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研究的“精一”、“双融”和“经世致用”：对陈明哲的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世致用论文,管理学论文,双融论文,陈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学术思路的跨越与回归 吕力（简称吕）：您所提出的动态竞争与文化双融理论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上述理论是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的？ 陈明哲（简称陈）：我所有的研究可以总结为4个字：跨越、回归。意思是我走到西方去，然后又走回自己老祖宗的东西。最近一期动态竞争国际论坛的主题，我就用了“跨越与同归”，内容包括动态竞争、文化双融，到夏学行践。从中国传统的角度来说，学问不能算是学问，除非你把它做出来，所以，恐怕我跟大部分中国学者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之根本就在这里：我是两只脚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回到“行”的东西，其实这是中西方学者对于学术很不一样的领悟。你可能听过ANDY，当年我在做管理学会主席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人世的学者》，我对ANDY说“人世”这两字是多余的，ANDY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参考文献，我说：我没有办法给你，中国老祖宗已经讲了几千年了，所有的学术都要入世，所以中国的学术和西方所谓象牙塔式的学术是完全不一样的。 吕：您说的“入世”就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思吧。 陈：对。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包括教学与研究的结合、服务奉献等。现在西方学术界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在学术中把“人”拿掉了。尤其是西方大学的考评机制有很大的问题，中国现在慢慢也走上这条路。在西方这种考评制度之下，一个学者只能写文章，而且是非常破碎的一些文章，跟我们传统“经世致用”完全不同，所以我在中国跟企业家交流，他们就说中国目前的管理学研究根本落不了地，而且很多商学院的教授（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他们觉得越来越没有信心，所做的研究都是支离破碎的，这是必然发生的。坦白地讲，如果我们不做一些调整，将来情形还会更严重。台湾地区一样如此。美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体会。在我看来，大学就是“学大”，学做大人之学，西方学术界走的路线其实是我们传统讲的“小学”，非常破碎化。 吕：能具体谈一谈，您的学术思路和西方主流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刚才我讲到，西方主流理论是从象牙塔中出来的，我的理论则来自实践。动态竞争理论的起源，最早只是一个现象：当时西方战略研究的环境，整个学术界是以波特和经济学家这些人为主，而我所观察到的竞争跟他们观察到的不太一样，所以我就从那里一点一滴地开始。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球员，我年轻的时候一场球最多得44分。所以竞争这个概念，在我18岁之前，一些基本观念就已经形成了。我提出的“动态竞争”和“文化双融”。从一开始就是一件事情，我不把它当做两件事情：一方面是精一，另一方面是双融。一辈子做一件事情，精一就是这个意思。“精一”来自于《尚书》中舜传给禹的16字心法，比佛家心法、心经还早了一千年，原来是16个字，叫做“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16字心经就是说道德心越来越微弱，人心越来越浮躁，这个时候只有用精一的方法。“允”就是真诚，执守中道，这对于当前的管理学术界有很重要的意义。 文化双融其实就是中庸的现代版本，“庸”就是“用”，中庸就是用中。我把这个概念用西方能够理解的说法讲出来，就像是左右手同时开弓。文化双融就是突出“用”。它就是在两个看似矛盾的对立面里，找到好的东西，把不好的东西扔掉。我们碰到的对立现象可能很多，例如，对于某一市场，进入与不进入；对于某一投资项目，投与不投。我上课时经常会挑战那些企业家学生，我问他们：你如果能够活到120岁，整个战略思维会不会调整？然后我又问，如果只有一天呢？你只有一天，怎么办？你要做什么事情？事物都有一个平衡点，找到这个平衡点就是“用中”。换言之，我们需要清楚事物的两端，以及两端之间无数的战略选项，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最大的一个智慧，也就是我们身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发明。然而，怎样才能“用中”，这可能需要一个“时”的概念。 吕：“时”意味着环境，周易非常强调“时”。 