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动态一致性理论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经济政策论文,理论论文,动态论文,一致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动态一致性问题是经济政策领域中的一个较新课题，但是经济政策出现动态一致性问题的现象却很多，如有关“在泄洪区不准建房”的政策、专利保护政策等。本文将从经济政策动态一致性问题的提出、产生原因以及解决办法三个方面对经济政策动态一致性理论进行综述。
一、经济政策动态一致性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将动态一致性问题与经济个体消费联系起来的尝试首先由Strotz(1955)做出，而有关经济政策动态一致性问题的系统研究则开始于Kydland &Prescott(1977)。当时，最优控制理论被经济学界认为是处理动态最优问题的有效工具，在经济政策的动态决策方面被广泛应用。然而，由于最优控制理论往往假设经济系统的当前状态和移动轨迹只依赖于当前和以前的决策，它得出的最优决策是在给定经济当前状态，以及这种决策会在将来被同样选择情况下的最优解，所以很显然，它没有考虑到经济体系中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Kydland & Prescott(1977)则提出，即使社会福利函数可以被很好地定义，在经济个体理性预期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通过最优控制方法得出的最优经济政策也不会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此后，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问题开始被学术界和实务界广泛关注。Calvo(1978)研究了财政政策中的最优税收问题，提出在完美预期(perfect expectation)下，最优税收政策并不是动态一致的。Fischer(1980)对最优资本税收(capital taxation)政策进行了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Barro& Gordon(1983a,b)对货币政策的动态一致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分析了声誉对于货币政策制定者的重要性。Chari & Kehoe(1987a)在Lucas & Stokey(1983)关于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讨论中引入了政府债务的违约问题，发现只有政府和居民的决策满足序惯理性的情况下，均衡才是可持续的。
Kyland & Prescott(1977)利用一个两时期模型研究了经济政策与居民预期之间的动态影响，发现由于居民在做出当期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政府当期和以前的政策选择，而且要考虑政府将来会采取什么政策，以及自己的选择会对政府将来政策选择产生的影响，所以没有考虑居民对政府政策预期的静态分析方法不是最优的求解方法，它得到的均衡是一个次优均衡，由此产生的问题就被称为“动态一致性问题”。他们指出，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采取某种制度安排做出一种承诺（或是一种规则），使得居民充分相信经济进入时期2后，政府的承诺仍然是它的最优选择，那么政府所希望出现的结果（即它的承诺）就会自动实现，政府只需考虑当期的问题就可以达到最优均衡。
关于“动态一致的经济政策”的界定，Kyland & Prescott(1977)给出了一个较一般的定义：“如果在每一时期t(t=1,2,...,T)，给定居民的最优选择
就是动态一致的。”而所谓动态一致性问题，就是指“由于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所造成的政府政策目标无法完全实现的问题，或者说，由于政策缺乏可信性而导致的政策实施效果与政策制定的初衷相背离，从而资源配置的较好状况无法实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通过一些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增加政府政策的可信性，那么可以实现一定的帕累托改进，从而解决和缓和动态一致性问题”。
在Kyland & Prescott(1977)之后，Barro & Gordon(1983b)、Stokey(1989)、Chari,Kehoe & Prescott(1988)等发现，通过比较两种不同决策顺序(timingprotocol)的博弈均衡，可以较容易地研究经济政策动态一致性问题，相应地，通过比较两种不同决策顺序下的社会福利损失，就可以得出经济政策动态不一致产生的后果。
