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世界和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世界和平论文,思想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世界和平有何关系？这是一个被人忽视的重要课题。帝国主义曾经鼓吹过的“世界主义”，至今仍时有所闻。当世界尚未实现孙中山所提倡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想时，鼓吹所谓“世界公民”，提倡建立“世界村”，是对被压迫民族的一种蛊惑。时下“世界主义”高唱，民族主义遭贬，但是只要有民族、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没有民族主义。然而，民族主义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有进步民族主义，也有反动民族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应作何评价？回答是肯定的。他的民族主义是属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进步民族主义，是对世界和平的一大贡献。
一
民族主义是启动近代世界政治运动的重要社会思潮，它的形成同近代民族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注：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在现实的世界仍然存在着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侵略扩张，同时也存在着争取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维持民族的尊严和权益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思潮不可能消亡。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群由于环境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价值观，具有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追求，具有不同的民族精神和特性。因此，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间的民族主义思潮不能作同一的评价。由于民族的压迫和战争、政治的风潮和民族的变动、波谲云诡的经济竞争和商战的残酷、观念各异的文化冲撞和交替，造成各地的民族主义千差万别，种类繁多：有开放性民族主义，也有封闭性民族主义；有侵略扩张民族主义，也有反侵略的革命民族主义；有种族民族主义，也有宗教民族主义；有政治民族主义，也有经济、文化民族主义，不一而足。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属于东方殖民地范畴，它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下刺激起来的，所以它具有防御性，它同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是近代中国“思想领域的一个强光点，也是摄取并折射那个时代雷电风云的一面聚光镜”（注：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是影响世界，尤其是影响亚洲的最具深邃力和凝聚力、动员力的一种政治思想。
何谓民族主义？在过去，有人说“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注：余一：《民族主义论》， 《浙江潮》第 1 期，1903年2月版。）；有人说“民族主义者， 复仇主义也”（注：参见《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民主义异同再答来书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意》，《新世纪》第6期，1907年7月。）。以上是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一些人的说法。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则认为，民族主义是“各地同种类、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民族主义是“世界最光明正大公正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注：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第95册。）。而现在，人们则把它视为是“建立和巩固民族国家、争取政治经济独立和发展社会文化的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进步思潮”（注：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较为通常的说法则将民族主义视为是“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5页。）。而孙中山则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所谓“国族主义”就是“结合四万万”中国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组成一个民族的国家（注：《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621页。）。“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三讲》，《孙中山选集》，第644页。）。很显然， 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不是汉族的民族主义，而是“四万万人”（即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然而，从当时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所要解决的民族问题这个视角去审视，他的民族主义虽然不是汉族的民族主义，但却包含有为汉族及其他民族争取与满族平等权利的意义。所以它具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对内是反对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实现民族平等、共和统一；对外是洗刷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反对以强凌弱，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明显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性质，他所追求的目标是要实现民族平等、国家自由和社会民主。所以，他的民族主义反对盲目排外，也反对民族复仇主义。我们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视为开放式的、反侵略的和平民族主义，就是基于他提倡民族主义思想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而作出的界定。我们认为，这个界定是有充分根据的，也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这是因为：
第一，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但他把帝国主义侵略者同这些国家的人民严格区分，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又同这些国家的正常交往区别开来，从而显示了他追求世界和平、社会大同和“天下为公”的理想，以及他广阔豁达的胸襟和远大的眼光。
