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语言学的源流、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向
○ 曹慧玲 唐建敏
(山东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摘 要] 生态语言学是生态学与语言学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兴语言学分支。从对生态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来看，国外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从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现状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的研究重点和采用的研究范式也不尽相同。对过去近三十年(1991-2018)国外学术出版物上出版的生态语言学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可以较为清晰地描述生态语言学的源流、研究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向。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 豪根模式； 韩礼德模式
一、生态语言学及本研究设计
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也被称为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是近年来由生态学和语言学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兴语言学分支。生态语言学有两种主流研究模式，一种是“豪根模式(Haugenian tradition)”，另一种是“韩礼德模式(Hallidayan tradition)”。“豪根模式”遵循豪根“把语言的社会或人文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的思想，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的生存和发展状态。“韩礼德模式”认同韩礼德“语言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会产生影响和作用”的观点，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下对语言系统中的非生态现象进行话语批评，以期变革语言系统和语言运用，构建“绿色”语法，从而促进自然界的生态和谐。“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折射出学者们在生态语言学的性质和学科定位上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生态语言学是在生态学原理的框架之下，对语言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进行调查，对语言的活力与生存状况开展评估，进而研究语言与自然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生态语言学应该致力于从微观的角度对语言系统中的非生态因素进行分析，语言和语言使用应该被看作是生态问题的组成部分。持不同观点的研究者们致力于在统一的语言学理论框架中建立生态语言学研究模式，在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实践研究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笔者将在梳理生态语言学源流的基础之上，对过去28年(1991-2018)在国外学术出版物上出版的生态语言学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分析，以期描述国外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向。
根据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要求，客观分析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源条件和现实需求，发现水资源条件、种植资源条件、劳动力资源条件与现有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越来越不相适应，现实的灌溉物质条件和发展需求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这些先天的物质条件或者改变了的物质条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进而也极大地影响着灌溉方式的选择，只有客观认识这些影响灌溉的重要物质条件，并以此为基础自觉能动地选择适宜的灌溉方式，才能实现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根据式(17)，发动机E的任务层数据世系DL可表示为DL=(t0,t),t={t1,t2,,tn}，其中：t0为虚拟节点，表示发动机E整机装配开始时的初始状态；t为处理步骤的集合，即按顺序排列的已完工任务的集合。如果部件任务ti,,tk可并行执行，则将其视为一个虚拟任务tg(如图1中虚线框)，即tg=ti∪∪tk。
本研究拟探讨以下三个问题：(1)生态语言学的源流是什么？(2)近年来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如何？(3)未来的发展趋向如何？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A.K.Halliday)于1990年在第9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做了题为“意义的新方法：应用语言学的挑战(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的主题报告，标志着生态语言学真正成为语言学的独立分支学科开始确立。[1]122-128因此本研究以“ecolinguistics”或“language and ecology”或“ecology of language”为关键词，将时间参数设定为1991年1月至2018年12月，对被国外主要的应用语言研究和语言学数据库索引的学术出版物进行了全文检索，这些数据库包括：(1)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 (LLBA)，涵盖了所有与语言学相关的期刊文章、书评、著作章节、著作摘要、学位论文；(2)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有关现代语言、文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的学术书籍和文章的分类列表和主题索引；(3)Scopus，最大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其中涵盖了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的5000余种同行评审期刊；(4)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多学科索引数据库。共检索到了167篇文献，然后按照两个标准对这些文献进行甄别：(1)是同行评审文献；(2)以生态语言学理论框架的构建、对语言现象的历史性分析、语言多样性、语言生存问题、语言教学、语言接触或环境语篇的话语分析为研究内容或研究主题。经过筛选，最终有77篇学术文献符合上述两个条件，进入文献分析的范围。为保证所有的分析单位都可归入相应的类别，并考虑到如何对文献分析结果进行定量分析，使结果适合数据处理，我们根据研究目标，确定了四个分析维度，分别是：(1)出版年份，(2)出版国家，(3)研究内容和主题，(4)研究方法作为对文献进行编码的标准，然后根据编码维度，对文献中的信息进行了分类编码。
二、生态语言学的源与流
