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诗意里的消费政治：近代“国货歌”的文本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货论文,诗意论文,近代论文,歌声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人在军事和外交双重失败的情况下，在经济领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国货运动以自救。凡运动，皆需要一定的政治宣传策略，才能完成社会动员的目的与使命。近些年，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的研究已成规模，也出现了较有价值的学术成果①。但对国货运动政治宣传的研究尚属薄弱。本文主要通过深层解读《国货歌》的文本，研究国货诗歌中所阐释的国货消费的大写意义与政治意涵，探讨国货运动造成“意见气候”的运作“谋略”，挖掘其中所潜隐的民族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并分析这种意识形成的社会文化脉络。 这里的国货歌，包括被谱曲并被唱演的国货歌曲，也包括未被谱曲但题目含有“国货歌”字眼的诗歌。因为在汉语里，诗、歌本身是一体的概念，诗往往是歌，歌也通常是诗。本文把国货歌当作一种国货的集体广告，一种表面上去商业化、带有国家意志的广告。这些广告为了说服民众购用国货，采用了大量文学修辞与政治谋略来阐释国货消费的政治意义。这些修辞与谋略体现了近代中国人精神深处的内在“戏码”(约瑟夫·坎伯语)，也是根据宣传需要而进行的有意操控。中国文化人在这些内在“戏码”的规约下，有意无意操控塑造了文化“他者”即洋货的形象，也操控了“我者”即国货的形象。这正如跨文化理论所说，形象的生成更多地关乎“我者”的需要而不是“他者”的真实情形②。其实自我定位与评价多是主观期待的结果，并非完全客观真实。“国货歌”的作者们对“他者”和“自我”都进行了整形重塑，以图构建起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国货”符号，最终使国货消费的政治意义更好地邂逅与抵达消费者。在此，国货歌的唱演就成为富含政治象征意义的消费仪式。当然，这种形象塑造并非完全虚构，主观一定夹杂着客观。不过在今天，考察其真实性并无太大意义，重要的是探讨这种政治谋略与修辞背后所潜隐的社会文化心态及其形成逻辑。 一 洋货：亦真亦幻的妖魔化形象 外国商品，在国货歌里被作为文化“他者”而妖魔化。“他者”是与“自我”相对立的概念，指一种文化为确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序而塑造的一个与自身对立并低于自身的文化影像，这种以自我认同为目的的异国形象构建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本民族的视角与视野，“他者”镜像在被一定的虚构操纵中传递出自我文化的期待、观念和价值等。正如法国形象学专家巴柔所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③。 形象学研究认为强者倾向于妖魔化弱者，而弱者倾向于乌托邦化强者。但考察近半个世纪的国货歌，我们发现，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却对西方货品进行了妖魔化想象，对自我即国货进行了乌托邦的理想化重塑。 首先，为了表达一种恐惧与敌视心理，国货运动期间，国货歌中称外货为“洋货”“仇货”“劣货”等。