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工作机制问题探究-以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某国家级贫困县为例论文

精准扶贫工作机制问题探究-以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某国家级贫困县为例论文

精准扶贫工作机制问题探究
——以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某国家级贫困县为例

张引俊

(广西教育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3)

摘 要: 当前正处于精准扶贫工作的关键时期,本文以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某国家级贫困县为例,针对当前扶贫攻坚战中出现的共性问题,探讨如何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扶贫工作机制,让国家的扶贫政策落到实处,让贫困人群受益。

关键词: 精准识别;精准扶贫;扶贫工作机制

扶贫工作是当前我国重要的政治任务,它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贫困人群的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的成效更是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2020年实现全国人民如期脱贫、全面奔小康的庄重承诺。为更好的完成精准扶贫工作,解决当前扶贫攻坚战中出现的共性问题,建立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扶贫工作机制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属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贫困人口众多,是扶贫攻坚的主要战场,近几年来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问题仍然存在。

一、当前精准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

1.贫困人口识别精准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当前,不管是“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人口识别标准,还是“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评议”的贫困人口识别方法,都不能达到科学性和可推广性的要求。“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有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保障[1]。但是吃穿的标准如何定义,是按照吃穿支出实际金额,还是按照家庭收入比例,是否参照当地家庭最低生活标准?有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保障是不是只要有书读,有医疗卡就行,还是按照接受教育、看病的成本占家庭收入比例低于某个比值?有住房安全保障有的是砖木有的是砖混,有的是2层有的是3层,即使同样结构同样楼层但是你家是简单装修我家是豪华装修,甚至家具家电价格差距如何?人均住房面积实际人口如何界定,有死亡有新出生的是否可以动态调整?由于识别工作人员的主观性,在“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评议”的识别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同工作人员识别得到不同结果的可能性,评议过程中有没有存在瞒报、漏报和知情不报的情况?这些问题都没有可以借鉴的参考标准,没有科学的评估依据,也就造成了部分非贫困人口也被识别为贫困人口,部分实际生活困难的却没有被识别进来的情况。为了摸清贫困底数、针对性的使用扶贫资金,有效的开展扶贫帮扶,贫困人口识别精准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3.1 经产及高龄经产孕产妇死亡率高 北京市2017年孕产妇死亡率数据分析显示,在经产孕妇中死亡率明显增高,为总孕产妇死亡率的1.39倍,而在高龄经产孕产妇中死亡率更高,为总孕产妇死亡率的2.71倍。因此,在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大背景下,北京市生育人群的结构发生较大改变,经产孕妇和高龄经产孕妇占比明显增加,而该人群的孕产妇死亡率远远高于适龄初产孕妇,重视经产高龄孕妇及高龄经产孕妇的孕期保健是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关键。

2.结对帮扶工作机制有待改善

按照当前的结对帮扶机制,直接面向贫困人口最多的还是基层工作的帮扶干部。以我国西部某国家级贫困县为例,所谓的结对帮扶就是按照贫困人口和财政供养人员比例进行分派,平均每位帮扶干部结对帮扶不少于5户贫困人口家庭。在广大教师和医务人员尚未参与到扶贫帮扶工作,也就是在2015年精准识别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一般基层干部结对帮扶10户甚至达到12户之多。部分结对帮扶干部由于自己尚且家庭困难,还要硬着头皮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去扶贫;部分刚进入工作岗位,几乎“五谷”不识的大学毕业生要求去指导农民群众如何种植、如何增加收入;部分教师由于扶贫督查任务只能让学生放假回家,患者要等医生下乡扶贫结束后才能看病,试想这种摊派式的结对帮扶工作成效如何?再加上部分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不配合结对帮扶干部工作,基层管理工作混乱、民主监督体制不健全等情况,形成了当前结对帮扶工作的双方对现行的结对帮扶工作机制都有所怨言,群众对扶贫帮扶工作满意度不高的局面。

3.脱贫成效有待时间考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取得显著成绩,平均每年减贫的人数在1300万人以上,但同时贫困人口返贫的人口比例,特别是因病致贫比例不断升高[2]。部分已脱贫地区虽然达到脱贫条件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造成运输成本高,扶贫产业符合要求但是产业零乱、缺乏市场竞争力;部分已脱贫村村级集体经济已经建立,但是大多数是诸如养殖项目之类的短期效应,人走项目就没了;部分脱贫人口虽然收入已超过标准但收入结构不合理,外出务工工资收入比重较高、缺少技术支撑。甚至出现部分贫困地区为完成脱贫任务数,将脱贫任务逐级分解、层层加码,不断压缩脱贫时间,不顾贫困人口实际情况,大搞形式主义、数字脱贫的现象。如何利用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形成脱贫地区的支柱产业,如何激发带头人的能动性、使村级集体经济让贫困人口长期受益,如何让脱贫群众经济收入稳步增长,光靠政府投入和结对帮扶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只有形成长效机制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二、建立健全扶贫工作机制