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提出语言是生物体感情和精神活动的外在展现，语言的多样性与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在本质上是相似的[2]。德国历史语言学家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指出，作为一种有机体，语言与其他生物体一样，也会经历“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3]。1866年，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生存的环境以及其他有机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4]。后来，生态学这一概念被运用到社会学中用以研究人类生态[5][6]398-405和心理学中用以研究心理生态[7]255-272[8][9]。1959年，剑桥大学的学者崔姆(Trim, J.L.M.)在论述语言的变异问题时，使用了“语言生态学(linguistic ecology)”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研究一个语言社区的语言变异及其功能”[10]9-25；1964年，美国语言学家及人类学家沃哲林(Voegelin, C.F)等人在谈到地区方言时，也用到了这一术语[11]1-149。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豪根(Einar Haugen)在其论文集The Ecology of Language 中，将语言生态学定义为“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12]。豪根认为，真正的语言生态环境是将语言作为交际代码的社会环境，是社会层面、自然层面、精神层面、心理层面的环境复杂体。自20世纪80年代起，“豪根模式”成为生态语言学的两大研究范式之一，涌现了一批以“语言”“生态”“语言生态”或“生态语言学”为主题的著述，如Bolinger[13]; Denison[14]1-2; Hagège[15]; Haarmann[16]; Fill[17]; Trampe[18]；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的一批学者，如Finke, Trampe进一步将生态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应用于语言和文化研究，开拓了语言研究的崭新领域[19]3-16。韩礼德在第9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的主题报告首次将语言使用和环境问题联系起来[20]7-16。韩礼德指出，语言的语法系统里存在着“增长主义(growthism)”和“等级主义(classism)”等非生态的意识形态，语言系统的固有结构也体现了自然资源的无穷性等非生态因素。“增长主义”表现在“增长”往往是被提倡的，比如我们通常会说车开得有多快而不是有多慢,楼房有多高而不是有多低。“等级主义”的表现是把语言中的一些现象分为两极，即有生命的人类和无生命的非人类，强调人类的优越性；在语法结构中，人类往往处于主动的施事地位，而非人类的动植物等一般处于被动的受事地位。英语中用来表示自然资源的词汇都是不可数名词，暗含了自然资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而无形中助长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韩礼德关于语言使用和环境问题的核心论点是对“语言人类中心主义(linguistic anthropocentrism)”的批判。
图3显示：民族志研究在研究方法中占主导地位(n=21)，这是一种基于田野调查和关注微观过程变化的质性研究。研究者调查的素材包括某一或某些社会制度和风俗的整体概况、日常生活中实际观察到的行为和情况记录(即田野调查笔记)以及对被研究者的口语特点、叙说风格等的说明；资料搜集的途径包括进行直接观察、无结构性访谈(又称自由访谈)、对参与者的语言和行为进行拍照或录音(影)以及对文字纪录、书信、日记等书面文件进行分析等。其次，对政策的调研、制定、实施和评价过程进行宏观研究并做出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政策分析法(n=18)和通过整理分析文献资料从而对社会、历史、文化进行考察的文献分析法(n=18)也是主流研究方法。遵循“韩礼德模式”的语篇分析也是研究的重要切入点，这类研究着重于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批判语篇和语言系统背后的权势关系、意识形态等社会政治问题，呼吁构建有利于生态的话语和语法，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新发展和特殊存在方式。另外，定量的试验调查法也占了一席之地(n=8)。从研究方法的分类上来看，既有实证研究，又有思辨研究，其中实证研究占多数；实证研究中既有定性研究，又有定量研究，也有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其中定量研究占多数。
三、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现状
图 1出版年份、国家及数量
完善统一的法律法规体系，既是公共部门的行为“标尺”，也是私人部门的利益“保护网”。PPP模式下的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共有产权，两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任何一方的失信或失责都会给整个项目的运营造成极大的损害。公私部门双方应明确各自的职责与定位，公共部门做好土地、政策、补贴等工作，私人部门投入资金、技术和管理等。因此，需要一整套统一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以法律来明确双方的权责关系，保证项目运营的协调性，以法规规章来统一标准、规范程序，保证项目运营的规范性。
通过图1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以生态语言学为研究内容的期刊论文数量持续增加，自2006年开始更是呈现出较强劲的增长势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持续恶化，语言学家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学科使命感日益增强，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与研究兴趣日渐浓烈。虽然与语篇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其他语言学科相比，生态语言学出现得相对较晚，但它是在“生态环境和生态危机”这一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因此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从出版国家来看，绝大多数论文出版于美国和英国(n=61)，其次是荷兰(n=10)，这是由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者们,如Fill, Stibbe, Makkai,Halliday大多集中在北美和欧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也有学者开始进行生态语言学研究，如李国正在他的《生态汉语学》一书中，就谈到了语言的生态环境问题[23]。进入21世纪，我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者除了译介国外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尝试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并于2016年和2017年分别召开了首届和第二届届生态语言学国际研讨会。中国学者在生态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生态学与语言行为的关系以及生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未来应着力于拓宽国际化视野，多多在国际会议及学术刊物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图 2研究内容和主题
回顾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生态语言学综合利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实践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未来生态语言学研究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新进展：第一,“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向纵深发展。中国学者黄国文指出，“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代表了“隐喻范式”和“非隐喻范式”两种不同的生态语言学研究途径，其中隐喻范式注重语言生态(包括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生存、发展、消亡等)，而非隐喻范式注重生态视角下的话语和行为批评[24]。由于生态语言学的学科交叉性，“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并不相互矛盾，反而互为补充。未来两种研究模式将会向纵深发展，原有的研究内容，如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接触、生态话语分析将进一步被细化为语言的演变、语言的濒危与拯救、语言多样性、语言政策与规划、生态语言系统、生态语法、生态语篇的批评与构建等更加独立和完整的研究主题。