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社会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转型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明知责任重大，仍要把世界各个社会当前的若干主要趋势摆到诸君面前。因为我希望对这些趋势的知识和研究将使我们做好准备，得以对这些过程做某些干预。
社会科学有一个比较老的定义：“政策科学”；我赞成这个定义。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事实（这正是我的出发点）：我们当前生活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曾经长期存在的环境；那时，经济因素导致社会冲突，然后导致各种制度化的机制，通过法律或合同解决这些冲突。这种一般称为社会民主模式的做法已经不再符合现实，虽然仍然有许多人支持它，认为应当以某种别的形式把它恢复起来。不过，为求了解某些主要的趋势，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此处所说的生活环境，看看怎样把它加以界定。
请让我作一个假设，假定我们于1894年在这里聚会。那么，19世纪末期的世界局势有什么特点呢？那时权力的属性是经济的，而且是以伦敦市为中心。对抗着这一经济的权势而寻求变化的力量和运动有各种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新出现的女权运动。此外还有从思想或文化立场挑战资本主义统治的多种运动。如今的局面却已经翻了过来：因为从20世纪早期起，提出抗议的各种革命运动大体上已经占了上风。所有或几乎是所有的地方，钱的权势已经由国家（state ）的权势所取代。国家——不妨说它的属性是唯意志论的或专为从事动员的——以多种多样的形式、从最好的到最坏的形式到处建立起来。在欧洲和在其他地方的各个国家（countries）中， 长时期存在着社会民主政府，其中尤其以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所取的形式可谓设计最为精心。稍后，多个共产主义政权建立了范围广大的统治。在别的地方则建立了反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政权。与此同时，拉美和另外一些地方出现了“民族—平民”政权。而在所有这些之外还有两种极其不同乃至与之相反的类型，起了同样重大的作用。其中一类是权威主义国家，在地中海欧洲占据优势，尤其是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三国为时相对长久，在法国也有几年。其次一类是法西斯或日本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在30年代和40年代左右着世界历史。
今天，或者说从60年代或70年代以来，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时代的主要特点是这种唯意志、以动员为能事的国家的衰落。一个世纪之前资本主义势力所向无敌，政治的和社会的行为主体处于上升阶段，今天的情况却恰好相反。据此，我们必须提出的第一点就是——而且也是以下分析的主线索，一个世纪之前的历史舞台概由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思想家类型的行为者所占据，而今他们却正在没落。专事动员的、唯意志论的国家也已趋于式微。促成这种转型的乃是经济的力量。由于这个原因，表现为此种或彼种形式的正统的自由主义调整政策遍见于全世界。由于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政策，多个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仍然掌权而且获得成功；澳大利亚、西班牙乃至法国都可说是这方面的案例。就连那些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国家也都实行最为高度正统的自由主义政策。我这里说的是中国、越南和古巴，它们也乐于吸引外国资本。
别的一些国家倒未必把资本主义实行到这个地步，但从东欧国家到拉丁美洲，我们处处都能看见历史潮流的这种倒转。倒转的形式有时温和，有时极端，却总是标志着专事动员的国家从此告终。但我得赶紧补充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全世界如今已经沿着同一个模式——以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民主、文化宽容而兼收并蓄以及世俗化为基础走到一起，天下一家，历史于是终结。一两年之前确实曾经有不多几位观察家对世界局势取这种看法。当前的局势可以用两种想法加以总结。其一主要是我的想法：自由主义的高潮淹没了专事动员的国家，但这还只是“破”，事情还处在“破”的阶段，还没有建立另外一种社会模型。事实是，自由主义社会模型这样的一种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政治对经济的控制，无论是出自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理由或是听从了强大的院外集团的游说而进行的控制，如今都正在被拆毁。这种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想说，从现在的事态来看这个遍及全球的过程几乎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有少数几个国家想要置身这一过程之外，其结果无非使自己陷入困境，为拒绝或拖延付出重大的社会代价。因此，即令我们看不上这种事态发展而向往某种不同的东西，事情仍然照样发生。跃入自由主义，值得吗？考虑这一点毫无意义；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全球处处如此。
