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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一切艺术中，电影艺术大概最需要以评奖活动的方式加以运作。这是电影的某些基本社会属性和艺术属性所决定的。
电影是昂贵的艺术，影片生产要求巨额投资。电影是大众艺术，只有成千累万的观众拥进影院，电影才能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电影是“一次过”的艺术，拷贝复制是批量的，具有浓烈的快餐文化特色。电影观众要求及时性的引导、评说。
电影要求及时性的有权威性的品评、反馈和交流信息，电影评奖及以电影评奖为核心的电影节就应运而生。集中一批优秀的影片，一批电影界的名流，尤其是电影明星，济济一堂，媒体加以宣传炒作，往往构成盛大的文化节日，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这些社会活动就成为电影运作不可缺少的环节。
电影又是国际性的艺术。电影语言基本上无国界，电影拷贝输送便捷及时，使电影成为最便于国际交流的艺术。国际电影节从20世纪30年代就应运而生，迄今全球形形色色的国际电影节数以百计。在重大电影节上获得重要奖项，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名利双收。
比起海外的电影评奖，中国内地的电影评奖经历曲折复杂得多，其政治、文化内涵乃至运作方式均存在明显的差别。
权力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内地电影并不存在评奖的迫切需要。幸而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具体领导电影的人，初期的袁牧之，后来的夏衍、陈荒煤等，均属很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评论家，努力按电影艺术的规律领导创作和评价作品。因此即使电影处于封闭的、行政运作方式，也尚有不俗表现。新中国电影一亮相就出现了开门红，建国10周年电影呈现了一个高峰。但一旦掌握更高话语权发起的政治运动冲击波袭来，他们就全部或部分丧失了话语权，甚至自身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种状态对电影的伤害立竿见影。1951年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一开展，电影开门红的大好局面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反右派斗争继之以反右倾运动，令50年代中期刚刚活跃起来的影坛，万马齐喑。创作上横加干涉，评论上简单粗暴，以权力为支撑的“一言堂”大行其道。
三年大灾荒的物资贫困和文化贫困的实践，导致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的调整。1961年6月，周恩来在《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严厉批评了文化专制主义的“一言堂”作风，提倡艺术民主，提出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论者。他建议创立一个能集中反映人民意愿的电影评奖。
遵照这一建议，《大众电影》于1962年创立了电影百花奖，通过读者投票评选出年度的最佳影片及主创人员奖。百花奖乃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个常设的、面向全社会的电影评奖，供广大电影观众第一次以合适的方式行使电影话语权。第一届、第二届电影百花奖办得有声有色，很受影迷欢迎，在电影界及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大大增强了电影与群众的联系。
“文革”10年，“一言堂”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话语权高度集中。八个“样板戏”霸占中国艺坛达10年之久。人民群众的话语权呢?只剩下顶礼膜拜“样板戏”。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还有什么电影评奖的立锥之地吗?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文化上的伟大功绩之一，将权力完全垄断的文艺话语权，交还给人民群众，交还给文艺家。在经历了长期文化专制主义专政，在多年来被剥夺了话语权之后，人们欢欣鼓舞地迎接话语权的回归。由于电影在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尤为深切，因而更迫不及待地行使这种权利。电影评奖即是标志性的形态之一。1980年，刚刚复刊的《大众电影》马上就恢复了百花奖的评选，同年文化部创立了电影的政府奖(后来演变为广电总局的华表奖)。1981年，中国电影家协会创立由专家评选的电影金鸡奖。在文艺评奖上，电影走在姊妹艺术之前列。
