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欧美中三角关系中的一大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大论文,难题论文,能源安全论文,关系论文,欧美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不打算深入分析和预测能源供应和需求方面的变化趋势，而将讨论集中于政策制度层面，因为它决定着美、中、欧三角关系中的能源安全博弈结果，以及环境、气候变化和人类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前景。本文还将关注国际关系方面的发展问题。
能源安全重新成为重大问题
能源安全重新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东的长期危机、俄罗斯的天然气外交（部分人也称之为讹诈勒索）①、中国和印度能源需求的上升、俄罗斯和拉丁美洲能源工业的国有化以及有关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预警等，对石油市场及能源和环境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石油进口国推行的能源多样化战略突出说明了“资源诅咒”对国家稳定和人类安全的含义。能源安全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禁运后发展起来的，主要关注石油供应问题，因此也可定义为如何保持合理价格的可靠供应。但在今天，这一概念还应包括其他变数，如环境和社会成本以及政治与社会稳定、腐败、污染、偷盗及其他犯罪等问题。此外，能源消耗的间接成本还涉及全球气候变暖和空气污染等问题。
当前流行的“资源诅咒”一词概括了专家们的观点，解释了石油及其他资源如何导致或加重某些资源丰富但管理混乱的国家的内部冲突，这些冲突反过来又成为影响发达国家安全利益的不稳定根源，包括狭义的供应中断或广义的恐怖主义、国际犯罪及难民问题等。许多证据表明，各种不同规模的暴力活动都与资源的开采有紧密联系。这些活动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组织叛乱、有组织犯罪、自发性抗议以及伴随腐败而产生的政府掠夺性行为（特别是对生活在石油或其他资源开发地区人民人权的忽视、强制性驱逐、卫生与安全问题、环境破坏、持续贫困问题等）。耶茨在2006年关于10个非洲产油国的研究报告中指出，非洲产油国的悲哀完全是由政府腐败以及政府与跨国石油公司勾结所造成的。②“失败或正处于失败中的国家”特别容易导致这类安全威胁。实力虚弱的国家也可能被推向失败和脆弱的边缘，而安全威胁又很容易转变成国际危机。2007年4月一支中国石油勘探队在埃塞俄比亚遭受攻击一事突出说明了安全与和平在经济合作中的必要性。这需要用一种全面的政策手段从源头去解决问题。③ 瓦因斯（Vines）认为，即使存在失败国家和冲突的背景，良好的资源管理仍应被视为经济问题，并呼吁国际金融机构发挥更大和连续一致的作用。斯托克斯指出，美国的能源安全政策既是为了“反恐战争”的需要，也是为了维护一种良性的全球石油管理体制，而后者也将有利于欧盟、日本、中国及其他能源消费国。④ 而国际社会通过实施大规模反叛乱措施恢复石油国家的稳定也是其中努力之一。因此，“资源诅咒”带有全球和地方的含义，而政治和经济治理问题则要求国际社会将这种挑战当作安全问题来处理。近年，某些石油国家的治理问题正日益成为美、中、欧或多边金融机构的议题。
气候变化本质上与能源消耗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它本身也日益被视为一个安全问题。2007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将它作为一个讨论议题。然而，安理会的讨论显示，美、俄、中和南非并不希望将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
将气候变化列入能源安全问题来考虑还有其他方面的积极意义，它可以推动有关提高能源效率、加强能源供应链管理以及开发替代能源等方面的发展。同时，从长远看，可替代能源的发展和能源效率的提高将能够降低能源进口国对外部石油的依赖。它们还可为公司企业提供市场机会，并解决国内选民所关注的问题。
综上所述，应该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来考虑当今的能源安全问题，即将能源安全与其他全球挑战联系在一起，并将其作为安全问题加以解决。⑤ 这种综合性角度不仅考虑国家行为体所关注的“国家利益”，而且考虑“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以及“斯特恩报告”所提到的政治后果。鉴于能源安全的战略重要性，它有可能成为各国建立合作和构建多边组织框架的一个新领域。
美欧的能源安全观与中国的崛起
在能源安全领域，国家的利益、观念和担忧有可能占主导地位，从而抑制合作的愿望。因此，如果处理不当，能源安全会成为美、中、欧三角关系中的一大难解。一位中国学者曾尖锐地总结这一问题说：“发达国家把中国视为一种‘能源威胁’，新兴国家视其为‘能源竞争对手’，而发展中国家则提出了一种‘新殖民主义’的理论。”⑥
