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
——基于流动人口的视角
吴又红 李旭红
内容提要： 利用2016、2017年流动人口数据，从流动人口个人“农转非”承包地成本和劳动力市场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农业户籍相较于非农户籍的成本及收益，并讨论了户籍农转非的预期净收益。研究表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相较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更差，但农业户籍人口相较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有着更多的承包地，地级市层面的承包地转租收入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如果将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之间的工资差异看作户籍转换的收益、将失去的承包地看作户籍转换的成本，户籍转换的流动人口个体预期将获得每年3200元的净收益。加快农业流动人口市民化，不仅有助于户籍转换个体预期收入的增加，还有助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加快经济的发展步伐。
关键词： 流动人口 户籍转换 户籍转换收益 城镇化
一、引 言
相较于农村，城市有着更高的生产效率，所以城市化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2018年我国人均GDP约为9768.8美元，接近但低于1.2万-1.3万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收入水平(1) 世界银行数据库。 。为加快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指出，市辖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以下的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市辖区常住人口在300万-500万之间的城市要放宽落户条件；市辖区人口规模在500万以上的城市要调整落户政策，增加落户人口规模。《重点任务》表明，我国除少数大城市外已经完全放开农业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限制，“农转非”对所有农业户籍人口敞开了大门。讨论户籍转换过程中个人的成本与收益，不仅有助于指导个人的户籍选择，也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制定更好的政策措施，以便保障农业户籍人口在户籍转化过程中的权益。
从承包地成本和劳动力市场收益的角度讨论户籍转换的预期收益，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指出，在承包期内，土地承包方全家户籍发生改变尤其是全家迁入设区的市时，需要放弃原有的承包地，土地发包方也有权利收回承包地。这一条例直接表明了承包地是农业户籍才能享有的权益，也是农业户籍转变户籍身份的成本(Piketty et al.,2019)。其次，农业户籍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面对的不平等，是户籍歧视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能用货币度量的户籍差异之一。
在讨论农转非的净收益之前，有必要了解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及其带来的影响。我国的户籍制度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制定户籍制度最初的目的是便于人口统计和人口管理以便制定行之有效的经济计划。但随着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计划的实施，户籍制度就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本，但我国当时只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积累农业剩余成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最为重要的资本来源。为保证一个稳定的农业剩余和城市就业的稳定，户籍制度就逐渐被赋予了识别人口性质以便控制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功能。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各城市逐渐建立起了具有排他性的城市福利，而户籍制度自然而然就承担起了识别人口的任务以便维系这一排他性的城市福利。改革开放以后，人口跨城乡、区域的流动成了一种常态，但户籍制度对人口的识别作用仍然存在，户籍带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异自然就不会消失，户籍制度就必然会带来甚至加剧不平等。虽然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就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户籍制度改革。但这一时期户籍改革的重点是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并没有触及到户籍制度的核心问题——户籍带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产生的城乡不平等问题。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表明我国已意识到户籍背后蕴含的不平等才是户籍制度最大的问题，也是现阶段户籍制度需要改革的重点所在。而近些年来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正是将重点放在了户籍带来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对城市劳动力的保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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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户籍制度至今仍带来了不少的问题，已有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讨论。陈斌开等(2010)和王美艳(2016)讨论了户籍对城市劳动力消费的影响；陈钊等(2012)讨论了户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汪汇等(2009)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户籍对信任的影响；同样是从社会学的角度，陈云松和张翼(2015)研究了户籍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