二、造成经济政策动态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造成经济政策动态不一致的直接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面对的不是与一成不变的自然(nature)之间进行的博弈，而是与理性个体(rational agents)之间进行的动态博弈，理性个体能够观察并预期到政府政策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使得很多政府的经济政策变得不可置信，动态一致性问题就会产生。博弈论告诉我们，动态博弈本身并不是产生动态一致性问题的根源。根据现有的文献，产生经济政策动态一致性问题的根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参与人偏好随时间的不规则变化。Strotz(1955)是将动态一致性问题与居民个体消费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较早文献，他在抽象掉未来的不确定性之后，通过对人们跨期最优消费路径选择的分析，发现如果人们的偏好（关于时间的一个泛函）不满足关于时间可积和加性可分两个条件，那么人们在某个时点做出的最优消费路径决策，在其他的时点上就不是最优的，从而居民会在不同的环境下会表现出不同的消费行为——挥霍、谨慎计划或者节俭。只有折现函数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形，即折现函数的对数增长率是常数的情况下，人们的最优消费路径选择才是动态一致的。为了解决动态一致性问题，人们要么对未来做出动态一致的计划，要么事先做出一些承诺。简单地说，如果人们的偏好是时间的不规则函数，人们在某一时点做出的最优决策往往是动态不一致的。
2.政策制定者与经济个体之间目标函数的实质差异。Kyland & Prescott(1977)提出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问题之后，很多学者对货币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的动态一致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大部分采用的是代表性个体(representative agent)模型，假定仁慈的政府选择最优经济政策，以使与代表性个体偏好相一致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Chari,Kehoe & Prescott(1988)指出，在代表性个体模型中，虽然仁慈的政府被假定为使与经济个体偏好相一致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但实际上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与经济个体的目标函数不一样的。由于经济个体的数目非常多，每个个体对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代表性个体的决策无法影响社会的资源配置，所以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状况实际上没有进入代表性个体的效用函数，但是它却进入了政府的目标函数。因此，政策制定者与经济个体的目标函数实际上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性造成了动态一致性问题的产生。如果不采用代表性个体模型，可以更加清楚地得出结论。Chari等发现，在团队(team)的环境下，经济个体之间决策目标函数是相同的，政府决策的目标函数与经济个体的目标函数相一致，这时不论政府先决策还是经济个体先行动，均衡的一阶条件都是等价的，不会产生动态一致性问题。
3.经济个体之间因偏好不同而产生的外部性。Chari,Kehoe & Prescott(1988)指出，由于经济个体往往只关心自身的效用最大化，不同的经济个体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而政府关心的是代表所有经济个体福利的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所以，一个个体的最优选择会通过社会福利函数来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从而对其他经济个体产生外部性。政府的最优政策选择在单个经济人看来就如同目标函数不相同的情况一样，是动态不一致的。所以说，经济个体之间效用函数的差异会造成外部性的产生，从而产生动态一致性问题。
三、解决经济政策动态一致性问题的办法
非合作动态博弈理论告诉我们，解决动态不一致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事前进行令人置信的承诺(precommitment)，即政府通过某种制度安排，使得经济个体相信，在给定经济个体的最优行动之后，政府的承诺仍然是最优选择。政府进行承诺的制度安排有很多种，主要的是以下四种：
1.强化政策制定者的行动准则。经济政策动态一致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政策制定者有激励采取相机抉择(discretionary)的经济政策，通过“欺骗”经济个体以谋利，经济个体在预期到这一点之后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预期，使得相机抉择经济政策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而只会增加社会的成本。因此，解决经济政策动态一致性问题的自然想法就是使政策制定者无法或者没有激励去制定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Kyland & Prescott(1977)分析了怎样的经济政策才是动态一致的。他们指出，由于经济个体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会影响其当期决策，只有经济个体预期的未来政策规则恰恰是政府当期的最优政策制定规则时，经济政策才是动态一致的。