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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可否从事军事科学研究？这是一个早就提到科学家面前的严肃而重要的问题。比如，二战爆发前夕，国际和平运动科学委员会于1936年在布鲁塞尔大会集会，来自13个国家的科学家济济一堂，讨论科学家在战争形势面前应承负的责任，主要议题围绕着科学家参与战争和备战工作而展开。当时出现了三种思潮：有些人由于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或者认为科学家没有必要过问自己工作的后果，所以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参加这类活动；另一些人则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拒绝参加战争工作或者备战工作；最后还有一些人数较多但态度不明确的集团，他们的意见是，是否参加备战工作要看战争的具体情况或战备的具体情况而定，即取决于在他们看来战争的目的是促进还是妨碍实现和平的全面事业，或者看战争的结果倾向于哪一种可能。当时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显，各国都面临一项抉择：究竟是在日益沉重的军备的支持下，发展单纯民族主义的、但最后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呢，还是联合起来通过集体行动强行维护和平。两种做法都要求采取军事措施，或者至少需要为此进行准备。不少科学家虽然不愿支持第一种抉择，但是却愿意无代价地为第二种抉择工作。[贝尔纳1982，页272-273]下文中，我们拟具体而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一 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对于“科学家可否从事军事科学研究”这个问题，归根结蒂无非是两种回答：科学家可以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科学家不应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现在，我们拟陈述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及其理由。
认为科学家可以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在当今这样一个还不太平的世界上，对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和平发展和人民安宁来说，必要的军事武装和战备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科学家完全可以从事军事科学研究，以保持国家应有的装备优势，从而增强国防力量。雷斯尼克(D.B.Resnik)正是以此为科学家进行军事科学研究辩护的：
军事研究也引起不同的伦理和政治的争端。在对这些争端关注之前，我们应该排列一下军事研究的道德合法性的主要论据。论据从为军事在社会中的作用辩护开始。一些人争辩说，军事力量对于保卫主权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是必要的。之所以需要军事力量，是因为主权国家往往不可能通过政治手段(例如外交)保护它自己或它的公民。在理想的世界中，主权国家拥有常备军也许是不必要的，但是这个世界远不是完美的。由于知识提高军事力量和影响，所以主权国家可以进行军事研究，以提高它的军事力量。为此，当主权国家为了保卫和促进它的国家安全和利益需要进行军事研究时，该研究是有正当理由的。在不完美的和多暴力的世界上，军事研究是我们的合法的和必要的部分。我认为，这对于军事研究来说是令人信服的论据。不过，我们应该注意，该论据并不适用于“无法无天的”国家；一个国家在拥有军事力量时有理由，当且仅当它承认其他国家的主权并且遏制恐怖主义活动。[Resnik 1998，p.163]其次，作为国人一员或一部分的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也应该为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和平生活贡献自己一份力量，其中包括利用自己的特长，从事必要的军事科学研究。钱恩(E.Chain)就是这样陈述理由的：在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还是能够做出区分。纯粹科学是中性的，因此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科学家对他发现的可能应用不需要有道德的不安。他继续证明，科学家不论对科学产物的有害副作用，还是对借助它们发展而来的武器的破坏后果，都没有任何责任。“因此，有能力的科学家是一个国家为取胜敌人而具有的最宝贵的财富，胜利或失败都在他们手里。”“科学家的首要责任是对他是其成员的国家的责任。”他在谈到科学家为武器的发展而工作时说，他们确实有责任说明使用这样的武器的后果，但只是在这些武器被发展之后。退缩和拒绝把他们的技艺和知识应用于这样的目的也许是不道德的。钱恩坚持认为，这些目的是民主地确立的，因此必须受到所有公民(包括科学家)积极而忠诚的支持，除非通过“正常的民主过程”改变它们。换句话说，他排除科学家在“正常的民主过程”之外以科学家的资格进行任何形式的抗议。①也有科学家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和理由，积极投身军事科学研究。②
最后，科学发现或发明是水到渠成之事，任何人也无法人为地禁止或阻止它。保守科学秘密也只能维持一时，而不可能长久。把科学知识应用于军事技术是迟早的事情，科学家无法为自己理论的具体应用负责，包括军事应用。因此，不管某个科学家是否直接从事军事科学研究，他的理论都有可能被用来研制战争武器。这样一来，直接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与拒绝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事实上处于大致相同的处境，他们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区别。阿尔伯列奇特等人表示：科学家对他们的成果的使用安排应负什么责任，世人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氢弹发明人之一爱德华·特勒1950年写道：“科学家不能对自然规律负责。然而，发现这些规律如何作用，找到这些规律为人类意志服务的方式却是他们的天职。至于说氢弹该不该造，该不该用，怎么去用，那不是科学家的事，这个责任落在美国人民和由他们选出的代表身上。”[阿尔伯列奇特等1986]布罗诺乌斯基所举的例子也多少能够说明问题：莱奥·西拉德(Leo Szilard)看到链式反应有可能用来制造危险的炸弹，于是在1939年2月2日写给约里奥-居里教授的信中提出建议：在法国的原子物理学家应该自愿同意不发表关于铀裂变的任何新发现。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慕尼黑会议刚刚结束不久，希特勒趾高气扬，明显想要发动战争。他认识到链式反应可以制造危险的炸弹。尽管西拉德有远见，但是即使其他科学家赞成保持缄默，也很难让人相信他所担心的事件能够防止。他即兴提出的禁止发表的建议太草率了，在一个新发现的产生如此迅速、它们的应用又如此清楚和重大的领域中，这样的建议肯定是不现实的。西拉德的纲要至多只能用来填补空白，他可以希望以此赢得一点时间。[Bronowski 1971]