陈：时间一变，整个战略和思维也要跟着改变。你说得很对，其实像论语里面“时”的出现不太多，但是易经就很多。易经的“易”，第一层意思，就是变易，就是动态。“易”的第二层意思是简易，即你怎样把事情做简单，所以我现在用4个字来讲战略：一二三九。一就是精一；二就是双融；三就是三环链：文化、战略、执行融合在一起；九就是几九归一，生生不息。易的第三个层次就是不易，即寻求永恒不变的原则。不管是怎样的战略思维，变易、简易和不易都是一样的。 2 中国式管理及其普适性 吕：管理实践中是否存在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管理是否具有普适性？ 陈：这取决于你怎么样定义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管理是指中国的样本，还是中国人做的研究，还是中国的理论，还是中国的实践？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是把中国当做一个思维，当做一个文化，而且我认为它们是普适的。从钱穆的观点来看，学术本来就没有国界。国学的产生完全是五四时受到了西学的大军压阵，所以用国学去抵抗。这样就把中国的学问讲小了，中国的学问有很强的普适性。 然而，中国的学问和观念现在还是非主流。由此，我觉得，包括动态竞争理论，这些中国式思维怎么样去对抗一个主流的、非常强势的学说，以及中国管理和中国管理学者要怎么样把中国的观念介绍到国外去。其实有很深的战略意义。我当初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进行研究的。 吕：中国的观念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有扩散的趋势，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陈：是的，但是坦白地说，我觉得扩散的力道还不够：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对中国自己的了解也不够。我自己很幸运也很幸福，我曾经任教的3个学校，不论是弗吉尼亚、沃顿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其实都是美国传统的核心地区。我现在住在弗吉尼亚，当年美国文明就是从这里开始，一个是南北战争、一个是独立战争，独立战争时英国人的首府就在弗吉尼亚。由此，我就有机会直接接触到西方最核心的一些传统。我在哥大时，和企业家交流的时间也很多，这使我了解了很多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我的成长背景跟大部分中国学者可能不太一样：一方面多了一份中国传统的元素；另一方面就是实践，包括美国人的实践。 3 学者与研究 吕：中国人的思维有时候体现为一个很宏大的框架，你要让国外的学者来接受，必须把它变成所谓“中层理论”。就像动态竞争理论，它既有宏观的思维，又有很强的操作性，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可能在“宏观思维与操作性的结合”方面有很大的难度。 陈：确实有难度，但是这取决于：有多少学者愿意一辈子只做一个研究？就我自身而言，到现在为止，我的研究问题仍然没有变。 吕：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竞争”。 陈：对，到现在我还在问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不会问、不敢问的问题我都问了，比方说：到底竞争是客观的事实，还是主观的认知？到底竞争跟合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的机制是什么？其实中国传统是先讲做人，才讲做事，或者是做学问。据此，从我们自己的传统来看，就要问：有多少中国的学者愿意一辈子就问一个问题，把这个问题问到极致。你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核心，很多人问了问题，但是没有问到核心，“学问”二字你拆开来看就是学会怎么问问题，其实就是核心。我可能是误打误撞，因为我自己从小是一个球员，运动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竞争？这个问题绝对是核心，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就是，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再过两百年也依然存在。可见，竞争理论的爆发力会很强，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知道动态竞争以及它的源头在中国的时候，大家会更有兴趣。除此之外，动态竞争理论还有很强的行践性。 我回到你在邮件中提到的一个问题，像“关系”以及中国的其他观念应该怎么样发展为现代理论？在我看来，不能走西方单一的道路，而是要多面向。你大概也注意到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跟西方不太一样，西方是从本科到MBA到EMBA。