如今的问题是如何重建社会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先提出一个看法：我们正在目睹某种全球规模的无产阶级化。这意思是说，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法律的控制都在被摧毁或者说“解构”。结果是整个世界一分为二或者用拉美人士的话来说成为“双重性的”了。在每个人、每个城市、每个国家以及全球的层次上，我们都愈来愈多地看到以世界性的交换体系的活动为一方，以边际化的、受排斥或“非正规”的——用哪个修饰语，请诸君各投所好吧——活动为另一方，二者正各行其道，相距愈来愈远。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部分在玩工具理性和技术，也都有另外一个部分被这个工具理性的世界关在大门以外或是紧紧地锁在内心深处，它包括我们的文化根、我们的个人认同、我们的性（sexuality）和幻想。
所以在我看来——这一层最好是从头起就看清楚——我们正处在一场世界性的内战的边沿。这不是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或两大阵营之间可能发生的那样的战争，而是一场内战。我的意思是说，世界系统如今已经分裂而互残。所以以此为基础，以对历史局势的这一归纳为基础，我希望诸君能原谅我在仓促之间把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些变化的主要趋势勾勒出一个轮廓，摊在诸君面前。据以上所说，我想提出三个方面或三条主要的思路。
第一个方面，这种现象的世界属性带来的结果，如我一开始就提到的那样，是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系统——政治、社会、法律、以及文化诸方面的控制系统的迅速败坏。我这里不用婉词而是要直截了当地指出，各种类型的典章制度都在分崩离析。这就引向我要说的第二个方面。由于所有这些控制系统的分崩离析，我们看见那种只能称之为个人主义的东西——其形式多种多样而又互相矛盾——正在大获全胜。视公民为个人、分属各类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群体而分别与之独立认同，这样的一种观念原来不过限于接受了启蒙主义哲学影响的不多几个国家中的中上社会阶层；而今的公民却都已转型为消费者，而且这个观念在全球咄咄逼人，迫你接受。我要说的第三个方面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裂缝和断层正在这样一个已无典章制度、而同时倒具备了全球性且又普及了个人主义世界观的世界里出现而且扩大。
诸君想来已经注意到，这三种想法之间有着某种根本的相通处。它们都涉及文化变化而与社会变迁不相干；我以为19世纪之末与20世纪之末的差别便在于此。19世纪之末的行为者、挑战和问题及其解答都是社会的，都是工作、生产、生产关系、社会阶级、社会权利、工作权利等等的问题。而我们今天遇见的问题我以为涉及的却是集体行为的目的而非手段，从而向我们提出了文化和个人人格的多种问题。而这又和一个基本的事实联结到一起：上个世纪我们致力于改造世界，致力的主要对象是自然；而今天我们拥有的新的力量却主要是用在人身上。其结果是虽然我们可以像笛卡儿说的那样成为自然的主宰和主人，但我们今天的行动却是施之于文化、人格、个性、人类的躯体和头脑；我们的努力于是牵涉到价值和规范而不仅仅限于技术和手段。
我还想再谈谈上举的三个方面，我认为它们最为重要。其中第一个方面是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削弱。在我们已经到达终点的这条道路的起点，社会是作为社会再生产或社会控制的机制出现的。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却都是生产或转型的社会，片刻不停地变化着的社会，由于制度化的社会秩序业已告毁而永远不可能稳定的社会。这就导致在19世纪之末为人们所辨识、由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定名为规范缺失（anomie）的东西，意思是道德规范瓦解，个人迷惘颓废、焦灼不安，不再能遵守这些规范而从内心自我控制。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迁徙、消费模式变幻无常的世界。市场力量唤起人们的自卫反应，这些反映可以甚至必须以大不相同的方式来加以评价。它们绝非完全一致，但却创造了一种在前进的召唤和传统的召唤之间的永恒的摇摆。说得准确一点，在我们现时所生活的这些国家，在荷兰、联合王国、法国、美国，在这些发明了民主政体的现代形式的国家，我们找到了一种非常不一般的平衡——在传统和进步之间以及地方性与世界性或者说普适性之间；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欧洲的每一个较大的国家都是由较小的国家或地区性社会构成的，它们都是多文化、多族群，远非通体同质。