显然，现实主义模式仅考虑能源需求是难以促进合作的，它忽视了文化、观念等因素的重要性，而正是这些因素导致政治领导人和公民社会中的其他参与者强烈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威胁。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IPCC在全球组织领导的科学研究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中国在相关领域也做出了积极的政策调整，并在国际舞台上改变了有关气候变化的立场。现实主义模式的另一个缺陷是没有充分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如跨国能源公司、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它假定国家有能力行使其主权，而实际上，在一些石油、天然气蕴藏丰富的地区，情况却不是这样。⑦ 现实主义模式还认为，可以依赖霸权维护良好的全球石油管理体制和积极的国际关系。但实际上，霸权却导致了紧张和不安全，其作用也越来越不被世界各国所认可。
欧盟应冲破当前美国的现实主义和单边主义霸权模式的束缚，提出一种新的适用于全球的观念，倡导并引领各国以多边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欧盟在2007年春季推出了它的能源及气候政策。该政策不仅考虑了其自身利益，而且也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功能多边主义（Functional multilateralism）认为，多边主义的手段应通过“现实”的方式来实现最大公分母，并建立起有效和具有代表性的机构网络。这一概念既建立在功能主义等思想基础之上，也建立在现实主义和国家利益基础之上。功能多边主义就是要使多边主义变得有效，并对战后秩序向新的全球体系转换的进程进行管理。该概念加强了所有参与者的安全。
美国和欧盟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评估和应对中国当前的崛起及其长远发展。而对中国来说，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问题是：如何对美国做出反应？美国是否愿意维持一种良性的、能考虑中国利益的全球体制？中国将如何管理国内及国际发展进程？中国应该成为哪种类型的全球力量，等等。这些问题涉及军事规划、贸易、货币等各个领域。中国的能源及资源政策是其发展战略中的一大优先考虑，因为它不仅在国内经济、政治中至关重要，而且在外贸、国际宏观经济稳定及外交政策等方面也有着重大意义。中国有自己的长远发展目标，它目前已成为“世界工厂”，并且出人预料地高度融入全球经济中。这些都需要资源（尤其是石油）和政治稳定。
全面来看，人们可以将当前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观点和战略简要表述如下：
西方的中国观
西方战略中国的作用
先例
战略对手
遏制、军事 国际社会的
苏联／冷战
联盟挑战者
战略竞争者 防范性交往 国际社会的
没有
利益攸关者
战略伙伴
合作与竞争 国际社会成
1980年代
员
的日本
上表反映了现实中的不同政策取向，前两种与美国有联系，第三种与欧盟有联系。显然，在能源安全领域，这些针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已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关能源安全的讨论也是总体关系及其长远目标的一个方面。欧盟和美国均有自己明确的中国观和对华战略，虽然为了跨大西洋关系的和谐，中间战略（竞争者／防范式交往／利益攸关者）已成为当前欧美的公分母。⑧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欧盟的脆弱性：它没有能够充分发展和实施其伙伴关系战略。⑨
由此可见，现实主义和理性行为方式仍占据主流（尤其在美国）。新现实主义的能源安全观集中关注中国与美国及整个西方之间的潜在冲突，并认为任何一个新兴力量的出现都将破坏当前体制的平衡和主要大国的霸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紧张。新现实主义者对中国的担心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中国巨大的能源需求和严重的污染问题。人们担心，中国巨大的能源胃口对能源供应、石油价格和全球气候都是一种威胁。像中国这样高速增长的大规模经济已经产生了超出人们预料的能源需求。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继美、日之后的第三大石油进口国。中国每年消耗石油3.2亿吨以上（2005年数字），到2030年该数字还将翻倍。⑩ 2005年，中国进口石油1.27亿吨。与此同时，中国的能源消耗模式和市场不平衡也使其面临着许多制约，如短缺、运输瓶颈、供应中断、价格控制等等。中国的能源效率很低，虽然正在改进中，但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阻碍了中国节能目标的实现。