由于存在着普遍的户籍差异问题，所以农民工群体户籍转换的收益同样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谢桂华(2014)发现，农业人口在经历了“农转非”之后，社会经济地位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时还会增加其进入高收入行业、职业的概率。赵西亮(2017)则认为，因为城乡之间教育回报率的差异，农业人口在经历户籍转换后教育回报率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同样得到了学者的关注，霍鹏等(2018)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户籍身份转换会提高个人的幸福感。然而，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会带来收益，户籍身份转换的成本同样不可忽视。屈小博和程杰(2013)从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等社会成本的角度出发，讨论了地方政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所需的成本。丁萌萌和徐滇庆(2014)将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其他方面的支出看作农民工户籍转换的成本，计算了户籍转变需要政府负担的公共成本。还有学者从其它的一些角度出发，计算了农民工市民化地方政府的成本支出(屈小博和程杰，2013)。
户籍带来劳动力市场工作机会的不平等，同样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宋锦、李实(2013)和章莉等(2016)讨论了户籍制度对就业机会的影响，研究均发现农业户籍会影响劳动者进入高收入的职业；陈钊等(2009)同样讨论了户籍制度对就业机会的影响，相较于非农户籍农业户籍人口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更低。而户籍制度带来的工资不平等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尤为突出。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曾指出，教育、培训、工作经验和迁移等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个人工资最为重要的部分(Schultz，1961)，虽然对于有着完全相同的人力资本禀赋的个体来说，工资也有着较大的差异(Staehle，1943)，而对于不同的群体来说，群组间的工资差异绝大部分是由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带来(Mincer，1958)。
歧视问题带来了大量对不同群体间系统性工资差异的讨论，而我国关于户籍工资差异的讨论也没有缺位。邢春冰(2008)基于2005年全国人口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的工资要低于城镇居民，且其群体工资的差异绝大部分是由可观测的人力资本因素导致的。万海远和李实(2013)利用PSM和差分法考察了户籍收入差异，研究同样发现农业户籍人口的收入水平更低。孙婧芳(2017)同样讨论了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的工资差异并着重考察了户籍工资差异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虽然我国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户籍工资差异，但户籍歧视的因素正在不断减弱。
结合以上基础评价结果，水资源承载能力较弱，承载状态为临界，基于水资源的综合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为临界；生态条件与环境质量承载能力一般，承载状态为可载，基于生态条件与环境质量的综合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为可载。
图2是本文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数据，计算得出的各年龄流动人口的平均工资。可以看到，在全年龄段相较于非农户籍人口，农业户籍人口有着更低的就业工资。如果将社会保险看作是延期支付的工资，那么农业户籍人口更低的参保率水平只能间接说明农业户籍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更差。但在全年龄段农业户籍人口的工资水平都要低于非农户籍人口，这就直接表明农业户籍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结果更差。
二、数据及研究方法
1.数据
相较于非农户籍，农业户籍有着更差的劳动力市场表现(陈钊等，2009；章莉等，2016)，但农业户籍也有其优势所在(Piketty et al.,2019)。《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指出，在发生了户籍转换以后，尤其是全家迁入地级以上城市时，户籍转换的个体及其家庭要依法返还其承包的土地。《承包法》以法规的形式，保障了农业户籍人口对土地所拥有的承包权。据此，本文将农业户籍人口享有的承包地，看作农业户籍的收益，当发生户籍农转非时，放弃的土地承包权自然也就成为了户籍转换的成本。表2的描述性结果也显示，相较于农业户籍，非农户籍无论是拥有承包地的比重还是拥有承包地的面积都更低。其中，非农户籍有11.9% 的样本拥有承包地，平均承包地面积为0.165亩，而农业户籍有54.6%的样本有承包地，平均承包地面积为0.925亩。
2.研究方法
CGA可以在多个场所进行，由于目的及人群不同，往往评估的侧重点、量表的种类和评估干预的流程有所不同。根据不同的场所，分为针对综合医院住院患者的CGA（老年急性医疗单元、老年医学评估和管理单元、老年康复单元），出院时的转诊医疗CGA、社区居家管理CGA和老年综合评估门诊（geriatric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clinic，GEM-clinic）。CGA应用于老年人连续医疗的各个环节，衰弱、失能、共病老年患者获益最大［4］。
