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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能有幸跨入大学门槛的学生只占同龄人的4%，然而在这些天之骄子中，却有相当一批人饱受着贫困的煎熬。这些人每月生活水准大多在200元以下，而伙食费是最主要的开支，他们大多靠主食和一些蔬菜度日，吃不起水果，更谈不上保健品。
今年5月至6月中华文学基金会对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商学院和北京轻工学院的220余名贫困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如果在现有物价水平下把北京市大学生最低保障线确定为245元／月，那么低于这一标准的学生占40.3%，其中有17.5%仅处于维持生存状态。
贫困阴影在扩散
1994年，国家教委决定在37所高校（29所委直属高校与8所北京地方高校）实行公费生与自费生并轨，每年收费统一到1000—1500元之间。到1995年100所高校实行了并轨。教委同时还决定在2000年前分批分期实现全国所有高校的招生并轨，从而彻底结束高校招生的“双轨制”。
对国家来说，大学生收费作为一项政策的出台，确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关于这一点，本文无庸置喙。不过，也须看到这项政策所牵动的其它影响。贫困生的数量剧增与生活恶化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例。据国家教委1995年10月公布的数字，在现有1065所高校的254万大学生中，有28%的人是一般经济困难，有10%的人经济上特别贫困。这即是说，目前高校仅特困生就有25.4万人之多。所谓特困生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在伙食上严重营养不足，许多人整日以馒头、小菜为食，一个月也吃不了二、三次肉，在衣着上基本上无力添置新装；在教材、文具上也无法购买、配备；至于文娱（如看电影、录像）、旅游等更是其望尘莫及之事。北京市1994年确定的市民每月维持最低生活的费里（即吃、穿两项）为140元，（生活费在此线以下的即列为民政救济对象），而大学生每月的全部开支（即除吃、穿外还要加上不可或缺的学习费用等）在150元以下的却大有人在。仅以北京大学1995年9月对94级457名新生的生活水平调查为例：其中有17.07%的新生每月生活费在150元以下，其中，农村家庭出身的学生中有57.6%月生活费在100—200元之间，6.58%的人月生活费在100元以下。而城镇家庭出身的学生也有3.35%的人月生活费低于100元。据北京林业大学统计，在全校3000名学生中，贫困生在400名以上，仅特困生就有150名左右。
大学生中的贫困现象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影响是比较大的，在样本中认为经济状况不良对自己正常学习和生活有影响的占49.7%，其中有严重影响的占10%。但从具体分析来看，学生的自我评价可能略显保守，这主要是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大学生贫困面较大，认为自己属于“中等生活水平”的学生实际已处于贫困之中，而自己仍然用相对比较来评价自己；二是心理压力，贫困生自尊心极强，不愿当众承认贫困。北京大学一位学生在问卷上附言“我们虽然很穷，但国家也不富裕，所以我们要艰苦奋斗”，从大学生的伙食费用和学习费用支出我们可以清楚看出贫困对学生的正常生活学习影响。
按我们前面的估算，在北京市现有物价水准下，男女生每月伙食费分别要在180元与170元以上，否则摄入能量不足以满足日常活动消耗。但事实上低于这一标准的很多，样本中有32.1%的学生每月伙食费支出低于150元；其中更有21.4%的学生伙食费不足100元，占总样本的6.9%，属严重营养不良。这尚且不包括150—200元之间不足最低伙食标准线的学生。
学生的学习费用支出也是少得不能再少，由于家庭资助经费数额有限，相当一部分学生几乎将所有的支出均用于伙食开支上，服装等日常生活必须品则依赖家里，或亲友另行资助，或者“将就”。而学习用品及活动所需费用开支相当有限，这对学生来说确实是一种“悲哀”。在调查中有23.2%的学生这一项是空的，难道是不用“花钱”吗？
这种解释显然是说不通的。即使花钱的学生，支出也不是很高，低于10元的学生有19.2%，在10—40元之间的占31.2%。
救助体系：一把漏雨的伞
国家在实行大学收费制的同时也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来帮助部分学生解决经济困难问题。首先是加大了高教的投资：从1987年的15亿元增至1992年的94.5亿。以1978年的80万与1992年的254万大学生计，即从原来的人均投资1875元增至1992年人均投资3720元，在1994年实行37所高校并轨招生的同时，又从国家预备金中拨出1.2735亿元来专门补助高校贫困生。（1995年中央财政专款拨出2.1735亿元来解决中央部委院校学生的生活困难。）当年国家还决定家庭困难的学生每年可申请400—1000元的贷学金。此外，奖学金覆盖面的扩大、对少数特困生学费的减免、勤工助学活动的开展、特困学生补助的设立等措施都为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创造了条件。