什么是帝国主义？孙中山说：帝国主义“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别国的主义”，这种侵略别国的政策，“现在名为帝国主义”（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孙中山选集》，第656～657页。）。既然帝国主义是一种主义或一种政策，而且是一种侵略的世界主义和扩张的政策，它就不具有全民性，推行侵略政策的只是侵略国家的统治阶级。既然帝国主义是一种主义或政策，它是可以改变的，而改变的办法就是主张和平与正义的人联合起来反对那些主张侵略与战争的人，用孙中山的话就是用一种“和平的政策”去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反对帝国主义同时又要反对资本主义呢？孙中山指出，因为现在列强各国表面上的政权，虽由政府作主，但实际上由资本主义从中把持。近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政治经济压迫政策，使中国积弱积贫，不仅领土逐渐缩小，而且经济上的损失更加严重。孙中山与一般民族主义者所不同的是，他虽然反对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争取民族的独立，但他又反对盲目排外。早在1897年初，孙中山在与《伦敦被难记》俄文译者的谈话中，就明确声明：“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注：孙中山：《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页。 ）他一再向外国朝野人士强调：在中国真正“排外的人是官吏而不是群众”（注：孙中山：《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5页。）。既反对中国人的盲目排外，也反对将欧洲的物质文明“全盘照搬过来”，这种思维成为孙中山制订中国对外方针的出发点。正由于这样，孙中山在从事革命、拯救中国的过程中，他一方面防止列强各国的干涉，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另一方面他又向文明世界的人民呼吁，要求他们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中国以同情和支持。他在制订拯救国家和振兴中华计划的过程中，一方面鼓吹用民族主义去对抗西方列强的世界主义，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方针政策同效法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利用它们的人才资金结合在一起。这一切都说明，孙中山在看待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时，总是站在全人类利益的高度去考虑，不盲目排外，也不主张闭关自守与列强国家相对抗，而是用一种理性民族主义去同东西方列强较量。这一切既表现了他的自信和理智，也表现了他有全局观念和世界意识。
第二，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孙中山主张讲公理不讲强权，要用东方的王道主义去感化西方的霸道主义，逐渐缩小双方文化的差距，为人类和平共处寻找共同点。
孙中山指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要想世界和平，就应该用我们东方的文化做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我们以王道为基础，强调讲道德仁义，“是为打不平”。所以“我们现在所提出来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和平解放的文化”。他还表示“我们中国人数有四万万，向来虽然爱和平，但是为生死的关头也当然是要奋斗的”。到那时只要亚洲民族联合起来，用亚洲固有的武力去和欧洲人讲武，那“一定是有胜无败的！”（注：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7～409页。）很明显孙中山虽然反对战争，但他也不怕战争，他只是想“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反对战争，以和平主义“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选集》，第691页。）。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要存在帝国主义政治，战争就不可避免，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既不可以长久从事战争，也不可以没有和平，更不可以没有正常的交往。孙中山说：“凡国家之政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达其目的，外交手段既尽，始可及于战争。”（注：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 44页。）“国家之生存要素，为人民、土地、主权。故苟有害于此三者，可以抗之也。抗之不足，至于宣战，亦有其理由。然不能不审其损害之重轻，而向其重者谋之”（注：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44页。）。基于此考虑， 孙中山反对战争，尤其反对世界大战。
由于孙中山深受中国儒家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政治哲学已超越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界限。他深信，将来国际的冲突范围将不会从社会阶级之间垂直的和过渡的战争中出现，而是从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横向冲突中出现”。他认为，“中国一旦恢复了自主权，进入主要强国之列，将以恢复中国儒家传统外交政策为己任，即扶弱抑强”，并指出：“一个强大的中国，应该像过去那样，担负起把其他被压迫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任务。”（注：[德]金德曼：《孙中山学说的特征》，《孙中山思想与当代世界》，台北编译馆1996年版，第70页。）他一再强调：民族主义的真正精神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所以，孙中山认为“和平是政治的永恒目标，而战争仅仅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注：戴鸿超：《孙中山论战争与和平》， 《孙中山思想与当代世界》， 第204页。）。孙中山在临终前还告诫他的同志和国人要“和平、奋斗、 救中国”，可见他是和平主义战士，他的民族主义带有国际主义倾向。
第三，只有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被侵略被压迫国家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建立平等的关系，才能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话和合作创造条件。
要和平不要战争，这是正义国家的人民的普遍愿望，但是只要帝国主义强迫弱小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废除，民族主义就必然高涨，战争也就不可避免。孙中山指出：“盖自数十年来，中国与外国所结条约，皆陷于侵害中国主权及利益之厄境。此固由中国当局愚弱所致，亦由列强怀抱实行帝国主义，实使之然”（注：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对于中俄协定宣言》，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3页。），从而引起中国人民反抗， 但“我们所反对的，不是外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注：孙中山：《“九七”国耻纪念宣言》，《孙中山集外集》，第5 32页。）。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希望学生仍能继续坚持“爱国热忱，坚持不懈，再接再厉，唤醒国魂”，收回国权（注：孙中山：《致上海陈汉明》，《中央党务月刊》第12期。）。1920年8月5日，孙中山在上海欢迎美国议员团时发表演说，又指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就是废除日本强迫签订的“二十一条”。1921年7月3日，孙中山复函廖仲恺、胡汉民，告诉他俩主持编写《外交政策》一书的目的，在于“求恢复我国以前之一切丧失土地和主权，和恢复人民自由平等”（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63页。）。