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命题的提出、实践探索及其历史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道路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07(2014)03-0064-07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4.03.011 近年来，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和讨论广受关注。所谓中国道路，是针对“外国道路”尤其是“西方道路”来说的，实质上就是指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从社会形态的转变看，中国道路是指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大国，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过程。[1]从内涵来看，广义上的“中国道路”可以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路；狭义上的“中国道路”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2]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道路”的选择，不是根据人们的主观意愿预先设计的，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具有鲜明的客观性和时代性。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要勇于创新探索，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中国道路”命题提出的背景及其相关争论 命题是时代的产物，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相联系。“中国道路”命题的提出是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时代使命密切关联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3](P630)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饱受屈辱。而摆脱这种屈辱，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自然成为华夏儿女挥之不去的“梦”，也是“中国道路”命题提出的直接动因。从那时起，“中国道路”命题就指向两个相互关联而又前后一贯的目标：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 从思想观念层面来看，所有关于“中国道路”的认识和论争都直接指涉“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向西方学习”成为开明官吏的共识，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都是这种思想。不过此时“向西方学习”的基本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后，围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先后出现了学校与科举之争、中学与西学之争、旧学与新学之争、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等。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达到高潮。这些论争反映了清末民初我国思想文化界的总体动向以及对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不同态度。限于篇幅，在此本文仅就与“中国道路”命题密切关联的几次大论战进行回溯，即东西方文化观的论战、“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论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 (一)关于东西方文化观的论战 关于东西方文化观的论战，从1915年起一直持续了10余年，根据其主题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论战的重点在于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和优劣；第二阶段是五四运动爆发后，论战的重点是东西方文化能否调和、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差异以及如何处理新文化和旧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三阶段是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1920)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出版后引起的激烈论争。[4](P4-5)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思想文化论战中，各路名士纷纷出场，大致可分为“新文化派”(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杨明斋等为代表)和“东方文化派”(以杜亚泉、梁漱溟、章士钊、伧父等为代表)。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派内部也有分化，比如，梁启超在一战以后通过在欧洲的亲眼所见，认识到西方国家存在的问题，于是从崇信西方文化转变到反对西方文化；陈独秀、李大钊等从早期的“西化派”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胡适、张东荪等则继续为资本主义辩护，坚持走“西化”道路。而且在新文化阵营内部的李大钊和胡适之间还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这场论战在1927年以后由于思想战线上争论的焦点转到社会性质问题而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其影响十分深远。它不仅带来了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变革，而且深深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尤其是锻造了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对于后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走向，无疑具有革命性的重要意义。 到了1933年，在我国思想文化界又开展了一场争论。这一次是由《申报月刊》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开始的。该刊物利用创刊周年纪念的机会，向社会各方面知名人士约写专题征文进行讨论。讨论的重点是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成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先决条件；二是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5](P16-17) 此后不久，1935年初，陶希圣等10位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政治背景是国民党政府为了配合所谓经济建设而提出进行三民主义的文化建设，随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化问题的大争论。这次争论的双方分别是以陶希圣等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争论的双方在讨论中逐步接近，相互吸收。像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从一开始就遭到从西化派到中国文化本位派的批评和责难，因而在这次讨论之后，“全盘西化”的口号就不再被人提起了。通过争论，人们逐渐用“现代化”概念取代“西化”、“中国化”等概念，并把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确定为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和社会化。 (二)关于“农化”还是“工化”的论战 这是五四前后一场与中西文化问题基本同时开展的一场论战，但持续的时间更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20年代，论战双方分别是：主张“农化”(以农立国)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和“甲寅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都站在以农立国的一方；主张“工化”(以工立国)的代表人物有恽代英、杨铨、杨明斋等。第二阶段发生在30年代，“以农立国论”代表人物为梁漱溟，与之相对立的是以吴景超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第三阶段发生在40年代初，这次有专门研究农业的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参加，学术探讨也更加深入。 最初鼓吹“以农立国”的代表人物是章士钊(章行严)，他在《业治与农》(1923)提出了“以农立国，文化治制”的思想，立即引起激烈的争论，支持其观点的有董时进等；质疑者中有孙倬章等。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四种观点：第一种是主张复兴农村，通过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第二种是主张发展工业，认为振兴都市工业才能救济农村；第三种是先农后工，主张首先使农业工业化，在农村培植小规模农村工业，作为向工业社会过渡；第四种是调和论点，主张农工并重，提出发展民族工业和实行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等。到了40年代，翁文灏提出“以农立国，以工建国”二者相辅相成的新观点。[6](P740) 应该说，这些讨论反映了在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打击下，我国学者关于如何挽救当时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些思考。在这场论战中，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参与不多。虽然讨论因解放战争而终止，但是其中关于农业和工业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比如许涤新在《中国经济的道路》(1945)中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和“建立现代化工业和推动合作经济”的思想，以及学者们关于工业化的具体条件、工业化的利弊等问题的探讨，对于今天我们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早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这个问题就逐渐被提出来了。[7]而发生激烈的论战，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其直接动因，是大革命失败后，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审视和判断。