户籍转变的预期成本也是明显的，《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对农村居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做了限制。在“三权分置”的背景下，农村土地的价值越来越高，尤其是农村的承包地，带来的收益愈来愈大。同样地，由于宅基地的收益难以衡量而承包地因为有转租收益可以衡量，因而本文仅将户籍转变带来承包地面积的减少看作户籍农转非的成本。具体的户籍转换成本的计算方法如下：首先，挑出所有明确表示个人有承包地的样本；其次，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比较非农户籍与农业户籍承包地面积的差异；再次，按户籍所在市划分，计算各户籍所在市承包地转租的平均收益，并将这一收益看作该城市承包地转租收益(4) 因为不同户籍所在市中不同县的差异非常大，因而一个更科学地计算承包地转租收益的做法是计算户籍所在县平均的户籍转租收益，这样做能够避免相同地级市不同区/县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异而带来承包地收益的差异。但由于样本量的原因，因而难以以县为基准来计算各县的承包地转租收益。 ；最后，通过户籍承包地面积的差异和个人户籍所在城市承包地转租收益大小，计算个人户籍农转非的成本。
本文的主体内容在于计算户籍农转非后个人预期的成本和收益。其中预期收益部分在于，相较于非农户籍，农业户籍人口享有企业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险覆盖水平更低、平均就业工资越低等。但由于社会保险的收益难以量化衡量，因而本文仅将非农户籍超过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工资部分看作与其户籍农转非后的收益。而这一户籍转换带来工资收益的大小则是通过计量的方法在控制其他的一些可能影响工资因素的情况下，由表示户籍变量的系数来表示。
三、基本结果
1.不同户籍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差异
诚然，上述部分的确表明劳动力市场表现和承包地面积存在户籍差异，但仅知道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承包地面积的差异是不够的，因为承包地并不能直接为流动劳动人口带来收益。承包地只有发生流转，才能为流动人口带来收益。由此，本文利用调查问卷中“您家承包地平均收益？”的这一问题，构造地级市层面的承包地收益(5) 上述已经说明，即使是构造县级层面的承包地转租收益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异质性，更何况是构造地级市层面的承包地转租收入。之所以本文还要构造地级市层面的城堡低收入的原因在于，由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数据稀缺，流动人口是少数具有很好的、全国代表性的微观数据，但即使是流动人口数据，其数据量也不超过20万，而有承包地收入的数据则只有2万左右，用2万数据来构造我国县级层面的承包地收入的样本量是不够的。退而求其次，本文仅构造地级市层面的承包地收入，即使其内部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进而利用个体承包地的面积来计算流动人口发生户籍农转非的机会成本——放弃承包地带来的收入。
图1 非农户户籍人口与农业户籍人口社会保险的差异
注：数据来自2016年流动人口数据，作者计算得到。其中各种社会保险参保率是通过享有该类社会保险的劳动者除以总劳动者计算得到，各种社会保险仅包括企业为员工缴纳费用的社会保险，员工单独缴纳费用的社会保险并不在考虑范畴。
可以看到，对劳动力市场户籍差异、户籍转换成本和收益等问题讨论的文献已汗牛充栋。不可否认的是，已有关于户籍转换成本更多的是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出发，讨论农民工市民化的财政成本，鲜有文献讨论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个人的户籍转换成本。而关于劳动力市场户籍差异的讨论更多的则是农业户籍相较于非农户籍的不足，鲜有文献关注农业户籍相较于非农户籍的优势所在，也即涉及户籍转换过程中的个人成本问题。因而相较于以往文献，本文重点利用最新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讨论了农业户籍人口与非农户籍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的差异和承包地面积的不同，综合讨论了农业户籍的优势及不足；将户籍农转非放弃的承包地作为个人户籍转换的成本，并计算各地级市单位户籍承包地的转租收益，并据此构建流动人口个人的户籍转换成本；结合非农户籍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表现和农业户籍更多的承包地，讨论了户籍农转非个人预期净收益的分布。
图2 农业户籍人口与非农户籍人口的工资差异
注：数据来自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作者计算得到。其中各年龄的平均工资是通过各年龄所有正在工作的流动人口工资的平均值计算得到。为图形的简洁，仅画出20-60岁非农户籍和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工资，更为详细的图可向作者索取。
从图1和图2可以直观看到，非农户籍相较于农业户籍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更好。但从图1和图2，尤其是图2并不能得出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劳动力市场表现差异的大小，也即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工资差异的具体数值。为此，本文接下来将会使用计量的方法，量化这一户籍工资差异。其中表1表示的就是本文利用计量模型估计的户籍工资差异。其中第一列是单变量回归的计量结果，第二列表示的是在控制个人基本特征时的计量结果，第三列表示的是在控制了个人所在行业和城市固定效应时的计量结果。从表1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何种计量模型下，农业户籍人口的工资水平都要低于非农户籍人口的工资。第二列的计量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人可观测特征的情况下，农业户籍人口的工资要比非农户籍人口的工资低上6%左右，结果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第三列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和城市行业固定效应时，农业户籍人口的工资要比非农户籍人口工资低6.4% 左右，且这一结果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计量结果表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确存在着可观测因素之外的系统性的工资差异。
