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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2010-07.
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结合部的战略意义凸显。城乡结合部的发展方向和定位决定着城市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影响着“三农”问题的解决途径，城乡结合部是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重要空间载体。
因此，城乡结合部这一特殊地域空间的发展备受国内学界重视，研究成果也很丰富，笔者用“三多”来概括近期的研究进展：第一，相似概念多，对这一地域的学术表达有城市边缘区、城乡交错带、城乡交缘带、城乡边缘带、城乡过渡带等等；第二，研究视角多，地理学、规划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众多学科以此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很多；第三，研究方法多，融合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部分研究方法。其原因在于，城乡结合部兼具自然特性与社会特性。下面分别从这3个特点来综述国内城乡结合部的研究进展。
2 概念内涵
2.1 相似概念
20世纪上半叶开始，国外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城市与乡村之间独特的地域发展情况。德国地理学家赫伯特·路易于1936年最早提出城市边缘区(Stadtrand zonen)概念[1]。普里奥进一步提出了乡村—城市边缘带(Rural-urban fringe)的概念，认为该地域是城市区域增长边缘上的复杂的过渡地带[2]，这个概念由最初的地理学含义进一步扩展为社会学含义。
而国内学者关注和讨论这一地域现象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是学界从国外引进的“城市边缘带”等概念；二是规划界与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的“城乡结合部”概念，认为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市区与郊区交错分布的接壤地带”[3]。
其中，相近相似概念有“城乡交缘带”、“城乡结合部”、“城市边缘区”、“城乡交错带”、“城乡边缘带”、“城乡过渡带”、“半城市化地区”等概念[3-10]。200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中提到“城乡结合部”概念，规定“城乡结合部”是指规划确定为建设用地，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用地混杂地区；以及规划确定为农业用地，在国有建设用地包含之中的地区。
上述各概念的本质基本上相同，都反映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地域的在人口、社会、经济、土地利用、生态等诸方面的特殊性—过渡性、渐变性、动态性。笔者认为城乡结合部这一概念更能体现城乡之间独特地域空间的本质。第一，从字面上讲，“城乡”是指城与乡之间的地域属性，比城市边缘区概念更能反映这一地域的区位状态；“结合部”反映了这一地域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衔接相互渗透的关系，更能反映出该地域过渡的性质。第二，从语义上讲，相对于其他相似的几个概念，城乡结合部并不带有明显的地理学范畴，从而更充分地表达这一地域兼具自然特性和社会特性的本质。第三，从应用上讲，学界更倾向于使用“城乡结合部”这一概念。笔者分别以这几个概念为关键词在知网(1980-2009年)数据库中搜索，发现“城乡结合部”这一概念的使用频次要高于其他概念。
2.2 概念内涵
城乡结合部的概念内涵经历了由空间界定到全面阐述、由静态描述到动态演化、由抽象概括到具体明晰的嬗变过程。陈振年等从生态角度首提概念[5]；赵自胜等从地理、经济角度阐述[11]；黄公元从地理、经济、社会三方面界定[12]；王锁娥则考虑到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四方面因素[13]。赵自胜等、黄公元从静态角度，以区位、人口密度、产业等指标界定概念[11-12]；王树良等、齐童等从要素转换、能量交换等方面阐述概念的动态特性[14-15]。黄公元通过基础设施和经济联系两个方面从广义和狭义去界定城乡结合部[12]；王锁娥从城乡近邻关系和行政隶属关系两个方面总结出四种不同的城乡结合部类型[13]，城乡结合部的空间范围越发具体明晰。
通过研究城乡结合部概念的发展历程，笔者总结城乡结合部地区的3个特点：①复杂性。空间上用地无序；经济上多低档商业而无种植业和楼宇办公；劳动力基本上分为以收租为主成为食利阶层的当地人和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行政管理上不很明晰。②动态性。城乡结合部与城市一样具有周期性特征。有的刚刚产生，有的与城市冲突日益加大，有的则与城市正在融合。③流动性。离城市核心区较近的城乡结合部有可能被城市同化，较远地区的新的城乡结合部又相继产生，城乡结合部像潮水般一波又一波涌向城市扩展的方向。
3 研究视角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把城乡结合部问题的研究视角归纳出地理学、规划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5个主要研究视角。
