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汤婷婷作品中民族属性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属性论文,民族论文,作品论文,汤婷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 （2000）05-0061-05
一、导言
美国妇女文学、美国黑人文学和美国黑人妇女文学的繁荣兴旺，使华裔美国文学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在过去的25年里，人们惊喜地发现华裔美国文学已成为人们不可忽视的文本，它对当代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贡献卓著。华裔作家向世人奉献了许多优秀作品，传达他们在多元文化中的独特经历，以此打破沉默，再忆历史，融汇过去与现在，认同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从而界定自我。尤其是汤婷婷的作品使我们从全新的角度去思索华裔美国人的民族属性。
在华裔美国作家中，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 ）无疑是自70年代后期以来最令人瞩目的一位。她的《女战士》、《中国人》和《猴行者》荣获美国各类文学大奖，使其在美国作家中享有盛誉，从而在美国文坛代表着一个族群的声音。在上述三部作品中，作者生动刻画了华裔美国人的过去与现在。书中字里行间处处回响着“我是谁？”的探询，深刻显示出作者为华裔美国人的自我寻找答案的执著精神。牙买加裔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后现代属性理论阐释正好回答了汤婷婷所代表的华裔美国人在历史深处的询问。我是谁？——按斯图亚特·霍尔的后现代属性理论阐述：“真正的”我，是多重异己的叙述（
other narrative）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属性原本就是一种发明，它是在“不可说”的主体性故事与历史、文化叙述的不稳定之会合点形成的。由于他／她所处的地位与文化叙述休戚相关，而文化叙述被完全侵占了，所以被殖民的主体总是处于“别处”，总是被排除于他／她所处之外，或所能言的地位外。霍尔在他的《多重小我》一文中，谈到对属性的看法时明确指出所有的属性都是通过差异（difference）建构的。他以亲身的经历，讲述自己如何通过差异政治（difference of politics）逐渐体会到自己的“移民”与“黑人”身份，由此归纳出后现代属性的几个明显特征：1.一个人的属性并非单一的（self），而是多重的（selves）；2.属性并非完全与生俱来，部分是由后天获得的；3.属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环境地域的变化而变化；4.属性是分裂的结构，有部分是通过自我与他者（the other）辩证关系而建构的；6.属性是自我的叙述，离开了语言就无法存在；7.属性是在论述里、在话语里、在表现里，通过语言文字的表现而得以建构。[1] 本文拟就斯图亚特·霍尔的这一后现代属性理论，一一探讨汤婷婷如何在其作品中书写自我，如何运用独特的表达方式建构华裔美国人的民族属性。
二、属性并非单一，而是多重
华裔美国人是在置身于其他民族之中，并与之相对比，是在历史属性、社会属性、文化属性、性别属性等中折射出自己的民族地位时，才开始对自身的民族属性有所认识。与其他属性一样，民族属性不是一种固定的特性，不是一种独立的、单一的、自生的特性，它是一种基于变异和融入环境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不是赐予，而是创造。从来就没有什么超常的自我、超常的民族。民族意识并非神秘的承袭，而是一种可以界定的人类生存问题的一个方面。互为相关的事物及生存环境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唯一处所，生存于其中的人们懂得怎样去修复自身的民族感，怎样去恢复自身的认识。