相对于以往的论战而言，这次论战具有更加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它涉及中国应当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依靠谁来革命、革命往哪里发展等问题，关系到发展革命还是取消革命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论战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当时政治思想战线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一场尖锐斗争。 1927年以后，“中国应走什么道路？”“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追问严峻地摆在全国人民面前。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确认当时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同时指出，把现时中国革命说成“不断革命”是不对的。这一论断遭到了敌对阶级或政党来自“左”和右的方面的攻击和反对，但得到了进步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支持和捍卫。 从1929年起，陈独秀陆续给中共中央写了3封信，认为大革命失败标志“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封建势力已经“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8]，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搞所谓“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取消革命”论。他在被开除出党以后，与托派分子一起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进行攻击。参与这场论战的还有国民党内的一些文人，以陶希圣等为代表，其主要阵地是《新生命》杂志，也被称为“新生命”派。此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以陈公博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以及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派。不过，由于国民党文人的面目大多都暴露无遗，胡适等学者又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因而其影响力便不如托派。因此，从论战对象来看，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对国民党改组派和改良派都进行了必要的批驳，但是论战的主要对象还是托派。 值得注意的是，由这场论战还延伸出另外两场论战：一场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另一场是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这两场论战都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深化。在这些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组织了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新思潮》、《读书杂志》、《布尔塞维克》、《中国经济》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批驳托派的观点，宣传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理解和认同，同时也教育和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论战以后，托派、新生命派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被进步的人士所唾弃，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主张。 二、“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 从时间上看，对于“中国道路”实践探索的考察应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这是一个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大约120年的大跨度历程[9]，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前，中国人对于“中国道路”的早期探索。“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10](P1469)寥寥数语，勾勒出长达80年中国人寻求国家复兴的艰难历程。在这一时期，为了从贫困落后中摆脱出来，从政府和民间分别涌现出巨大的变革力量，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虽然最终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但是结果仍然不尽人意，“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这两个目标，一个也没有完成。“太平天国的失败告诫人们，不冲破小农经济的狭隘界限，不大力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中国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而迈向近代；戊戌变法的失败告诫人们，不从根本上改变对人民大众的立场，不用武装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资本主义便难以成长；辛亥革命的失败则启发人们，不触动农村的封建关系，不折断帝国主义伸向中国的魔爪，中国希冀独立自主发展只是空想，而资产阶级的新生政权也难以确保从而作为国家也就并不能真正从封建主义的旧天地里走出来。”[11](P185)“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10](P1471)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道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展开中国命运的大决战，最后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这一进程既与国共两党的斗争与合作相同步，又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国际大背景相交叉。在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下，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法西斯，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战争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胜利；在国内外正义力量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最终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同时为“中国道路”开辟了光明的前景。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条道路以外，还有一些坚持“教育立国”的教育工作者在全国各地倡导和实施“乡村教育运动”。他们认为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关键在于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为此，要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①这些做法对于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有积极意义。但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的推进，这些运动逐渐走向衰落。事实证明，在战争频仍的动荡年代，“教育立国”之路是走不通的，它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 第三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评价，学界的争论比较多，其中不乏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有人以“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为借口，质疑共产党的执政水平，甚至质疑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对于这些争论，笔者认为一方面要直面问题，正面回应质疑；另一方面要认真鉴别，区分其中哪些是学术问题，哪些是思想问题。的确，在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给人们的心理带来持久的创伤。尽管如此，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成绩是不容否定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这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领导人民开始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与此同时，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2](P3)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正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智慧结晶。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中国道路”的认识更加清晰，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入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3] 三、“中国道路”的历史启示 通过对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思想观念层面，还是实践探索层面，“中国道路”命题从提出到现在，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在和走向未来。为此，以下几点启示无疑是值得认真思索的： 第一，正确认识“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客观的历史进程，也是主观的选择过程，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当代中国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绝不是偶然或主观随意选择的结果，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恩格斯指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14](P247)“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4](P696-697)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道路的形成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开明官吏寻求救国图强之路开始，一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100多年时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由某一种力量所决定，而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历史证明，要摆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传统的封建主义做不到，资本主义也做不到，照搬苏联模式同样做不到；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封建阶级做不到，资产阶级也做不到。