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生态学与阶级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激进论文,阶级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单提平摘译
美刊《批判社会学》2004年10月号刊登了加拿大约克大学杰夫·尚茨题为《激进生态学与阶级斗争：一种再思考》的文章。该文讨论了新社会运动和各种激进生态理论，指出了那些可能会在激进生态学和产业工人的联结上设置障碍的看法，并强调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使激进生态学理论化，从而找到克服这些障碍的途径。为此，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绿色工团主义（即把激进工会主义和生态学结合起来的观点）一样都是特别有帮助的。现将文章内容摘译如下。
引言
在西方，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人们关于社会变化的机制以及用来转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策略的广泛讨论。各种“新社会运动”理论都宣称，这些社会运动（如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代表了社会变化的真正革新的力量。
近年来，社会运动和环保运动的理论家们不遗余力地鼓吹，阶级斗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已经死亡。这些理论家争辩说，阶级斗争的分析不能够解释在发达资本主义或“后工业”社会中等级制度、统治与压迫所具有的多种表现形式。结果，阶级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回避了。他们担心，阶级分析不可避免地假定存在各种单面性身份，这些身份都具有一种固定的、明确的特征。不幸的是，这种反驳往往只是否认了阶级斗争的重大意义，而没有更加批判性地分析阶级斗争被抽象化的各种方式。与此完全不同的有活力的见解——人民即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也即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完全被他们忘掉了。
当然有人可能争辩说，大部分困难来自与社会学意义上建构出来的工人阶级（例如，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概念把工人设定成有特权的角色）相关而不是与各种日常谈判和示威运动中的工人阶级相关的争论。某些理论家，如拉克劳（Laclau）、墨菲（Mouffe）确实也已经考察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建构起来的工人阶级的经济主义结构（economistic construction）。然而，这种考察的特有范围已经拒斥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建构范围，并因而拒斥了所有的阶级斗争观念及其革命含义。
本文想通过探讨新社会运动和生态理论来说明工人和生态运动的问题，以及它们给各种反体系斗争在更广阔领域的联合所带来的困难。
一、各种新社会运动理论和阶级斗争
新社会运动理论的主要观点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很可能是后工业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阶级冲突已经让位于文化斗争。有鉴于此，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家们不再过多关注经济上的阶级划分，阶级冲突看起来已经被各种新形式的冲突所取代，这些新形式的冲突以市民领域和文化领域作为它们的特有区域。
对当前的工作情有独钟的新社会运动理论认为，工人阶级作为推动社会急剧变化的力量已经失效。有人声称，如果说工人阶级曾经在某个时期具有变革社会的力量，那么这个时期也已经过去了。按照这个观点，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两大阶级的简单分析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
拉克劳和墨菲对如下看法提出了或许是最为深刻的分析与批判，这种看法将社会划分看作是来源于“平衡性对立系统”（opposing systems of equivalences）的二元性（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社会划分来源于阶级对抗）。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一种二元化的社会划分概念能够被合理提出的最近时期应该是“平民”（people）和“旧制度”（ancient regime）对立的时候。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之后，对敌对关系的二元化理解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难以成立，而它的确立逐渐成为了政治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二人认为，正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才发展出阶级对立的原则。
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化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用他们的话说，“阶级对立是不可能把社会有机整体划分成两大阵营的，不可能作为政治领域中的划分界限而自动地再生产其自身”。他们暗示，正是由于这种根本性缺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就需要不断地增加一些补充性前提，这些前提寻求给作为政治划分基本原则的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实现加上各种条件。
