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筑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筑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筑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

侯小菲 牛桂敏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今中外,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印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习近平主席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等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精妙论述频频出现。环境问题不是单纯的区域性或者国家性问题,而是事关人类命运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中华民族传承五千年的智慧,展现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理念,为人类文明指明了前进方向。当今,全球环境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各个国家、机构或组织需要采取联合的、共同的行动,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或是各种非正式的安排,解决全球性问题,维护全球性利益。人类社会对全球环境治理的诉求,可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得到重要启示。

一、和谐自然方式推动可持续发展

46亿年前,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诞生了。它不断为人类提供空气、水、土壤、岩石、动植物等各种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我们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守护和保卫地球,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科技发展与改变也让披萨业的准备与外送发生变化。内附旋转烤盘的钢制烤箱、事先削碎的起司末和切好的食材、裁切好的外送包装盒都有助披萨店扩展。当时日益普及的汽车文化也让外送披萨更方便。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人对自然的认知经历了敬畏自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直至今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虽然“天人合一”思想古已有之,但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科学技术进步,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活动愈演愈烈,对大自然的无序开发和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换来了大自然无情报复。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海洋污染、水土流失、荒漠化、森林破坏、有毒化学品污染和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频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堪忧,人类生存和发展空间不断被压缩。这些为人类社会敲响警钟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1.定位上,强调审前程序的独立性。目前我国的民事审前程序仅仅是庭审的前奏或投影,没有实质的内容,只有单一的程序性价值,依附性较强。因此,审前程序的二元性价值改造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确定审前程序的独立性。将审前准备和庭审程序实现真正的分离,既可以防止法官的先入为主,也能有效遏制证据突袭,确保诉讼公正与民主价值的实现。

现代社会,人们在文化习俗、道德理念、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普遍而深刻地存在着差异、分歧和冲突。这些差异、分歧、冲突并没有明确有效的方式使其趋于融合。文化习俗、道德理念、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多元性意味着存在多种合理的价值以及关于共同的善的合理观念。社会各阶层可以自由地采纳其中一种价值观念,或是从某种利益出发把不同的价值结合在一起,还可以自由地形成本阶层关于良善生活的观念。“不同的生活方式崇尚不同的善和德性这一事实并非不完美的特征,而是人类可以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很好地生活的标志”。[12]

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超过自然更替能力。未来,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必然要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绿色发展旨在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是以持续、效率、和谐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绿色发展理念既是对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传统文化的传承,又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二、生态文明思想构建环境治理基石

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重大变革,这也为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建设提供了良好机会。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逐渐从过去的追随者、参与者,转型为规则制定者和理念引领者,用生态文明思想和理念构建全球环境治理重要基石,充分发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明确了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战略选择,全面提升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增强影响力,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始终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担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使命和大国责任,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探索绿色、循环、低碳、可持续的发展路径,超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库兹涅茨曲线,实现双赢。中国已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关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与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合作协议。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已经成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重要路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已经吸引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未来还将努力与更多国家签署建设“绿色丝绸之路”的合作文件,建设“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城市联盟。

伴随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极大丰富。在此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也逐渐凸显,生态文明建设存在一定缺失,尤其是在城镇化加速建设和工业化迅猛发展进程中,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甚至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这些做法导致了空气质量下降、土壤污染、水体污染等严重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以及人民身体健康都造成了严重影响。生态文明不是无意识的经济矛盾产物,而是全球性生态增长战略成功的结果。传统商业化增长方式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而全球性生态增长实践则是积极、慎重的通向繁荣的道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类活动不与自然为敌,而是包容于自然之中,与自然界保持动态的可持续的平衡。同时,我们的生活方式要做出顺应时代的根本改变,发展符合生态标准的增长,达到具有生态效率的增长。

三、绿色发展理念传递生态环保决心

伏牛山区气候条件优越,水资源丰富,灌溉条件较好,农业相对较为发达,有着充足的农业生物质资源、林业生物质资源和其他各类生物质资源。农业生物质资源通常是由农作物秸秆和将农产品进行加工产生的废气和废渣组成。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是将农作物秸秆作为日常生活的传统供给能源。通过调查,伏牛山区农业秸秆资源种类主要包括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秸秆。2017年,伏牛山区内17个县市粮食总产量476.21万吨。