这些概念所指大致相同，但其参照系不同，以此表达的内涵也不同。“洋货”与“土货”“国货”相对，重点强调其国籍；“仇货”主要反映一种民族愤恨心理；“劣货”主要表达其质量低劣。西洋布与土布相比，西洋布相对脆薄，以《高岭》填词的《国货》歌直击其要害：“国民需用本国货，制衣需用本国货。土布坚良耐久着，洋布脆薄容易破。”④“坚良耐久”与“脆薄易破”道出了土布与洋布的质量差异，而产品质量关系到消费者切身利益，因此歌曲真可谓一语中的，让消费者深明其中的利害。以后的言说者也都以此为切入点，并把不坚固耐用的特点泛化到所有洋货，对全体洋货的质量进行丑化与矮化，使其形象在消费者心目中破产。五四运动期间，吉林女子师范学校音乐教师王羽琴用梳妆台调谱写的一首《抵制日货歌》，以儿童为诉求对象，和善可亲、循循善诱地揭露洋货质量低劣，就是这种说法的延续：“东洋货最可怕，奉劝诸公勿买了。买得回来惹人笑，既不好又不牢，暗暗里把中国送掉了。”⑤ 其次，国货歌针对洋货外观精美漂亮的特点，批判其“华而不实”。这一点，也成为国人批判洋货弱点的普遍说辞。山西平定友爱会赵诚灵在其《提倡国货歌》中，称洋货为“煌眼货”⑥。“煌”，光明之意，“煌眼”，即让眼前一亮，类似于今日的“养眼”，即言外国货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20世纪30年代，黄康屯的《劝用国货歌》宣称“人人都晓爱国好，唯有仇货忘不了；外精内粗极恶劣，银钱可是出去了”⑦。式匋在其《劝用国货歌》里也有“内容不固表堂皇”⑧的断语。这些评判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了洋货注重产品设计与包装，借此吸引人的眼球，以获得消费者的注意力，触动其内心柔软的角落，使其受到莫名的感动，然后付诸购买的行动，这是工业经济的特点。国货歌的书写者们抓住中国还处于前工业社会、消费者比较注重产品的耐用坚固程度的现实，大肆渲染外货徒有其表、华而不实，显示了中国人的主观期待，并借此赢得消费者对国货的认同。这是农业经济理念和工业经济理念的对垒，是实用主义向消费主义的叫板。 在形而下的层面上渲染外货质量低劣的基础上，国货歌的书写者又进入宏大的形而上层面，揭示外货的横行，将造成国权漏卮、国脉断裂、国势阽危的局面。这就从个人利益层面上升到国家利益层面，告诉国人洋货消费不仅损害个人利益，还会损害国家利益。如黄康屯的《劝用国货歌》里痛指：“自从五口通商，各国竞相逐鹿。洋货气焰日高，国货销路日蹇。满街摩登男女，尽是非洋勿服。大拉浪淘沙去，劣货满坑满谷。年年亿万出超，通国敝赋悉索。奉此民穷财尽，国脉若断若续。”⑨胡心培也心有戚戚焉：“溯自五口许通商，经济侵略从此时。至今时已近百年，金钱流出谁能敷。星星之火可燎原，涓涓不塞真堪惧。”⑩这种表述显示了国人对外货倾销的心理忧虑与惧怕。 最为重要的是，围绕外国货品造成中国国权漏卮、国势垂危的思想，国货歌通过文学上的比喻与夸张，赋予其各种恐怖意象，来深化国人的恐惧心理，进而产生对外货的敌视心态。这些意象呈现出残暴、血腥、欺骗、侵略、富有毁灭性的精神意涵。这些意象大致是： 1.魔鬼。具体讲就是奸刁狡猾、残酷恶毒的“吸血鬼”。如沈醉了在为“中华国货展览会”国货歌征稿文里有：“外人真奸刁，杀人不用刀，恶辣手段只在吸脂膏。”(11)纪谦、徐翰臣在其作品中也用到同样的意象：“外国货，外国货，吸我膏血似猛兽，同胞果然怕猛兽。”(12)“民膏民脂思吸尽，不战而胜利横磨”(13)等。 2.强盗、侵略者。冼星海告诫国人，“外国货，要赚我们金钱造枪炮，杀我们同胞，抢我们土地”(14)。杭州振新织绸厂的后代金松甫告诫国人，洋人“夺我金钱丧我命，制造枪炮打我们”(15)。山西汾州有一支《抵制日货歌》，也告诫人们：“要知敌人拿了你的钱，马上变成他的大飞机；一架架，一只只，将来都要带了炸弹炸死你！”