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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特殊规律的自觉认识和能动把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都朝着不断优化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方向发展。本文从质优化的角度来研究和探讨如何优化社会主义本质，优化体制，优化生产力发展的环境问题。
一、优化是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创优是当代社会的主旋律。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是社会形态质转化之后保持其相应社会形态的质自身肯定中质优化的必然结果。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形态的优质个体的形成和发展，是质转化和质优化协同作用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如果不继续优化自身的质，发展特色社会主义，而是把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永远停留在初始阶段，没有后继质优化阶段，社会主义就存在着倒退的危险性。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事件可以说是进入社会主义之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质劣化的必然结局。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曾较多地照搬苏联模式，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和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在实践中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未能提出优化社会形态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总结社会主义运动70多年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既探索了特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又揭示了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即研究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又分析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其代替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既有特色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有认识和创造特色的方法。从国情出发，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到科学、再到特色的重大发展，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又一次重大的飞跃。特色理论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优化发展的方向。
特色社会主义是事物的优质规定性和非优质规定性的辩证统一。优质规定性决定社会主义最优的存在方式和进化方向，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关系，非优质规定性决定社会主义向退化方向发展。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绝对纯的东西，纯粹孤立的优质事物和非优质事物都是不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一新生事物是优质规定性和非优质规定性的统一体。当优质规定性在这个统一体中居于主导地位，非优质规定性占次要地位时，社会主义表现为优质事物，发展特色社会主义；当非优质规定性在这个统一体中占主导地位，优质规定性处于次要地位时，社会主义表现为劣质事物，社会主义就存在着倒退的危险性。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优质规定性和非优质规定性是相互转化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和不相适应的转化，决定着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转化，决定着社会进步或倒退的转化。特色是区分优质事物和非优质事物的规定性，是人们认识优质事物的根据。特色表达了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优化发展的倾向性。事物的优质规定性是特色或优质事物的决定因素。因此，优质性是特色的最基本属性。
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优质事物是在共性和个性同步优化中形成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言简意赅，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中，“社会主义”是就共性而言的；“中国特色”是就个性而言的。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是属于“社会主义”的特色，是社会主义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中国特然”，它必须同社会主义本性相一致，同社会主义方向相符合。因此，共性优化是个性优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共性优化，个性优化就难于实现；个性优化是共性优化的补充，丰富共性优质规定性。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优化社会主义共性；结合本国实际，优化社会主义个性，发展社会主义特色。无论社会主义的共性与个性的优质规定性如何转化，特色始终存在于共性和个性之中。只有同步优化社会主义共性与个怀的规定性，特色才能形成和发展。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看，优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优越性和实现的渐进性、长期性的矛盾运动的要求，是不断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目标的过程。特色社会主义在辩证发展过程中，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又注重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强调发展的现实性和灵活性，既坚持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又坚持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因而能够在社会主义特征的原则性和实现的长期性的运动中，寻求社会主义的最优化形式。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揭示共性个性同步优化的原则，坚持特征发展特色，克服片面优化共性忽视优化个性和片面优化个性放弃优化共性的两种错误倾向。右的错误倾向表现为只优化个性而放弃优化共性，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将逐渐丧失，直至社会主义解体，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相反，“左”的错误倾向表现为只优化共性或片面优化共性、曲解社会主义共性，忽视优化个性，一味追求一种僵化的共同的社会主义模式。不顾时间、地点、条件，不顾具体国情，用社会主义的理性原则简单套用于现实社会主义。把现实社会主义设想为一个无利益矛盾、无利益差别、排除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市场经济的高度集中、高度计划化、行政化的产品经济社会，急于缩小三大差别：急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否认地区之间和人们之间正常的利益差别、贫富差别、先富后富差别；急于搞“穷过渡”和按需分配的未来原则，搞“大锅饭”、平均主义；急于求“共富”，搞“均富”，结果“均穷”，成了贫穷社会主义。这些表面上看来是在维护社会主义，但实质上是曲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来自右的或“左”的错误倾向都不能同步优化社会主义的共性和个性。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把社会主义现成模式固定化，忽视社会主义优化问题；结果导致思想僵化、体制呆板、机制缺乏活力，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发挥。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三个方面根本改变原有的社会主义轨道：一是在社会主义的总体指导思想上，从原有的照搬照抄，转向实事求是从现实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发展内在规律；二是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面，强调根据不同国情、不同特点选择走自己的道路；三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方面，注重社会主义质的优化，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可见，社会主义在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结合中，形成自身的发展动力和自我优化完善的机制。优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形态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要求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社会主义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任务，寻找一种最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和上层建筑形态，广泛利用一切对社会主义有用的文明成果，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不断优化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创造物质条件，这样才能避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使改革开放的实践从一开始就沿着明确的目标前进。创优是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贯穿的一个基本思想，创优已成为多样性、竞争性时代的最显著特点，成为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活动，创优实践成为改造世界的行动。通过改革旧的社会体制，对社会主义的整体质的优化，不断优化社会主义现实形态，优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优化管理方法，优化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职能，使社会中各个方面的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推动现实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推动社会主义向更高形态发展。