3.1 地理学视角
以地理学视角对城乡结合部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反映在空间界定、动力演化、土地利用等几个方面。
空间界定的研究由定性研究转为定量研究、由单一指标转为综合指标。在研究中，空间界定的综合性和动态性不断加强。顾朝林等运用人口密度指标[16]、方晓使用遥感及GIS技术[17]，对上海城乡结合部范围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在所研究的指标上，杨山认为可采用行政、功能、景观3类进行分析[18]。方修琦等[19]和钱紫华等[20]分别分析了北京和西安的城乡结合部的演变历程。
研究认为城乡结合部的空间演化动力因素有：社会经济发展、建设资金投入、土地需求、交通运输条件、政策与管理、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17,19-22]。
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的研究随着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而逐渐丰富起来。洪敏等运用多样性指数、优势度、破碎度、分离度等指标研究了北京市海淀区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格局的数量和空间特征[23]；通过对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赵元分析出外延和飞地两种土地利用模式[24]，倪少春等制定出“城市化进程指数”[25]，曹隆坤等预测了土地利用演变趋势[26]。
3.2 规划学视角
图1 城乡结合部相似概念文献统计
Fig.1 The amount of literatures relevant to the concepts similar to urban-rural linkage
以规划学为研究视角的成果往往是与生态学联系起来，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进行研究的。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提出在城乡结合部兴建生态旅游带、生态工业园、绿色食品生产园[27-28]。周伟等指出北京市以生态城市作为城市的发展目标将有助于克服城市化的无序发展给城乡结合部带来的诸多问题[29]。祁新华等以广州市为例揭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不均衡的周期性变化[30]。
3.3 社会学视角
以社会学为视角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益群体、人口变迁、社会问题、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等几个方面。
利益群体与人口变迁。学者们对城乡结合部人口组织、空间分布、人口结构的变迁[31]，对社会分化、整合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研究[32]。唐灿等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发现外来人口与城乡结合部地区形成的利益一体化关系是一种在体制外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式样[33]。
社会治安与稳定。多名学者的研究中，都总结出了城乡结合部社会治安混乱、外来人口管理复杂、犯罪率高和社会丑恶现象集中、居民文化素质反差大、精神生活贫乏等特性[7,34]。袁振龙以社会资本理论解释了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治安形势严峻的原因[35]。
社会结构与网络。城乡结合部的居民主要为所在地原村民、中心城区动迁市民及外来租住农民工[36]，分别会进行产业、设施和社会网络的重构[37]。宋国恺认为城乡结合部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是农民的终结、从“空壳”到“实体”、社会的断裂和最终走向城市化[38]。
3.4 经济学视角
以经济学为视角的城乡结合部研究集中在产业与资产、土地房屋价格、劳动力与收入等方面。
顾朝林等总结出城乡结合部的经济功能是城市蔬菜副食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工业扩散重点地区和大宗商品物资流通集散中心[7]。徐晓霞认为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决定城市农副产品的供应，而后者的需求变化也会影响前者[39]。龙开元等认为政策决策因素、资金的积累以及城市的扩散等因素极大促进了城市边缘区工业结构演变[40]。宋金平等指出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经济活动短期行为严重，造成产业结构稳定性差和区域内部差异明显的特征[41]。
关于城乡结合部地区的集体资产处置，陈天宝等提出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改革[42]；魏书华认为处置的着眼点应是如何形成增量的问题[43]。
吕萍等发现北京城乡结合部许多土地交易是地下或非公开性的，使土地价格或租金的市场实现受到限制[44]。杨再贵等[45]、袁宏川等[46]分别总结出了农用土地价格体系和房屋拆迁补偿价格的计算方法。