(16) 3.锋刀。刀是国货歌对外国货品经常使用的意象，极言其血腥的侵略性。国货歌里具体的称谓有：(1)“刀枪”，“甚么花露水，甚么薄荷霜，哪一种不是来自东洋人，以货物作刀枪，杀我制我，不露锋芒”(17)。(2)“刀俎”，“饮我膏血吸我髓，无形刀俎将自割”(18)。(3)“锋刀”，“外货倾销，使着锐利的锋刀，年来我国的市场全被霸占住了；国货前途，反是风雨飘摇，巨大的漏卮，每年滚滚地向外抛”(19)。 4.猛兽。动物具有的形象生动、个性鲜明特点，往往被赋予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一种隐喻符号。人类早期的图腾崇拜就与动物有很大关系。在国货诗歌里，有大量关于外货的动物想象。如“猛虎、苍鹰”，林醉仙正告人们：“东山猛虎早张牙，北海苍鹰已展翼。”(20)崇明县的歌谣也高唱“日本货，日本货，样样色色如老虎。同胞若怕虎来吞，大家不用日本货”(21)。又如“封豨长蛇”：“行国货，国货聚菁华。争爱家鸡驱野鹜，何然封豨兴长蛇。努力屏淫鹉。”(22)“封豨长蛇”也作“封豨修蛇”，出自《淮南子·本经训》，本意是指大野猪和大蟒蛇。由于这两个猛兽非常贪婪和残暴，所以人们就用其喻指贪婪和残暴的侵略者。又因其最早的出现是和后羿射日相联系的，所以可以理解为先民在艰险困苦的生存环境中，对山野猛兽和旱灾的遗留记忆。 5.骗子与侵权者。在国货歌中，作者们认为洋货是骗子、是侵权者。它们骗了中国金钱，让中国形销骨立、精血枯竭。纪谦的《国货谣》唱道：“外国货，外国货，骗了我们金钱走，帝国主义成富有，我国人民变消瘦，经济破产无药救。”(23)《劝告同胞服用国货歌》揭示外国货品假冒中国货品以欺名盗世：“那洋人用心机，非同小可，冒厂名、冒牌号，不可捉摸。最普通就是那纸烟洋火，(红孩儿)、(福禄寿)花样繁苛，有(财神)有(饭碗)都是哄我。这都是外国人，般般做作，登我堂、入我室，将我琢磨。”(24) 6.屠宰场。1935年，《福建特教通讯》登载了一首《提倡国货歌》，把售卖洋货的店庄比喻为杀生如麻的屠宰场，鲜明的意象极富煽情性：“看大街上，满列洋货庄，都是杀人的屠宰场。我本国货，销路就不畅，多少金钱流外洋。”(25) “锋刀”“猛兽”和“强盗”等意象，把洋货倾销带来的抽象政治意义具象化，使民众更易理解与接受。其指称洋货如狼似虎般凶猛残忍，使中国国脉断裂、风雨飘摇和形销骨立，其实是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刽子手”形象的另类表述，而这些都呈现出中国神话传说里妖魔鬼怪的原型以及《圣经》里魔鬼撒旦的原型。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每个人都有一套感知原型概念的心理系统，这些原型意象以神话元素的形式或形象在世界各地呈现，也是每个个人身上潜意识的产物。“原型”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族群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26)这些文明的碎片会沉淀为人类精神深处的记忆，化约为一种潜意识。约瑟夫·坎伯等神话学者则认为，在世界各地所发现的各种神话，基本上都在表现人类的内在戏码；我们可以把他们视为从创造的奥秘中找出身而为人的意义这股永恒驱动力的不同表现(27)。神话原型之所以恒久，是因为他们反映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实相与挣扎，释放了人们精神底层的渴望与期盼。