另一种观点坚决主张，科学家不应从事军事科学研究。其理由如下。首先，军事科学研究不是科学应有的正当功能，科学由于致力于这样一个不适当的目标，最后可能会自掘坟墓。贝尔纳说得好：“科学与战争之间的联系决不是什么新现象；新奇的是，大家已经普遍认识到这并不是科学应有的功能。”他引用了19世纪物理学家焦耳的论述：
值得人们深深遗憾的是，科学又有了一个很不相宜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的重要性还逐渐惊人地有所增加，这便是改进战争技术和相互残杀的工具。我知道，有人认为，这些改进会使战争的破坏力变得更大，因而往往会使战争打不起来。我认为持有这种见解的人毫无常识。我相信战争不仅具有越来越大的破坏性，而且会更加激烈。个别战役肯定会变得很短而且立见胜负。但是，这一定会使各个国家迅速兴起或迅速衰亡，并且使得边界和宪法变动不定，最终必然会败坏文明本身而使和平局面无法维持。所以科学由于致力于一个不适当的目标，最后可能会自掘坟墓。就这个问题而言，对于有人滥用科学达到个人或国家的扩张目的，我们也不能不表示遗憾，因为其结果只能使弱小种族灭亡，强大的种族占有其废墟。我这番话是指一般战争。我并不想毁谤人们为保卫大不列颠的完整和自由所做的努力。我们是迫不得已这样做的。[贝尔纳1982，页241、250]
其次，从事军事科学研究是对科学家职业的最大玷污，是对科学精神的最大破坏，使人怀疑科学的固有价值。贝尔纳揭橥，在一战中千百万人明白了自己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发展直接造成的，科学不但不能有益于人类，反而在实际上证明是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科学的价值本身受到怀疑。科学家也终于被迫注意到这个呼声了。特别是在青年科学家中间，认为把科学应用于战争是对自己职业的最大糟蹋的看法开始抬头了，而且越来越有力了。和平与战争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更能促使科学家把视线转移到自己的研究和发明工作范围以外，并注意到这些发明是怎样应用于社会的。这种思潮造成的结果之一是，科学家比以前更不愿意主动帮助进行军事科学工作了，而且强烈地感到自己这样做就是多少破坏了科学精神。主要是由于科学工作者缺乏组织，所以还没有做到对军事科研工作宣布彻底的抵制。③古斯塔夫森等人也表示，完全同意贝尔纳的阐述。[古斯塔夫森1987]
最后，不少科学家认为，战争是罪恶，从事以战争为目的的军事科学研究是恶行，科学家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罪责。量子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就是一个代表。他曾经受到周全的教育，在哲学、心理学、语文学上都很有造诣，能够作为一位批判的人文主义者观察和分析世界。泡利是唯一一个完全与原子弹建造保持距离而全神贯注于基础研究的伟大物理学家。他这样做不是因为政治理由，而是直接出于这样的洞察：当时他沉思了原子弹问题，看到其中之恶，而为人类的未来担忧。[Fischer 1999，p.165]布罗诺乌斯基(J.Bronowski)指出，仅仅说进行军事研究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对战争不承担责任是不够的。[Bronowski 1971]担任英国国防部首席科学顾问职务长达六年之久的索利·朱克曼指出，从事武器方面研究的科学家不但应对武器的革新负责，而且还应对提出革新的建议本身负责。朱克曼从自己的经历中举出许多事例，证明武器研制机构用新计划的必要性说服了政治家。他写道：“光是以这种或那种理由提出要改进或设计一种新的核弹头，继而又提出要有新式导弹和与之配套的新系统的，不是陆、海、空军的士兵，而是武器研制机构的人们。所有军事需要的正式提出过程，开头的总是技术人员，而不是战场的指挥官。”[阿尔伯列奇特等1986]
二 科学家面对军事研究的两难选择
不管对“科学家可否从事军事科学研究”这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还是否定回答，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科学家从古至今一直在从事军事科学研究。不过，参与军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不见得内心都十分平静，甚至拒绝这种研究的一些科学家有时也会有些忐忑不安。原因在于，无论他们厕足其间，还是置身事外，他们都要面对如下一些难以逃脱的两难选择——往往是伦理道德上的两难选择。这显然对科学家的科学良心[李醒民1987、2004、2005]是一个严肃的拷问。
第一个问题是，对国家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还是从全局和全人类的利益着想。在当今这个以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占有领土和分割利益的世界上，作为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的科学家，在面对是否从事军事科学研究或战争征召的需要时，既要履行对国家和民族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不能陷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泥沼，把他人和全人类的利益抛在脑后。在本国利益和他人或全人类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大是大非面前，科学家究竟是从国家公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还是像爱因斯坦那样以“世界公民”的角色观察和行动，抛弃伪善的“爱国主义”，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这必然会造成难以摆脱的两难抉择。布罗诺乌斯基深刻地揭示出这种两难困境：能够把他自己看做他人的人，都不赞同用原子弹、凝固汽油弹和弹道导弹对平民发动战争。可是，他也知道，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每一个控制这些武器发展的政府都为了它们自己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如此做。这就是为什么普通人想要科学家在他们发现这些可怕的秘密时，保守它们。