有关“中国是最大的污染威胁”的大字标题已经在媒体上出现，并有分析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头号温室气体排放者。(11) 中国一直致力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在考虑制定一种可替代的增长模式。中国新近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和关注可持续发展表明，它特别注意从科学进步中吸取知识和经验教训，以便指导经济和社会往可持续方向发展。鉴于中国在实现中央政府目标方面经常失败，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根据2007年6月4日中国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国决心重新调整其经济，推行净化技术，改进能源效率。至于那些更直接的环境问题，如空气和水源污染问题，中国政府需要在政治上给予更积极的关注。在国际方面，中国还没有准备承担减少排放的目标和义务（以符合京都议定书规定的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12) 实际上，鉴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以及它在未来很长时期内继续将煤炭（2005年占能源总消耗量的72.4％）和石油（21.6％）作为最主要能源，中国并不具备迅速和大规模减少排放的条件。
然而，所有这些对中国的指责准确地反映了事实吗？或它们是否也属于将中国视为美国战略对手的观点的一部分？对美、欧、中三角关系中能源安全的任何分析都需要考虑到中国政策的以下特性。
首先，中国的国际能源战略并非有意要破坏美国或欧洲的利益，而是建立在其自身国家需要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利益从一开始就是合法的，尤其考虑到中国进口资源的很大部分实际上被用于向美国和欧洲市场出口的制造业产品生产（经常是通过美国和欧盟国家投资的公司），因而中国的能源需求并不完全是全球化推动的结果。这些出口产品的生产建立在制造业和运输业的能源及其他资源巨大消耗的基础上，并导致了价格反弹。不仅如此，它也导致污染和社会问题被转移到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以及那些向全球化的赢者提供原料的第三世界国家。(13)
其次，对能源市场的分析很自然地会产生中国威胁的感觉。戴维斯（Davies）和奈杜（Naidu）2006年撰文指出，中国的长远战略是确保获得商品资产的来源，这样就可以绕过国际市场的定价。这一典型论点只解释了问题的一部分。因为油价不可能长期与全球市场脱节。中国可控制的供应量只占其进口量的一小部分。(14) 中国并没有选择绕过市场，只是还没充分理解和利用市场工具或发展合适的市场工具。中国利用投标、软贷款、补贴和一揽子援助等方式寻求获得能源，并补偿其公司及在金融市场上所缺乏的竞争能力。在现存竞技场上，跨国公司通过战略投资竞相加紧对油田进行控制，中国公司是真正的新来者，在技术方面没有优势，因此严重依赖政府的外交和财政支持，并因此得以在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因政治原因被禁止或被认为太危险的项目中进行投资。此外，在许多项目中，中国公司是同西方跨国公司一道合作开发油、气田的，这也导致了管理知识和技术的转移。一旦进入现场，中国公司能够更安全地发展管理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加强它们的竞争能力，并逐渐融入国际市场网络。这种实质的资本主义战略和政府的引导支持也被中国成功地应用于其他领域。它既不令人感到惊奇，也不应导致所谓的中国威胁。
有关中国新重商主义战略违背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观点也许有一定理论根据，但在实践中缺乏说服力。同其他许多政策领域的情况类似，中国并不一定是全球规则的破坏者，相反正在努力使自己适应外部的主流环境。在这方面，优尼科反收购案使中国人确信，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更优先于市场规则，尽管美国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这或许也促使某些中国人鼓吹实施更少改革色彩和市场导向的能源政策（及对外经济政策）。反过来讲，富达基金会减少对中国石油公司投资的决定也显示，中国公司很难摆脱有关人权方面的公共压力及金融市场中其他因素导致的后果。由此可见，忽视中国对外能源政策的合理性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认识到中国改革进程及美国国际能源政策的复杂性。