1.建立健全贫困人口退出和返贫的动态机制

(3)提高社会参与度,鼓励更多有基层工作经验、有农业种植专业技术的各种专业人才和有较强经济头脑的致富带头能人到基层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全社会参与扶贫工作。

精准扶贫是一个周期较长的工作,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巨大民生工程,不能单纯的为了眼前的脱贫任务大搞形式主义和数字脱贫。应该从长远利益考虑,从全面脱贫后奔小康的层面去设计,充分利用乡村优势,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村出发,制定长期计划。我们要牢记扶贫的初衷,不要形成扶贫除了给钱就是给物,要合理规划资源,让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对扶贫项目实行持续监测,对项目实时跟进、评估和验收,对一些市场反馈不够良好、贫困人口受益小的项目及时调整,避免扶贫资源的浪费。

为了改善当前的扶贫结对帮扶工作成效较低的局面,充分调动结对帮扶责任双方的扶贫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必须摸清贫困底数,对症下药,通过实践不断完善结对帮扶机制。

(5)增强贫困群众自身能动性,对一些不积极主动配合扶贫工作,“等、靠、要”的群体,制定教育惩罚措施。

(4)鼓励达到脱贫标准但未列入脱贫计划的人口脱贫,允许因家庭经济突发困难的原非贫困人口动态调整为贫困人口,做到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进一步确保贫困人口识别精准度。

2.完善结对帮扶体制,充分调动结对帮扶双方工作积极性

(2)建立村民监督制度,鼓励群众举报贫困人口进行奢侈品消费和购买不动产等不符合贫困人口购买力的行为。

(1)弄清贫困人口的主要致贫原因,按照贫困群众需求有针对性的安排有一技之长的帮扶干部,让结对帮扶干部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形成为贫困群众带来好处的同时又能增强基层干部信心的双赢局面。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否则,它就肩负不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列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取得俄国革命胜利的,他坚信马克思主义。他说:“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这就是马克思主义。”[10]271因此,他没有任何理由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列宁关于批评要有内容的思想正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提出来的。所以,他对任何非无产阶级立场都是反对的。列宁说:“如果批评自由是指维护资本主义的自由,那我们就要取消这种自由。”[6]36显然,在列宁那里,只要是有损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批评,都是不允许的。

(2)要充分利用现代化智能手段,实现贫困群众和结对帮扶干部的信息共享,强化信息的对称性,加深沟通、及时反馈,以便不断优化帮扶措施,增强群众的帮扶满意度。

由于之前贫困人口识别缺乏科学的评估机制,造成贫困人口识别不够精准,同时存在有少数贫困人口已达到脱贫标准仍属贫困人群,部分非贫困人口由于家庭情况发生的重大变化,比如因自然灾害、因患重大疾病、发生死亡或者伤残等重大事故,家庭经济突发困难的情况,为了摸清贫困底数、有针对性的使用扶贫资金,有效的开展扶贫帮扶,在现有基础上建立健全贫困人口的退出和返贫的动态机制就非常重要。

扩大增值税增收范围改革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仍然有些问题有待解决。

(4)贫困村因村选派驻村帮扶干部,让工作能力突出、热衷新农村建设工作、待提拔的党的优秀干部到基层党组织锻炼,充实基层党组织。

(3)经常开展建档立卡及精准识别的“回头看”工作,逐村逐户梳理筛选,对可疑贫困人口、可疑问题及时核实并处理。

3.立足未来,做好长远规划

(1)结合贫困户的资产、消费、工作技能、学历、身体状况、婚姻、教育支出等多方面因素,参照当地生活标准,从实际出发,建立一套多维的评估机制,杜绝一刀切和唯分数的做法。

4.建立扶贫工作长效考核机制

借鉴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实施精准扶贫工作和项目终身负责制,与扶贫干部的选用提拔挂钩。通过脱贫指数分析、脱贫产业板块分析、脱贫综合实效分析等科学依据,建立长效的考核机制。

5.加大政府引导,推进农村文化建设

不能加剧农村矛盾,让大家觉得勤劳致富不如坐等政府救济,避免一些人为了眼前利益而争当贫困户。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兼顾非贫困人口的发展,结合当前扶贫工作给农村带来的变化,积极引导农村文化建设,营造正确的价值观,探索一条适用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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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洽棠,尚勋武.紧扣“两不愁三保障”,完善扶贫攻坚考核标准和方法[N].中国经济导报,2018-03-23(006).

[2]邵海鹏.每年减贫人数超1300万,刘永富:脱贫不能弄虚作假[N].第一财经日报,2017-10-11(003).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410(2019)02-0041-03

收稿日期: 2018年9月29日

作者简介:

张引俊(1982.9—)男,四川邻水人,广西教育学院讲师,硕士,曾于2015年10月至2018年4月被选派担任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某国家级贫困县驻村第一书记。

为了解上海市崇明区的肺结核疫情特征,分析疫情变化走向,以便为进一步完善本地区肺结核防治策略提供依据,现将上海市崇明区2016至2017的肺结核疫情分析如下。

(责任编辑:韦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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