他们知道，国家的头目别无选择：这些被选举出来的头目只维护国家利益，而对于人类的利益大都充耳不闻、铁石心肠。在这个外交还是由国家讨价还价构成的世界上，没有政治家拥有人类的授权，因此普通人在绝望时转向科学家，希望他们作为国际良心的保持者行动。一些科学家会回答，他们也具有国家责任和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就是把他们知道的和研制的东西泄露和交给国家头目，由头目判断怎么使用最好。在世界大战时期，当国家的命运危如累卵时，大多数科学家都会如此行动。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有一些人将国家忠诚放在第一位。布罗诺乌斯基认为，这是私人良心的事情，科学家觉得要忠诚于他们的国家，应该听从良心直接为他们的政府工作。但是，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力图坚持的姿态，即一些时候成为武器方面的顾问，另一些时候成为国际良心的顾问，在科学家们所处时代已经靠不住了。国家之间的对立现在变得太剧烈，它给科学家提供的选择太骇人，使得他们无法一方面卷入武器和战争政策，另一方面又要求个人判断的权利。这不仅仅是职业独立的事情：它来自与民族主义道德、政府和外交更深刻的冲突。民族主义现在扭曲了科学的使用，以致它违背使用者的志向。[Bronowski 1971]齐曼觉得，大多数从事军事研究的科学家对他们的工作十分自豪，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他们为自己辩护说，他们之所以满腔热忱地工作，是在尽爱国主义义务。[齐曼1982]
第二个问题是究竟忠诚科学规范，坚守科学良心，还是服从国家权力的运作。科学规范包括普遍性、共有性、祛利性、公开性、诚实性、追求真理、学术自由等等，而国家权力及其主导下的军事科学研究或战争动员与之很不相容，甚至会发生剧烈的冲突。作为科学家，自然要忠诚和遵守科学规范，但是国家权力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平时从事军事科学研究或被战争征召而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不可避免地在二者的夹缝中受挤压。雷斯尼克讨论过，科学家离开学术环境而进行工业或军事研究遇到的伦理困境。他说：
虽然在军事和私人工业之间有许多不同，但是它们引起类似的伦理争端，因为它们二者具有的目标和政策往往与科学的目标和行为标准不一致。在私人工业中，利润最大化是首要目标，对这个目的的追求往往与公开性、诚实、自由和其他研究的伦理学的原则冲突。军事的主要目标是必须保护国家安全，这个目标也能够与许多科学标准冲突，包括公开性、自由、诚实与对人和动物实验对象的尊重。当这些冲突引起时，在非学术环境中进行研究的人，必须在行为的科学标准和其他标准之中进行选择。[Resnik 1998，p.155]
布罗诺乌斯基也揭示出，科学的道德与国家和政府权力的道德是不一致的，科学家不得不在两种道德之间做出抉择。④
第三点是道义上的两难选择。⑤这种两难选择主要表现在针对是防卫还是进攻、是正义还是非正义，而决定是否参与军事科学研究上。可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科学家——无论是谁都差不多——在平时无法分辨哪些军事研究是属于防卫性的，哪些是属于进攻性的；在战争爆发时，也难以准确、及时地区分何者为正义战争，何者是非正义战争。
古斯塔夫森等人明确表示：“寻求对军事研究之公正态度的一个方法是区别保护性和进攻性战争，然而，我们还没有发现区别两者的简单办法，哪些有助于侵略战争，哪些能变成这种战争，这并不明显。同样，人们并不清楚什么是防卫性武器，以及它是否有助于世界安全。”⑥黄梅、刘戟锋的论文表明，在对待军事研究与发展的问题上，现代科学家有的持比较灵活的态度，那就是认为从防卫的目的出发，参与军事研究是必要的，且合乎道德。但是，这种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在今天同样动摇了。首先，科学家总是习惯于将战争战略中的进攻与防卫混同于战争性质的罪恶与正义，似乎防卫总是正义的，只有进攻才是罪恶的，殊不知进攻与防卫的界限从来就不是确定不移的。战争史表明，在总的防卫行动中，总是伴随进攻的因素。战争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引起的攻防双方的易位，往往是科学家始料不及的。战争及备战总意味着对抗，总是以潜在对手为作战目标而进行的。任何一个国家在潜在对手的所谓“防卫”力量足够强大时，都会产生不安全感。可见，持“防卫就是正义”的观点，并不能确保科学家的军事研究活动自始至终具有无可争辩的正义性。其次，在当代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军事研究与发展活动都是在防卫的口号下进行的。各国都声称自己发展军事技术仅仅是防卫的需要，而指责对手的相应军备研究是旨在侵略，从而使“防卫”实际上成为各国、特别是大国间加速扩军备战的由头，成了军费开支扶摇直上的借口。科学家如果只着眼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利益而将军事研究的合理性设定在进攻与防御的具体区分上，难免进退维谷。[黄梅、刘戟锋1990]因此，以防卫的名义进行军事科学研究，往往会变成一种貌似有理的借口或安慰良心的托词。在现实世界上，情况正是如此：美国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研究，就是打着纯粹出于防卫目的的幌子进行的。[Proctor 1991，p.255]
所谓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的(战争)，同样有诸多令人困惑之处。什么是正义的？按照有关辞书的解释，正义的即是“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于是，问题又出现了：对谁是公正的？有利于哪个国家或哪个地区的人民？更何况，“公正的”在意义模糊性上与“正义的”毫无差别。什么是正义战争？从传统上讲，正义战争的理论包括两个条件：战争的理由是正义的，战争的手段是正义的。可是，战争发动者或参与者总是能够为之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也往往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辩护。何况，这里仍然还有一个何谓正义的问题尚待澄清。而且，正如贝尔纳所言，在战时一般是有可能说服科学家，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是为正义事业而战的，因此他就可以问心无愧地专心致志地改进战争技术——由于政府可以另外用逮捕入狱的办法或者令人不愉快的办法(直接服军役)来对付科学家，他就更加容易做出这个选择了。回顾起来，在一战中，科学家的态度和立场似乎是极其可悲的。他们连一点科学国际主义的气味也没有。他们不以帮助本国进行物质上的破坏为满足，而且还肆意辱骂敌国的科学家，甚至诽谤敌国的科学事业。[贝尔纳1982，页266-267]