新现实主义者对中国的另一个担心是其海外石油投资。随着中国能源需求越来越大，中国企业的非市场行为以及某些石油交易的不透明引起了人们的担心。尤其让西方竞争者、智库学者和决策者不安的是，中国为了扩大油气进口来源不顾反对的声音高调挺进苏丹、安哥拉和伊朗。(15) 甚至有人指责中国奉行从非洲攫取资源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南非总统姆贝基2006年12月的演讲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在中国，一些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其对伊朗政策，是对中国能源安全的直接威胁。他们还认为，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的不稳定因素及其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是潜在的危险，必须减少对这些传统供应国的依赖。在持久的中东危机中，中国仍然是一个边缘角色，但正在努力弥补这一不足。(16)
与美国（其次是与欧盟）在伊朗、苏丹、津巴布韦问题上的冲突，关系到中国的能源资源利益，但其间不一定具有因果关系。美国和欧盟对这些国家的制裁及撤出为中国留下了填补真空的机会。事实上，中国挺进非洲产油国也就把自己纳入了主流政治经济圈。(17) 因此，在中国看来，西方的批评往好里说是虚伪，(18) 往坏里说是与中国对抗、把中国视为威胁的战略的一部分。即便是像苏丹和津巴布韦那样的极端事例，也很难找到证据证明与中国的进入有因果关系。
当前，唯一牵涉到中国的严重冲突是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而引发的冲突。双方现在已经提出了解决办法，就是共同开发，但由于日中政治关系全面紧张尚未落实。这种情况表明，围绕能源安全发生的冲突不是因，而是更广泛的政治紧张的表征。
总之，说中国的所谓能源饥渴必然引发其与西方国家的冲突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超出美国政府或欧盟委员会定期与中国讨论的贸易争执的“正常水平”。事实也许正相反，那些企图对抗或压制中国发展的力量将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潜在的冲突制造威胁，尤其是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这类最容易激发公众想象的领域。这种做法很可能一语成谶，真的产生冲突局势。
在美、中、欧三角中管理能源安全
能源、环境和发展所构成的全球挑战交织在一起，围绕这些挑战进行合作，关键问题在于美、中、欧三角关系中每一个角色对另外两极的政策和战略。强力单边主义行动势必引起其他方的单边主义行动，导致绝非最佳的结局。而各方实施合作性的政治经济战略则会促进相互间进一步合作，形成良性互动。现在的问题是：美、中、欧三方中谁能率先提出一个能够为另外两个角色接受的完整战略？
油气市场往往被数量有限的角色控制，如供应方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或少数巨型石油天然气公司，缺乏普遍认可的国际规则，因此现有市场只能发挥部分功能。即便在消费市场中采取有限的自由化措施，也无法产生竞争环境和推动成本的降低及服务的改善。投资于生产、运输和炼油的成本高，耗时长，没有一个国家会把自己的能源安全全部交给市场力量。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就反映了这种情况。西方的战略石油储备有增无减，中国也在开始建立。所以，虽然市场仍然重要，但需要外交和战略措施配合才能确保能源投资和运输安全。
（一）欧盟：同谁实行多边主义？
与美、中相比，欧盟在传统上更信奉市场及市场管制规则。1991年苏联解体后，欧盟迅速向其东部新独立国家提出了一个能源管理框架，即《能源宪章》。该宪章在1994年变成了条约，并于1998年生效。欧盟的意图是用欧盟法律框架支持和改造其东部邻居。它的这一努力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机构所追求的更广泛的欧洲议程是一致的。日本也是《能源宪章》的成员之一，中国与主要产油国等一些国家则是观察员。俄罗斯至今没有批准《能源宪章》，争取俄的批准仍是欧盟今后的一个关键目标。然而，欧盟也开始意识到，这些法律框架并不一定能够顶住政治干预。自2006年以来，欧盟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及黑海、里海国家、中亚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讲求实际和注重利益。(19) 欧盟在2007年提出的能源战略“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的能源”就反映了这样的关注。欧盟把限制全球气候变暖、减排、提高能效、推广可再生能源等多个目标统统纳入在2007年提出的一揽子措施中，旨在“把欧洲改造成能源效率高、二氧化碳排放低的经济，催生一个新的工业革命”。与此同时，欧盟在与工业化国家、正在工业化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均确定了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实施目标：与俄、中、印等重要双边伙伴制订行动计划，将能源及气候变化列入对话议题；进一步推广欧盟法律框架至欧盟邻近地区（东欧、里海和地中海）；在八国集团内部达成一致针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在全球气候变化联盟内发展非洲——欧洲能源伙伴关系，帮助非洲向低碳技术跨越，使非洲大陆成为可持续能源供应者，进而打破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南北僵局，等等。可见，在制定一个全面完整的能源政策方面，欧盟比美国或中国走得更快。(20)