对于美国工农业和经济的发展，华人功不可没。在《黄金州》（1876）一书中，R.G.麦克莱伦真实地记载了早期加利福尼亚经济的发展完全依赖于华人：在矿山、农场、工厂以及其它行业的雇工大军中，随处可见华人辛勤奔忙的身影。华人为美国早期发展作出的贡献，诸如建成横跨美洲的中央太平洋铁路；使茫茫荒漠变成良田万亩、美丽城镇，这是领取高薪的白人力所不能及的。然而，随着华人地位的逐步提高，白人开始恐慌，他们对华人的态度由过去的欢迎、赞誉变成了排斥、仇视。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争夺生存空间，白人开始滋生出对华人的不满情绪，随着经济的恶化，进而发展为以暴力反对华人，使其成为了“民族对抗”的牺牲品，被迫从此流浪四方。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即便是在“华人必须走！”的驱赶声中，在美华人人数下降，即便是流落他乡，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生活的权利，遭受着巨大经济损失，华人最终挺住居留下来。对此，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曾经这样写道：他们（华人）忍受了一切。正是忍耐这一品质，谱写众多华裔美国人独特的故事，造就了华裔美国人这一独特的民族。
尽管华裔美国人承袭了中国人的血脉，但自身本体已是灌注了美国文化的美国人。在《猴行者》中的主人公惠特曼·阿新身上体现了属性的多重性。这位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在美国文化中长大的华裔第五代，强调自己是中国血统的美国人，他痛斥那些把华裔美国人当着“他者”的白人。正是以其自身经历、生存环境，通过差异政治，阿新渐渐体会到自己的“中国人”、“美国人”与“华裔美国人”的多重身份。阿新是中国人，正如书名所示，他是猴行者。自小他对《西游记》中的孙猴王就情有独钟，他的行为举止与孙猴王确有不少类似之处，具有孙猴王骚动不安的气质，在受到歧视、遭到拒绝时，他像大闹天宫的孙猴王，把白人主宰的社会闹个地覆天翻；阿新是美国人，他生性具有美国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狂放不羁的性格。毕业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英语系，惠特曼·阿新具有相当的文学造诣，熟谙所有西方文学经典、文学大师。他与詹姆斯·鲍德温、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一样，是美国人，作为60年代旧金山的嬉皮士，他蓄长发、逃兵役、吸毒，以发泄华裔青年受压抑的愤怒；阿新就是这样一类华裔美国人，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在其身上找到了契合点，他们是中美文化相结合具有多重属性的产物。
三、属性并非与生俱来、一成不变
“最根本的来说，民族属性是一个感知问题。这一感知因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形成，从而打上了这一社会环境深深的烙印。”[2] 华人在美国生存的社会环境深刻影响着他们，从而促使了作为一个整体且又迥然不同于美国社会，并与之割裂开来的唐人街的出现。“民族对抗”加深了华人与其他民族的分离。华人将自己与周围的世界隔离开来，退避到美国各城市中的封闭自守的“民族孤岛”——唐人街。民族对抗加快了华人自给自足的步伐——他们开商店、办餐馆，尤其是经营大大小小洗衣店。在唐人街，华人成了自己经营的商店、餐馆和洗衣店的老板，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帮会、团体来解决华人内部出现的矛盾冲突，尽可能远离白人社会。他们独立自主、吃苦耐劳、聪明能干，依靠自身的开拓精神，努力创造财富。然而，华人和华人的孩子们成为美国社会所遗弃的流浪儿，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法律保障甚至不及受压迫最深的美国黑人。如《中国人》中挣扎在夏威夷甘蔗种植园的曾祖父们，他们的遭遇与美国南方种植园中的黑奴相比更为悲惨，白人种植园主规定他们在劳动时不得出声。在那一望无尽的甘蔗种植园上空传来的是“快干！快干！”的监工们的嚎叫声，华人们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说话的自由，在种植园监工的皮鞭下无声劳作，几近窒息。
由于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且不为美国社会完全接受，老一辈华人便将自己蜗居于唐人街，固守故国的文化传统习俗，他们在“异邦”土地上感受不到家的温暖；惟恐失去属于他们的本国文化遗产，更惧怕子女受异国文化影响离他们而去，因此，他们不失时机地向孩子们灌输自己固有的思想观念，迫切要求子女接受故国的文化价值观。然而，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且已经完全适应了美国风俗习惯及文化价值观念的年轻一代和自己父母在一起时却感到不自在，而他们自己本身又难以被白人主宰的社会完全接受，他们感到自己就好似生活在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的“孤岛”上。