波普尔在总结这种道义上的两难选择时说得好：“人们不能完全摆脱对这些问题的普遍参与，它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如果发生战争，就要结束战争。这并不是说不可能有像正义战争或防御战争之类的事物。侵略和防御有天壤之别，尽管确定侵略者并非总是容易之事。谁相信瑞士或瑞典现今会进行侵略战争呢？谁能片刻相信塞尔维亚在1914年7月进攻奥地利，或者是芬兰于1939年11月30日进攻德国，而不是相反呢？或者捷克斯洛伐克一直在威胁俄国呢？一位科学家感到自己的国家受到进攻威胁，从而为保卫他们的国家而工作，就不会受到谴责。然而，甚至正义战争也会完全失控。在我看来，可能不会也不曾有交战双方有一方未犯下罪行的战争。因此，一旦开始战争，科学家就和任何其他公民一样，陷入可怕的道德困境，没有人会给他指点或者担负起他的责任。”[波普尔2001，页8]
第四点是，军事科学研究与非军事科学研究的界限并不很清楚。一些科学研究项目或课题是否属于军事研究，科学家有时难以判断，从而无法按自己的意愿选择选择。贝尔纳早就发现，要精细确定什么是军事科研、什么不算军事科研，现在几乎不可能了。[贝尔纳1982，页254]例如，史密森学会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和研究机关。1963年从某机构获得280万美元，签订一项名为“太平洋地区生物调查”的研究计划，调查超过400平方英里区域内的海洋、海岛、环礁的动植物种类和分布密度，以及何种因素决定该地区的动植物分布、数量和鸟类迁徙。六年间，研究者给200万只鸟套上脚环，获得了令人可喜的科学成果，弄清楚以往未知的鸟类分布、生殖和迁徙习性的资料。这本来属于“纯”科学研究。后来，研究者明白，这是美国陆军的“生物战争中心”资助的研究计划。原来，该机构想寻找一个生物战略试验场地，了解致命细菌通过鸟类迁徙传至美国本土引起的可怕后果。1965年春，美国陆军的确在一平方公里的贝克岛上举行了一次“动物传递的生物战术演习”。一开始，研究者以为他们在做基础研究，并不知道他们的纯科学资料被用来作为军事用途或战争工具。[林俊义1989，页64-65]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有确凿的信息表明，某项科学研究的资助来自军事部门或准军事机构，不愿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就应该拒绝接受这样的款项。⑦
五是从事军事研究的科学家向往和平而又无能为力；而且，和平主义走到极端也不见得是正确的道路，于是科学家难以选择自己的合适立场。贝尔纳发现，科学家本身实际上是不可能为和平事业做出很大贡献的。他们固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他们是不大可能利用这种地位的。他们过于分散而且受到周围社会力量的较大影响。必须先使科学家与他们所在的社会互相之间有比目前深刻得多的理解，才能使科学家采取有力的反战立场。除非人们充分理解战争的社会和经济性质，否则就不可能抵制战争，而科学家对这方面的了解还差得很远。[贝尔纳1982，页273]即使科学家认识清楚、意志坚定，也很难影响政治抉择，因为决策权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二战期间，致力于研制原子弹建议和实际实施的科学家就面临这种困境：为了抢在希特勒之先，他们主动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当原子弹试验成功爆炸后，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反对把它作为武器用于实战，并力主公开原子弹的秘密，实行国际监督和共管。遗憾的是，科学家的愿望落空了，因为政治选择最终是由政治家或政客决定的。战后，情况与贝尔纳所言相比已有很大变化：科学家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反战联盟，反对使用核武器，推动帕格沃什和平运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权力依然不在科学家的掌控之中。
另一方面，极端的和平主义不见得能够带来和平，甚至会给战争狂人大开绿灯，使其有恃无恐、倚强凌弱。波普尔正确地指出：
有些人认为，退出一切军事工作，不惜任何代价宣传裁军，包括单方面裁军，是科学家的道德义务。我认为情况决非那么简单。我们不能面对这样的事实置之不理，即到目前为止，相互毁灭的危险防止了原子战争的爆发。到目前为止，这种制止原子战争的因素成功地制止了原子战争。我认为我们不应当支持单方面裁军，道理就在于此。
他还写道：
即使我十分景仰作为哲学家的伯特兰·罗素，我却觉得他的单方面裁军的建议毫无可取之处。在我看来很奇怪的是，单方面裁军的宣传者从未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他们的宣传很成功，以致我们抵制这项建议的决心遭到严重削弱，他们就很容易使一场核攻击突然到来。毕竟几乎没有疑问，我们享有的18年不无忧虑的无核战争的和平岁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做好了战争准备。换言之，实践经验已经表明，核备战尽管危险，却会推迟核战争的爆发——也许能推迟很长时间——以至于足以导致有控制的裁军。从另一方面说，广岛和长崎已经表明，如果仅仅冲突的一方拥有原子弹，这一方就完全可以决定使用原子弹以结束冲突。⑧
在这么多的两难选择面前，科学家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快刀斩乱麻，根本不可能。束手无策，也显得过于无能。唯一可行的方案也许是：科学家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自己何去何从。布罗诺乌斯基提出一个原则性的看法：除非科学家相信他承认为他的国家直接从事战争研究是良心的事情，否则他就不应接受它的任何间接的部分。如果他选择战争研究，他就应该在政府部门或机构工作。但是，如果他憎恨国家战争的后果，他也应该在任何国家拒绝来自军事部门给予他的拨款或计划。[Bronowski 1971]
在历史上，有些科学家面对两难选择，其态度和应对措施还是比较得当的。据说，意大利科学家塔塔格里亚曾为弹道学奠定基础，他在《投弹技术》一书的序言中记录了1531年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我曾打算写一篇关于炮击技术的论文，而且我想只试验几次，就使这种技术达到完善的地步。……有一天我在独自思考时想到这种技术可能损害邻国、可能毁灭人类，特别是可能毁灭彼此之间不断发生战争的基督教徒，而我却想使这种技术臻于完善，我觉得这实在是一桩应该受到谴责的事、一桩可耻的事、一桩野蛮的事情，应在上帝和人类面前受到严厉惩罚。因此，我决定把这种研究完全置之脑后，转而从事其他工作，而且把自己关于这一课题的计算和笔记全部撕掉烧毁。我对于自己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时间感到羞愧和懊悔，决心不再为了讨好朋友或传授这类材料而把不由自主地留在记忆中的东西写成文字，因为这类题材是一种重大的罪过，是灵魂堕落的表现。
