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与澳大利亚国家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大利亚论文,畜牧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羊毛生产国和出口国，世界上约70%的羊毛来源于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现有羊约1.24亿只（其中4／5为优质美利奴羊），还有2400万头牛。1994—1995年，羊毛和牛羊肉的出口为澳大利亚赚回95亿美元的外汇（注：澳大利亚外交部：《澳大利亚简介》（Australia in Brief），堪培拉1996年版，第78页。）。实际上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澳大利亚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如按人口平均计算已接近英国，基本上跨入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注：姜天明：《澳大利亚外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1985年第3期。）。
澳大利亚在英联邦中地位的提高，以及近20年来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南太平洋地区影响的扩大，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瞩目。这一切固然是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及其作用的结果，但应特别提及的是，畜牧业在澳大利亚国家组建过程中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百余年里，一直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羊毛及其加工业在国际上享有特殊的地位。正如西方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说：澳大利亚是“骑在养背上”（注：科林·赛尔：《澳大利亚国土及其发展》（Colin Sale,Australia
the Land and Its Development），堪培拉1975年版，第68页。 ）的国家。羊毛不但使澳大利亚国家建立起来，而且伴随着它的发展与强大。本文试就畜牧业在澳大利亚建国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
由于北美独立战争的结束，使英国失去了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两个流犯放逐地。为减轻国内监狱人满为患的压力，1786年，英国政府决定把一部分刑事犯和政治犯流放到澳洲。1788年1月， 第一批罪犯运抵新南威尔士的植物湾（现悉尼一带）。此后，英国政府不断把罪犯遣送到这块土地上，直到1868年，历时将近100 年（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编：《澳大利亚经济》，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
当第一批殖民地建立及所押犯人源源不断到来时，尽管他们带进了多种植物或动物，但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仍会遇到重重障碍。除了劳动力明显不足等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片极待开发的古老土地上，将长期需要进口诸如工具和设备等许多物品，为了筹集支付大量物品进口的款项，本地必须生产一些可供出口的物品，而澳大利亚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畜牧业成为了这种产业。
澳洲大陆拥有适于畜牧业发展的环境。它地处南温带和亚热带，季节温差小，除个别地方（如塔斯马尼亚岛）外，全年气温均在摄氏零度以上，可以四季放牧。澳洲年降水量平均为410毫米， 虽然是有人居住的大陆中最干旱的，但却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自然地下水盆地，其面积为170多万平方公里，居世界首位， 从而可保证牲畜饮水的需要（注：《澳大利亚手册》，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1983年版，第85页。）。广阔的草地资源，形成了一个天然大牧场，甚至无需建造羊舍，宜于粗放散养经营。所以在18世纪末，“当少量自由移民到达塔斯马尼亚岛之后，畜牧业便开始发展起来……”（注：阮西湖：《澳大利亚民族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殖民地当局允许并鼓励放牧人不断从国外引进优质美利奴羊，以便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羊毛。新南威尔士殖民地保卫队军官约翰·麦克阿瑟，于1797年把一些优良的西班牙的美利奴绵羊运到那里，并从英国克佑皇家牧场运来另外一些品种的羊，进行杂交，成功地进行了饲养。这些都为澳大利亚后来养羊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尔后，至19世纪20年代，养羊业又扩展到了波特兰地区和墨尔本地区以及斯洛彼斯地区。到1860年前后，以养羊业为主的畜牧业在澳洲大陆全面铺开。
从18世纪末叶以后，澳洲养羊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首先，由于当时从纺织业开始的工业革命先在英国等地兴起，后在欧洲其他国家铺开。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随着蒸汽动力的普遍使用和纺织机械的发明与改进，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不仅使毛织品的质量大有改观，特别是使其成本大幅度降低。因此，对于迅速增加的欧洲人来说，物美价廉的羊毛织品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羊毛织品市场的骤然扩大，刺激着羊毛纺织业的生产更加迅猛发展起来。然而，当时欧洲各国（尤其英国）羊的饲养量并不多，远远不能满足蓬勃发展的纺织业对其主要原料——羊毛的需求。这样一来，欧洲各毛纺织厂家（主要为英国厂家）便把寻求原料的目光转向海外，转向地广人稀大有潜力的澳洲等地。
此外，这期间，欧洲各国出现了长时期的连续不断的政治波动和经济危机，如法国人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和德国农奴制的普遍恢复（注：《致马克思（1882年12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3页。），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严酷封建专制统治、普鲁士的积极扩张和对国内某些工业原料（包括羊毛等）出口的禁止（注：王荣堂等主编：《新编世界近代史》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页。），特别是18世纪末期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和旷日持久的拿破仑战争，打乱了欧洲地区正常的农牧业生产秩序，造成了当地羊毛供应的进一步短缺。