美国政府基本上是从防守和狭隘的角度对待气候变化问题。按照其传统的能源安全观，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就是减少对矿物燃料的依赖（美国总统2006年国情咨文提出，美国嗜好用油，所以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应该减少对油的依赖），改进碳收集、清洁煤和生物燃料技术（基本上不是出于国际责任，而是出于狭隘的工业、农业利益），追求能源安全的军事化。(21) 美国以中、印都不接受减排目标为借口，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而中国在国际上拒绝接受减排目标，理由是美国作为人均污染量最大的国家没有参加京都进程。于是人们在后京都谈判的目前阶段看到的是相互指责，指责的目的是为了在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欧盟大胆同意捆绑目标，还承诺在与其他方同等的条件下为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适合它们需求的灵活立场。这样一来，欧盟就起到了表率作用，成为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既包括像中、印这样的大国，也包括非洲国家）之间的公正中间人。
然而，欧盟的多边主义努力面临着美国现实主义战略造成的困境。1989年之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加强了其在北约中的影响，并屡屡通过分裂欧洲来维持其领导地位（前南冲突，伊拉克战争，欧盟对华武器禁运，东欧导弹防御计划等）。它对欧洲的对外政策议程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加以破坏。欧洲渐渐被美国边缘化，这一新现实，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比欧盟决策者更及时地认识到了。因此，虽然欧洲在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方面做出了表率，但由于美国采取相反的、现实主义的、着眼于实力的战略，欧洲无法在政治层面让气候变化成为优先于能源安全的议题。这就暴露了欧洲的决策困境。有效多边主义是欧洲安全战略的理念，不适合于一个多数主要国家都通过单边外交追求国家利益的世界。换言之，欧盟不可能独自支撑多边主义。
欧盟的战略基于一个信念，那就是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应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主角。欧盟之所以这样期望，是因为欧盟自己的经验表明，通过法律框架下的合作与融合，以前饱受流血冲突之苦的国家之间可以实现和平与繁荣。欧盟还通过向近邻地区推广其法规性合作，成功地确立了作为法制大国的地位（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然而，欧盟所期盼的多边秩序却遭到了严重破坏，其原因一方面是没想到帝国政策死灰复燃，另一方面是世界许多地方的国家太脆弱。某些国家深入脆弱的非洲国家追求能源安全进一步加剧了这两方面问题之间的关联。从现实主义观点看，联合国作为一个中心角色无法在大西洋和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强国外围发挥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在功能国家的主权基础之上的世界秩序只是幻想。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各种各样的危机（包括导致南斯拉夫分崩离析的东南欧危机，以及阿富汗、索马里、津巴布韦等国治理的失败等）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刺激了帝国的干预，几乎没有多边制度运行的空间。因此，欧洲需要鼓足勇气以统一的声音主张自己的利益。这意味着在必要的时候界定利益，除非美国支持多边制度，否则不允许它干预。关键的行动领域是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欧洲对近邻国家和俄罗斯的政策以及对华政策，将是重新构筑适合于当前现实的多边制度的基础。
（二）美国：如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霸主？