这一切都说明，在1924 年1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注：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2页。）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孙中山就在考虑他领导的南方政府的对外政策。他一方面主张向外国开放，但另一方面又坚持这种开放不能有损中国的主权。他指出：如果不“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注：孙中山：《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982页。）。 孙中山还指出：我们应该同被压迫的民族与国家结成“联合战线，向压迫人的国家攻击，以实现国际革命之成功”（注：《广州庆祝十月革命盛况》，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4日。）。这表明孙中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但他又是同情被压迫民族的遭遇、关心他们的独立和解放的国际主义者。因此，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也不都是对立的，关键是在于人们如何正确地将两者结合起来。由此可见，主张建立“世界村”的人反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一种错误的主张。
综上所述，孙中山将其一生奉献给了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他关于世界和平的思想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将来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仍有其借鉴的意义。
二
从中国而言，孙中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使中国摆脱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控制，振兴中华，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从反帝的角度去考虑，他需要恢复中华民族的意识。他认为，只要中国人民意识到国家、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自然会形成一种救国的信仰，形成一种强大的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力量。他说：“只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予中国以对外求生存的力量。中国之生存愈感威胁，中国的民族意识将愈加强。”（注：[德]海法特（H·Herrfahrdt）著， 王家鸿译：《孙中山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77页。）如果从振兴中华的角度去考虑，他要对外开放，吸收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和振兴科学的长处，为我所用。所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两面性。正因为这样，孙中山“终其一生都摆脱不开名流们对他的偏见”。由于“他生活在外国干涉中国的能力被认为是无限的时代”，所以他“试图通过请求外国的支持”来实现他的救国目的。然而，他倾向请求外国支持绝非权宜之计，因为“他真诚地相信，一个强大的现代化中国的建立，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他并且“尽最大的努力使外国人也相信这一点”（注：[美]史扶邻（Z·Zchiffrin）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既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又要请求外国对他的谅解和支持，似乎是二律背反。其实，孙中山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他根据自身的地位和力量，采取实用主义的策略，努力达到既能使他改革中国的革命能够成功，又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这就自然产生了孙中山具有双重意义的民族主义，既在口头上强调反帝，但又在行动上常常谋求与帝国主义妥协，其中混合了对列强的羡慕和追求，又包含着悲愤和怨恨。一开始，孙中山在革命与反帝问题上就面临两难的选择。所以，“当时，孙中山有两副面孔：软弱的追求者和自负的操纵者。追求者不得不谋求妥协；操纵者则相信他可以使妥协转过来对他有利”（注：[美]史扶邻（ Z
·Zchiffrin）著，丘权政、 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标志着由中国爱国革命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政治团体的形成，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民族主义成为当时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因为孙中山成为当时中国反清反帝政治斗争的统帅，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也自然成为指导中国民族斗争的基本原则。关于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目的，他自己有各种说法。在《〈民报〉发刊词》中，他作了这样的陈述：“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注：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页。）很明显，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是借助欧洲的经验，实现中国的独立，结束“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困境。然而，由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人在日本制订，经孙中山与胡汉民、汪精卫在新加坡增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所制定的对外宣言则宣布“中华国民军奉命驱除异族专制政府，建立民国；同时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福祉”（注：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0页。）。孙中山又强调：“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注：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4页。）显然，这是他就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而言，但也可以视为是孙中山为解决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我这样说不是猜想，而是有事实作为依据。正如人们所知，孙中山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中国革命必须取得外国的理解和同情方能成功，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革命的道理，其次又要同世界各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所以革命与反帝、反帝与同友邦各国“益敦睦谊”表面看来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为什么？因为1911年7月16日， 孙中山在复日本东亚同文会成员宗方小太郎函时，有过这样的陈述：“近日支那革命风潮飞腾千丈，大非昔年之比，实堪告慰于表同情者。而弟所交游者以贵国人（指日本人）为多，则日本人之对于支那之革命事业必较他国人为更关切，为吾人喜慰者必更深也。他日唇齿之交，将甚于是。”并表示“深望结合所识名士，发起提倡日本、支那人民之联络，启导贵国之舆论，游说贵国之政府，使表同情于支那革命事业，俾支那能复立于世界之上，与列国平等，则吾党受日本之赐多矣，汉族子孙百代必永志大德不忘也”（注：孙中山：《复宗方小太郎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4页。）。在晚年他又强调“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所以，求之于外国的同情与支持是反帝的需要，也是弱者反对强者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为此，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将“驱除异族专制政府，建立民国”同“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福祉”结合起来，正说明孙中山的革命具有世界的意义，也说明他之所以要从事革命事业，不仅仅是为了拯救中国，也是为了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全人类的福祉。