因此，国货歌里关于外国货品的“鬼怪”原型，在现实中自然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对具有原型意象的激情言说怒指外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对爱国主义的呼召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体现出的同情与关怀，呈现出极强的话语生产能力，有强烈的鼓动民气作用。这些尖锐锋利、血腥残忍的意象成为近代国人对西方货品的普遍想象，甚至成为一种“意见气候”与“心态气候”。其实从客观上来讲，外货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国权漏卮单方面的影响，还有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及社会生活的便利化、丰富化与现代化的正面作用。国货歌对外货漫画式描绘的取向实际上是近代国人在频遭外来侵略，自尊心受挫后的本能、原始、被动的反映，是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宣泄，是言说者对外货这样一个“文化他者”悲情浪漫的梦靥想象，为激发民气的工具化和夸张化表达。正如跨文化理论所说，“我者”文化影响对“他者”的解读过程和解读效果，以“我者”的定势思维去解读另外一种文化就导致了“异托邦”的产生，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曲解与误读将他者演绎为漫画式的异民族形象和异文化图像(28)。然而，“异国形象的塑造虽然包含着塑造者的想象与欲望投射，但又非顾社会现实基础的纯粹想象之物”(29)，主观中一定夹杂着客观，主观影像是现实的镜像。中国人关于洋货的想象是虚假中的真实，真实里的虚假。 二 国货：似真非真的“呱呱叫”形象 国货歌在妖魔化外国货品的同时，赋予国货以“真真好”“呱呱叫”的美好形象，从而把自我理想化和乌托邦化，显示出较强的文化操纵和利用倾向。正如徐迅所言：“为了社会和政治的动员，意识形态都是煽情的，煽情需要有乌托邦的支持。”(30) 20世纪初，中国工业还处于草创期，产品粗劣陈旧，与外国货品相比，质量有很大悬殊。时人说：“自与各国通商以来，迄今不过七十余年，而洋货充斥各处，已有洪水滔天之抛。盖吾国工业素不讲究，各种物品，皆粗劣不堪，既不适用，也不悦目。”(31)到了抗战爆发前，国货质量已有较大改观，但总体上的商品质量还难以尽如人意。时人对其颇有批判，如，1936年9～11月，《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评提倡发展国货，其中分析国货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一，外观陈旧、规格杂乱；二，运输税费过高，技术设备老化；三，货源准备不充分，交货不准时，导致信用缺乏(32)。 现代学者李长莉在对近代国内外的货品质量进行全面研究后总结道：洋货高档、精致，价格偏高；国货低档、粗糙，因而价格低廉。于是使用洋货还是国货就成为区分上下阶层和贫富的一种外在标志。洋货成为高档、时尚、流行和品质的符号和标志(33)。从这些书写里可以看出，不管是晚清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货的质量都是令人堪忧的。 不过，随着国货运动的日益深入，也有一批国货品牌迅速崛起，质量有很大提升，市场竞争力大大增强，可以与垄断中国市场的名牌洋货相颉颃。