美国把经济繁荣当作确保能源供应的核心理由。从现实主义角度看，美国的这一帝国逻辑是合理的。然而，美国以自由和民主为帝国的使命，于是与那些偏爱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国家对立起来，美国甚至还动用了武力。美国自称占据道德高地，于是陷入两难困境。美国的信誉问题在于：一方面推动良政和民主，另一方面又与支持美国利益的独裁政权做生意，支撑这些政权。美国还背弃它自己创造的多边体系，又不拿出令人信服的新体系，这也让它的信誉受损。
美国的另一个困境在其对华政策方面。它将中国作为潜在的超级大国对手加以遏制，这种政策有可能把预言变成现实。在美国所提出的受到威胁的论据中，有许多都与美国的国内问题联系在一起，如经常项目和贸易赤字、限制工业化、能源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环境政策等，美国政府试图转移公众对其政策失误的注意力。这种冷战式思维会导致美国采取“防范性接触”（hedged engagement）战略，与此同时，它所创造的世界秩序与其软实力一起不断被销蚀。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把中国视为替代美国霸权的选择，至少在某些领域是这样。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席位至关重要。
“华盛顿共识”给拉美和东南亚带来了灾难，所以中国无视“华盛顿共识”开出的处方取得经济发展成就令许多国家赞赏，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对外投资也非常有吸引力。在金融领域，替代当前世界治理结构的努力开始出现。例如，在东盟+3框架内设立的亚洲货币基金，拉美国家建立自己地区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抗衡，世贸组织内形成了有影响的小集团，在联合国传统论坛外开辟的南南合作论坛（如中非合作论坛）与西方发展战略的对抗，等等。
所以，尽管美国拥有霸权，但其影响正在销蚀，美国还没有找到应对这一挑战的良策。美国必须意识到，代表意识形态敌对的冷战已经结束，不应该投入新的冷战。在当今时代，美国建立于冷战时期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联盟已不再是确保其全球安全的最有效工具了。加强以国家为基础的多边体系应该符合美国的关键利益。这个多边体系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凡是能够建立功能国家和在市场原则基础上开放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都可以吸收进来。美国还应该发展正确的能源政策，针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提出与自己责任相称的应对之策。欧盟已经在新能源政策方面设立了标准，并表明了美国可以和应该发挥什么样的表率作用。
（三）中国：如何平衡国家利益与不干涉原则？
在这个三角关系中，欧盟的表率作用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中国通常只对美国的压力和建议作出反应。不过，中国迟早会同欧盟站在一个阵营里，因为中国的利益与欧盟的利益事实上是相似的。(22)
主权问题和不干涉原则将会成为中国的困境。中国越来越积极地进入国际领域，对外投资不断增加。有的投资对象国非常脆弱，或有被政变推翻的危险，或中央政府无力对全境行使主权。这种脆弱性是可持续开发资源的一大障碍，有可能加大投资者的商业和政治成本。中国坚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只有在这些国家能够确保中国重大利益的情况下才行得通。除此之外，不干涉原则只能产生副作用。例如，如果中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干涉，那就会掉入信誉陷阱。
这个问题在中国引发了有关外交战略和策略的讨论。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和战略空间的扩张，通过“韬光养晦”规避艰难选择的外交战略越来越难以为继。关键的问题是，随着中国、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越来越不一致，中国如何处理同这些国家的商业经济关系？在2005年纺织品配额到期后几个月，中国的纺织品生产商就把非洲大量纺织品生产厂家逼得关了门；多哈回合谈判中围绕农产品市场开放与制造业产品市场开放相关联的问题，印度和巴西与中国意见不一致，它们担心中国冲击其制造业产品市场；非洲国家正在议论中国，说中国在非洲就像重商主义的掠夺者；中国作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也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着影响。