第二，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生态语言学理论框架，也没有形成被普遍接受的研究方法和步骤。而且由于生态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等应用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等理论语言学的研究内容有重叠和交叉之处，导致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复杂和多元化。未来可加入人种志研究法、微变化研究法、纵向个案研究法、时间序列法等，将生态语言学与认识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进行交叉研究。实证研究可结合实际问题进行相关指标的设计，并借助相应的数学模型对数据进行统计计量研究。第三，生态语言学和翻译学研究相结合。翻译研究的生态取向是全球生态危机和生态思潮大背景下的产物，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国外还少有学者从事翻译学的生态研究。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的概念，主张从生态学视角研究译学。目前，生态翻译学还处于摸索和探索阶段，需要大批理论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和完善这一领域的研究。第四，中国的生态语言学本土化研究取得新突破。相比于国外，中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较晚，研究成果层次较低，无学科体系支持，研究内容和方法不够多元[25]107-112。理论研究主要是引进和介绍西方理论和研究成果；应用研究数量不多，主要围绕外语教师如何在教学中体现语言的生态观和生态外语教学观；实践研究则重点围绕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生存危机展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语言资源，除汉语之外，有7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分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五大语系，除普通话之外，有北方方言、吴方言、赣方言等7大方言。目前国家大力推行双语教学，一方面保持统一的官方语言，另一方面保持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在外语课堂中，如何处理好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使用的关系，如何更好地体现生态外语教学观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
图 3研究方法
进入21世纪，生态语言学继续稳步发展。众多探讨生态语言学学科理论框架的文章在一些高影响因子的国际学术期刊，如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Language Sciences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上发表。2004年“语言和生态研究论坛(language and ecology researchforum)”。后改名为生态语言学学会(the ecolinguistics association)的建立，为世界各地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的线上平台。一系列关于生态语言学学科理论的论述(Couto[1]; Steffensen & Fill[21]6-25; Bang & Trampe[22]83-92)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不同角度对生态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进行了探讨，使得生态语言学的学科体系得以日臻成熟和完善。
四、生态语言学的发展趋向
图2表明所分析文献的研究内容和主题可归纳为六类：(1)理论探索。指旨在推进生态语言学理论化建设或建构其理论框架的研究；(2)历史分析。语言现象与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密不可分，这类研究力求通过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进行梳理，并从中解释语言现象，找寻语言发展的规律；(3)语言政策与规划。与英语的世界霸权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多语言社团中的少数族群语言面临濒危甚至灭绝的境地，从而导致语言的多样性大大减少，语言政策与规划主要研究政府或社会团体如何对语言文字的使用进行政策干预和规划、语言多样性以及少数族群语言和濒危语言生存发展等问题；(4)语言教学。指对课堂教学生态环境、生态学视角下的语言教学理念、教学思想、教学目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及教学评价研究；(5)语言接触。指对因移民杂居、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等因素造成的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互动或相互影响的研究；(6)语篇分析。指针对环境语篇所做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它注重语篇的社会属性，试图根据社会结构特征，从话语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角度对语言系统、语篇、语法的深层生态化或话语结构进行解释或进行哲学方面的思考。如果从研究模式上进行划分，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接触属于“豪根模式”，语言教学、语篇分析属于“韩礼德模式”。从数量上来看，全球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主流是语言政策与规划，其次是语言接触和语篇分析。而在这些主流研究中，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是研究的热点。其中，语言的多样性研究不仅包含了不同社会形态和国家的语言类型、使用语言的不同社会和人群、一个国家或地区大小语种的生态状况，还涉及了人脑中不同语言的互动关系和多语现象。这些与人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社会语言学以及人类语言学在研究内容上相互交叉和渗透，同时也必将促进和完善以上学科的发展。语言对生态环境的作用研究则从语言的多样性扩展到语言和语言使用在气候变化、环境问题、生物生长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通过对与生态有关的语篇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以及对语言进行微观研究，揭示语言与生态的关系。与社会语言学、语篇语言学等学科一样，生态语言学没有单一的理论指导，而是吸收其他学科“可用”的理论来进行实际研究。
生态学发轫于19世纪中期，今天的生态学已经不再局限于自然生态，而是发展到了社会生态层面。生态学研究也已突破了某一专业领域的禁锢，生态价值观和世界观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视角。生态语言学源远流长，它顺应了时代主题，发展势头强劲。但我们应该看到，它的学科体系还不够完善，应用研究和实践研究的质和量都需进一步提升。因此，全球生态语言学研究者需要加强交流，通力合作，为建设世界生态文明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态智慧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我们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中国学者在开展本土化研究的同时，应该不断增强国际化意识，将研究成果及时呈现于国际社会，做到与世界接轨。
组织机构的学习贯穿于企业生命周期的整个过程，是构成战略变革必然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学习是主动适应环境变化甚至创造发展环境的过程，企业的各项知识最终都通过战略变革来体现，反映了组织机构学习的能动性。同时，在学习中，各组织机构通过系统式、开放式的学习，使知识得到积累和创新，在战略计划和决策考虑上也更加全面、长远，这在一定程度规避了制定战略的风险，有利完善企业战略变革，引导企业发展转向正确方向。
【 参 考 文 献 】
[1]Couto, H. H. 2014. Ecological approaches in linguistics: a historical overview[J].Language Sciences, 41.