不过，当土耳其人在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法国国王的挑动下，马上就要进攻意大利时，他又改变了主张：
但是在今天，由于眼看凶猛的恶狼就要冲向我们的羊群，而且看到我们的牧羊人已经联合起来共同防御敌人，我感到再把这些东西保密起来就不妥了。我决定把这些东西，部分书面发表，部分口头发表，以便于造福基督徒，使大家不论在进攻共同的敌人的时候或者在抗击敌人进攻实行自卫的时候，都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我在此刻很后悔自己一度放弃这项工作……[贝尔纳1982，页246-248]
在现代，爱因斯坦的所作所为为科学家树立了一个值得深思和仿效的榜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8月爆发，德国享有世界声誉的知识界人士10月初联合发表“告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辩护。爱因斯坦这个德国知识分子却与之针锋相对，与他的朋友一起向宣言发出斩钉截铁的挑战。战后，爱因斯坦作为国际主义者和世界公民，在繁忙的科学事务中分出时间和精力，积极投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起初，他是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倡导青年人拒绝服兵役，反对民主国家扩军备战。1933年，当他察觉法西斯德国企图征服欧洲和世界的野心咄咄逼人时，他审时度势，收回先前的主张，毅然决然地改变立场，从绝对的和平主义转变为战斗的和平主义。为此，他不仅招来反动分子的嫉恨和谩骂，也受到和平主义同道人的误解和谴责。但是，爱因斯坦依然我行我素，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表明，他是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坚强战士。在二战期间，爱因斯坦得知法西斯德国有可能抢先制造出原子武器，他在其他科学家的建议下，于1939年8月2日写信给罗斯福总统，提醒链式核反应导致制造炸弹的可能性，提议增加资金以加速实验工作。当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后，爱因斯坦心情十分沉重。他后来说，如果他当时知道德国人没有制造原子武器，他在这件事情上连一个手指也不会动的。二战后，爱因斯坦坚决反对重新武装德国，提醒时刻警惕冷战幽灵的存在，号召要和平而不要原子战争，倡言制止美、苏的军备竞赛，呼吁各国和平共处。他为世界的和平事业和人类的兄弟友好殚精竭虑，死而后已。[李醒民1998(2005a)，第9章]科学家从容应对军事科学研究的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其时劳伦斯利维模实验室的彼德·黑格史汀(Peter Hagelstein)突然辞职不干了，原因是他的良知无法让他从事这项武器研究。彼德是X射线激光的发明人，是一位才气纵横的年轻物理学家。不仅如此，全美有3700位科学家及工程教授，包括15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全美最好的20个物理系的57％的教授都纷纷签名，拒绝“星球大战”的研究和经费。[林俊义1989，页135]
玻恩和李克特针对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的事件发表过评论，颇能说明科学家在面对两难困境时如何做出必要的选择。玻恩把爱因斯坦的作为解释为，在非常时期应对不可救药的现状不得不采取的行动。⑨李克特也为之做出说明：
爱因斯坦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他给罗斯福的信却鼓励制造出到当时为止比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任何武器具有更巨大毁灭性的武器。他在遇到给罗斯福写信这种可能性时，面临的两难处境以及他解决这一两难处境的方式，也许最形象地例证了当代社会面临的更一般性的两难处境：甚至在某些以科学为基础的新技术被认为本质上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时候，它们在某些实际上盛行的特定条件下，也可以被认为是必需的，尤其是在竞争的条件下和在潜在冲突的条件下，在这种冲突中掌握和开发出这种新技术的人，便能征服未能获得这种技术的人。”[李克特1982，页71]
他还一般地认为，“区分在理想条件下的规范和在实际条件下的规范，不仅对在科学交换系统中交换的利益具有意义，而且对确认卷入有关交换的各方也具有意义。”[李克特1989，页159]
三 科学家在军事研究中的道德义务
对于从自己的科学良心出发，针对具体情况决定参与军事科学研究或早已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而言，应该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这些道德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要为自己研制的军事武器或装备承担应有的责任，关心它们的应用。布罗诺乌斯基明确指出，自从如此之多的科学和技术天才进入关于战争的设计和研究以来，很自然，在我们心智中处于最大的道德问题还是他们对战争不承担责任——这决不是充分的。[Bronowski 1971]阿尔伯列奇特等人表明，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理应关心自己的技术会得到怎样的运用；他们在发展和制造核武器方面负有特别的责任。持有各种见解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考虑做出个人决定的时候(这种决定是整个一生经历中必须做出的)，必须考虑到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阿尔伯列奇特等1986]卡瓦列里通过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示，为研制武器出谋划策的科学家实际上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政治决策过程，因此应该为此承担责任。⑩