成得礼等认为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劳动力供给意愿加强，但是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47]，董克用等分析了其收入、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48]；张琦等认为低保政策的提升是缓解城乡结合部贫富差距的安全网[49]。
3.5 公共管理视角
以公共管理为视角的研究发展得相对较晚，研究成果主要有管理模式、管理弊端和管理转型等几个方面。
方晓分析了上海市钦洋镇政府由一个农村政府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以城镇管理为主的城乡结合部政府所存在的4大问题，即政府职能转化滞后、人户分离现象严重、基层组织建设和发展困难重重、行政区在开发过程中被分割[50]。傅云新等总结了广州城乡结合部管理的4种模式：镇—村—经济社，街道—村—经济社，区(开发区)—镇—村—居委会，经济社、街道—(经济总公司)—居委会[51]。
陈孟平认为城乡结合部存在着2个根本问题，即相互掣肘的制度安排问题和各主体利益关系的调整问题[52]。
董克用认为城乡结合部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是城乡转型的过程，其任务主要表现在个人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3大方面[53]。冯晓英将城乡结合部管理体制改革概括为“两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一调整(社会政策)”[54]。
在城乡结合部的研究视角中，地理学视角的研究成果是比较丰富的，而公共管理视角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地理学视角的研究成果侧重空间形成、界定的研究；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侧重于解决该空间里形成的经济、社会、治理等问题。城乡结合部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是一个界限模糊且发展变化较快的地区，其地理范围需要采用综合指标才能确定；该地域空间的产业主要是服务城市生活和接受城市工业扩散，但是土地价格很难市场化，利益格局比较复杂；居住人口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社会网络比较复杂，社会治安混乱。因此，城乡结合部的公共管理问题十分棘手。
4 研究方法
4.1 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旨在获得一手资料与数据，包括深度访谈、问卷调研等方式。以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为视角的城乡结合部研究多数采用田野调查方法。
宋国恺以兰州安宁区水村和孔村为例，对村民家庭、职业、生活方式、心理文化、收入、组织结构和身份认同等7个方面进行问卷调研，对村长或村支书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了解村子基本情况[38]。金平以上海西北部城乡边缘区古浪苑为田野调查地点，在深度访谈的过程中采用马特·范德普尔的交换方法，运用社会网络作为分析工具，阐述了该地区社会关系网的维系和再建过程[36]。张琦等为分析收入差距，对武汉市城乡结合部地区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10组居民家庭进行随机抽样调查[49]。
4.2 统计分析
在城乡结合部的相关研究中，统计分析比较常见。一般以年鉴或报告上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通过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手段提取的土地利用数据作为对象，进行统计分析。这种方法经常用在城乡结合部的空间界定、土地利用、演化动力等方面的研究。
顾朝林等以人口密度梯度突变点划分城乡结合部范围[16]；陈佑启以从城区到农村逐步衰减的水平类、结构类、密度类、联系类、基础设施类5类共20个指标，根据指标衰减突变界定范围[55]；孙世民等构建了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等3个层次，人口、用地景观、经济和社会等4个分类指标，15个单项指标的反映城乡结合部地域特征的指标体系，通过属性值确定城乡结合部地域特征[56]。
郑艳婷等提出从结构、变化、景观和体制等4个层面来构建半城市化地区的判别指标体系。其中前3个层面是采用统计方法来分析的。结构层面，从经济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土地利用结构等指标来判断；变化层面从经济、人口、投资、非农建设用地的增长速度等指标来进行判断。景观层面从建设用地、三废处理率、基础设施覆盖率、土地利用混杂度等指标来判断[10]。章文波等提出了一个将TM影像与突变检测方法结合划分城乡过渡带的方法。采用二级结构分类方法从TM影像中提取城市用地信息，包括城市用地、水体等14个指标，用均值突变检验中的滑动t检验方法对各方向的城乡断面上的城市用地比率进行突变检测，进而划分出城乡过渡带内、外边界的位置[57]。
4.3 模型分析
模型分析方法包括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和计量模型(mathematical model)等。
陈晓军等以北京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内核过程”进行分析，在土地用途转换基本驱动模式的基础上构建起研究区土地用途转换宏观动因机制的理论框架模型，揭示主因力作用的同时，着重阐明了各种驱动因素之间相互制约、互相联系形成的“合力”效应[58]。