然而，至少从过去十几年的时间，整个中国管理教育的重点是在EMBA，EMBA的学员或者中国的企业家有很强的行践经验，但是他们又必须要找理论的基础，至少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管理经验正确与否；然后，还有报社与媒体，最近，你大概也注意到阿里巴巴跟上海报业集团合作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它们很大的一个合作项目是把所有的东西变成大数据。我的意思是，学术是一条路，实践是一条路，媒体是一条路，必须要多元的一种努力。 这种多元的努力实际上就是儒家的思想，我这里说的儒家是传统儒家，不是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原始儒家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所以有不同的道，其实就是多面向的。理论不能从纯学术界出来，理论来自于现象。我们观察问题的路径有很多，但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管理学这么多研究成果接不了地气？因为第一，研究成果是从西方过来的；第二，学者又是在学术象牙塔里面做研究。其实做研究有很多种选择，所以必须用更包容的一种心态，中国管理的发展是多样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一份心力。 刚才提到“道必行而不相悖”，就我自己而言，除了从事基础研究之外，我还建立了全球华人管理学者社群、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以及与复旦合作的夏商全球领袖项目。目前，我在中美两国大概各有三四千人的企业家朋友，这对我的研究与实践都大有助益。 4 夏学与中国传统 吕：夏学这个概念是您提出来的吗？ 陈：最早是毓鋆老师提出来的。 吕：夏学的主要典籍是《尚书》还是《周易》？ 陈：夏学是所有中国人的学问。 吕：中国的学问就叫夏学？ 陈：对，“中者天下之大本，夏者中国之人”，所以中国人的学问就叫夏学。中国人实际上是以文化来界定中国的。 吕：华夏夷狄。 陈：对，孔子是集夏学之大成者，孔子拨乱反正就是要返夏学之正。夏学是没有经过世袭、私天下污染的学问，所以夏学就是元儒，就是原始儒学，就是没有经过污染的儒学，所以毓老师的书院叫奉元书院。中国的学问到了舜有一大变，因为从禹开始就是家天下了，所以夏学要回归人性，追本溯源。 吕：但是孔子的时代已经是家天下了。 陈：孔子的思想有3个阶段，他最早的时候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他开始变了，到了第三个阶段，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其实就含有拨乱反正的意思，所以孔子才有春秋三世的观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民国时，孙中山讲军政、训政到宪政，也是“三世”的观念。“吾其为东周乎”意思还是要回到尧舜，“因而不失其心”。中国文化确实有趣，比如，我自己就经常用拆字的方法来解释每个字的意思。 吕：很多研究中国古文字的学者，也是用这种方法的。 陈：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比如，说竞争的“竞”，实际上繁体是两个“竞”，就是两个人放在一起才会竞争，夏学的6句话“学行合一、自觉觉人、有教无类、惟精惟一、执两用中、生生不息”，是我每天行为的准则。人家问孔子，谁是你最好的学生。孔子说是颜回，“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中国的学问一开始就与西方有着不一样的切入点。现在可能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要不要回到这个传统，还是继续走西方这条路，这其实是我们每个学者面临的一个选择。 5 研究方法和学术创业 吕：把西方和东方结合起来，把宏大的思维方式和中层理论结合起来，这应该是最好的研究方法吧。 陈：以我熟悉的战略研究为例，现在大家都在谈战略转型，这是中国最热门的。事实上，企业可以做大，可以做强，可以做久，可以做精，可以做专，也有可能做小。然而，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又回到夏学，我们要同时看到远近、大小，不能只听一家的观点，再进而若能把握人性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例如，我最喜欢用的西方的林肯电气以及中国的海尔的案例，这两个例子都体现了易经中说到的一个“群龙无首”的形象。群龙无首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是CEO,如果每一个人都是CEO，组织就是公平的。人人都一样，这个也就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最重要的内涵就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信息是公开、开放的，所以交易成本会降到最低”，这也说明中西是互通的。群龙无首的观念用英文讲就是“leaderless leadership”即没有领导人的领导。 吕：从这个方向看下去又可能会找到一大片新的研究领域。