用技术的语言来说，只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个体预期的未来政策函数与政府当期的政策函数构成不动点时，政策函数才是稳定的。不过，他们虽然指出了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是动态一致的，但是没有分析政府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政策制定规则，即没有解决政策制定者的激励相容问题，因为将来的政策制定者并不知道他们的行为会影响以前经济个体的决策，所以必须采取某种制度安排来增大政策制定者“食言”(renege)的成本，这时可以采取立法或者同政府预算相联系的办法来规定政策制定者的行动准则，比如规定一个单一行动规则（如弗里德曼倡导的单一货币规则等），如果政策制定者违反这个规则将受到严重处罚；或者将政策制定者的行为与其预算多少联系起来等。
2.增强政策制定者的独立性。尽管通过立法或其他的形式来规定政策制定者的行动规则会大大增加政府食言的成本，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按照预先的承诺规则来制定政策，但同时也会使得政府丧失根据经济环境的随机波动而调整经济政策的灵活性，这也会使社会福利遭受损失。所以，过分强调政府行动的单一规则并不是最优的选择，必须在规则和灵活性之间进行权衡。Rogoff(1985)通过一个随机的理性预期IS-LM模型，将随机冲击引入了货币政策的动态一致性模型，发现单一规则或单一目标的货币政策制定规则并不是最优的选择，这时应该给予货币政策制定者一定的灵活性，但是传统的经济政策动态一致性模型已无法分析这样的问题，必须引入一个超然的仁慈的政府（它的目标就是使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使中央银行能够具有不同于政府的目标函数，从而探讨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即分析中央银行制度。Rogoff发现，通过任命相对保守的中央银行（相对社会福利函数而言它更加关心通货膨胀）官员可以减少动态一致性问题带来的效率损失，但是过于保守，也就是说过于关注通货膨胀（目标函数中通货膨胀的权重不能无限大）的中央银行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否则就不能对于随机冲击进行适当的反应。另外，Rogoff也考察了最优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即央行如何进行承诺）的问题，他指出名义GNP、名义货币存量以及名义利率等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之间并没有优劣之分，选择哪一个指标取决于经济的内在结构以及扭曲状况。
Lohmann(1992)比较了货币政策的可信性(credibility)与灵活性(flexibility)在解决动态一致性问题中的权衡取舍。他指出，实际上制定出一个状态依存(state-contingent)的货币政策制定规则往往是不可行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加简单的承诺方式。如果给予保守的中央银行官员以一定的独立性（即除非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政府可以架空中央银行外，正常情况下由央行来决定货币政策），则可以从制度上保证货币政策的动态一致性，这是一种比其他方式（如单一规则、任命保守官员等）都占优的承诺方式。实证方面的检验也证实了这个结论，中央银行在制度上越独立的国家，通货膨胀率也越低。Muscatelli(1998)进一步指出，由于相对于社会而言，中央银行的偏好可能是扭曲的，所以手段(instrument)独立相比目标(goal)独立往往更加重要。Eijffinger & Hoeberichts(1998)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保守性进行了分析，发现独立性和保守性实际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由于央行的独立性往往是由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制度和政治背景决定的，所以央行独立性不强的国家可以通过选择更加保守的央行官员来解决货币政策的动态一致性问题。但是总体来讲，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可以解决货币政策的动态一致性问题。
3.声誉机制。前面的分析框架基本上都假定信息是完全的，也就是说政策制定者和经济个体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当引入不完全信息之后，博弈的均衡结果会大大不同。如果经济个体不知道政策制定者目标函数的结构，或者进一步地，经济个体在决策时并不知道政策制定者当期的偏好，那么声誉机制可以解决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问题，即在一定的参数条件下，如折现因子足够大，政府任期足够长等，政策制定者有动力去遵守诺言，维持声誉以便在更紧急的时候获得更大的边际收益。