使人感到欣慰的是，二战之后，由于原子弹的研制与使用，科学家不再无视他们的科学成果被误用、滥用和恶用了，他们对政治不再漠不关心了，而是主动地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伯霍普如下追述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的心路历程：作为曼哈顿计划有影响的千万名工作者之一，我记得这个时期由于许多参加者的良心责备而举行的几次讨论。开始，有人曾异想天开，希望会由于某种原因，发现一些根本性的毛病，以致中止正在大力发展的核武器。后来，当看到肯定会制造出核武器的时候，我们又聊以自慰地空想，但愿那些对生产核武器不可缺少的科学家，能对如何使用核武器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芝加哥有一些从事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对人类进入核时代的意义，给予最明确和最早的评价。以弗兰克为首的科学家写了一个报告。他们警告，如果真的使用核武器，那么对今后持久和平的建立就有巨大的危险。他们恳求，核武器的威力应该在无人居住区演习一下，以便让日本人自己懂得，继续进行战争是徒劳无益的。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灾难性地落下，科学家、特别是美国科学家，开始强烈地意识到“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这一命题的巨大分量。许多美国科学家被迫处在道德上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他们之中掀起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科学家集团的舆论压力开始冲击华盛顿。许多过去做梦也未想到过要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开始成为设想中的核能政策和有价值的研究领域的积极宣传者。尽管所有这些活动的效果也许是令人失望的，但是它确实对美国把核能从军用转到民用产生了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大部分美国科学家不断提高社会觉悟，从而成立了一个致力于组织科学活动和将科学发现用于建设等等这些有价值目标的团体——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此外，也成立了一些具有相似目的的科学团体，如“科学的社会责任协会”。还有一个成果，便是出版了一本杂志《原子科学家通报》(即《芝加哥通报》)。1946年以来，以尤金·拉宾诺维奇为专职编辑。这份杂志一直定期出版，而且拥有广泛而有眼光的读者。它成功地提出科学家和社会的问题，即关于核武器、裁军和科学在当今社会中应用等社会责任问题，从而不仅成功地影响了科学家，而且还影响了政府、工业界、知识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名流，使他们都来关心这些问题。1946年，包括美国和中国代表在内的14个国家科学协会的代表和观察家，在伦敦举行首次会议，成立世界科学家工作者协会。其章程规定该协会的宗旨包括：充分利用科学，促进和平和人类幸福，尤其是要保证科学应用有助于解决当代的迫切问题；鼓励科学工作者积极参加公共事务，并使他们更自觉地关心社会中起作用的进步力量。[戈德史密斯、马凯1985，页31-34]特别是，1955年爱因斯坦-罗素宣言的发表，以及其后的帕格沃什运动，更激起科学家的科学良知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2)不能越过道德底线，要有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和科学良心，遵守战争法和国际法，不能欲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在平时，这些要求也许还不至于被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科学家置若罔闻；但是在战时，情况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了。齐曼洞若观火：在全力以赴的“爱国”战争的压力下，对科学家和任何公民不再有任何道德上的约束。现代战争动用整个工业机器及其全部技术。德国人发动首次大规模的毒气攻击，并非因为他们特别邪恶，而是他们的化学工业特别发达。交战双方的科学家的努力逐步升级是不可避免的，在很短时间内科学界将发挥其全部力量。理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分界线显得没有意义：理论科学家会拿出在和平时期很少有用、而在战争期间起决定性作用的知识和创造能力。人们很少考虑武器的相对“人性”，而军事效果显然是采纳某种武器的惟一标准。[齐曼1982]沃尔拉特列举一位科学家为例说明，在非常时期情况确实如此——科学家往往会把道德意识忘得一干二净。(11)爱因斯坦也不无遗憾地发现：
我们已经从战争中挣脱出来，在战争期间，我们不得不接受敌人的那种低得可耻的伦理标准。但是现在，我们却感觉不到要从敌人的这个标准中解放出来，自由地恢复人类生命的尊严和非战斗人员的安全，而事实上，我们却反而把上次大战中敌人造成的低标准作为我们自己的标准。因此，我们正在走向另一次战争，而这次战争的伦理标准将由我们自己的行动来降低。[爱因斯坦1979，页229]
正因为情况如此，布罗诺乌斯基才提出，科学家及其共同体要有出自自己内心的道德心或良心，接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道德义务。现在，任何科学家也不能把它们推到脑后平静地睡大觉。在这里有截然不同类型的问题，这些问题卷入他的活动和人格的不同部分。二者都是道德良心：称之为humanity(博爱、人性)的是第一类，称之为integrity(诚实、正直)是第二类。
“博爱问题涉及的是在每个国家制胜其他国家的永恒斗争中，尤其是在战争的情况下，一个人应该采取的立场。虽然科学家(像技术专家一样)比他们的公民同胞更多地被拖入这种斗争，但他们的道德两难选择恰恰与其公民同胞相同：他必须针对普遍的博爱感权衡他们的爱国主义。如果就科学而言存在特殊的东西的话，那只能是，他们比其他人更多地意识到，他们属于国际共同体。”[Bronowski 1971]
古斯塔夫森等人也倡言：“即使多数科学家承担这种军事研究的责任，他们亦应从伦理上权衡自己对这种活动的态度。例如，由于伦理上的原因，大多数研究者将拒绝发展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尽管这些武器在战争期间对保护本国非常有用。同样，许多科学家认为，进一步增加武器或新的空间武器并不是他们国家的利益(无论哪个国家)。在有无发展第一个原子弹的必要性上，也曾有类似的议论。”[古斯塔夫森等1987]普罗克特则强调，决不能用目的为不择手段辩护。(12)