表1 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的工资差异
注：其中***、**、*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调查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2.不同户籍承包地的差异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流动人口调查，包括2016年和2017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其中2016年流动人口数据仅用于现象描述，而2017年流动人口数据既用于描述现象也用于计量分析。2017年数据处理过程如下：第一，删除了不清楚自己是否拥有承包地的样本；第二，删除了调查地和户籍地为州、盟等样本(2) 因为调查地区为州和盟等的样本绝大部分来自于少数民族居住地，而对少数民族政策可能存在差异，所以删除这一部分样本。 ；第三，因为是调查数据，所以本文对工资、承包地收入和企业的员工福利都做了去极端值的处理，包括最高2.5%和最低2.5% 的样本数据，还删除了报告承包地面积最高1%的样本(3) 因为承包地面积的数据较少，因而仅删除承包地面积1%的异常值，而工资等的样本较多，因而删除其2.5%的异常值。 。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109777个样本。
表3则是利用计量模型，计算得出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承包地的差异。其中表3第一列表示的是用Probit模型估计的不同户籍承包地的差异，第二列表示的是用OLS估计的不同户籍承包地差异；第三列表示的是用OLS模型估计的不同户籍承包地面积差异；考虑到户籍与承包地面积的非线性关系，第四列是将被解释变量对数化后，估计的不同户籍承包地面积的差异。可以看到，无论是何种模型在控制了其他条件下，农业户籍人口拥有承包地的概率都要大于非农户籍人口。在使用水平值回归时，农业户籍人口比非农户籍人口的承包地面积要多0.777亩(第三列)，而在使用对数值回归时，农业户籍人口比非农户籍人口的承包地面积要多约45.6%(第四列，e 0.376-1=0.456)，且结果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足以说明更大面积的承包地是农业户籍人口的优势。
表2 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承包地差异
注：该部分将有承包地的样本赋值为1，没有承包地的样本赋值为0，进而据此计算得到的拥有承包地的比重，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3 不同户籍的承包地差异
注：因为Probit模型与OLS模型工作原理的不同，导致用Probit模型估计比用OLS模型估计的观测值少28个;***、**、*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户籍所在城市的稳健标准误。在第四列回归中，因为0不存在对数值，因而对于第四列的被解释变量来说，本文经过先加1然后再取对数。
3.户籍转换的净收益
图1是本文利用2016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计算得出的农业户籍人口与非农户籍人口社会保险的参保率。从图1可以看到，无论是企业提供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农业户籍人口的参保比率都要显著低于非农户籍人口。已有研究指出，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社会保险可以看作是企业为员工支付的延期工资(Deroode,1913)。相较于非农户籍人口，农业户籍人口有着更低的企业为员工提供的社会保险，这足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有着更差的劳动力市场表现。
其中，图3就是本文利用流动人口数据构造的地级市层面的承包地收入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从图3中可以看到，整体上地级市层面的承包地转租收入与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级市的人口面积呈正相关的关系。但从图3也可以看到，不同规模城市的承包地转租收入有着较大的差异，如存在部分人口规模在100万左右城市承包地转租收入少于200元，但也存在部分人口规模在100万左右的城市承包地转租收入超过1500元。这说明地级市层面的承包地转租收入不仅存在着城市规模的差异，相同规模的城市之间承包地转租收入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而承包地转租收入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上升而不断增加是符合直觉的。一般来看，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其城市的经济活动也就越集中，这有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更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水平，往往会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进而提高承包地的转租收入。
图3 承包地转租收入与城市人口规模
注：承包地转租收入是作者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数据计算得到，地级市人口规模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下同。
图4反映的则是承包地转租收入与地级市人均GDP之间的关系。从图4可以看到，整体上承包地转租收入与城市人均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系。人均GDP在20000元以下地级市的平均承包地收入为400元，而人均GDP在60000元城市的平均承包地收入为700元左右，而单位承包地转租收入随着城市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也是符合直觉的。一般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其城市单位面积所能创造的GDP也就越多，因而该类城市对土地的需求也就越高，这将会带来更高水平的承包地转租收入。