二、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优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认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认识方法上，从社会主义特征概括社会主义本质，并把两者等同起来。由于社会主义特征是侧重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制度方面，所以用特征把握本质，必然忽视社会主义本质最主的内容——发展生产力。第二，在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上，脱离国情，简单地沿用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马克思侧重于从生产关系方面描述的一些基本特征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行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实行按劳分配，消灭了商品货币，实行产品经济等。这些特征是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出发，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得出的必然结论，但不能把它与社会主义本质等同起来。在社会主义本质与特征关系的处理上，决不能把二者混淆起来，强调特征而忘记本质。因为特征是由本质决定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表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手段最终也是为本质服务的。社会主义本质是第一层次的，社会主义特征是第二层次的，第一层次的本质与具体实践条件相结合，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反映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成熟性的特征，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有体现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的特征。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入手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在这里并没有直接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来界定社会主义本质，而是透过作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经济特征，从社会的基本矛盾、根本动力、最终目的等更深层次上揭示隐藏在其中的本质。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功能，又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又揭示了达到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在社会主义本质范畴里赋予“生产力”以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是贯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条主线。长期以来，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并不是很清楚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时期，强调社会主义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等，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如果再沿袭过去的认识，并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加以固守，那就不正确或产生偏颇了。因为那种认识有一个最大的弱点，那就是忽视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忽视了共同富裕。就是说，既忽视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又忽视了达到这一目的的物质基础，而这两条恰恰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3]共同致富和发展生产力，前者是目的，后者是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共同致富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优化社会主义质最根本一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性体现了根本任务、根本制度和根本目的的有机统一，我们必须从这三者的结合上去把握社会主义本质。
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化本质表现为改革开放的必然性。恩格斯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作是经常变化的根本途径”。[4]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即使通过改革建立起来的新体制，也只能适应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状况。当着生产力向前发展，体制也随之发生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最鲜明特点就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是优化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管理方式的强大动力，它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在于优化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优化体制，优化生产力发展的环境，主动地把社会主义中国推入世界文明主潮流的历史运动，自觉地、创造性地按照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办事。过去的失误，就在于偏离了现代化的世界潮流，没有注重吸收反映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世界文明成果，按照不切实际的理论另搞一套，结果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什么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酷呢？那就是高度集中、僵化的经济体制。从历史和时代的角度审视中国的发展，就会发现我国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脱离中国的长远实际，偏离世界文明主潮流；二是没有解决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要改变这种体制，就必须实行改革。邓小平同志说：“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5]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不进行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就要被葬送。
我们党总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从1978年起，开始发运改革，就其历史任务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政策的重新选择，最根本的是实行“三个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第二，体制的重新建构，即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科技教育诸方面实行现代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改革是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深刻革命。党的十四大提出的改革目标，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四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三大内容。三大改革将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经济、政治和精神动力，改革的过程，改革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内在矛盾不断解决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按其固有规律不断完善和优化发展的过程。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工作方式、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从而促进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促进了两者螺旋式上升发展的强劲趋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模式的提出和实施，是中国社会走向全面改革的基础。改革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邓小平同志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6]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内在结合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相容性，是通过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通过改革，国家经济从僵化的计划产品经济开始向有活力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改变了过分集中的体制格局；逐步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以公有为主体的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就被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所代替，“一中种为主，多种并存”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优化形式；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被以按劳分配为主体非按劳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所代替；开放式的消费品市场日益发展，生产资料市场也逐步发展起来；宏观管理从行政性的直接管理为主开始向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转变。正是改革和这一系列的转变，维护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经济活力明显增强，带来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内在潜力。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国家、集体、个人、私营企业一起上，充分调动了中央、地方、企业、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适应社会化生产力性质及其发展趋势。现代化生产已成为科技与生产高度一体化的过程。当今世界已进入了新的科技革命时代，出现了科技的社会经济化和社会经济生活的科技化趋势，从而使现代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以微电子为中心的高科技的发展，是新一代的第一生产力。科技发展对社会进步已起主导作用。在现代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起第一位的变革作用。生产力的其他要素不仅随科技进步而发展，而且生产力随科技进步成倍地或按几何级数跳跃式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生产的先导，其运行公式是：科学——技术——生产。科技进步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位因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本世纪初的经济增长中，只有5%——20%是靠科技进步取得的，到70年代就提高到60%—70%。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和劳动就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发达国家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和劳动就业结构调整的过程。这一过程无不靠科学技术。当代每一个大的科技成就都能开拓出一批产业，它们辐射力强，交叉覆盖，范围宽广，这是新一代生产力具有强大威力的突出表现。许多高科技产业有不受资源、原有工业体系限制等优点，技术转让快速，因而移植快，适应性强，能够到处开花，致使新一代生产力迅速国际化。高科技能够向传统产业渗透，改造的步伐越来越快。传统产业面临着多种选择，最优的出路是用高技术改造旧工艺，使传统产品向新颖、多功能的方向发展。