(3)参与军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并不掌握战争与和平、使用武器的决定权，但是他们应该在适当的时机把军事科学研究的结果如实告诉立法者和公众。布罗诺乌斯基就持这种观点：“能够支配社会的不是科学家；他的责任是告诉社会，他的工作具有什么涵义和价值。”[Bronowski 1956，pp.90-91]这也是科学家在二战时期得到的经验和教训。当时，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认识到，他们在分裂原子时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接着的规劝和写信没有阻止1945年的事件。后来，物理学家和其他焦虑的个人尽其最大努力阐明稳健的核政策，但只是取得有限的成功。于是，有关的科学家联合会把放射性污染的危险和已有的安全措施如何地不恰当，原原本本地告诉立法者和一般公众。[Cavalieri 1981，p.155]例如，1946年9月，为了向世界呼吁，认清原子武器出现给人类带来的危机，致力于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康普顿、奥本海默、玻耳、爱因斯坦等17位参与过原子物理的应用事项的著名科学家，联合撰写《大同获灭亡》一书。因为宇宙线的研究获1927年诺贝尔奖的康普顿在“导言”中写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歧途：建筑在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上，不再让战争发生呢，还是依照传统的国防政策，大家同归于尽呢？”玻耳则以“科学与文明”为题写道：“科学从来不曾碰到过像这次原子弹那么严重的实际问题，因为这种新式武器可以毁灭整体人类，世界已临存亡的紧急关头，科学界人士尤其应对后代人类负着极严重的责任，应竭力警告世人以国际和谐合作的重要性。”[林文1947]这样一来，在科学家提供的背景信息之上，通过社会思考和社会辩论，才有可能找到合理的方案和行动路线。二战后科学家就核武器的威力和危害，核大战造成的“核冬天”导致全球毁灭，“核和平”的可能性等等，及时向全世界做出说明，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4)即使厕身军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也要以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为最终目标。在一战之时，科学家的表现确实无法使人满意，但是在二战时期，这种情况已经大有改观。齐曼铺陈，在过去20年中，或许自广岛事件以来，产生了一种现象：专家会从全人类利益出发提出异议和对立的观点，并且持此做法的人正在显著增加。不仅作为“关切的公民”，而且以真正的核战争专家的身份在公开政治活动中反对反导弹系统，使人记忆犹新。反对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以及反对在越南战争中使用一些不人道的技术的运动，都属于这一范畴。在美国，大科学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人们正在认识到国家对此应尽的义务和道德责任。基于个人在国际协作中的经验和道德观念，即科学应为人类的普遍利益服务，这些运动的实质是，在科学家中间存在强烈的反战情绪。科学知识的广泛性，以及对超越政治国境的共同观点的奋力追求，是与军国主义和侵略性的国家主义完全对立的。大多数杰出的科学家都明确地了解科学生活的这些基本特征，并真诚地保持他们的反战观点，即使有时这种见解会被政治思想体系破坏。尤其是1957年掀起的帕格沃什运动，它一开始就试图建立一条积极的国际战线，开放人类的交流，消除误解，设想一些方式以促进相互信任并创造合适的裁军气候。这一直是世界上优秀科学家的特殊任务，虽然没有人知道(或永远不能判断)过去做了多少工作，但是它确实是应该做的一件正确的事。在科学家中间，如同在其他人中间那样，也有真正反对战争的人。[齐曼1982]马凯深刻地指出，人们曾说“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今则“四海之外”也都是兄弟了。核战争对整个世界都将是一场可怕的浩劫。我们决不能让它发生。科学家形成一个唯一的共同体，正是这个科学家共同体，对上述危险洞若观火。他们本身乃是构成世界大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应当去影响各种政治事态，力争世界有个更好的未来。这是历史赋予科学家的伟大的历史责任。[戈德史密斯、马凯1985，页vi]
注释：
①J.Lipscombe and B.Williams 1979，pp.14-15。利普斯科姆比和威廉斯针对钱恩的观点评论说：钱恩的结论建立在科学——不管纯粹科学还是应用科学——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假定之上，它不包括关于什么是可接受的或值得向往的价值判断。这样一个判断是由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做出的，科学家作为科学家在这些决定中没有起特殊作用，除了为达到社会的目标而工作外别无选择。情况似乎是，钱恩把科学视为完成在他们能力之内无论什么任务而插上插头接通电源机器。尽管科学家保留着像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但这不是个体科学家(或在协作中起作用的科学家的群体)对国家和工业的挑战。我们的意图不是审查这些论据的可靠性，而是指出，它们依据的假定之一是，科学在道德上是中性的活动，由于这一点，谴责的问题不会出现。显然，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和发展它的应用是中性的，只是决定利用应用不是如此。
②齐曼对此不以为然：“最令人痛心的是，大多数从事军事研究的科学家对他们的工作十分自豪。他们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在为尽爱国主义的义务而满腔热情地工作。这不是批评他们的道德，仅仅是描述事实。”参见齐曼1982。
③贝尔纳1982，页271-272。贝尔纳接着说：“在目前形势下，这种方针是否会产生良好效果，甚至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样做的第一个直接效果将是使民主国家在法西斯国家面前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过目前可以做到而且已经在做的，是把科学家吸收到一切和平力量的积极伙伴的队伍中来。尤其是在法国和英国，包括某些最著名的科学家都积极参加了防止战争的民主运动，以争取创造条件，使战争无从爆发。”
④这位作者这样写道：对科学家来说，传统的道德争端是他们成果的利用使战争变得可怖。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更基本的、囊括一切的。科学家不再把他们的内疚局限于他们的发现被交付的使用和误用——武器的发展，甚或扭曲我们文明不可逆转的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面对在两种道德之间的选择：科学的道德与国家和政府的权力的道德。我的观点是，这两种道德不是可以相容的。在世界事务中，科学总是没有前沿的事业，科学家作为本体在世界上构成最成功的国际共同体。我已经在早先的分析中表明，在非统一国家的世界上，公众正在追求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种而行动的某种东西，并希望科学家将那样做。在国内事务中，权力的道德在数世纪前已由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拟定，它与科学的诚实(integrity)不相容。这是比较微妙的和最近的争端，其随着政府赞助人的扩展而成长，以致覆盖了所有科学分支。弥漫的道德扭曲、准备使用任何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使近代政府机器不正常。参加委员会的科学家变成程序的囚犯，借助这样的程序，政府被处处告知政府想听到的东西，而只告诉公众政府想使公众相信的东西。该机器被包围在机密之内，这被称之为“安全”，并像保护国家一样自由地被用来蒙蔽国家。巨大的逃避手段被构造出来，这是一种毫无内容的可塑性语言，通过“信用差距”(the credibility gap)的委婉语得以流传。参见Bronowski 1971，pp.233-246。“信用差距”指政府官员等的言行不一致。