贵州是我国红粘土的主要分布区,红粘土厚度与中国北部的黄土相比厚度较薄,一般厚度为8-10米,局部地区厚度可以达到20多米。厚度的变化主要与下部基岩起伏有关,在岩溶缓坡、盆地等地厚度较大,峰林高地、陡坡等地厚度较薄甚至没有。在红粘土堆积厚的地方有着明显的垂直分带结构,从上到下可分为表土层、全风化层、半风化层和基岩四个结构,而在红粘土堆积较薄的地方垂直分带结构不明显。为了更加详细准确的反映红粘土剖面特征,本次实验选取的8个剖面都发育良好,其中包括贵阳白云岩红粘土剖面两组、石灰岩红粘土剖面一组,安顺白云岩红粘土剖面一组、石灰岩红粘土剖面两组,遵义白云岩红粘土剖面、石灰岩红粘土剖面各一组。

绿色发展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共同价值,并且尊重自然生态多样性需求发展方式,为人类因为全球化发展而面临的环境问题开辟了新的解决路径。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实践探索,随着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的召开驶入了快车道,近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向国际社会全面展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走绿色发展之路的成果,让世界认识全新的中国。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致辞中表达了希望这片园区所阐释的绿色发展理念能传播至世界各个角落,并呼吁共筑生态文明之基,走绿色发展之路,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共鸣。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愿与中国携手合作,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之路,共建美丽地球家园。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新高度,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当今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并处于深刻变革中。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做出这一重要形势判断,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定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全面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解决生态环境难题,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大国且具变革性的引领作用。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新方向,体现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国担当。

绿色发展将全球环境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这也意味着全球环境治理对未来全球经济乃至政治格局都将产生直接影响。中国积极向世界传递绿色发展理念,为各国打造绿色技术交流平台、绿色产业合作平台,促进了相关国家和地区形成生态环保与经贸合作相辅相成的良好绿色发展格局。这些行动对中国未来在国际秩序中发挥作用,包括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权益,都有重要意义。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并肩同行才能让绿色发展之路走得更远,才能让全球环境治理之路更进一步。

在气候变化这一典型的全球性议题中,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一直实施积极战略应对气候变化,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门机构,采取一系列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措施。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包容互鉴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不断加强同发达国家的对话与合作,探索人类可持续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提供了政治引导力和推动力。2015年,习近平主席出席具里程碑性质的巴黎气候大会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表明了在气候治理上的中国担当和中国智慧。中国对世界做出了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的减排承诺,以及巨额的资金承诺,为达成《巴黎协定》做出历史性贡献,极大提升了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彰显了大国责任与担当。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载体,积极参与国际谈判进程和各项国际活动,为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为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开放合作态度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当今世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全球化既是客观事实,也是发展趋势,更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全球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持续不断。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面临深刻重塑的大势。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与合作受到侵蚀,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恐怖主义仍然猖獗。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护主义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的情况持续。这些已成为全球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全球治理摒弃了有关世界政治和世界秩序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概念,主要分析单元是制定与执行权威性规则的全球、区域或跨国体系。全球环境治理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关乎各国利益,也关乎人类前途命运。

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只有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各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互动关系,不仅仅是博弈竞争和对抗,更重要的是协调合作和共赢。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等全球事务中,坚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环境治理能力,履行国际公约义务,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树立环境治理共同体意识,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环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带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加强全球环境治理的团结协作,共同推动全球环境治理进程,共享全球环境治理成果。

2019年3月26日,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讲话,提出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发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各国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持续不断的全球热点问题,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充分发挥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隔一个月的4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坚持发展导向,支持全球发展事业,特别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努力实现清洁低碳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责任、利益、生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路径。沿着生态文明的足迹,追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国携手沿线国家,共同参与建立多元化的交流协作和发展机制,推进“一带一路”繁荣发展。

五、结语

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回首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五个“坚持”建设更美好的世界。一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二要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三要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四要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五要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地球,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珍惜和爱护美丽的地球家园,成为我们共同奋斗的理想和目标。理解、互信、互帮互助、合作共赢、共建共享、开放包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环境治理朝着更加科学有效、公平合理的方向持续发展,推动中国的全球环境治理事业迈上新台阶。

①本文系天津社会科学院2018院青年课题《能源总量控制下的天津市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发展研究》(18YQN-04)阶段性成果,以及院重点课题《环境治理多元化体系:理论框架与实现机制》(18YZD-08)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 侯小菲 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牛桂敏 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 冰

DOI: 10.19498/j.cnki.dbyxk.2019.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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