成得礼等将“失地农民”非农劳动力供给意愿设为被解释变量，将“失地农民”的个人特征、家庭背景、体制变革设为解释变量，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失地农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47]。郑辛酉等利用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得出区域生态效应综合指数与弹性指数的模型，并根据该模型发现20年来在人类影响下城市化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呈现骤减—缓减—回复的过程[59]。祁新华等以广州市为例，借鉴逻辑斯蒂方程与复合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构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的阶段性、生命周期与可持续发展模型[30]。
4.4 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可以了解前人成果，明晰研究进展，获知研究空白。张建明等将国内外对城乡边缘带的概念、地域结构、土地利用形态、社会经济特征、形成演变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1]。宋国恺从城乡结合部的概念、特点、土地利用、社会稳定发展等几个方面进行梳理[60]。罗彦等对中国城乡边缘区的研究阶段、地域界定、社会结构和问题、经济特征、城市规划和建设、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内容进行了总结和评述[61]。
在城乡结合部的研究方法中，主要是统计分析，这也是地理学视角研究的主要方法。而田野调研的研究方法应用较少。城乡结合部的范围界定很难和变化很快的特征致使该地域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划，这就使得城乡结合部的定量研究应该更多得依赖影像分析和田野调查获得的数据，数据能否相对及时、准确地反映城乡结合部的特性将成为研究方法中的关键问题。
5 结论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城乡结合部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尤其是在概念内涵、空间界定、动力演化、土地利用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广泛应用统计分析和遥感技术、GIS来进行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得益彰；研究视角逐渐丰富起来。但是相对于城乡结合部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性来讲，这些研究还不是很全面，也不是很深入。城乡结合部的自然特性研究的比较充分，如范围界定、演化动力等，而社会特性部分则比较欠缺，关于城乡结合部的利益格局的解析和化解一直没有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应把研究传统上关注“地”逐渐转变到关注“人”上来，城乡结合部的发展更应该是人的发展。鉴于此，今后城乡结合部的研究重点应放在如下几个方面：
(1)利益格局。城乡结合部正处于城乡社会转型阶段，失地农民日趋增多，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原有的乡土型社区已经瓦解，而新型的城市社会尚未形成[62]。城乡结合部内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城乡结合部当地政府、房地产开发商、本地居民、外地务工人员之间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也带动了城乡结合部的的土地租金的上涨，这就使得本来存在的利益矛盾更加尖锐化。城乡结合部的利益格局的解析将成为今后研究的核心问题。
(2)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服务。长期以来，城乡结合部公共服务不完善和基础设施缺乏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往往超过本地居民，致使本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超负荷运行，本地居民生活福利水平明显下降，而外来务工人员又要求享受居民待遇。如何保证城乡结合部居住人群的公共产品质量是一个重要问题。
(3)公共管理。由于利益分享机制的不健全，城乡结合部的开发往往会造成以出租房屋为生的居民失去了生活来源，以务农为主的居民失去了土地，本地的居民不能获得持续、稳定收益，社会保障的利益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再加之这部分人群往往劳动技能低，就业竞争力差。如何保障本地居民的正当利益应当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点。
本文引用格式：
付承伟，陈明星.国内城乡结合部研究进展.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2)：1525-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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