同时，社会各界尤其是实业界也对高校贫困生伸出了援助之手。例如建昊实业公司拿出1000万元，深圳黄金灯饰有限公司拿出120万元，先后与团中央、全国学联联合对全国高校设立了专门的济困助学金。日本松下电器公司、联合中国对外友协设立了高达100万美元的“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用于资助15所大学的特困生。北京百盛公司拿出节省下的10万元资助了首都78所高校的100名特困生。
以上这些措施都对缓解贫困大学生的生活状况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我们也应看到目前救困中尚存在的一些问题：
贫困面与救助面之间尚存在较大差距。如前引国家教委的统计数字，目前全国大学生中经济上较困难的有70.8万，特别困难的有25.4万人，二者合计达96.2万人之多。而无论是贷、助、奖学金还是勤工助学的机会都只能对这96.2万人中一小部分人有实质性的帮助。因贫困而导致营养不良、学习困难乃至被迫辍学的情况绝非罕见。
对助学金的管理存在一定问题。现在对大学生的资助渠道虽渐致增多。但政出多门，一直缺乏类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那样全国统一的管理监督机制，因而留下了许多制度上的隐患。特别是社会各界对大学生的盗助往往被若干中间环节截留，真正能落实到特困生个人头上的资助微乎其微。
目前对高校贫困生资助很不平衡。在对贫困大学生的扶助中存在着某种“马太效应”。越是名牌的学校得到的奖助越多，而越是没有名气（因而也正需奖助）的学校却越少能得到奖助。我们可以作一个对比：同样是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奖、助学金覆盖面达到全校学生的70%，仅各类奖学金就达30余种，每年共计60万元。而北京农业大学的全部奖、助学金不到10万元，北京林业大学的奖学金仅5种。只有北大、清华等少数重点之重点学校的奖学金总量、品种与覆盖面比人大还要高，而此外的其它高校学生所获的社会奖助几乎都比农大的情况好不了多少。社会上乐意提携大学生的各方人士将目光多盯在少数的几所名牌高校上是很可以理解的，（1995年还有一位本身是学生的北医博士生将自己不太多的几万元钱捐给北大而不是他自己的母校作资助资困生的资金），但对于25万特困生来说，有幸在北大、清华就读的毕竟是极少数。
这种救助只是一种“漏雨的伞”，贫困大学生并未因此彻底消失。所以采用适当方式加强贫困大学生救助还是必须的。在我们的调查中，申请贷学金的比例仅为9%，获奖学金比例为22%，而有勤工助学活动的学生则占到了31.1%。所以说在学生贫困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贡献最大的手段是勤工助学活动。
编者的话
思想上的敏感早熟是高校贫困生的一个共性。也许是贫困更能让人在物欲横流的环境中早早体味人生的艰辛与世态的炎凉，因而使其深深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一位父母过世的同学早决定了毕业后即要回乡就职，为弟弟创造一个较好的成长环境。还有一位同学甚至刚进校就急盼着要毕业，因为她多想为不堪重负的父母分担一些责任。因为早熟，贫困生可能失去了本该属于他们那种年龄的那份浪漫与梦幻。因为敏感贫困生又可能有意无意在人际交往上筑起一道自卫的“墙”来。事实上，许多贫困生的自卑以一种自傲姿态来表现的，不大愿打工和随意接受资助正是对其复杂心理的一种显明。贫困使他们较其他同学易形成心理障碍，从这个角度说，贫困生既有思想早熟的一面，也有心理易染痼疾的另一面。
而对多数人来说，贫困尤其是绝对贫困都是十足的灾难。在我们的个案报告中，尽管可以看到不少同学的自强不息，但毫无疑问，他们过分的节衣缩食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营养不良的恶果可能还是潜伏着的，当他们今后走上人生拼搏的高峰后，就将很快明白大学生活贫困付出的代价是多么惨重。
不仅如此，贫困也影响了贫困生的学习及至生活道路。他们本可能继续在专业上深造，可因为贫困而不能不回乡谋职；他们本该有与其年龄相称的浪漫激情，可因为贫困而无法不为忧郁悲苦所缠绕。在几千万同龄人中，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以自己的成绩进入了只有少数同龄人可企及的大学校门；但在几百万同龄大学生中，他们又是不幸的：因为他们不能不为自己家庭的贫困而去品味那格外沉重、辛酸与悲苦的生活。
当然，国家与社会为帮助贫困生完成学业已做了大量的努力。但也勿庸讳言：这些努力尚不足以较彻底地解决高校内这个“第三世界”的生活问题，对于失学的中学生，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希望工程”与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去托起明天的太阳。那么对于为贫困所折磨苦恼的大学生们，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新的工程与别样的基金去树起未来的栋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