只有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利益，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当前的中国道路，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共同组成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时至今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目标、内容、实现路径等问题的认识，都还在不断深化之中。我们的思路和理念既要与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又要符合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不能固步自封。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积极因素，发挥“正能量”，使得“历史合力”朝着正方向发展。 第二，正确认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可持续性，面对成就和问题，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妄自菲薄。 毋容置疑，自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国际地位稳步上升。但与此同时，国内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社会诚信缺失、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等问题，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巨大障碍。“中国道路”将走向何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到底在哪里？这些都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需要有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来看，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东方不同于西方，中国不同于世界。从时间来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远远不及西方。如果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算起，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有200多年，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100多年。而在这100多年时间里，大部分时间是在动荡和战争的状态下度过的，真正稳定建设的时间更短，即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时间；从性质来看，西方的现代化是内生性的，是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自然形成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使其历史文化中原有的契约精神得到释放，并在社会治理和对外交往等方面通过法制和规则加以强化。相比之下，我国是一种外部压迫型的现代化，其现代化的动力不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自然而然提出的诉求，而是由于应对外部压力迫不得已才取得的手段；从环境来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大环境远不如西方优越。当西方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时候，其科学技术已经领先于其他地方，其对外扩张遇到的阻力小。相比之下，我国现代化所面临的环境要恶劣的多，我们不仅在科学技术、资金、市场占有等方面落后于西方，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缺乏话语权，在很多地方被西方国家的游戏规则所限制；从结果来看，西方的现代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在其漫长的时间里得到逐步解决，现代化道路比较平稳。相比之下，我国现代化进程时间短，在这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自然会产生许多问题。以上这些，注定了我国的现代化道路充满艰辛。但这些都是“成长的烦恼”。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入，这些问题都可望逐步得到解决。当然，“中国道路”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参与；而民众的支持和参与，关键又在于民众的利益得到实现，现代化的成果能够为广大民众所共享。 第三，正确认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加大对外交流，为世界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当20世纪90年代前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时候，西方国家欢呼雀跃，一些学者断言“历史已经终结”，“共产主义宣告破产”，“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国内一些人也跟着附和，对西方所谓“民主”、“自由”充满向往。一时间，“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价值”、“去政治化”等各种非意识形态思潮甚嚣尘上。但是，他们的欢呼还是太早了一些——从美国金融危机开始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那些欢呼资本主义胜利的人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不足。相反，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抵御金融危机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为世界所称道。显而易见，只要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特别是只要中国这个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国家还在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主义给予同情和支持，那么“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还是社会制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中国道路”具有重要的世界性意义。它向世界表明，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不是唯一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不具有普世性价值，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只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成功。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热衷于向其他国家推销其价值观，把西方价值观甚至是美国的价值观当做“普世价值”，并通过其强大的舆论宣传工具，强化其权力话语。在他们看来，凡是与西方价值观一致的就是“先进”的，也就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凡是与西方价值观不一致的，就是“落后”的，不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必须被“改造”甚至被“清除”。但是这样的做法并没有给所在国家带来繁荣。一些拉美国家曾经按照西方国家开出的“新自由主义药方”治理经济，反倒使经济出现巨大的倒退，而像伊拉克、埃及等国家，在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改造以后，整个社会处在长期的动荡之中，人民生活受到巨大影响。即使是西方国家自身，由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社会问题也是大量存在。这些都说明了西方道路的问题和缺陷。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前进的困难，毕竟在整体态势上，资本主义处于主导地位。在未来发展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冲突也将继续存在。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综合实力；另一方面需要与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积极交往，学习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与此同时，我们要积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保持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对外宣传和分享“中国道路”的经验和智慧，积极倡导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中国道路”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制度环境。 ①比如，晏阳初1923年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用“三大方式”(学校、社会、家庭)进行“四大教育”(生计、文艺、卫生与公民)，企图解决中国农村的“四大病”(贫、愚、弱、私)，并实现“六大建设”(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26年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设立乡村改进区，推行社会教育，改进小学教育，以培养新农民，同时改进农业；1926年，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主张以乡村学校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先后创办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注重培养农民在军事、生产、科学等方面的能力；1931年，梁漱溟等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除指导研究生和训练乡村服务人员外，还在邹平、菏泽两个实验县办理乡农学校、乡学村学；30年代，以高阳为代表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设有研究实验部，在无锡设了惠北实验区、北夏实验区等，进行乡村成年民众教育、电化教育、农事教育，实行改良蚕桑、养鱼植树开荒，增加农业生产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乡村建设学院。标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