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的艺术实践和音乐家的良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良知论文,音乐家论文,艺术论文,冼星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正如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我们也不能选择自己生长的时代。
冼星海短促而辉煌的一生，是在本世纪上半叶的战乱与艰辛中渡过的；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感召，唤起了音乐家的良知，启发了音乐家的灵感。他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使他的人生闪耀着灿烂、绚丽的光彩。
他的一生业绩骄人。他不仅是一位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指挥家，更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他的作品数量多、质量高。他涉猎各种音乐体裁，如歌曲就有齐唱、重唱、合唱、独唱等，还创作了许多的大合唱、声乐套曲、歌剧，以及交响乐、组曲、独奏曲等各种类型的器乐曲。他用这些体裁来写反对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自由的乐章。他的作品，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近现代的音乐家中是非常突出的。他也是“代表时代，代表我们民族发出反抗的呼声的永远不灭的伟人”（《在抗战中纪念聂耳》/1939年7月17日于延安鲁艺/ 《冼星海全集》第1卷第44页）。
二
本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年轻的冼星海用身心感受着、负载着这些苦难。他自幼失父，难得温饱；少年困顿，常常失学。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他选择了音乐事业。
在巴黎苦学时期，他饱尝了失业，饥寒交迫对身体的摧残，也饱尝了因祖国贫瘠落后而被人歧视的心灵痛苦。他身在法国，但心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多难的祖国，设想着如何去拯救祖国的危亡，帮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同胞。
他把对于祖国的这些思念、感触用音符写下来，把自己生活中的痛楚用音符写下来，他“渐渐不顾内容的技巧（这是学院派艺术至上的特点）用来描写、诉说痛苦的人生，被压迫的祖国”（《我学音乐的经过》/《冼星海全集》第1卷第99页）。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风》（女高音独唱和bB单簧管与钢琴）便是在这种困顿之中写出来的。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冬夜，冼星海住在巴黎一间七层楼上的门窗都是破的小房子里，没有棉被，无法安睡，安不起电灯的星海，点着煤油灯创作。但风猛烈吹进，煤油灯吹灭了又吹灭。“寒风打着墙壁，穿过门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动。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借风抒怀，写成了这个作品”（同前书，第101页）。
从此，冼星海摆脱了初到法国时的艺术家的所谓“慎重”，把自己的音乐创作与生活，与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此后，他又写了《游子吟》、《中国古诗》等作品，冼星海的音乐与祖国，与时代贴近了。
三
冼星海能与祖国、与时代、与人民呼吸相通，命运与共，是因为他有音乐家的良知，这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说：“我是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工作者”；“我想使我的音乐工作能够充满各种被压迫的同胞的呼声，这样我才能把音乐为被压迫的祖国服务；”“把我的音乐传播给全中国和全人类，提醒他们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同前书，第129页）。
这样深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使他对自己，对希望学习音乐的学生谆谆告诫：“学音乐的人啊，不要太过妄想，以后要实际用功，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使他整个活泼和充满生气”（同前书，第15页）。
冼星海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负起了这个重责：为了祖国充满生气，他充满生气地、忘我地进行着创作。不论是在上海，在武汉，还是在延安，在苏联，他都不顾安危，不分昼夜，“努力多写点新曲出来。”他的一生，正如他所说，“没有一天是停着我的笔的。”
1935年夏，30岁的冼星海回到了阔别七年的祖国。面对民族的苦难，使他希望尽快地把“音乐为被压迫的祖国服务。”仅在上海的两年里，他便写了三百多首救亡、群众歌曲和其它的许多音乐作品。《五卅十周年纪念歌》（施谊作词）是他作的第一首救亡歌曲，《流民三千万》（塞克作词）也写得较早。《热血》、《黄河之恋》、《到敌人后方去》等群众歌曲及《顶硬上》、《起重匠》、《拉犁歌》、《耕农歌》等直接描写农工劳苦大众的歌曲，也深受大众的欢迎。其中最流行的是《救国军歌》（塞克作词），因为“枪口对外，齐步向前”的雄壮歌声，表达了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决心。