我最近对“变通”这个中国式概念很感兴趣，我希望把它结合到管理的研究中，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陈：对，从中两结合的视角来看，机会是无穷的。你谈到的“变通”，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经”和“权”。经，达经；权，权变。两者结合起来最难得。能有什么办法实现执经达权？我认为还是要回到“一”和“无限大”。用怎样的办法一方面抓紧核心，但同时能把这个核心像大海里的浪一样越滚越大？所以最终要回到这个“一”，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一个问题一直问下去，然后就和剥洋葱一样一直问到最核心。 吕：问题要问得准、问到核心，然后还要放得开。问题太小不行，但问题问得太大往往不容易上手。 陈：这很重要。选择问题时你一定要务实，务实的意思就是说刚开始第一步走得很小，然后一块一块地堆上去。我们说不能眼高手低，其实讲的也是这个问题。另外，实与虚也是双融。我记得毓老师上课最常讲的一段话，他说，中国最成功的虚招就是孔明的空城计，但是没有实的东西的话，江山还是别人的，学术界也一样。我完全接受西方的训练，我也百分之百相信，西方这套方法有贡献，但是局限性也很大，所以要怎么样做到东西双融，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率性之渭道”，顺应自己的个性去做研究。我的个性是不喜欢跟人家冲突，所以我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用动态竞争这个词，刻意避免冲撞当时的主流思想，否则可能早就被人家一棒子打死了。以此为鉴，我建议你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可以避实击虚。 吕：去年您在华中科技大学讲学时谈到学术创业，我理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学术研究也要有战略？ 陈：一定要有战略。现在学术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为发表文章而发表文章，这个机制创造了很多破碎的知识。当然，这也不是完全不好，但是坦白讲，我觉得对学者自身而言是一种浪费。 吕：研究者可能觉得总是做这种破碎的研究没什么太大的意思，没有系统性。 陈：我虽然研究管理，但我对组织其实抱有很大的问号，所以我才说企业也可以做小，而不只是做大，因为我百分之百相信文化会决定一个企业的发展。企业如果太大，它的文化可能没有办法跟得上去，所以我宁可先把企业做好：因为组织最终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所以我秉持非常传统的思维，就是“君子群而不党”。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个性，或者是我本身的体会。由此，我的动态竞争理论也好，文化双融也好，其实是用不同形式来表现“夏学奥质，寻拯世真文”这个源头的。 我们以前都在吵，是不是要“中学为体、两学为用”，为此一直吵了两百年。在这个问题上，我认可熊十力先生的说法，他说一定要体用合一。我整个的思考，无论从文化还是理念上，都是系统性的。总之，西方有西方的长处，中国有中国的长处，我现在就是用中国理念和西方技术来双融。 6 夏学西渐 吕：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传统可以借鉴，但是这些传统一定要与西方、与现代“相合”，不“合”的话就变成务虚了，同时西方也难以理解。这就是文化双融的涵义吧。 陈：比方说，我如果把中庸的观念直接介绍到西方，完全没有办法，但是使用文化双融思维效果就不一样。2015年1月份，在AMR上有一篇文章讨论如何将文化双融应用在不同的层面。再比方说“精一”，我曾经在华盛顿邮报写的一篇文章介绍精一的观念，我说精一就是“power of one”，一的力量，大家就懂了，懂了之后他们还说这是目前为止最短的一篇讲战略的文章，我用的就是很简单的观念。回到动态竞争，动态竞争里面的中国源，我也给企业界讲，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观念。比方说“破釜沉舟”，我1992年将这个概念解释为“不可逆转性(irreversibility)”；“声东击两”，我解释为“资源转置( resource diversion)”；还有一个“知己知彼”，我称之为“怎么样换位思考”。那之后呢，我也写案例，通常学者不太写案例，我还是回到行践。 吕：为什么用文化双融说给西方人听的时候，他们能接受，用中庸这个概念说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能接受？ 陈：因为西方有一个观念叫做“左右开弓( ambidexterity)”，这是西方的名词，我所想要表达的观念，就是怎么样把感觉上是彼此对立的东西整合在一起，然后保留两个的长处，避开两个的短处，这个观点西方觉得没有什么难懂的，但它其实是中国的观念。 吕：2011年AMR上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悖论管理的，它和中庸、文化双融有没有什么关系？ 陈：我自己本身每天都在用中庸和文化双融。