中国既不想脱离发展中国家集团，又需要在大国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有所作为”作为对“韬光养晦”的补充是一个解决上述问题的策略手段。这种“有所作为”在多大程度上与不干涉原则相冲突是一个辩论的议题。(23) 此外，中国看重政府对政府的关系也带来了问题，因为无视非洲公民社会的批评牺牲了中国曾经许过愿的人民对人民的友好关系。从长远看，中国无视公民社会的发展绝对没有好处。也许，为了避免陷入主权陷阱，中国需要修订它的不干涉原则，重新确定不干涉原则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含义。《非盟宪章》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的“非洲国家相互审查机制”（APRM）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某种程度上，欧盟已经采取了类似行动，减少了提供发展援助的限定条件，代之以鼓励良治和推动参加“非洲国家相互审查机制”。
避免全球能源安全陷入百慕大三角
能源安全问题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包括能源供应、能源效率、替代能源、减少排放、解决“资源诅咒”等复杂问题。欧盟、中国和美国对于处理这一全球挑战负有至关重要的责任。能源市场的治理还不完善，改革的重点应该在如下几方面：监控与分析、放开价格、减少消费、提高效率、解决危机形势（储备、运输航线）、制定投资保护规则、改革国际能源机构等。在提高能效和发展替代能源方面，应加强技术合作、技术转让、法律实践经验交流等。
建立关于气候变化的后京都制度是一项优先战略任务。不能仅局限于像美国那样呼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等具有经济竞争力的国家接受减排目标，传统的污染国家也要采取更有力的行动。谈判后京都制度，就是要让对大部分排放负有责任的国家（如美国、欧盟、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以及像非盟、东盟那样的国家集团代表）作出核心决策，同时为那些不怎么产生温室气体的国家创建一个二级制度，满足它们的特殊需求（如森林管理、开发政策等）。应该有一个联合国框架，统筹解决这些问题，把世界大家庭的利益传递到决策过程中去，并监督决策的执行，提供科学数据和科学监控。这意味着应建立一个联合国气候安全理事会。同时，改革和加强联合国体制，解决机构繁多、效率低下的问题，以便在将来加强多边秩序。
在解决“资源诅咒”问题上，联合国安理会与区域组织（如非盟）进行分工是必要的，而美国、欧盟和中国需要加强合作解决方法和工具问题。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行动计划，钻石业的金伯利进程等等，这些工具都是对政府主导的进程的有益补充。这些行动计划也是由希望走在前面的核心集团和核心角色发起的，它们树立了功能多边主义的好榜样。它们的行动并没有构成对主权的侵犯，相反可以处理重要的治理问题，特别是在地区组织承担监督和执行职能的情况下。
全球多边主义建立在大多数国家一致同意的基础上，难免要有一个痛苦和缓慢的寻求共识的过程。由于利益不同，关键角色之间的解决办法也许会遭到太多的非关键角色的抵制，一个全球性论坛才能确保这一进程的合法性。鉴于这一挑战的性质，鉴于多边制度的结构性缺失（前面已经指出，联合国无法有效领导，而国际能源机构等专业机构或八国集团都缺乏广泛代表性），有必要建立一个以问题为核心的功能性多边制度。
迄今为止，不论美国还是欧盟都仅满足于以零敲碎打的方式邀请中国加入现存的行动计划，或接受中国不参与某些规则的现状。毫不奇怪，这种做法被认为旨在保持现有权力结构，破坏中国与第三国的经济合作，阻止中国获取能源及其他资源。因此，建立信任是美、中、欧三个角色之间的一大课题。欧盟应邀请中国和其他国家参与以功能多边主义为导向的、全球能源安全治理的全面改革，并根据今天的现实而不是昨天的权力结构来决定参与权。欧盟必须说服美国相信，适应中国崛起的最佳方式是从功能上逐步把中国纳入诸如能源安全等具有共同利益领域的全球治理改革。
未来，美、中、欧三角要面对的挑战有：（1）实行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政策，接受中国作为全球政治和全球经济的合法角色的崛起，欧盟和美国必须把发展中国家的关切纳入议程；（2）化竞争为共赢，共同努力把握全球资源管理的方向，即扩大市场机制范围，进一步规范和改革卡特尔，增加透明度，完善对金融和商品市场的监管，让新兴强国参与对话，考虑环境和发展问题的挑战；（3）设计一个后京都制度，它既要考虑到主要角色的特殊利益，也要以联合国框架和《京都议定书》已经生效的内容（如排放贸易计划）为基础；（4）结合地区安排，通过有针对性的计划、共同危机管理和完善政策协调，尽量限制资源国家有损于环境的负面发展。WW张浩
注释：
① 参见“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Central Asia's Energy Risks,”Asia Report on Russia's importance for the EU's energy supply notably,No.133—24,May 2007,pp.32—37.