1937年8月20日离开上海，冼星海跑遍江苏、浙江、河南、湖北、 陕西各地作抗日宣传的工作。他一方面组织群众教唱歌曲，一方面积极进行创作。在武汉，他就写了一百多首歌曲，大都是反映抗战，鼓励群众的内容。如《祖国的孩子们》（赵启海作词）、《做棉衣》（桂声涛作词）、《在太行山上》（桂声涛作词）、《赞美新中国》（光未然作词）等等。这些救亡歌曲极大地唤起了民族抗敌的情绪，“是为了需要而产生的时代性艺术。”
1938年冬，冼星海应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之聘到了延安。相对安定的生活，使他创作“大的东西”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他从1935年就开始写的《民族解放交响乐》，在安静的延安窑洞里完成了。还写了四部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两部歌剧（《军民进行曲》、《三八歌舞活报》）。这一期间，还创作了大约五、六百首歌曲。他的创作热情实在惊人。
到1940年底，冼星海赴苏联。在苏联的几年里，他完成了许多大型器乐作品，如管弦乐《中国舞曲三首》，音画《中国生活》、《中国狂想曲》，交响曲《神圣之战》等。这些作品都带着创作时代的印记，充满着对侵略战争的痛恨，对自由和平的憧憬，对祖国故土的深情。
四
冼星海的艺术实践不仅在如何正确对待音乐家与时代、民族、大众的关系上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在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民间音乐遗产，处理好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等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冼星海在巴黎学习了西洋作曲技法和欧洲的音乐文化知识。但时代的需求，创作内容、题材的需要，促使冼星海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大胆地利用民族形式”，努力在作品里追求“中国的和声、形式、作风”。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跑关东》用曲艺数来宝形式来写。《苦命人》也是用东北民谣风格写成的。写《起重匠》时，冼星海亲自下到矿井的最底层，观察矿工的生活，并记录了许多工人唱的歌曲，经过这样体验写出的作品，自然深受工人的欢迎。
对《黄河大合唱》这部杰作的音乐风格和音调来源进行分析，也不难看出它主要是以群众歌曲为基础，吸收民间音乐因素来进行创作的。这部大合唱，对以象征民族斗争力量的《黄河船夫曲》、象征民族精神自由奔放的《黄水谣》、表现中国人民苦难的《怒吼吧！黄河》的三个主题进行了交响性的旋律发展处理。他恰当地吸取了欧美的音乐技巧，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旋律进行了独创性的发挥。这不仅使《黄河大合唱》成为“抗战期中新音乐的创举”，也成为了具有中国气派和时代特征的传唱不衰的大合唱经典作品。
在器乐方面，也有许多生动的例子。1940年在延安动笔，于1941年春在莫斯科完成的第一组曲《后方》（作品第9号）， 冼星海在处理这部管弦乐的四个乐章时，完全采用了中国各地的民间音乐和民歌音调。第一段快板采用广东音乐《饿马摇铃》为素材；第二段慢板以内蒙民歌为基础写成；第三段小行板由四川民间音乐《耍龙灯》发展而成；第四段小快板则吸取广东音乐《双飞蝴蝶》的音调。在这部作品里，冼星海还充分发挥了许多中国打击乐器的特点，加强了乐曲的表现力。
《中国狂想曲》（作品第26号）是他在生命垂危之时完成的。这部作品采用一首古情歌、一首山西民歌《五月鲜》、一首广东民歌《下山虎》、两首陕北民歌《观灯》和《秧歌》的音调，加以变化发展，和声的运用及乐曲结构都比较自由。这是冼星海作的第一次以狂想曲形式的尝试，也是当时我国出现的第一首狂想曲作品，它“利用西洋乐器的特色去表现中国作风”获得了成功。
五
冼星海的这些艺术实践之所以取得了成功，是和他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他满腔热情进行创作，但时时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应负的责任。”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伟大的任务，希望把宏亮的歌声震动那被压迫的民族，慰藉那负伤的英勇战士，团结起那一切苦难的人们；”他愿把自己“最伟大的爱来贡献国家，把最宝贵的时光和精神都要化在民族的斗争里！”这是多么高尚的良知。
他于是研究民歌，接近劳苦大众，努力钻研写作技巧。他用自己的艺术实践达到了自己的理想，他的作品可以说都是“大众化、民族化的中国新兴音乐”，是“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的统一艺术。”
贫困的生活，超负荷的工作，使他正直壮年便离开了热爱的音乐，离开了他的祖国和人民。他的生命虽然短促，但却留给了我们如此丰富的宝贵的音乐财富，他永远活在他的音乐里。
重温冼星海这些弥足珍贵的经历及他的艺术实践，使我们更加敬佩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老一辈的革命音乐家。他们开创的优秀传统，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他们勤奋、认真的创作态度，努力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发扬。冼星海的艺术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继承发扬这种优秀传统，优良作风的生动教材，这是一本值得我们永远拜读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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