米九也曾给他出过主意：应该把营业部的所有人带到寺庙里去，对着释迦牟尼佛赌咒发誓没有偷盗。当时他也不是没想过，可营业部里好几个都是汉族，而且自己虽然娶了个藏族老婆，可对赌咒发誓的事也不大相信。他后来还跟登子提过此事，登子也和他一个观点，觉得谁也不会在佛主前承认自己偷了东西。
我院成立胸痛中心后，胸痛患者的抢救成功率已明显提高，但对自行入院的胸痛患者，总缺血时间仍然较长，尤其是D2B时间达标率仍然不高，主要原因也是签署术前知情同意书时间过长和院内流程执行不规范，提示要进一步缩短知情同意过程、优化并严格执行院内救治流程，要求严、标准高，给护理工作带来重大挑战[1]。
基于农业户籍更低的就业工资、农业户籍更多的承包地以及根据调查数据构造的地级市层面的承包地转租收入，本文计算了流动人口个体层面的户籍转换预期收益。其中图5就是本文计算得到的个体层面户籍转换预期净收益的分布。其中左半部分是本文利用水平值回归的结果计算的户籍转换净收益(表3第三列的结论)，右半部分表示的是本文利用对数值回归的结果计算的户籍转换净收益(表3第四列的结论)。无论是从图5的左半部分还是右半部分均可看到，虽然部分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预期的户籍转换净收益为负，但对于多数流动人口来说，户籍转换的净收益为正，平均值大约为3200元左右。且不同个体预期的承包地收入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一差异可能是由承包地面积引起，也有可能是由城市承包地转租收益的差异带来。
图4 承包地转租收入与城市人均GDP
图5 户籍转换的预期年净收益
注：该图左半部分是利用表3第三列回归结果计算出的户籍转换净收益，也就是对任一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个体来说，户籍转换预期减少的承包地面积为0.777亩，对于少于0.777亩的承包地个体来说，户籍转换将使其不再拥有承包地。该图右半部分是利用表3第四列回归结果计算出的户籍转换净收益，也就是对于任一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来说，户籍转换预期将会使其承包地的面积减少45.6%。
四、结 论
本文利用2016和2017年流动人口数据，讨论了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表现和承包地面积的差异。同时，本文还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数据构造了地级市层面的承包地转租收入，通过计量的方法量化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在劳动力市场表现和承包地面积方面的具体差异，据此讨论了个体层面的户籍“农转非”的净收益。研究发现，各地级市承包地转租收入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人均GDP水平的增加而提高。对于绝大多数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来说，预期户籍转换的净收益为正，这一收益的众数在2500元左右。这说明对于大多数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来说，进行了户籍转换后，预期每年能够能带来2500元的净收益。
研究结论表明，第一，应当进一步加大劳动力市场改革，保障农业户籍劳动者的权利。数据显示，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享有更少的企业提供的社会保险，因而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有助于保障劳动者的权益。第二，应当打破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篱笆，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障碍。在控制了劳动者可观测的特征之后，不仅存在着本地与外来的工资差异，还存在着农业与非农的户籍工资差异，这说明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户籍机会差异，打破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障碍有助于为劳动者创造一个更为公平的环境。第三，应当加强保障农业户籍人口在户籍转换过程中的权益。从数据看到，相较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承包地面积更小，因而制定适当的政策以便补偿在户籍转换过程中流动人口放弃的承包地，能够有效保障农业户籍人口在户籍转换过程中可能遭受的损失。第四，应当进一步改革农村土地政策，促进农村承包地的流转。数据显示，虽然有着相当的承包地转租收入，但仅仅只有少数流动人口地承包地进行了土地流转，固然对承包地的需求是部分原因，但缺乏政策激励同样是土地流转的比重偏低的原因。改革土地流转政策，降低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不仅有助于增加农村家庭的收入渠道，也有助于土地规模化经营从而提高农村农业的生产效率。
1.2.1 身长和体质量测量方法 测量身长前脱去外衣、鞋、袜、帽，身长记录以厘米(cm)为单位，精确到0.1 cm；体质量测量采用电子体质量计，记录时除去衣服质量，体质量记录以千克(kg)为单位，精确到0.1 kg。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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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赵西亮：《教育、户籍转换与城乡教育收益率差异》，《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82(2019)12-0126-07
作者简介： 吴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高研班(北京 100028)；李旭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北京 101312)。
[责任编辑：吴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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