简略地回顾一下新中国电影评奖的坎坷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中国内地电影评奖的有无和兴衰，包涵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电影评奖在一定意义上乃政治风云变幻的一个晴雨表，它纪录了政治气候的风雨雷电和晴空万里。电影评奖既是人民群众行使话语权的一种方式，也是观察中国社会民主生活状况的一个窗口。
二
改革开放的80年代，带来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也带来了中国电影评奖的黄金时代。
中国电影政府奖，中国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三足鼎立，分别集中反映领导、广大电影观众和电影专家的意见。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非常有利于繁荣电影艺术的格局。
对政府奖的设置及其运作，我知之不多。但对这个奖项的创立，我是赞赏的。
主办百花奖的《大众电影》杂志，一直由中国电影家协会领导。金鸡奖则由中国影协主办。80年代，我是中国影协的工作人员，在大多数年代分管学术研究工作和参与有关的社会活动。80年代的百花奖和金鸡奖，我均有不等程度的参与。由于工作关系，有幸担任过第一届至第九届的金鸡奖评委。对那个年代的双奖，算得上是个知情人。
20世纪80年代，尤其在其前期，可谓百花奖、金鸡奖最辉煌的时代。双奖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很高的权威性。举一例可见一斑。1982年在西安举行双奖颁奖大会，西安倾城出动，几条大街，堵塞及车辆无法通行。长达一周时间里，各种电影活动红红火火成为这座百万人口古都的中心主题。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一位知名导演说，“自盛唐以来，长安无此盛事!”真正是全民盛大的电影节日。当年电影评奖的辉煌，首先由于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难以再现的电影历史机遇。一、思想解放运动粉碎了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改革开放营造了一个民主的、宽松的文化氛围。二、电影创新浪潮后浪推前浪，每年都拍摄出一批广受群众欢迎和引起舆论关注的佳作。与此同时，一批知名的艺术家和电影明星涌现。三、当年中国电视尚在萌芽时期，电影成为文化饥渴了10多年的10亿人民的主要文化娱乐的选择。中国的电影观众达到290多亿的天文数字。记得那个年代在一次国际电影艺术家的座谈会上，当我介绍中国的电影观众数字时，几乎所有的外国电影同行都“哇”地一声惊叫起来，瞠目结舌。
有这么浓厚的电影群众基础，《大众电影》最高发行量曾达到960万份。在全球也是数一数二。每届百花奖的选票，达二百多万张。有的一张选票，代表一个家，一个班组。这么多热情的影迷投票选出的百花奖，含金量之高，不言而喻。
《大众电影》在百花奖选举中，除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大量投入外，最关键的一条保证评选的公正性。每次收到的选票，直接送到承办的电影计算机单位进行统计。根据每个奖项得票的多少，公布获奖名单。获奖的票数也公诸于世，保持高度透明性。
公正性和公开性，乃电影评奖的生命线。根据我的记忆，在80年代，百花奖在这方面没有出现过什么重大的令社会质疑的问题。
再说金鸡奖。
电影是一种复杂的综合艺术，涉及文学、摄影、美工、音乐、录音、表演、导演等一系列的艺术专业。深入品衡一部影片的美学价值，尤其是各个专项的成败得失，确实要求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修养。试看国外的一些重大的电影评奖和国际电影节，绝大多数都邀请有权威性的电影艺术家或电影评论家组成评委会评选出来的。中国电影艺术当然也期待电影专家奖。然而在50年代至70年代，这种期望是很不现实的。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任务是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夹着尾巴”做人。专家乃拥有知识最多的群体，政治倾向尤为可疑。“文革”中要打倒的对象之一即“反动学术权威”哪能拥有评定电影的话语权?