如荣氏企业的“兵船牌”面粉、大生毛纺厂的“魁星牌”棉纱、东亚公司的“抵羊牌”毛线、“永利制碱公司”的“红三角牌”纯碱、“上海天厨味精厂”的“佛手牌”味精、“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的“双骐麟牌”葡萄酒、“中国化学工业社”的“三星牌”蚊香和牙粉、“上海马利工艺厂”的“马头牌”颜料、华生电器制造厂的“华生牌”电扇，等等。这些都是相关行业的顶级品牌，代表着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最高水平。有的国货品牌还把一些洋品牌赶出中国市场，如“三星牌”蚊香把日本“野猪牌”蚊香赶出中国，“三星牌”牙粉把美国“丝带牌”牙膏赶出中国。“红三角牌”纯碱以优异的质量驰誉中外，曾获1926年费城世界博览会金奖，迫使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的“娥眉牌”洋碱退出中国市场。“华生牌”电扇行销不久即畅销国内外，在各种展览会上获奖四五十种，美国“奇异牌”电扇不仅在中国市场绝迹，海外的一部分市场也被华生占领。 在国货歌的书写者笔下，国货是“真真好”“呱呱叫”的，是远远优于外国货品的。这里面更多的是出于为社会动员而营造声势、鼓动人心和积攒人脉的现实需要。为了增强消费者信心，书写者首先强调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从而使国货带上历史的厚重感。1924年一首《富国歌》高唱：“我国地大物亦博，天地精华于斯托。”(34)林醉仙《神州血》里诗意盎然地歌唱中华民族无所不有、无所不产：“如藏家醖不开樽，如蕴嘉肴不列俎。如植兰桂满庭阶，何须更买汀州杜。如栽红杏逼墙厢，何须更觅桃花坞。”(35)沈醉了赋予中华地大物博、民性耐劳的特点：“中国地方好，物产称富饶，平原山野随处出原料。中国民族好天性，能耐劳，精力充足，技能更灵巧。”(36)清癯的《劝服用国货歌》申明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无所不有：“中国开化本最早，创造从来也众多。近想轩辕是黄帝，远溯三皇与伏羲。已往事迹犹能详，始画八卦造书契。结了网罟教佃渔，又养牺牲充庖厨。种种制作由此起，人人乐业皆安居。上古衣服有丝麻，四时穿着非奢华。育蚕治丝号缧祖，虽做元妃也浣沙。”(37) 民族主义“是通过一种特定的回归而达成的，比如内省、更深地挖掘利用本土资源、复兴过往的民谣、英雄和神话等”(38)。这里，作者使用了轩辕黄帝、三皇伏羲、罗祖西施等文化符号，在历史的深邃感中，幻化出一幅人人安居乐业、衣食丰足的桃花源盛景。 在宏大的层面赋予国货以极深的文化底蕴后，国货歌的书写者们开始从具体实在的角度渲染国货的优点。外货虽然在诸多方面优于国货，但任何东西都有阿基里斯之踵(39)。比如追求产品更快地升级换代，加速产品被淘汰的命运，就把产品的轻薄短小而不是坚固耐用作为第一追求；注重产品的外观设计，以使其具有更强的审美色彩来吸引消费者注意力，因此产品外观大多比较引人入胜，就会显得华而不实。再如某些行业某些产品特别是高端产品的价格可能偏高。于是国货歌的书写者们抓住这一点，不遗余力地渲染中国货品坚固耐用、价格低廉这个优势，以满足消费者的实际利益需求。 杨锡类在其《劝用国货歌》里，详尽陈述国货“价格低廉、经久耐用”的特点：“吾国各地物产好，要用国货计最妙，同胞同胞要记牢，希望国货要畅销。工厂日日来制造，样样国货真真好，价钱便宜又公道，热心同胞应知晓。机制物品格外好，外货好看终勿牢，金钱漏出勿勿少，快用国货勿轻藐。”(40)宋寿昌的《用国货》以比较的手法言明两者的优劣等差：“我国货，自己做，质地纯粹很牢固；舶来品，虽好看，不耐久用价又贵。”(41)田胜英的《国货歌》也采用同样思路：“试问那呢绒哔叽，怎能比绸缎绫罗。舶来品，坏不过，过眼云烟一刹那。我国货，好不过，经久耐用真坚固。”