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意大利统一之际，讲意大利语的居民只占总数的2.5%。 法国大革命时期，居民中不会说法语者远远超过半数。在美国这样的一些新国家中，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我还可以补充说，从德国的一地到另一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其实也无不如此——差别如此之大，以至难以交流。但恰恰就是在这个时代、在民族的或其他的层次上出现了极权君主制度，创设了官僚机构，建立了现代国家，有了现代教育，观念和体制都经历了现代式的理性化，而Bildung （德语：教育）的主要模型则得以普及，接替了希腊人的paideia（训练）的要领。 如今，当我们看看民族这一概念时，看到的是赫尔德（1744—1803年，德国哲学家）和勒南（1823—1892年，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就是说传统和启蒙主义的结合，集体认同与理智和民主的向往的结合。
进步与传统、存在与行动、归属与成就之间的这种政治的平衡被打翻了。我们身在追求成就的社会，可也目睹人们向归属，向民族、族群、宗教、地方、性别和家庭的认同回归。所以就出现了脱钩——不妨说是身体与头脑、记忆与判断的脱钩。我们惯于称之为现代性、人道主义或民主的东西，请许可我重复一句，其特征乃是整合，绝不是如某些人所声称的那种一分子对另一分子的侵略和胜利。今天，以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社会中生活的人们为一方，以在富于侵犯性认同的个人或集体的文化中生活的人们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
这就引到第二个方面。我方才谈到个人主义，我对它的理解角度和以上所持者大体相同。我们发现个人与社会并不一致；从文化上说，当代世界就是在我们作出这一发现时出现的。而就此而言，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有两位思想家特别突出。我讲的是尼采和弗洛伊德。这两位告诉我们，个人并非如传统经典所说的那样，情感并不由理智统治；也许我可以说，人的作为并不遵循上帝创造世界那样的行为方式。相反，人间的戏剧总是以Es和Uberich 亦即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为基础而上演的。“本我”（Id）一词尼采首用，后为弗洛伊德沿用。厄洛斯（Eros，爱神）的世界、里比多（libido，“性本能背后的一种潜在力量”）的世界和按理性组织的世界，追欢逐乐的原则和现实的原则是对抗的。而人类的存在，无论是个人的或集体的，都在于针对这种对抗作出妥善的处理、但却绝对不可能成功。这种情况远远异于希腊或古典时代关于个人的概念；按照那时的想法，作为理智的不同表现，社会、个人和世界是和谐的。
这一切的结果是我们得以目睹本杰明·康斯坦特1819年所说的现代人的民主。这不同于古人的民主即希腊人或罗马人的民主——甚至也不同于法国革命的民主——那是以公民之拥有公民意识为基础的。我们今天没有谁会把民主界定为公民的统治，而倒是都会以此种或彼种方式把民主界定为政府对人权的尊重。我这些话的意思是说，在就我们称之为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二者的矛盾长期进行的辩论中，我认为英国一派的即柏林和波普的思想终于获胜。换言之，我们最向往的是一种没有谁能够违背多数人的意志而上台掌权或继续掌权的制度，我们最向往的是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下生活。这就是——即使仅从字面上来看也分毫不差——英国一派所说的消极的自由、防止反自由的自由、阻止极权主义上台或继续留在台上掌权的自由。所以，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仅仅像过去那样地追求和解、追求参与民众的政权是不够的，诸如“民众的民主”那样的字眼根本不值一提，这一层就用不着我说了吧。
第三个方面我打算谈得简单些。个体化的这一胜利乃是我们的时代一个清楚的特色，是社会上一个必争的焦点。个体化确实就是问题之所在。几年之前，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极其成功地论说了伟大的历史话语、自由主义的话语、社会主义的以及无疑还有其他的话语的终结。我认为他的话只对了一半。诚然，我们正目睹伟大的历史话语的终结：但与此同时它却已经为受到公认的个人生活的话语所代替。这里我要拾起那个特别是由于阿里斯泰尔·麦克因泰尔和保罗·里克尔的缘故而著名的命题：我们作为个人和集体，都在致力于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种话语，赋予它以意义。我们都在致力于使自己的每个行动相对于个人生活自我参照的总体意义来说具有意义。人人都对个体化感到关心。而我们努力以求的焦点都不再是以理智统率一切，虽然有些人可能在他们的特定社会的价值观中坚持这一观点。所有这些命题今天都服从于一种努力：为个人也为社会争取给各自的存在建立价值的自由。