他们认为任何真正激进的民主都必须拒斥雅各宾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中的二元对立。同样，他们倡导拒斥那种享有特权的历史人物的观念，而接受“相对多数和社会不确定性”的观念。他们尤其反感下面这一观点，即工人阶级代表着一种享有特权的行为者，是社会转变的根本动力。
这种分析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新社会运动要煞费苦心地不断寻求推动社会变化的新力量。这些推动社会变化的力量看起来越来越少地来自工人，而会越来越多地来自一个“新的中产阶级”，这一新的中产阶级被认为有更多机会来挑战社会关系或改善他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
显而易见，工人具有不同的主体地位，这些主体地位受到各种因素，例如种族、性别、年龄、国籍或收入的影响。这一点无需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来向人们加以说明。但是，这没有否认如下事实，即在一个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依赖需求原则而存在的社会中，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们只能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这也就必然限制了他们对自己主体地位表达的可能。这正是那些想避开阶级问题的人们恰恰不能忽略的隐含之意。即使拉克劳和墨菲也小心翼翼地澄清了如下一点，即虽然社会冲突的各种形式已经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而为更民主、更平等的社会的建构创造了新的可能，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与阶级相关的斗争已经结束。
即使像环保运动这样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新价值”的运动，也和阶级运动有着重要关联。这些关联在许多关于新运动的著作中已被在概念上从“环境保护论”中完全分离出去了，这是非常武断的。
二、反对阶级斗争的社会生态学
拉克劳和墨菲等社会运动理论家们所提出的忧虑已经在激进生态学运动中以更强的术语表达出来了。社会生态主义者默里·布克齐（Murray Bookchin）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和它的非常特殊的利益……使马克思追求普遍性和认为其是革命代言人的角色的主张成为谎言”。布克齐暗示，工人恰恰是在作为阶级行动者时是最反动的。
布克齐认为工厂体系充当着资产阶级社会和灌输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培训基地。通过强行施加一种工作伦理（管理的等级结构）和要求顺从，工厂体系效力于把工人作为屈从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加以驯化。
对布克齐而言，惟一的出路在于离开工作岗位而转入到“社群”的各种斗争中——社群似乎是独立于工作场所而存在的。按照其观点，社群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处于该社群中的人们的阶级地位相脱离的。他认为，在工作中被残酷对待的工人能够在社群里摆脱他们不愉快的经历从而变成全新的人。这一见解使布克齐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者或工团主义者在工作场所进行组织和鼓动的努力，恰恰是把工人所具有的社会本质中一些在激进的社会转变来临时本应该加以克服的方面给加强了。
虽然我们不必拒绝布克齐的见解——毕竟社群的发起是重要的，而工作场所的严格控制也应该克服，但还是存在着许多必须进一步探讨的困难。首先，如果工人要克服他们异化的阶级特征，那么他们就必须正视他们正在发展的社群意识与他们在工作场所体验到的外在限制以及非人道化之间的矛盾。工作本身就是斗争的重要场所，而不是把它简单地撇在一旁或者置之不理。
我们不可能在对限制和扭曲人们人性、良心和个性的物质条件的抽象中再来诉求人性、良心和个性。虽然说在工作场所这一层次的斗争不应该（实际上也不可能）被提升为促使社会转变的惟一场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将这里的斗争统统放弃。同样，仅仅谴责或忽视大众的工人身份也是不够的。相反，其主体地位的完全含义必须通过工人自己的行动和声音而得到理解。
我们不要停留在赞成或反对与社群相对立的工作场所这一点上，而要进一步将两个场所中所进行的斗争连接起来。每一个行动领域都是促使社会转变的重要场所，而所有的斗争都是值得赞赏的。必须超越工作场所也好，必须发展或恢复社群也好，这都不能消除如下事实，即两个场所都能在其中出现的那一过程不允许从一个场所中撤离出来而只是不切实际地关注于另一个场所。
如果我们要试图说明对阶级斗争更全面的理解，那么就应该记住，这样的斗争是不会既在生产环节上开始同样又在生产环节上结束的。就像布克齐自己所注意到的（尽管他没有理解阶级的含义），“斗争可能出现在那些失业和无法就业的贫困者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从来没有在工厂中做过一天工”。同样，阶级斗争需要意识形态这一极其重要的维度，而这一维度远远超出了“阶级意识”、“上层建筑”等这些受限制的概念。并且，阶级斗争又是意识形态上的发展，这一发展根本上起源于受私有财产支配的社会里人们的各种行动。布克齐碰到了这一点，他承认阶级斗争“可能从一种慢慢渗透到全社会的关于可能性的新的意识——在‘是什么’和‘能是什么’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出现”。这种紧张关系恰好就是斗争中的工人所体验到的对自我决定的渴望和工作场所的种种限制之间的矛盾。
重要的是，这样的理解可以用一种关于更广阔领域（社会转变能从此领域凸现）的激进的新观点来鼓舞与阶级相关的斗争。关于阶级斗争的一种更深刻的理解关注于伦理表达和伴随着经济反抗而出现的文化反抗。出于这样一种认识，对阶级社会的生态学理解以及对生态社会的阶级分析是潜在可能的。
三、社会主义者话语的缺陷
生态社会主义的停滞不前不能完全归因于传统工会主义的“浅绿”结构（light green formation）。生态社会主义没有使联盟激进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形成反霸权主义可替换计划中作为可能的联结点的局限性有关。这一失败也与其不能够或不愿意超越资产阶级理论相关，如实证主义和生产主义（即使它们在激进分子的不断质问下已经失败）。