[2]威廉·冯·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M].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3]Schleicher, A. 1873. Die DarwinscheTheorie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M].Aufl. Huischen, Weimar.
[4]Haeckel, E. H. 1866. Generelle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 Erster Band: Allgemeine Anatomie der Organismen. Zweiter Band: AllgemeineEntwickelungsgeschichte der Organismen[M].Verlag von Georg Reimer, Berlin.
[5]Park, R. E., Burgess, E.W. 1930.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2nd ed.)[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Hawley, A. H. 1944. Ecology and human ecology[J].Social Forces, 22(4).
[7]Brunswik, E. 1943. Organismic achieve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bability[J].Psychological Review, 50(3).
[8]Barker, R.G., Wright, H. F. 1954. Midwest and its Children. The Psychological Ecology of anAmerican Town[M].Row, Peterson, Evanston, IL.
[9]Gibson, J. J. 1979.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M].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MA.
[10]Trim, J. L. M. 1959.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dynamic linguistics[J].Language Speech, 2(1).
[11]Voegelin, C.F., Voegelin, F. M. 1964. Languages of the world: Native America fascicle one[J].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6(6).
[12]Haugen, E. 1972. The Ecology of Language[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3]Bolinger, D. 1980. Language, the Loaded Weapon. The use and abuse of language today[M].London: Longman.
[14]Denison, N. 1982. A Linguistic Ecology for Europe?[J].Folia Linguistica, 2(1).
[15]Hagège, C. 1985. L’homme de paroles. Contribution linguistique aux humaines[M].Paris: Hachette.
[16]Haarmann, H. 1986. Language in ethnicity. A view of basic ecological relations[M].Berlin/New York/Amsterdam: Mouton de Gruyter.
[17]Fill, A. 1987. WörterzuPflugscharen. VersucheinerÖkologie der Sprache[M].Wien/Köln: Böhlau.
[18]Trampe, W. 1990. Ökologische Linguistik. GrundlageneinerökologischenWissenschafts- und Sprachtheorie[M].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Fill, A. 1998. Ecolinguistics - State of the Art 1998[J].AAA: Arbeitenaus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 23(1).
[20]Halliday, M.A.K. 1990.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J].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6.
[21]Steffensen, S.V., Fill, A. 2014. Ecolinguistic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horizons[J].Language Sciences, 41.
[22]Bang, J.C., Trampe, W. 2014. Aspects of an ecological theory of language[J].Language Sciences, 41.
[23]李国正.生态汉语学[M].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24]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J].中国外语，2016a(1).
[25]韩军.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综述[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4).
The Origin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linguistics
Cao Huiling Tang Jianmi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90)
Abstract : Ecolinguistics is a new branch of linguistic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ecology and linguistics. Scholars abroad held different views in terms of its discipline nature, focused on distinct research points and thus adopt diverse research paradigms. A systemic review and study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broad on ecolinguistics during the past three decades will present its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Key words : ecolinguistics; Haugenian tradition; Hallidayan tradition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10( 2019) 05-0083-07
doi :10.3969/ j. issn. 1672-8610.2019.05.013
[基金项目] 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青岛旅游文本翻译研究”(QDSKL1701105)；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沂蒙红色旅游景区公示语翻译研究”(201706509)。
[作者简介]
曹慧玲，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二语习得、生态语言学；
唐建敏，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二语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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