因此，澳洲的优质羊毛深受当时居世界毛纺工业之冠的英国毛纺厂的青睐和欢迎。1810年，英国从澳洲输入的羊毛仅23包，但至1834年，英国从澳洲输入羊毛的数量迅增至16279包，1850 年从澳洲进口的羊毛跃增至137177包，1913年，英国进口的羊毛达8亿磅以上， 而羊毛的大部分是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的（注：韦利恩·皮奇：《贸易与工业：1814— 1914年历史的回顾》（Weilien Pech,Commerce and Industry,a Historical Review,1814—1914），纽约1958年版，第158页。）。在此期间，西班牙、德国等向英国输入羊毛的数量日减，渐至完全绝迹，而澳洲的羊毛曾一度完全占领英国市场（注：骆介子：《澳大利亚建国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2页。）。与此同时，由于澳洲羊毛质地优良，售出的价格也逐渐提高，于是，澳洲各殖民地以羊毛为主要出口贸易产品的体系，在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建立起来（注：科林·赛尔：《澳大利亚国土及其发展》，第44页。）。
由于羊毛出口日趋红火，澳洲不断从海外进口优良的绵羊种羊，以期增加优质绵羊的数量。在1830至1860年间，大量优良品种的羊从国外运进澳洲，南部的菲利蒲港就是澳大利亚接受种羊的一个重要基地，以港口为中心约200公里的一个孤形地带布满了待运往内地的羊群， 澳洲布里斯班以西都接受了大量优良品种的绵羊。据资料记载，至1850年，澳洲共有绵羊1600万只（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14页。）。
由于人、钱、市场和土地这些有效条件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使得澳洲在1830年至1860年期间高质量的羊毛产量有着不同寻常的增长，从而为初级大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与此同时，养羊业既促进了澳洲大陆人民的定居，也为自由移民提供了财富，并使他们产生了政治上的进取心。英国政府纵然并非心甘情愿，但也乐于看到殖民地不断发达，因为澳洲的羊毛不仅对本地有利， 而且对英国也大有益处。 在1820—1850年间，澳洲殖民区有两个采用专制手段管理的监狱农场，逐渐演变成为许多个繁荣的自治区。这里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当时除澳洲以外的其他殖民地，并接近了英国本身的水平。
与此同时，随着以养羊为主的畜牧业的发展，出现了富有和拥有发言权的牧场主集团。这些集团渴望取得一向为总督所行使的权力，控制殖民地的财政和土地，因此他们迫使殖民当局进行了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宪政改革（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62、61、81页。）。牧场主渐渐成为澳大利亚当时社会中一个最重要的阶层——畜牧业资产阶级（注：郑寅达等：《澳大利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他们操纵了立法会议， 致使总督的权力在1823年以后大为削弱（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85页。）。
总之，在1850年以前，畜牧业特别是养羊业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支柱。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本地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由弱到强奠定了基础。对此，马克思描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 万英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新荷兰（澳洲的旧称）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和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4 页。）此景也正如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史学家R.V.杰克逊先生所说：“羊毛，把澳大利亚真正置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阶段上了。”（注：张天：《19世纪英澳经济关系的演变及其特点》，《大洋洲研究》1988年第5 期。）
二
1850年前后，以养羊为主的畜牧业在澳洲殖民地经济中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定。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从1851年至1900年的半个世纪，澳洲的养羊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以绵羊的数量为例：1861年为2100万只；1891年为1.14亿只；而至1901年因经济危机下降为7200万只（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36 页。）。再以羊毛产量为例：1861年为6700万磅；1891年为63404 万磅；1901年因经济危机则下降为53940 万磅（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36页。）。在此期间， 澳洲养牛业也有较快发展，并成为畜牧业的组成部分，如1884年牛的存栏头数近1000万只（注：张天：《19世纪英澳经济关系的演变及其特点》，《大洋洲研究》1988年第5期。）。1881年至1891年，畜牧业和乳品业产值，约由2000 多万英镑增至3000万英镑以上（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36页。）。
因养羊业的发展和大量羊毛需要外运，交通运输业得到快速的发展。19世纪后半期，殖民地当局致力于修筑铁路，以便把羊毛等产品向港口集中，同时把移民和各种生活消费品、生产工具等运往内地。澳大利亚修建铁路是从1850年开始的，1861年仅有铁路243英里， 大规模修筑铁路是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显然这与当时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潮流是相适应的。1891年铁路总长度达到9500英里，1914 年则猛增到20528英里（注：韦利恩·皮奇：《贸易与工业：1814—1914年历史的回顾》。），并从沿海地区深入内地达500英里（800公里）。与围绕着铁路修建的许多公路一起构成了澳洲的交通运输网，从而为畜牧业的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养羊业的发展和肉羊肉牛数量的增加，大量牛羊肉外运需要保鲜，从而刺激了冷冻方法的实施。1875年，一座供出口服务的肉类冷冻工厂在新南威尔士的利果谷地投入生产，冷冻法的采用促进了屠宰业和乳酪业向更大规模发展。1880年，斯特拉斯莱文号船成功地把第一批冻肉运抵英国。经过特殊方法冷冻过的肉类（主要为羊肉，也有部分牛肉）从此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英、美等国。当时，肉类在英国是一种难得的消费品，而且价格为澳大利亚的四五倍。这样一来澳大利亚物美价廉的鲜肉就拥有了畅销市场，既保证了对成千上万的英国消费者的肉类供应，又为澳洲畜牧业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及冷冻技术的应用使澳洲的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1861年，澳大利亚出口贸易总额为3500万英镑，1891年上升为7400万英镑（注：科林·赛尔：《澳大利亚国土及其发展》，第44页。 ）。 在1850年至1900年间，羊毛、鲜肉等畜产品大量输出，为澳大利亚赚得了大量的外汇。