对于很多生态主义活动家们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以进步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权威主义和中央集权制——这些概念很大程度上在新运动中被回避了——为特征的。相反，新政治考虑到了革新与重振激进主义中长期被遮蔽的主题。有越来越多的与新运动相关的激进主义者，他们虽然不一定决定了在推动社会转变中新运动是走权威主义道路，还是走自由主义道路，但他们已经成为了这两条道路之间的分界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兴起的抵抗运动，唤起了一种“社会主义作为其先导的解放计划的新概念”。
以前，各种激进主义主要以进步主义为特征，这种进步主义认为随着社会通过进入人类发展的新的更高阶段而通向全人类的利益，有着神秘而可怕力量的自然就会被人类所控制。各种类型的进步都预设了混乱的不确定性将在通往未来的后物质缺乏的发展中被驯化。历史的创造要求自然是可以预见的。人们相信对自然力量的掌握——特别是依靠科学技术——将会为人类的自由提供基础。然而，当我们进入新千年的时候，却发现这些乌托邦幻想已经变成了生态危机的噩梦，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幽灵——森林毁坏、毒素污染、臭氧破坏、土地沙化以及物种绝灭等——困扰着我们。
我愿意认定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视野得益于对更多乌托邦成分的强调。人们如果能够超越运动中的许多过激行为，就可能在激进生态运动中找到新乌托邦思潮的一个重要来源。实际上，注意如下一点很重要，就是许多提出激进生态学观点的评论者其本身是受乌托邦式的文化视野所启发的。
四、绿色工团主义：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红一绿”视野
朱迪·巴里（Judi Bari）在生态学运动中为联盟的激进化做出了很大贡献，她向人们展示，在激进的工人阶级的视野中也包含了激进生态学的视野。而且，她在北加利福尼亚的工作是对环保主义者普遍持有的一种观点的尖锐而生动的批判，这种观点认为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方式在致力于创造一个生态型社会方面毫无助益。
这一努力也导致了由激进生态学（即“绿色工团主义”）所鼓吹的工团主义实践的发展。在绿色工团主义内，关于历史上各种激进运动（包括工人运动和生态学运动）的结合的设想具有重大意义。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WW）已经变成了激进生态主义者追求与工人建立联盟的焦点。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绿色工团主义拒斥了“旧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持有的那种生产主义前提，后者通常把生态学这类的问题看作是外在于生产的问题，认为它们转移了在生产环节上组织工人的任务。在绿色工团主义者看来，生态关注是不能和生产问题或经济问题完全分开的。这样，绿色工团主义者们就强调了曾经被武断地分离开的自然、文化和工人阶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现在，问题变成这些新开拓的政治空间怎样才有助于民主与自由的更深入的表达。拉克劳和墨菲主张生态学和阶级可以找到新的交汇点，这一交汇点实际上修正或改变了参与者的身份，以便让每一方的要求都能得到平等的反映。这样，一个“霸权性平等”（hegemonic equivalence）的过程就改变了阶级和从事社会斗争的社会生态学力量的结构。
绿色工团主义者们则坚持说，防止生态破坏有赖于大家发展出愉悦的生活方式这种共同责任，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我们要培育出我们自己物种之间以及和其他物种之间的紧密联系。比如，他们设想一种所有致力于瓦解工厂系统以及其工作纪律、等级制度、严格管理等的工人的联合。这既包括原本意义上的工厂的解体，也包括其向小型的、地方性的生产形式的转变的解体。这些转变的优先性体现了绿色工团主义的新颖之处——当然不是它的诽谤者以漫画式的讽刺所说的工业管理论调。
结论
生态运动中远离阶级分析的转换引起了很多问题，既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生态运动最近的斗争表明，如果没有一系列激进化的措施，包括工人的贡献，那么在致力于促使社会根本转变的努力中，将来的行动就会受到限制。
接受现存的社会结构而不正视其深层的理论前提和阶级对抗性，那么合作的潜在可能就是危机重重的。绿色和平运动就是个例证。对现存结构关系的接受使得绿色和平组织削弱成为这样一种组织工具，它很大程度上只是关注短期的胜利，而对全局性或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什么兴趣。狭窄的事业范围大大危及绿色和平组织的行动。
问题的一部分必须归咎于新运动的理论家和积极分子们没有理解，将经济力量从分析的首要位置抽离出去并不意味着阶级因素就可以被忽视或被抛弃。
布克齐在其《重塑社会》中断言：“社会中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基础本身应该以革命的方式来面对和解决。地球不再是私有的，而是分享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关于生态社会的激进看法中的真正重要的方面。令人困惑的是，布克齐并没有从他自己激进的结论中传达出必要的暗示。地球的控制权和所有权问题就是阶级问题。
随着与自然相关的冲突进一步加深，并且由于各种生态社区的进一步被破坏，以至打着所有权旗号对自然的掠夺变得更加非法，从而产生了更大规模地动员起工人为了共产主义的复兴而投入到一种多样而统一的斗争中来的可能。正是从一种异中求同（社会的和生态的）立场出发，一种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更新、更丰富的理解必然产生。通过沟通和结成联盟，作为环保主义者的工人（实际上也是作为工人的环保主义者）将增进对阶级斗争的理解。
单提平：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