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及其治理_通货膨胀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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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年中,西方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艰难的过程。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的物价水平一般来说是相当稳定的。如这一时期的美国年均通货膨胀率只有1.9%。60年代中期,随着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通货膨胀开始在美国逐渐发展起来。在此前后,在其它西方国家,由于种种原因,通货膨胀也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严重经济问题。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使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形势急剧恶化。例如,1972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3.4%,1974年跃升到12.3%,1978年为9.0%,1979年和1980年分别上升到13.3%和12.5%。从1979年到1981年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0.4%、13.5%和10.8%。从1973年到80年代初期,是西方国家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时期。此后,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开始回落。到1986年,平均通货膨胀率降到3%的低水平。许多经济学家把1986年看作是西方国家走出“滞胀”的一年。然而,1989年许多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再次明显上升。1989年和1990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4.8%和5.4%,英国则分别为7.8%和9.5%。面对回升的通货膨胀率,西方国家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各国经济相继陷入衰退,通货膨胀率开始回落。这一趋势维持到1994年。

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可以归结为“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两种类型。需求拉动是指经济的总需求超过生产能力而造成物价上涨。总需求是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政府开支等项需求构成的。对应于一定的生产能力,一种需求的增加应伴随着其它需求的减少,否则就会造成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成本推动是指直接因工资或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引起物价上涨。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所引发的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的典型事例。在60年代,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造成的。如60年代中期,美国的约翰逊政府为了避免使不得人心的侵越战争变得更不得人心,在增加政府军事开支的同时,并未削减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也未增加税收,而是靠增发钞票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从而为以后通货膨胀的发展种下了祸根。70年代和8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成本推动造成的。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石油价格成倍暴涨,与石油直接或间接相关产业的产品价格跟着上涨,进而导致生活费用和工资水平的全面上涨。70年代后期,在物价因成本推动而上涨的同时,需求拉动也起了很大作用。80年代末期及9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需求拉动造成的。形成过度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国家的“金融自由化”,造成了“泡沫经济”的发展。一时的“经济繁荣”导致总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过度增加,从而使通货膨胀恶化。

需要指出的是,“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推动,螺旋攀升的。不论是“需求推动”还是“成本推动”,物价一旦上涨,工人和其他工薪阶层便会要求增加工资,以保证自己的生活水平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不至于下降。工资的提高意味着产品成本的增加,资本家为了维持其利润水平,便会相应提高产品价格。这样便形成了工资与物价的攀升。

在通货膨胀过程中,通货膨胀预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预期通货膨胀,人们便会事先采取一系列行动以免在通货膨胀过程中遭受损失。一旦人人都按这种预期行事,通货膨胀就会变得更加难于治理。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西方国家政府一般都要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或双管齐下。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意味着减少政府开支或增加政府税收以减少财政赤字或增加政策黑字。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和利息率的提高。由于难以得到贷款和必须付较高的利息,企业将会减少投资需求,消费者也会减少消费需求。

在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治理通货膨胀时,西方国家政府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治理通货膨胀与降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在其它情况相等的条件下,失业率越低,通货膨胀率就越高;反之亦然。自7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政府越来越注重抑制通货膨胀,即便为此付出高失业率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例如,80年代末当经济过热导致通货膨胀率重新上升时,许多西方国家政府采取了力度很大的紧缩政策,特别是大大提高了利息率以抑制过热的消费与投资需求。由于实行了紧缩政策,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但是西方国家政府并未因此而放弃紧缩政策,利息率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只是当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趋势已变得确凿无疑的时候,它们才开始把利息率一点一点地慢慢降下来。例如在美国的这次衰退中,利息率是分20多次逐步下降的。到了1994年,由于担心通货膨胀死灰复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又不惜减慢复苏速度而6次提高联邦基金利息率,从而把通货膨胀率稳定在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上。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在一般情况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是成反方向变化的:降低增长速度,听任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就会下降,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同时上升或同时居高不下的所谓“滞胀”现象。“滞胀”往往是与经济的“供给方冲击”(如石油价格上涨)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相联系的。面对因外部原因(石油禁运,自然灾害等等)所造成的生产成本的上升,企业将缩小生产规模并同时提高产品价格,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整个经济就会出现“滞胀”现象。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通货膨胀预期,当过剩的需求已经消失之后,人们依然根据过去的经验行事,于是通货膨胀率在通货膨胀预期作用下继续上升。然而,80年代以来的经验证明,只要紧缩的力度足够大、紧缩的时间足够长,通货膨胀率是可以降下来的。因此,问题仍然是如何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降低失业率之间找出一个适当取舍点。

为什么在近十几年来,西方政府如此强调抑制通货膨胀呢?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特别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对西方经济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第一,通货膨胀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某些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如不动产所有者、借贷者)因通货膨胀而得利,另一些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如固定工资收入者、养老金领取者)因无法保证自己的收入跟上物价的上涨而受到损失。第二,通货膨胀造成了经济的不确定性,生产者无法为生产活动制定长期计划,投机和短期行为盛行,正常生产秩序遭到破坏。

除了运用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和推行结构性改革外,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许多西方国家还推行过各种类型的收入政策(即工资、物价政策)。例如,1971年,面对来势凶猛的通货膨胀,美国尼克松政府曾对工资与物价实行过90天的冻结。70年代英国的希思政府也曾实行过这样的政策。这种极端的工资、物价政策在实施初期可以较为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但以后就会逐渐失效。特别是当这种冻结解除之后,工资与物价会迅速反弹。前期在抑制通货膨胀上所取得的成绩,在后期会很快消失殆尽。因此,80年代以来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政府再次尝试这种政策。但其它形式的较为温和的收入政策则在许多西方国家继续发挥着一定作用。例如,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执行的收入政策,主要是在工资谈判中,政府要求工资的增长速度必须与物价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挂钩,工资的增长速度不得超过一定标准。虽然英国保守党政府在1979年上台后不久便废除了“价格委员会”,宣布放弃收入政策,但直到现在,保守党政府还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工资谈判,竭力限制工资增长速度,力求实现工资与物价之间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西方国家在治理通货膨胀上所取得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从根本上治愈了通货膨胀这一痼疾。

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的治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在过去20多年,特别是在过去10多年中,在许多西方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达到了战后最严重的程度。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是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见1994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第21页)。可以说,在过去10多年中,西方国家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往往是以牺牲中、下层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西方国家各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冲突有可能重新加剧。因而,由于社会矛盾加剧而重新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最后,还应指出,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的缓和是同石油等初级产品的价格的下降、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廉价商品进口等因素密切相联的。西方发达国家同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对这些因素产生影响,从而对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形势发生影响。因此,从近期来看,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有可能得到较好的控制。但从长期来看,西方国家能否实现非通货膨胀的稳定增长,还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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