比方说，我之前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和沃顿都是百分之百研究型的学校，现在的弗吉尼亚大学则是百分之百教学型的学校，这样的学校认为做研究的人没有办法教书，他们真的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自己必须要在研究与教学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人的思维其实是，如何用一个概念来贯穿所有的东西。这个也许是我们中国人或我们的老祖宗给世界最大的贡献，因为现在我们的研究是非常分离和破碎的，如果再不做一些调整，也许还会越来越破碎。 吕：您刚才讲到的例子大部分都集中于战略管理领域，您认为像“关系”这样一些概念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像动态竞争如此体用合一的理论？ 陈：绝对有可能，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人愿意集中精力来做。还是回到人，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学者把“关系”重新再梳理一遍，梳理完以后可能要突破两点：①在东西方之间做一个直接的联合，要不然大家觉得这只是中国人的观念，这很重要；②我觉得恐怕更重要的是，要把关系这个概念从理论直接拉到实务，必须要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其实我曾经也试着做过类似的工作，所谓的可操作性实际上是“怎样用不同的方式来‘管理’这个所谓的关系”。总之，要将它变成一个类似动态竞争的可以操作的观念，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类似的这种中国名词还有很多，不只是关系，当然我也觉得只讲“关系”其实是把中国式思维讲小了。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喜怒哀乐还没有发之前就要“中”，必须要达到那个要点、重点或者是关键点，这就是合。以精一的理念来看，我觉得做任何事都要发心，要用心把那个东西做到极致，这样才能成功。我自己本身在乡下长大，一招半式闯天下，就是把一点用到极致、变成绝招。 吕：互联网时代企业家也要这样做：用到极致。 陈：我上周刚给企业家上课讲互联网。马化腾他最近不是在强调互联网+吗？课后，同学要我点评马化腾讲的话，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互联网+是一个境界，“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家”，家庭的家，也就是大家的“家”，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家要怎么样用互联网的思维，把自己的格局提高。 林肯电气是美国的一家做焊接的优秀企业，好几年前哈佛的教授就问，到底林肯电气是走在时代的前列还是走在时代后面。类似的，中国老祖宗的这些东西是已经过时了，可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智慧却没有新旧，很多东西是越久越香，历久弥新，只是看你会不会用。事实上，夏学的很多内容就是互联网思维，只是我们当时没有“互联网思维”这个名词。夏学强调公平、直达人心；就是人心人性；还有透明化，这就是互联网思维。 吕：要真正做到“文化双融”的难度也很大。 陈：对。有两个大的问题我现在都不敢碰：一个是竞争的真旨。“竞争”这个名词中文翻译得不好，把它的意义给抽掉了。中国人说仁者无敌，讲不争、止争，而竞争这个名词最早是日本人翻译的，我觉得那个“争”字不对，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去深思，因为这个问题太大。第二个问题是管理的“管”字，中国人其实是反求诸己，所以才会有严师出高徒。把严师出高徒理解为“严格的老师出高明的徒弟”事实上是不对的，严师出高徒是指“严身之师出高徒”，或者说对自己要求越高，徒弟的水平也越高，这跟企业界也是相通的，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文化双融的发展尚需一段时间，因为在操作性的层面上还不是很完善。 吕：作为一个学者，又要有理论又要有实践，要小又要大，这一点很难。 陈：对。我举孔明的例子，“孔明”这两个字其实就是“又小又要大”，所以才会有远近大小若一。有很多学者是朝“小”的目标做研究，其实应该提升更大，但“大”的理论没有办法落地的话，那也不是一个好的理论。 7 展望 吕：您对于中国大陆管理学界的希望是什么？ 陈：我百分之百相信，“人人都可以为尧舜”，但最终能不能成为尧舜，其实还是看个人，“文化双融”这条路不好走，也可能会走得很长，至少我觉得不是不可能，文化双融绝对有可能，只是时问的问题。甚至我想：将来长期的学术走向，中文会不会变成一个主流？我自己说，我对中国的东西有时候是一种“盲目信任”，但“盲信”比“不信”要好 现在大家谈的“中国式管理”实际上是把中国思维谈“小”了。目前，任何中国学者面临的挑战，或者是任何人面临的挑战，第一个是怎么样“知古”，也就是对传统的了解；第二个就是中西的双融，第三个，如果有的话，就是教学与研究的双融、学术与实务的双融。所有这些如果能够融合的话，那么管理学是最好“玩”的一个专业。我是用“玩”的方式来做研究，玩的话就不会让自己有压力，就会感到是为兴趣在做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