尽管孙中山的对外政策过去和现在都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与指责，认为他对列强国家过于讲信义、讲和平，没有采取尖锐的斗争政策，但是孙中山对他的主张却坚定不移，且表现为固执己见。因为他认识到，世界的不同民族和国家，不能也不要时时事事都搞对抗，那怕是帝国主义侵略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侵略被压迫国家也不能没有对话和交流，如果只有对抗只能加剧对立，造成巨大的民族仇视。民族的对抗和仇视是民族战争的外在原因。所以，孙中山认为，处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尊重对方，其次要相互理解和信任，只有这样才能排除“仇外心理”，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战争，维护和平。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使“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616页、620页。）。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的“益敦睦谊”，改为“益增睦谊”，除了维护原来的提法外，也有增进与友邦国家友谊的含义。1月5日孙中山又发表对外宣言书，公布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除宣布对过去中国清政府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维持不变外，还强调“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616 页、620页。）。这样做毫无疑义是一种妥协的表示， 是孙中山基于“惊动外国人是没有好处”的考虑而做出的抉择。这个抉择的对错很难说，但孙中山坚信“外国人的支持，抑或至少持中立态度”，不仅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且一旦帝国主义列强给予支持使中国能够富强起来，“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中国，不仅能威慑潜在的侵略者，还可消除侵略的祸根”，维护世界和平（注：[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上述孙中山的对外政策虽然带有妥协性质，然而，在1911～1912年有那些想法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当时列强正在纠合起来阴谋瓜分中国，而中国自身又没有充足的力量与帝国主义势力抗衡，避免列强干涉中国革命和内部事务便是不可避免要采取的策略。在《对外宣言》中，孙中山也宣布“外人有助于清政府以妨害民国军政府者，概以敌视”论处，表明孙中山对反清与反帝两者关系早有认识。但因为清政府屡求外人支持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故孙中山采用先反清后反帝的策略。 1911 ～1912年间，孙中山在国外曾提及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但他完全是希望用一种和平的手段达到目的。这个时期孙中山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障碍，但他也认识到，外国人并不都是帝国主义分子。他曾经说过，许多欧洲人都赞赏中国人和古代中国的文明，而喜爱中国文化的日本人也懂得“保全支那即自保也”。因此，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文章中继而强调：欲筹东亚治安之策，“惟有听之支那国民，因其势顺其情而自立之，再造一新支那而已”（注：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4页。）。可见，孙中山非常自信，他一直认为只要中国一旦革命成功，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使中国统一和强盛起来，便能够取消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一切不体面的让步，中国定能获得大国的地位。由此看来，孙中山不允许中国永远受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的束缚，但他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理念出发去考虑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他对于建立和平的国际新秩序的许多看法，说明他善于把握机遇，主动地反映人类多数人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并善于运用各种政策和策略去化解矛盾。他这样做，既伸张了正义，又照顾到了现实。这一切均显示出孙中山作为“一位世界政治家的远见”（注：[美]史扶邻：《孙中山的国际主义倾向》，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3辑，1985年版，第137～142页。）。所以， 说孙中山曾对帝国主义妥协过是对的，但指责他不反帝是不对的。他前期反帝虽不太尖锐，但他对帝国主义支持军阀造乱中华，则采取非常强硬的批评态度。可见，孙中山是一位理性民族主义者，他坚持只要帝国主义不取消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斗争；但只要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一旦废除，中国就恢复同世界的正常关系，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会随之消除，甚至允许外国同中国重新签订互惠互利的政治、经济、文化协约，共同为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大同理想而奋斗。只要国与国之间能够遵循“益增睦谊”原则去处理各种关系，也就不再存在压迫与歧视，因此和平就有保证。这样，全世界所有民族都集中精力去发展社会经济，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人类社会便会出现和平共处、共同进步的大环境，人类便会为世界文明发展创造新的辉煌。
孙中山增进与世界各国相互了解，增加共识，发展友邦睦谊，不搞对抗的思想和主张，虽然未能避免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干预，未能消除列强对中国的威胁，但他的和平愿望和艰苦努力则显示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崇高品格和从容大度的风格。孙中山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既不激进也不保守；他讲妥协，讲道德，讲信义，又坚持国格与人格相统一；他讲原则，也讲斗争策略，不失理智。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他能做到这些，的确非常难得。他的思想和人格深深地铭刻在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心中，时刻都在启迪人们去思考和寻索世界和平的路向。
三