1981年电影金鸡奖的创立，最能显示新时期文化改革的深度和力度，电影话语权回归电影专家。金鸡奖创立之将，在充分征求夏衍等老专家、学者的意见后，确立“学术、民主、争鸣”的主旨。这个主旨，正显示金鸡奖有别于国外电影评奖的中国特色。据我所知，一般国际电影评奖，评委们只对参选作品简略发表个人看法，经过综合筛选后，进行投票表决。评委会的主要任务是评出获奖作品和个人。评委有不同意见可以交换、商讨，但不会进行学术争鸣。金鸡奖则不然，不仅对参选影片的不同意见可以作学术性争鸣，还可以就影片相关联的创作倾向和理论课题展开讨论。之所以将学术提到如此高度，由于以往的三十多年，我们有太多的政治讨论，却太少专业性的学术讨论。中国电影艺术的繁荣发展，期待理论学术的指引。再者，经过学术讨论后，评出的各种奖项会更准确一些。或者说，金鸡奖评选不仅重视评奖的结果，同时也重视评奖的过程。评委们在评委会上的学术性发言，经过整理后，在《电影艺术参考资料》内部小册子上全文发表，分送电影界有关单位和个人。因此金鸡奖评委会的学术争鸣，很快渗透到电影界。这也促使评委发表意见时更认真思考和准备。我认为这是金鸡奖最显著的特色。
至于标榜民主、争鸣，显然为了扭转过去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一言堂”。金鸡奖的可贵之处，在于认真将民主、争鸣的学风贯彻始终。艺术上的不同意见可充分阐释，以理服人，却不能以势压人。分歧可以保留，不强求一致。每个评委只代表个人，不代表制片厂或其它团体。每个评委一票，最终由投票结果决定获奖的作品。
为了保证金鸡奖的专家属性，当年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作了一个决定，凡在职的部长、局长、故事片厂厂长，一律不担任金鸡奖评委，以防止金鸡奖受到长官意志的干预。
评委的选择乃评奖质量的保证。每届组委会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既考虑评委的专业成就，同时考虑评委的人品。此外对从事的专业、地区、年龄和不同的美学倾向等方面的作适当配搭。当年已风闻某些艺术评奖出现塞红包、走后门的现象。据我所知，80年代金鸡奖从未发生这类事件。偶尔出现个别评委基于学术之外的因素为某部影片、某个个人争奖的现象，结果总是实得其反。为了维护纯洁性，前几届金鸡奖评委自付伙食费，后来才取消。至于支付评选费，可能是在80年代末期之后的事。
经过几届评委会的实践，“学术、民主、争鸣”的主旨发展为32字方针：“六亲不认，只认作品；八面来风，自己掌舵；不抱成见，从善如流；充分协商，顾全大局。”就我参加的第一届至第九届金鸡奖评委会而言，可以说基本上贯彻了这样的作风。
金鸡奖的价值，不仅在于评选的结果，同时还在于开创了一代优良的电影学风。许多金鸡奖评委，包括我个人，对金鸡奖的这种作风赞叹不已。经历了“文革”十年那样的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政之后，在氤氲着浓厚学术氛围的金鸡奖评委会上，人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发挥。如同在烈日肆虐的干旱沙漠中千里“跋涉，终于发现”了一块浓荫匝地、泉水淙淙的绿洲。
回顾一下80年代金鸡奖历届的获奖名单。虽然名单中并非无可商榷者，包括个别的重要奖项，但总体而言，这份名单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尤其是某些当年很有争议的作品，如《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人到中年》、《野山》、《黑炮事件》、《老井》、《芙蓉镇》等，金鸡奖勇于授予大奖或重要奖项，很见胆识。在促进80年代中国电影创新精神上，金鸡奖功不可没。
无论国内或国际的常设的电影评奖，没有一种电影评奖是绝对正确、绝对权威的。首先人们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如果是国际评奖，还得受民族文化的制约。再者，艺术欣赏总是带个人偏向的，评委或观众的选票不可能不带有这种个性色彩。80年代的百花奖和金鸡奖，分别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高水平，并拥有很高的权威性。
三
90年代及新世纪的百花奖、金鸡奖有若干届的社会反响还很不错，但总体而言，双奖的权威性无可讳言地处于滑坡的趋势。这种滑坡趋向有相当一部分原因由于外在的电影文化环境的急骤变化。前文提及80年代电影评奖辉煌年代的三个有利因素，已部分或全部消失。以电影观众而言，在80年代初290多亿人次的高峰之后逐步下滑，90年代更急骤下滑。对中国老百姓言，这并非坏事，有更多的文化娱乐形式可供选择，享有更丰富的文娱生活，无须一窝蜂涌向银幕。可对电影来说，却是性命悠关的。电影观众的大幅下滑，也导致《大众电影》销售量的大幅下滑，导致百花奖选票的锐减。几百万张选票选出的百花奖与几万张选票选出的百花奖，其含金量当然不能等量齐观。
电影观众和社会舆论对百花奖的非议，主要不在于含金量的多寡，而在于含的是否是真金。也即是说，对评奖的公正性质疑，评奖出现了信任危机。例如有的影片尚未在市场公演，却获得了优秀影片奖等等。一个面向社会公众的评奖如果丧失了公众信任，价值何在?
