演出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资源。艺术节大游行和“民族民间歌舞晚会”的很多新节目都得力于“集成”工作的补充。这项工程为“云南舞派”的建构做了二线和看不见的幕后工作，成绩是不可磨灭的。
其二，云南的民舞发展注重了多元、立体的工作，到目前已拥有一批优秀的民族舞蹈，上乘的舞剧，不同层面的整台歌舞晚会，展现民族历史的悠久文化的广场演出和舞蹈大游行……在当代人眼中，云南民舞已作为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立在中国舞坛上。
其三，抓住机遇，在几届全国比赛、艺术节上，从文化主管部门到舞协工作都注重抓二头工作，一头是广泛发动群众，深挖广集，把历史的民舞遗存统统发掘出来，让它走入广场，走入游行队伍，走上舞台。另一头就是抓精品、抓“拳头”作品，抓重点作品，使云南舞蹈突破弱项，争夺名次，使作品有一定份量。这二项工作应是云南民舞发展取得成功的经验之一。有专家评论说，每次来云南都能看到新奇的舞蹈，好的舞蹈，云南真是源水不断，资源丰富。
云南的民舞正以全新的姿态走入国内、国际舞坛，并越来越有影响，在几届全国性舞蹈比赛和艺术节上多名列前矛，不断夺奖，艺术节上掀起以民舞为主体的民族文化热，这些正是云南民舞发展的当代曙光，云南民舞的发展绝不会被框定在一种模式中，对民舞的遗存和历史积沉，相信不会在一代人、几代人手中划句号。“云南舞派”的建构和形成还有大量艰巨的工作可做，它的建立应该是一个全面的科学的体系，“云南舞派”如想立于中国舞坛，长胜不衰，自成体系的成为一派，我认为应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创作上很快培养一批中青年编导，尤其是已有一定编导经验和作品的青年编导，这批编导有知识，有才气，能独立承担大型活动的策划、统筹，有独立完成舞剧的能力。定期举办不同层次的编导班也是云南民舞发展朝不同层面、多方位发展的需要。“云南舞派”的建构和形成还需一代人、几代人的努力，云南民舞的发展创作上还待后继有人。
第二，有关方面应确实加以重视，很快建立一支舞蹈理论、评论队伍。“云南舞派”的建立需要理论，需要对具体作品，编导创作风格，少数民族舞蹈编舞方法、技法，得与失，成与败作美学的点评、探讨、研究，这对云南民舞工作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第三，坚持多元的发展方向，坚持走民族化的道路，鼓励不同层面的优秀作品的创作、加工。坚持抓二头的方针，一是抓加工、整理的节目、晚会，以保持云南民舞的优势，使民舞的原生性、“土特产”的优势能够发挥。抓精品、“拳头”产品以弥补云南创作的弱项和不足，从创作上更上一层楼，使民舞的发展工作能保持常变常新，使之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教学上迅速建立云南少数民族教学体系，从教学上为“云南舞派”的建构提供教学成果和尖子演员。近年来，北京舞院的古典舞在教学和创作上互相推动，摸索出一套可借鉴的经验。甘肃省文艺学校的教育家在钻研训练体系和创作语言相呼应，也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云南应有自己的教育体系，适应少数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的各族教材也应很快建立，少数民族舞蹈教材中的技术、技巧也应有专人研究攻关，以适应民舞发展中舞蹈、舞剧高难技巧、新技巧的完成。
这些都是个人主观臆想，难免有个人偏见。我们期待着“云南舞派”早日能自成一派的立在中国舞坛，甚至世界舞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