汤婷婷的《女战士》就是对这一困境的极好写照。年轻的美国华裔感到孤独无援，好似被隔离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的“孤岛”上，有时此种孤独感特别强烈，尤其是生活在美国、在中国家庭中长大的女孩——汤婷婷深有感触。对于她来说，长大成人是一个极其复杂和矛盾的过程。“美国人是什么？中国人又是什么？在美国成长的中国人是否会明白中国传统是什么？我是谁？我怎样才能分清这些矛盾复杂的东西？我自己是否就是什么模糊不清、自相矛盾的东西？”[ 3]（P205）。因此，她总是在寻求怎样在唐人街与美国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总是在找寻着能使自己既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人的属性。
可见，属性的形成与人们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着本质的联系。汤婷婷自幼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唐人街，父母拥有一家自己的洗衣店。尽管已成为美国公民并且在此生活了几十年，其父母仍感到自己不过是美国这片异土上的过客，并竭力向孩子们灌输这一思想。母亲不断讲述她的鬼怪故事想要将孩子们与周围的世界分隔开来。在她的眼里，故国的传统、习俗就是一切，而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其父母脑中更是根深蒂固。自小汤婷婷就经常听到父母说这样的话：“养女儿就像养牛鹂鸟”；“养女儿没有什么好处，还不如养鹅”；“在洪水中找宝时，千万别带女孩。”[3]（P46、52）此时的汤婷婷，作为生活在唐人街中国父母家庭中的女性，找到了单一的民族属性。但是，另一方面依据已建立起的意义和价值，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是与不断改善自我的可能性、重新界定新的环境的能力相联系的。自汤婷婷同美国人一起上学后，逐渐接受了美国人的传统与价值观念，她意识到父母的教诲不合时宜。因此，她认为不应由自己的性别、民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她不愿听从父母对自己生活的安排，渴望从家庭传统束缚中获得自己，投身到一个没有鬼怪的世界。然而，美国是一个充满鬼怪的世界，一个充满警察鬼子、的士鬼子、白鬼子、黑鬼子的世界。汤婷婷——《女战士》中的主人公要获得自我，她就得区分这些鬼子——过去的、现在的。只有成绩优异，精通英语，她才能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重新界定自我。更重要的是，只有融汇过去与现在、中国与美国，认同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她才能重新界定新的环境，从而重建作为华裔美国人的意义与价值。
四、属性是自我与他者辩证关系的建构
在历史上，美国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曾经毫无地位可言。生活在美国的许多华人感到自己被排斥在美国“大家庭”之外，渴望得到“家”的温暖。他们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五代虽然取得了合法的美国公民资格，仍不得不面对“他者”的现实生活，而此传统之偏见在美国社会可谓根深蒂固。这种“他者”感在汤婷婷的《中国人》的“越南的兄弟”一章中表现尤为突出。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要填表并在脖子上挂身份识别牌。因为华裔美国学生既不是天主教徒，也非耶稣教徒，因此在他们的身份识别牌上，宗教一栏是O，在民族一栏也是O，因为他们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而汤婷婷的血型是O型，所以对她来说，她（自己）的身份是三个零。 “有些孩子说O 是东方（Oriental）的意思， 但我知道它表示‘其它’（other）的意思，因为菲律宾人、吉卜赛人和夏威夷人的男孩也都刻着O字。”[4]对自己和同胞的不幸以及不公正的待遇汤婷婷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愤慨。并向广大读者展现出了一幅真实、生动的画面，愤怒地谴责了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