(42)胡心培在《提倡国货歌》里自豪总结：“或问国货何所长，吾谓优点实在难更敷。其余种种姑莫论，只此‘价廉耐用’四字先足。”(43) 在充分言说了国货的结实耐用、价格低廉的优点后，书写者们还尝试赋予国货一定的时尚、新颖的形象，来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趋新求异的心理特点。如国危的《国货谣》：“中国货，样样好。带古式，占时髦。”(44)张翊德的《国货歌》也高唱“式样新，价格巧”(45)。但这不是中华国货的强项，书写者们可能并不感到理直气壮，也就欲言又止了。 有些书写者绕开对国货具体优缺点的言说，笼统抽象地为国货赋以美好形象。如赵诚灵赋予国货四大优点：“好”“真”“精”“良”。但如何好真精良，作者只是在“真”这一点上做了注解：“粗布十年穿不破，洋货只穿一两冬。”其余三个方面似乎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理由：“国货好，国货好，大家提倡要趁早。有肥不落外人田，免得银钱往外跑。亚西亚洲大中华，土地最大人不少。二十二省出土货，四万万人用不了……”(46) 有些作者用音韵铿锵、悦耳动听的词语来为国货塑形。如张翊德的《国货歌》高唱“国货好，国货牢。中华国货刮刮叫”(47)。还有笔名为“英”的儿童诗歌《国货歌》有韵律与节奏感，也更具煽动性：“国货好，国货妙；国货呱呱叫。爹爹买只国货新呢帽，价钱巧，回家哈哈笑！妈妈剪件国货旗袍料，货色高，就把裁缝叫！姊姊要做绒绳衫，国货绒绳牢且俏。弟弟要买大皮球，国货皮球拍得高！国货土货销场好，毛鬼小鬼气死了！国货好，国货妙；国货呱呱叫！”(48) 响亮的音韵和铿锵的音节使“国货呱呱叫”成为国货形象的总结语与经典的广告词。“广告并不是简单的反应——它们既非虚假，也非真实，作为对现实的再现(representation)，广告必定是要将其‘反映’的东西加以抽象化。”(49)确实，国货歌歌咏的内容是自我的乌托邦化。这种乌托邦化是一种自我的期许，也是劝服民众的一种谋略。而且这种策略性论述逐渐成为一种宰制性的价值观，穿越社会阶层的藩篱而四处流播，使国货变为一种符号资本与象征资本，塑造着社会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 国货歌在塑造国货整体良好形象的基础上，又重点歌咏一些知名国货品牌，赋予其优秀超越的地位，从而成为整体国货的形象代言者，也使抽象的“呱呱叫”国货形象有具体的承载者、表现者与阐释者。歌曲使用的曲调有山歌、五更调和儿歌等。 1922年，中华国货维持会在其编选的《劝用国货》中，不惜笔墨罗列知名国货，形成国货品牌的洋洋景观：“江西夏布好，蒙古羔羊毛。浙绸苏缎亮又牢，瓷器景德窑……薛针锦绣巧，豫鲁府绸超，雨前龙井滋味好。质地称肥沃，农产很富饶。”(50)这首歌被广为传唱，如“川沙歌者”在1927年演唱的《新闻谐唱：句句真言之劝用国货》(51)，其实就是这首歌。 上海市教育局在1928年7、8月间制就《爱用国货歌》二首，分发各界歌诵。其一有“神州大陆天产多，手工品，真坚固，佛山雕刻，景德镇窑古，蒙古羊毛南通布，龙井茶叶，江浙丝产，价廉物美，远胜洋货。提倡改良莫错过，凡事均需切实做”(52)。式匋也在一首劝用国货的诗歌里歌唱：“要知瓷器推景德，丝蚕绸缎在苏杭。笔墨文明从湖皖，纸张精美贵洛阳。东南无数木棉矿，西北多年狐鼠羊。”(53)1936年，工商界名人金松甫应学生国货年推行联合会作《提倡国货歌》：“杭宁绸缎真真好，湖州丝织件件精，还有云南白铜大理石，瓷器有名景德镇，江西夏布万载好，组织精工白如银。又有杭州名茶福州漆，萍乡煤矿漠河金，普天之下最驰名，国内名产多多化，堆山积海勿离经。”