我手头正好保存了一束1999年有关剪报，提供了一个并非刻意选择的个案。综合报纸的主要意见：一、《不见不散》票房3500万，优秀影片奖中却名落孙山，票房不佳的《红娘》却名列第二，甚至超过了轰动一时的《一个也不能少》。二、《不见不散》的女主角徐帆，很得电影观众的好评，为大家心目中的最佳女主角。可这个奖项却落入了《红娘》的主角刘欣之手……因此怀疑这一届的选票被某些人操纵，做了手脚。有的评论文章，标题就锐不可当，《百花奖，真实的谎言》。
这些非议的提出，有理有据。我对这届百花奖的运作毫不知情，但可以肯定在运作中确实存在漏洞，获将名单未能充分反映多数观众的意愿。
当然舆论的众多意见并非都无可商榷。例如剪报中有一条意见认为1999年的金鸡奖某些奖项授予了观众寥寥无几的《那山、那人、那狗》是个失误。我的意见正好相反，授予《那山、那人、那狗》以最佳影片等奖项，充分显示了金鸡将的个性。这部表现山区邮递员的影片，氤氲着温馨的亲情、乡情，人性的善良、纯朴与自然环境的清新、野趣和谐，充满诗情画意，具有颇高的美学价值。金鸡奖青睐于这样一部无声无息的作品，正是电影专家独具慧眼之处。
这些年来舆论界对金鸡奖的批评未必少于百花奖，可能还更多一些。紧接1999年的那一届，2000年金鸡奖评奖，最佳影片竟然破天荒地三部影片并列。其它单项奖中，两个并列者比比皆是。这届金鸡奖成了金鸡大放送，有背评奖优中选优的原则。
我自离休后，唯一一次再度担任金鸡奖评委，就是在2000年。作为评委，深感内疚。
未深入调查研究，我无力对90年代及其后百花奖、金鸡奖的滑坡作全面的分析。根据我知悉的情况，有一个因素可能是关键性的，那就是权力意志。新时期以来权力意志的运用，一般说来，不像十七年那么简单粗暴，更不像“文革”中那么蛮不讲理。80年代，领导也经常对电影评奖关切，对某个具体影片褒奖或批评。领导对影片当然有权发表个人意见，在评奖运作中，我们对这些意见很尊重，力求以适当形式加以反映。但有些意见与评奖原则抵触，我们就反复说明、协调，据理力争。这是当年金鸡奖能树立其权威性的重要条件。90年代之后，金鸡奖从评委构成到运作方式，均发生了不少变化。主要表现在权力意志的参与。
我参与的2000年金鸡奖评委会，在西安初评时，评委会经过讨论协调，已提出一个完整的多数评委比较满意的获奖名单。到南宁终评时，有领导以温和、委婉的方式表达了对大奖的意见。于是在评委会引发了尖锐的分歧，最后不得不采取妥协的方式。尽管最后的结果与初评改变不大，但几个关键性的变化足以使得总体面貌给人印象大不相同。
有一点我始终琢磨不透。百花奖、金鸡奖评选的作品对象，都是电影局审查过的影片。这些影片都不存在政治上的问题，也不存在诲淫诲盗的公共道德问题。在这个范围内，或由群众投票，或由专家评议，评选的结果无论如何也不会违反宪法和法律。那么何必要费这么多的神去加以干预呢?
半个多世纪的经验证明，权力干预具体文艺作品是非美丑的判断，弊多利少，有时贻害无穷。艺术以创新为贵，以艺术个性为贵，一旦册封“样板”，要求依样画葫芦，艺术生命也就枯萎了。树立“样板戏”，实在是件文化史上罕见的大蠢事，它既败坏了艺术，也腐蚀了权力。90年代后期，电影界喧嚷一阵中国电影的第三次高潮。大概由于年迈，耳不聪，眼不明，我既未听到潮音，也没有看到潮头。电影是否出现高潮，不是权力意志所能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