尽管1892年发生了经济危机，澳大利亚的畜牧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但整个19世纪下半叶，以畜牧业为核心的澳大利亚经济还是获得了全面发展，并促使生产资本的进一步集中。这一时期澳洲畜牧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应归功于罪犯和自由移民的辛勤劳动。从1788年起最初的30多年里，英国政府放逐到澳洲的罪犯总数只有33508人。而1820—1850 年这30年间被放逐到澳大利亚的罪犯多达10万人左右（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49页。）。更为重要的是，1850年以英国人为主的西方自由移民的大量涌入（其中“黄金热潮”的吸引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带来了较高水平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1810年时白人自由移民仅有1万人，1830年达到10万人，1860年已突破100万。从1860年至1870年，仅10年，澳洲大陆的外来移民已增加了100万人， 其中来势最猛的是英国人（注：姜天明：《论澳大利亚的人口、民族及社会文化》，《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马克思曾分析说：“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向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成了羊毛产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94页。）1891年，澳大利亚的人口总数已达到328万，其中来自欧洲的移民及其后裔多达309万，占绝大多数， 而土著人与来自欧洲以外的人口的数量只有19万（注：《澳大利亚手册》，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1987年版，第22—24页；阮西湖：《澳大利亚民族志》，第215—216页。）。这样多的外来自由移民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当时，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没有道路，牧民们常常遇到恶劣天气，他们在泥泞的荒野里辗转挣扎，风餐露宿，从一个牧场转到另一个牧场往往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有时还会碰到土匪强盗前来打家劫舍。在当时的条件下，把羊毛从内地运到沿海港口也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
其次，殖民地政府采取了刺激畜牧业发展的政策及一系列保护和奖励制度。英国政府鼓励自由移民移居澳大利亚，这样既可以疏散本国相对密集的人口，又可以真正使澳大利亚殖民化。因此，英国政府赞成殖民地当局有计划地用出售公有土地的收入对自由移民予以适当资助，从而吸引了更多的自由雇工来到澳大利亚，使得澳大利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起来。与此同时，殖民地当局大力扶植澳大利亚的大牧场主、大地主和大商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对他们作出必要的让步，如承认他们租用公有土地的合法性、以较低廉的价格优先向他们出售土地，1831年英国政府为澳大利亚殖民区制定了土地条例，将土地赐予制改变为土地出售制，此举成为澳大利亚土地政策的重要转折点（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104页。）。 当局还鼓励他们中的某些人参与殖民地的政治管理，这一切均为澳大利亚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最后由于冷藏法、冷冻法、吴乐斯动力牵引剪毛机、奶油分离器等先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以及现代化牲畜饲养站经济体系的形成，使畜牧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大大减少，提高了工作效率，羊毛的成本得到显著降低，从而稳定和提高了澳大利亚的羊毛在英国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与此同时，由于绵羊品种的不断改良优化使单只羊的出毛量有所增加。再加上由于澳大利亚牛羊肉制品的质量上乘，使之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一直居于前列。
经济的迅猛变化必然促进政治上的深刻变化。畜牧业在19世纪中叶已经发展到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而形成的英澳政治家们便开始酝酿筹建独立统一的政府。尤其1892年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使居于主导地位的羊毛业受到了冲击。澳大利亚绵羊的数量由上一年的10640 万只猛跌至5370万只。因此，他们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才能使他们共同获益。正是由于兴旺的畜牧业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力，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正是由于衰落的畜牧业所引发的经济危机的教训，使得澳大利亚在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要求建立统一民族市场的意识不断增强，致使澳大利亚由19世纪中叶兴起的自由主义，发展到19世纪末叶的民族主义。澳大利亚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
据有关资料统计，1881年，在分布于6个殖民区的232万人中，60%以上的人出生于澳大利亚；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正式成立时， 在377万人口总数中，澳大利亚出生的人已达到77%。应当认为，至1880年，澳大利亚基本上已经不再属于一个移民汇聚地，她已经有了自己的一段历史。尽管这段历史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打上了自己的烙印。1888年9月4日《悉尼先驱晨报》的社论说：“（澳大利亚）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进步民族由远隔1.6万哩的一个国家（英国）来统治， 这是不合理的。”19世纪末叶，澳大利亚由英国的殖民地演变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潮流已不可阻挡，甚至许多英国议会议员以及政府的某些大臣也持这样的观点。经许多共和人士的奔走呼号，各殖民区政府的协商努力，以及众多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意向的推动，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联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终于建立起来，正如汉考克所说的那样，“羊毛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有偿付能力的国家，并且最后使她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 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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