但是，各个主要的冲突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发生。我们这个时代的冲突并不面对着生产手段的所有制，而是面对着个体化。有些人以为作为个人的意思就是在特定群体认同的束缚之外保持自由，尽情享受群众性消费和群众性信息传播的好处。在他们看来，个体化的顶峰就是对市场上（乃至市场外）的需求作出反应。在另一些人看来，这就是要使每一个人、每一群体摆脱与外在因素、与市场或与市场的主子们认同，使人人皆能通过——如我前面所说——将记忆与判断、将集体认同提供的参照与实现个人的向往相结合而建造他们自己的个人体验。战场、找到解决办法和启动体制化过程，都已不在于民族或人类，而在于个人。我们现在所希求的乃是许可每一个人竭其能力以期作为主体而自立的那样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这里不妨作为例子提出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新著《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讨论的那样一种虽简单却重要的命题。我们所谓的民主，他写道，其实甚为简单，它不过是使得不同信念不同信仰的人们在一起过日子，也就是说在同一种法律之下过日子。这就意味着由多数制订的法律必须尊重少数，给他们留下余地；在坚持自己的认同的同时必须承认他人，与他们和平共处。这就远远超出单纯的宽容而达到了出自查尔斯·泰勒笔下而名著一时的“承认的政治（politicsofrecogniation）”。
这就提前规定了一条：要承认民主并非“权力归于人民”；问题并不在于，如克劳德·勒福特很有可能会说的那样，把一个不同的人捧上宝座，而在于扔掉宝座，索性把它作废，而且把中央也作废，并从而把分散的管理尽其可能地铺开去。我们心目中的民主的形象是一种反雅各宾派的形象。意思是说要承认他人，要就法律和文化取向方面承认社会中还有他人存在。这才是我们所寻求的东西的定义。
这不仅仅是个程序——即使是按其最高尚意义来理解的程序——的问题。我乐于和马塞尔·毛斯一起，把这称为世界的重组。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欧洲，人们认为现代性要求有一张从未着墨的白板；认为现代性是革命性的，必须把过去统统抹掉。让过去滚蛋吧！我们去新世界创造新事物——关于发展的传统观念便是如此。我们如今却意识到新事物总是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来的，现代性并不靠一笔勾销往昔，而是要把尽可能多的往昔纳入尽可能多的未来。在欧洲，正是当工业革命的大潮掀起、瓦特研制他那部蒸汽机之际，第一次开始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而且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当整个欧洲进入政治现代性之际，哥特式的教堂首次修建起来而且受到欣赏。我们的这些国家之正在进入现代性的最可靠的标志，便是它们对各自的往昔的兴趣和关怀。巴黎一贯寻求现代化，20年来却开办了足足一系列壮丽的博物馆。
博物馆乃是最为现代的机构之一，因为正是在这样的地方——我这里想到了例如由德·梅斯尼尔夫人在得克萨斯所修建的那样一些不同寻常的博物馆——我们见到多种多样的文化，认识到我们不能深入了解的许多文化的价值。关于大洋洲、阿兹特克人，关于中古的艺术、古代希腊或中国或印度尼西亚的这个或那个时期的艺术，我们知道的都远远不够。同时我们又感觉到和其他文化对话的必要。我这是说，我们认识到所有的文化都体现着人类寻求把理性和认同相结合的努力，或者用孔德的话来说，寻求把秩序和进步相结合的努力。
我想就这一层结束这次讲话。我看由于不再接受19世纪之末大为流行的历史崇拜或进化论观点，我们如今所追求的实际上乃是和18世纪、也就是康德的时代一样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重建和平，也就是重建世界的团结。世界一定不可以分裂，而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一场较之19世纪的欧洲更加深刻而根本的全球分裂。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把分裂的人们带到一起，寻求和解。
几年之前，智利的社会学家为准备国内一次极其重要的全民投票公决而进行多项研究，在此过程中发现人们所要的不是其他而是和解，是重建公民意识，由此可以缩小人们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距离，创造对同一个整体的归属感、对世界共同负责。这也正是生态学家们当前的主要命题。许多社会群体，尤其是妇女——她们多半比男性更坚持不懈——一直在提醒我们：既称平等，那就预先设定了要承认区别和认同。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体制、社会和文化的纽带纷纷断裂；个人主义被放了出来，享受、寻欢逐乐、个体化被放了出来。于是我们目睹愈来愈多的冲突发生，在全球、国家、地方和个人的层次上，在对个体化的不同理解之间。这些问题具有更加直接的文化属性，甚至超过了社会性；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大家期待你们专心致志地思考，专心致志地讨论教科文组织采取的行动，以求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分析和求解上取得实效。
（注：1994年3月7—10日，社会转型管理计划（MOST）政府间理事会在巴黎举行首届临时会议，以上为作者在会上的主题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