展望下一个世纪，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仍然是和平问题、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当今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但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各自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各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是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稳定力量，经济越发展，国家越强大，世界和平就越有保证。这是近代中国三位世纪伟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经常强调并一贯坚持的思想。过去，在国际上有人煽动“黄祸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大对世界是一种威胁；现在，世界上也仍然有人在担心中国的发展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威胁，因而围堵中国，并借助所谓人权问题反对中国。除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意制造麻烦外，大多数有此看法的人则属于误解。孙中山在20世纪初年发表过一篇《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文章，对于那些担心中国“若行新法，革旧弊，发奋为雄，势必至凌白种而臣欧洲，则铁木真、汉拿比之祸，必复见于异日”的观点提出批评。他指出：那完全是一种借“维持文明之福，防塞黄毒之祸，宜分割支那，隶之为列强殖民之地”的理论。他强调：鼓吹这种理论的人不懂得中国的历史，连中国“为地球上最老之文明国”的史实都不了解。他说：中国的“文明道德”不仅胜于人，“且其人民为地球上最和平之种族，当最强盛之时亦鲜有穷兵黩武、逞威力以服人者，其附近小邦多感文德而向化。今虽积弱不振，难以自保，然皆清廷失措有以致之，其汉民之勤忍和平亘古如斯，未尝失德也”。如要“世界和平、维持人道、奖进文明者，不可不保全此老大帝国”。并强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不仅对西人无害反而有益。如果列强联合起来分割中国，“不独有伤天和，实大拂乎支那人之性；吾知支那人虽柔弱不武，亦必以死抗之矣”。到那时，“非将支那人屠戮过半，则恐列强无安枕之时矣”（注：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 21 9、223页。 ）。 在1904 年8 月31 日孙中山用英文撰写的论文“The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An Appeal to the People ofUnited States ”（中文译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中，对于当时在西方流行诋毁中国的言论，他作了解析：那种认为“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与丰厚的资源，如果它觉醒起来并采用西方方式与思想，就会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的观点，是一种假设，它不可能成为事实，因为这种看法跟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相违背。至于“如果外国帮助中国人民提高和开明起来，则这些国家将由此而自食恶果”的论调，孙中山指出这无非是在诱说其他各国遵循一种“尽其可能地压抑阻碍中国人”的政策。孙中山指出：上述言论一言以蔽之，就是“所谓‘黄祸’论。这种论调似乎很动听，然而一加考察就会发现，不论从任何观点去衡量，它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问题除了道德的原因外，即一国是否应该希望另一国衰亡，还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且政治方面的原因是主要的。孙中山指出：“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只有当中国人被某一外国加以适当训练并被利用来作为满足该国本身野心的工具时，中国人才会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发展不仅不会对任何其他国家发生威胁，而且就经济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注：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 1卷，第253页。）
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有鉴于此，孙中山非常重视中国的经济发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甫完之际，孙中山就开始从事于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的问题，“盖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突飞之进步，且以助各国战后工人问题之解决”。只是由于各国人民久苦战争，无法帮助中国，但孙中山坚信“将来各国欲恢复其战前经济之原状，尤非发展中国之富源，以补救各国之穷困不可也”。“中国富源之发展，已成为今日世界人类之至大问题，不独为中国之利害而已也”（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自序》，《孙中山选集》，第212页。）。所以， 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可见，孙中山不是孤立地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去审视社会的发展问题，他是从世界看中国，又从中国看世界，尽量使中国的实业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趋势相吻合，使中国与外国在发展经济时相得益彰。为了使中国和世界明达之士了解他的建设主张，1919年8月1日，孙中山命胡汉民与戴季陶、廖仲恺、朱执信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作为宣传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的思想和主张，以及作为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舆论阵地。孙中山为《建设》杂志撰写了《发刊词》，说明创办本刊的宗旨为“以鼓吹建设之思潮，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为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务。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注：孙中山：《〈建设〉发刊词》，《建设》杂志，第1卷第1号。）。《建设》杂志连载孙中山《实业计划》中译稿与《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等，正如傅斯年所指出：实给当时的文化运动以绝大的政治动向，他提倡中国近代化“之功绩是后来中国人所万不当忘的”（注：参见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1375页。）。
正当全世界各国都在制定下一个世纪的发展规划时，我们温习孙中山的许多主张，这对于思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必将有所启迪。
标签：孙中山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文化侵略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孙中山全集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孙中山选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