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来，种族歧视已不再像过去那么气焰嚣张。虽然民法规定美国公民人人平等，但华裔却依然感受到生活在美国的“他者”的被动地位，他们仍被排斥于美国白人主流社会以外。“我们的黄皮肤、黑眼睛仍使我们被视为‘外人’。虽然自排华法案（美国1868年排斥华人移民的法律）100多年来，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我们终究摆脱不了种族划分的命运。”[5] 通过改写吴承恩《西游记》中猴王孙悟空的故事，汤婷婷以此来象征《猴行者》中主人公惠特曼·阿新反种族歧视、反种族压迫的不屈斗争与顽强精神。
猴王现在是安营扎寨、统领大军、操练兵卒，可总觉着不对劲。虽高登王位他却愁容满面。猴王真是好不知足矣。与猴儿们日日欢宴，住在仙山福地、古洞神州，不伏人间地位所拘束，自由自在，此乃是无量之福也，且又会七十二变，为何烦恼？为何忧虑？是的，他叫悟空，悟空是他的名字，他感到心里空空如也。哦，原来是他的千里耳听说天宫遥池将举行盛大的蟠桃会，而他却不在邀请之列。他不认识设宴的主人和应邀的客人，此事与他毫无关系，但他一定得去。这可是三千年才有一次的盛宴，非同一般。这千年盛会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如不参加此宴，活着还有何用？为什么他们不请他？他可是美猴王呀。他们是不喜欢他的性格、他的卑微出身、还是他的衣着打扮？他与别人没什么不同，为什么拒绝他？为什么藐视他？想到此猴王不禁怒火中烧、咬牙切齿。他要毁了此宴，他要带领他的兵卒亲临盛会，吃遍百味珍馐，佳肴异品，开怀痛饮，然后再掀翻桌子，在酒里撒尿，大闹天宫，让他们瞧瞧歧视他的下场，尝尝他的厉害。[6]（P136）
作者用这种象征性的转喻反映了美国现实生活中少数民族被排斥于美国白人主流社会之外的“他者”地位，用猴子的意象来观照惠特曼·阿新的无所归属感；以悟空的心理意识流，揭示华裔美国人的反抗情绪，可见汤婷婷借用孙悟空的故事，是为华裔美国人鸣冤呐喊，是她对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种族歧视的有力鞭笞。
华裔处于“他者”的地位，是美国生活中的现实，他们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对于在美国生美国长，接受美国教育、置身竞争生存空间的华裔来说，故国对他们是遥远的，他们不能称自己是中国人，而美国又视他们为“他者”，他们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痛苦、愤怒、迷惘中产生的自我失落感要对“我是谁？”找出一个答案。华裔的“他者”地位使汤婷婷感到必须书写自我，告诉人们处在“他者”地位的华裔美国人的体验，通过对“他者”地位的分析与认识，重塑一个新的华裔美国人的自我。
五、属性是认同过程、是自我叙述
一想到遥远的故里，华裔们愈发感受到生活在美国的孤独，人与人之间分离的痛苦。并非因为孤独的惠特曼·阿新是个煽动闹事者，而是因为人们需要行动起来一同反对种族歧视、种族隔离。为了拯救自己的同胞，阿新努力激发起同胞们的民族自醒、民族自信、民族自尊。“别再问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美国人，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我们就生活在此”。[6]（P326）黑人有黑人的美， 华人也有华人的美。华人是黄种人，华人是金子。如果华裔本身都没有自尊，没有自信，又怎能期望别人来尊重自己。“我”力量巨大无穷，可是华裔失去了“我”。“我”是勇敢的战士，不了解“我”就会失去“我”。“我”像“戈”，是武器、是长矛、是孙悟空的金箍棒。“我”是战斗，华裔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炎皇子孙，华裔有信心去赢得西方、赢得世界、赢得宇宙。中国人曾经是英勇无比的战士，华裔美国人应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捍卫自己的权利，去拥抱西方、拥抱世界、拥抱宇宙。
“不同的民族对于民族属性的重要性持不同的态度。有的人将其视为向世人炫耀的资本；有的人将其视为值得珍惜的无价宝；有的人并不看重自己的民族属性，而仅仅是对其好奇而已；有的人甚至将其视为一种耻辱，千方百计要忘记它、摆脱它、抹掉它。对于民族属性的不同态度，历史地客观地存在于各种族族群之中。”[7] 作为华裔族群的女作家，汤婷婷将民族属性作为指导自我人生的无价之宝。民族的自我感促使她透过历史，认同传统文化，书写华裔自我，找回并重建华裔美国人的种族记忆。