⑤阿尔伯列奇特等人以核武器研究为例，指明这一两难困境：“在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会把你直接卷入为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旋涡中。你们也许会感到这一责任难以承担。但是，作为一个在职的科学家，在你整个一生的生产和学术生涯中，不管你是否从事或可应用核武器的军事项目，是否与从事这类项目的其他人合作，或是否认从事在你看来是必需而且正当的其他军事计划，你都会面临一个相似的道义上的为难局面。”参见阿尔伯列奇特等1986。
⑥古斯塔夫森等1987。这些作者还说：“无论是不是科学家，每一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自主和自由的国家，这就使得大多数人都认为武装防卫是必要的。如果把研究用于武装防卫比不为战争而研究更有价值，那么尽可能地做卓有成效的研究来使国家得到保卫，可能是道德的。我们认为，世界面临全球性破坏的事实将影响这两种价值判断的相对重要性。目前，增加军备似乎只能加剧不安全局面而不会有益于安全。如果的确如此，形势迫使我们进行讨论，以取得一个能达到主要目标(例如人类生存)和伦理问题的讨论。”
⑦布罗诺乌斯基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来自军事基金对科学的支持是以偶然的方式发生的。它在1945年后从破产法中成长起来，以便为在战时临时凑成的研究提供资金。……准军事支持模式在物理学和化学所做的许多工作中持续着，以一般研究拨款和特殊计划开支两种形式进行。……现在情况似乎是，要及时决定，这是坏实践，对非军事研究的拨款不应该来自准军事源泉。从这样的源泉接受金钱的科学家对微妙的顺从是盲目的，以致强加于他的行动和与他一起工作的人，包括他的学生。”参见Bronowski 1971。
⑧波普尔2001，页7-8、85-86。波普尔在第一段引文之后继续说：“日本不拥有原子武器的事实并没有阻止我们使用原子武器。我认为，发生这种事，并不是因为我们在道德上低于我们的军备竞赛对手。我们是否应当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问题是十分困难的问题。我确信，赞成使用原子弹的科学家是高度负责的人。我认为他们的错误之处是没有坚持主张，倘若要投，尽管要冒更大的风险，也应该把原子弹投到纯粹的军事目标，例如军舰集中之处(当时确实存在这样的集中之处)。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这种决定是可怕的。这种事情谈起来非常容易，但是参与其中，必须确定哪种决定导致的痛苦更少一些，这却非常可怕。我们也不可忘记，对最终决定负责任的那些政治家是在为选举他们的人充当托管人。这也许是你或我不当政治家的理由。但是不应当成为你或我对他们做出不真诚评价的理由。”
⑨玻恩说：“人们常听到许多责难原子物理学家的话：所有的灾难，不单是原子弹，还有坏天气，都是脑力活动者的过失。我曾经力图说明人类智力的发展必有一天将打开和应用储存在原子核内的能量。其所以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完全，以致达到一种危急情况，则是由于一件悲剧性的历史偶然事件：铀分裂的发现正好是在希特勒当权的时候，而且正好就在他执政的德国，我目睹过这种使全世界为之震惊的恐怖。希特勒在开始时的成功，显得他好像有可能征服地球上的一切国家。从中欧走出来的物理学家都知道，如果德国能成为第一个生产原子弹的国家，那将是不可救药的事。甚至终生是和平主义者的爱因斯坦也有这种担忧。”参见玻恩1997，页161-167。
⑩Cavalieri 1981，pp.128-129。卡瓦列里是这样讲的：科学紧随科学革命缓慢地成长了两百年。虽然科学变成建制化的，并在这个时期成为工业的伙伴。但是，直到在20世纪之交科学应用的范围开始扩大之后，探究自由才变成争端。化学和物理学是变化的主要犯罪者。活动的突然发作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发生，当时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把他们的努力转向国家主义的目标。在化学工业中做出巨大进展，在那里炸药、战争毒气和其他化学品首次露面。化学家由于他们的努力受到称赞，以“化学家的战争”变得众所周知。在1930年代，在物理学领域由于原子裂变的发现，科学的技术经历了另一次猛推。原子弹的最终制造使美国物理学处于科学前沿。探究自由使人得益，但是许多物理学家为之懊悔而活着。在现时代，科学的影响第一次使许多人明白无误地感到是丑陋的。在一些科学圈子内，这一现实产生深深的负罪感和科学的社会应用的新意识。但是，这些科学家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告诫被当做耳边风；原子弹的制造者仅就他们把它供其他人作主而言，是决策过程的一部分。
(11)Vollrath 1990,p.152。沃尔拉特这样写道：职业责任的较强含义会影响物理学家50年前的个人决定吗？很难说。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告诉我们，当他首次考虑原子弹观念时，他的心智从来也没有掠过，他会参与它的实际创造。他是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培养出来的。该观念对他来说是可恶的，可是，只要战争在1939年开始，他的道德顾忌便被克服了。在1985年，他还没布保证，他是否从他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在40年后，一个问题仍使我烦恼不已：我们汲取了足够的教训不重复我们当年所犯的错误吗？甚至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也不敢担保。一旦军事行动开始，我们的道德概念就被抛到九霄云外。”
(12)Proctor 1991，p.269。这位作者写道：“人们靠他们的工具生活，发展一种类型的工具而不发展一种存在道德后果的工具。工具的使用具有后果——象征的、实践的、政治的、生态的后果，即使在战争中的每一个死亡是悲剧，但是这样的死亡发生的手段是可分辨得出的。如果所有手段同样善(或恐怖)，那么把残忍的、异常的刑罚观念留在何处呢？或日内瓦公约！或我们嫌恶的目的为手段辩护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