由于现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很快，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频繁，世界已形成了一体化的经济市场。透过科技的根本职能，无论是从当代世界经济竞争的基本格局看，还是从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看，“科技兴国”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时代的要求、现实的选择、历史的必然。科技的发展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当今世界的竞争，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关键又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力量的强弱，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社会功能的实现，却需要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相配合，特别是要与一定经济体制相匹配。社会主义制度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本身是人类科技进步的产物。科技进步是社会主义的希望所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手段。社会主义只有内含着科技进步，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科技进步推动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实现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抓住机遇，采取得力对策，追踪高科技，发展高科技，利用高科技，开发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是附加值高、市场潜力大、发展后劲足、竞争力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愈来愈迫切。众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采用新技术的动力和压力不断增大，掌握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使用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业已成为亿万人民的迫切要求。科学技术要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第一位的作用，就必须使科技成果由知识形态向生产力转化，渗透于生产要素之中，实现科技产业化。目前兴办的各种高技术开发区、高技术产业区，所办的若干高技术产业，就是在市场经济规律的推动下，经济体制和科研体制协调配套改革的结果。为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市场机制，着眼于解放和发展高科技新一代的第一生产力，深化改革，从关注与优化生产力的外部因素转向关注与调节生产力的内部矛盾；从依靠人的体力、依靠自然力转向依靠人的智力，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
加快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仅表现为它使生产力和社会生活水平有更大幅度的上升，呈现出劳动者共同富裕的总趋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容。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重要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所在。发展生产力是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目的所需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没有生产力发展这一物质技术基础，就是贫穷的社会主义，根本谈不上共同富裕；若离开共同富裕谈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将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其他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补充。在公有制经济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整个社会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具有客观必然性。在坚持按劳分配的同时，必须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我们所讲的按劳分配，既承认劳动上的差别，收入上的差距，又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防止两极分化，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首先在于富裕，人民不富裕，生活不好，追求社会主义有什么用？富裕不是罪过，社会主义要达到共同富裕，才能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既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不违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还不很发达，共同富裕只能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也不等量。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只能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部分先富”是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先富者带后富者，然后推波逐浪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之目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成这项伟大任务，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配合，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进行。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动力和良好的契机。我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经济、政治与其它各项改革配套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推动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加快进行。另一方面，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提出改革，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8]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革除旧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政府机构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改变行政方式和手段，建立合理、精干、有效的管理机构，发扬民主，健全法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发挥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优势。政治体制改革保证了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确保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统一的，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者的内容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必须配套进行，共同发展。
为了充分发挥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优势，我们要进一步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大力挖掘特色社会主义精神与文化潜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只有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才能依靠人民群众，有效地克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种种不安定因素，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主义环境。只有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
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新理论和新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点。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从一个弊端百出，效率低下的旧体制到一个完善成熟、灵活高效的新体制；从一个经济波动大起大落的发展模式到国民经济走上一条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攻坚阶段。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我们的改革，已经发展到了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新阶段，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现在，大家都感到形势发展很快，新问题多，辣手的事情很多，工作难度加大了”。[9]要在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健全调控体系三个方面“整体推进”，并在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微观基础和宏观调控两个层面“重点突破”。这些重大改革措施，在1994年基本成型，1995年已为广大群众所熟悉，1996年正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这些改革大举措必将广泛触及许多深层次的思想观念、制度创新、利益调整和具体操作上的难点。通过深化改革，把一个贫穷的社会改造成一个发达的社会；把一个传统的社会改造成现代化的社会；把一个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在这场层次演化、难度大的改革攻坚战中，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一切框框都可以被冲破，一切“离经叛道”的成功经验都可以被肯定下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任务都离不开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总之，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的大事。坚持改革开放，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改革开放是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坚持改革开放是优化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对外开放也是优化社会主义的重要方向。改革开放实施过程也就是对社会主义质优化的创优过程。
注释：
[1][2][3][5][6][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373、172、138、142、17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7]《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3页
[9]见1994年3月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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