汤婷婷不是生活在过去，但她却始终铭记先人的历史功绩。对她来说，失去了历史记忆，就意味着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础，就不可能真正解释自我与确定自我，整个人格心理就有可能失去平衡，陷入紊乱和误解。追寻失去的记忆，就是为了寻找真正的自我。然而，寻找自我决非一日之功，断层一旦形成，历史和现实就要产生错位，就难以找到对应的线索。这时，失去的记忆实际上就代表了失去的自我。要重新找到自我就非得重新恢复历史的记忆。[8]因此， 渴望找到自己民族属性的汤婷婷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记忆的重建。没有华裔美国人的过去，就没有华裔美国人的现在，就没有华裔美国人的未来，也就无法拥有华裔美国人的民族属性。在《中国人》中，汤婷婷追寻华裔过去史：夏威夷甘蔗种植园里披星戴月的曾祖父八公；修建横跨美洲大陆的太平洋中央铁路流尽血汗的祖父阿公；在餐馆、洗衣店辛勤劳作的父亲；在越南战场上拼死拼活的兄弟，同时颂扬华人在美国建设和发展中的丰功传绩，肯定华人对美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不难看出，在《女战士》中汤婷婷家中的母女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民族特征，在华裔美国人家中母女的关系不再是过去中国家庭中的女儿逆来顺受、母亲独断专行。汤婷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既不是中国式的，也不是美国式，而是华裔美国人式的母女关系。作为华裔美国人，她意识到必须认同中国与美国，使传统与现实达成和解，否则没有了给予她属性的传统她就不知道如何在现实中生存。正如美国黑人小说家詹姆斯·鲍德温在谈到传统的重要性时所说：说到传统，无论是什么样的传统，通常，人们必然会认为有史以来它就存在，人们也极不情愿、更无法想象其发生任何变化。没有了赋予人们属性的传统，人就不知道怎么生存下去。认识到传统对于属性的重要性，汤婷婷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相融合。在《女战士》最后一章中母女合说蔡琰的故事是作者认同传统文化的突出例证。这个故事连结着过去与现在，也连结着因代沟和文化差异而分离，因家庭纽带及延续的民族文化遗产相联的两代人。故事由母亲开始，由女儿结尾，最后以母女的和解而告终，生动刻画了作者成长的艰难历程以及华裔美国人的民族觉醒。它并非是简单的母女间矛盾冲突的化解，而是象征着作者传统文化记忆的重建。这种记忆的重建好似一种新的发现——刹那间揭示出作为华裔美国人的真实含义。作者通过这种记忆重建直抒自己的真情实感：“蔡琰从异邦带回了自己潜心创作的诗歌，它们又传给了我们，让我们伴着中国乐器一起歌唱。听啊！歌声是多么优扬。”[3]（P209 ）此时的作者似乎突然间明白了作为华裔美国人的崇高、伟大，这足以超越一切，足以修正她过去由于不理解母亲对于作为华裔美国人的误识。“汤婷婷的确讲述的是美国民族的故事，这故事是那样动人，使得‘民族’不是成为故事的象征，而是成为整个美国的标志。”[9]正是汤婷婷再忆华人过去史， 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书写华裔自我，使人们认识到华裔美国民族在美国的存在，从而界定了华裔美国人的民族属性。
六、结语
“像其他作家一样，亚裔美国作家是否应该书写自我？他们能否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撼动种族主义者们旧有的观念而成为自己民族的使者？是否存在着亚裔美国人的感受？如果存在，那么又怎样对其作出诠释？怎样将其呈现给外部世界？”[10]亚裔美国作家确实在以实际行动书写自我，运用自己的智慧摧毁西方种族歧视的桎梏，成为亚裔民族的“使者”。在亚裔作家群中、在华裔美国文学中，汤婷婷无疑是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在其作品中，她倾诉了无数华裔美国人的心声，向外部世界展现了华裔美国人共同的感受。
在中国传统与美国现实生活中长大的汤婷婷亲身经历了美国主流文化下的种族歧视。通过自身的经历，她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属性将加深少数民族再现的危机，特别是在美国，对于处于弱势族群中的华裔来说，属性尤为重要。神话、传说、过去的历史以及东西文化传统赋予了汤婷婷文学创作的灵感，她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从种族方面发问“我是谁？”并作答，为华裔美国人赢得了在美国的发言权。她的“文学再现”使得人们再也不能忽视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存在，美国主流社会里终于响起了华裔美国人铿锵有力的声音。
收稿日期：1999-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