Barro & Cordon(1983b)对经济政策制定者的声誉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引入一个不完全信息的货币政策动态一致性模型，他们发现：一方面，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由于存在动态一致性问题而支付最差；另一方面，虽然理想承诺规则改善了政策制定者的境遇，但由于欺骗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好，所以理想承诺规则实际上是不可执行的。同时，由于经济个体不可能永远被欺骗，它会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调整自己的预期，所以，虽然一次欺骗会改善政策制定者的短期支付，但未来时期内政策制定者将受到惩罚。只有政策制定者食言受到惩罚的现值大于或等于它食言可能带来的好处时，承诺规则才是可执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为了使经济个体充分相信它承诺的最优规则（即维持它遵守诺言的声誉），牺牲了欺骗行动的短期利益，但是得到的支付可能会更好。他们证明，在不完全信息下（即政策制定者对自己的损失函数和折现因子都具有私人信息时），最优的可执行承诺规则（实际上就是最优的可执行通货膨胀率）是理想的承诺规则与相机决策政策规则的加权平均数，权数依赖于通货膨胀的边际成本a、边际收益
及其均值
和折现因子
及其均值
，最优的可执行承诺规则下的支付也介于理想的承诺规则与相机决策政策规则下的政府支付之间。通胀的边际收益越大，最优可执行通货膨胀率越高。而政策制定者越看重将来，即折现因子越大，最优可执行通货膨胀率就越小。由于边际收益和折现因子都是随机过程，所以最优可执行通货膨胀率是状态依存(contingent)的。也就是说，政策制定者通过在平常少制造通货膨胀来积累信誉，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利用声誉获得较大的收益。
Canzoneri(1985)在Barro & Cordon货币政策声誉模型中引入了货币需求冲击，发现当货币需求冲击是政策制定者的私人信息时，声誉模型将很难存在均衡解。但是如果将经济个体的预期机制进行一定的调整，即只要实际通货膨胀率不超过某个临界值，经济个体就不改变预期规则，那么，只要临界值设置得比较恰当，政策制定者同样有动力去维持声誉，从而经济中只存在较低的通货膨胀。Barro(1986)、Cukierman & Meltzer(1986)等将政策制定者偏好的不确定性引入了货币政策声誉模型，他们发现，在一定情况下，声誉机制可能使弱政府（即可能制造通胀的政策制定者）选择零通货膨胀来装作强政府（即从来都不制造通货膨胀的政府），但是随着政府任期的临近，弱政府可能在最后一期消耗掉它积累起来的声誉，制造大量的通货膨胀。所以，政策制定者的任期越长，弱政府维持声誉从而不制造通货膨胀的动机越强，违约成本越高，弱政府就越不会食言。
4.签订最优契约。Walsh(1995)提出了货币政策制定规则的契约论观点，他指出，由于现实中经济个体不能直接选举中央银行，而只能通过选举政府然后通过政府来选择央行官员，所以对于央行官员的选择实际上存在着多层委托代理关系。Rogoff(1985)关于将央行预算与其是否遵守规则相联系以激励央行信守诺言的分析，Lohmann(1992)关于应该给予央行充分独立性的观点，以及Carfinkle & Oh(1993)关于采取立法手段来约束央行行为的观点，都可以看做试图在政府与央行之间建立一种契约以约束央行的行为。Walsh将政府设定为社会福利的代言人，中央银行官员具有不同于社会福利的目标函数，那么政府的问题就是在中央银行官员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约束下，通过选择最优的中央银行制度（即最优契约）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利用这种机制设计的思想，Walsh发现，以前的有关货币政策动态一致性的文献都在无形中给他们要分析的政策制定规则施加了某种限制，它们的建议都只是最优契约的一种具体形式，不具有普遍性，而在最优契约的框架下，政府可以获得既能够消除通货膨胀偏差，又能使央行灵活应对宏观经济的随机冲击，而且即使在不对称信息下，也存在相应的最优契约来解决货币政策的动态一致性问题。
四、简评
实际生活中，经济政策出现动态一致性问题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政府的专利保护政策。给定某项专利已经发明出来，对于政府来讲，它最优的选择是不给专利提供保护，因为专利保护将限制其他人使用发明成果以致影响社会福利。发明人在预期到这一点之后，就没有激励去进行发明创造活动，而有充足的激励去搭便车。如果居民都这样想，专利也就不会被发明出来，这对社会来讲是更大的损失。政府只有采取某种制度安排（如以法律的形式）使它的专利保护政策变得令人置信，也就是说变得动态一致，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这也正是世界各国纷纷颁布《专利保护法》以保护专利发明活动的原因。再比如，国有股减持政策的一波三折，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时宽时紧等等，这些缺乏一致性的经济政策使得居民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相关政府部门所希望的政策效果也就不会出现。如何提高我国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增强经济政策的效力，本文的综述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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