② Douglas Yetes,“The Scramble for Africml Oil.”SAJIA,Vil 13,Issue 2,Winter/Spring 2006,pp.11—31.
③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06,“Fuelling the Niger Delta Crisis,”Africa Report,No.118,28 September 2006.
④ Doug Stokes,“Blood for lil?Globai capital，counter-insurgency and the dual logic of American senergy security,”Review of International.Studies,No.33,2007,p.253.
⑤ 参见《欧洲安全战略》（The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中列出的清单。
⑥ 袁鹏：“和谐世界与中国的新外交”，《现代国际父系》（英），2007年第3期，第23页。
⑦ Paul D. Williams,“From Non-Intervention to Non-indifference: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frican Union's Security Culture,”African Affairs,106/423.pp.253—279.
⑧ 请参看：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2006 communication on EU-China relations:Closer Partners,Growing Responsibilities.Bmssels,COM(2006)631 final.
⑨ 解除武器禁运的计划被美国政府瓦解即是一个信号：欧盟并不愿意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对抗。
⑩ Matthias Eifert,“Chinas Energieverbrauch 2005，”China Aktuell,1/2007,pp.5—38.
(11) 目前，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急剧上升，预计在未来几年可能超过所有国家。当然，按人均计算，中国的排放量仍然较低，这一点在有关减少排放的义务分担协议谈判中非常重要。但就气候变化问题本身而言，绝对排放量是最重要的参数。
(12) 见《京都议定书》第10条款，http://unfccc.in/resource/does/convkp/kpeng.html.
(13) Ge Jun,“Tell you another stor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resent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2006.
(14) 中国控制的海外石油资源占其石油进口总量的12％—15％(Maximilian Mayer.“Warum Chinas‘Energiehunger’nicht zum‘Krieg um Ressourcen’fuehn,”China Aktuell,1/2007,p.63.)，其余部分仍依赖国际市场。因此，随着国内需求日益上升，中国将更依赖国际市场而不是外交手段。
(15) Moisés Naim,“Rogue Aid,”Foreign Policy,March/April 2007
(16) Jochen Steinhilber,“China a new acto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tn?”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Dialogue On Globalization Occasional Paper.No.24.August 2006.
(17) Doug Stokes,“Blood for oil?Global capital,counter-insurgencey and the dual logic of American energy securit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No.33,2007,pp.245—264.
(18) 李若谷：“正确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4期，第63—72页。
(19)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Central Asias's Energy Risks,”Asia Report,No.133—24.May 2007.
(20) Cf.Kevin Nealer,“Energy diplomacy with attitude,”SCMP,189.04/2007.
(21) Doug Stokes,“Blood for oil?Global capital,counter-insurgencey and the dual logic of American energy securit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No.33,2007,p.253.
(22) Michael Dauderstaedt,Juergen Stetten,“《China and Globalisation,”FES Internationale Politikanalyse:Globalisiserung und Gerechtigkeit,September 2005.
(23) 袁鹏：“和谐世界与中国的新外交”，《现代国际关系》（英），2007年第3期，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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