(54)北京崇文区的《前门箭楼看国货》，歌颂一批全国范围的知名国货品牌：“前门箭楼看国货，货物琳琅品种多；福建雕漆放异彩，北平珐琅名显赫；湘蜀刺绣花样好，苏杭丝绸人争购；铁锅最讲三道线，广东束鹿声价高；南剪张小泉为主，北剪王麻子是首……”(55)这些歌曲凸显了中国物产丰饶的形象，也试图提升消费者的信心。但是所塑造的是一个资源型、农业型的传统国家形象，而国货运动的重要使命，是促进国内现代化工商业的发展。 1924年，黎锦晖创作的《国货打胜仗》的儿歌，重点歌咏一些工业品品牌，形象生动、引人入胜的词句使歌曲充满故事性与艺术性：“龙虎人丹管大炮，丹凤火柴架飞艇。三星毛巾去破阵，双妹香水去劫营。竹布吓得直抽筋，都之王吓得通身绿，樱花妹吓得遍身青。江西老婊抛炸弹，洋瓷炸得响叮叮。华丝葛大旗空中展，野鸡罗吓得战兢兢。无敌将抡起蝴蝶剑，削得狮子乱纷纷。嫦娥祭起镜面散，美颜水疼得泪淋淋。十滴药水钢刀下，仁丹胡子翘不成。大家扔来大家砸，劣货堆起一层层。无情烈火烘烘起，果然斩草要除根。”(56)1929年10月16日，从事美学教育的朱允宗在《宝山民众》上发表《提倡国货十字山歌》，为机制工业品品牌塑形叫阵：“一字写来两头平，江西瓷器顶有名。材料细洁花纹美，各省同胞尽欢迎。二字写来下画长，化妆品顶出名是广生行。价钱便宜货色好，各处地方名气扬。三字写来川字横，陈嘉庚橡胶皮鞋很有样。穿到脚上真写意，要走远路最便当。四字写来四角方，夏天热来不可当，衣裳最好用夏布来做，湖南省浏阳夏布品质良。五字写来五无人，吃吃糖果最开心，冠生园出品非常好，滋味鲜洁花样新。”(57)金山县的《倡国货五更调》用中国传统民间小调为国货品牌呐喊助威：“四更四点月光明，国货说勿尽，依呀呀得儿喂，大略唱几声，三星厂里棉织品，机器等。振兴厂呀，手套袜纱巾。依呀呀得儿喂，家庭化妆品。五更五点月色清，中国珐琅品，依呀呀得儿喂，华昌钢精品，外加汉昌热水瓶，式样新。大中华呀，双钱橡胶品。依呀呀得儿喂，美新皮革品。”(58) 按照传播学观点，“品牌音乐是重要的品牌认知符号，它可以迅速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并把品牌名称刻在消费者的大脑里，这就是‘有声商标’”(59)。还有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音乐似乎可以改变消费者对于品牌的情感和态度”(60)。这些歌曲一方面提升了国货品牌的知名度与市场占有率，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因为其较好的品牌形象，成为全体国货的形象代言者，这样就使国货歌所倡导的消费取向有了具体可触的实在感。作者们在构思自己的作品时，显示了极强的心理期待与希望，但也无意中描绘了现实中的国货影像。 三 “爱国者”抑或“豺狼”：消费者无可选择的选择 “民族是一个臆想的共同体，同时它也是道德价值的共同体”(61)。国货歌不断言说消费国货是国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购用国货可保利权、救国家。并以是否购用国货作为爱国的标准，言明用国货就是“中国人”“同胞”“好朋友”“知音”与“爱国的人民”，否则就不如“山中豺与狼”、就是“自杀自戕”“亡国奴”、就是“甘心养强盗”、就是“凉血”、就是“为人作嫁衣”、就是“认人为父、为母”等。赋予国货消费以极强的道德感，并由此建构与区隔消费者的国民身份。 对于使用国货者，作者们赋予其“我者”的身份，这种称呼有： 1.同胞。上海市教育局的《爱用国货歌》里有“奉劝同胞快醒悟，大家购用本国货。购用国货，富强基础”(62)。内政部编制的《购用国货歌》里有“奉劝同胞用国货，人人要提倡；精心制造挽回利权，努力图自强”(63)。《中华国货展览会会歌》号召“同胞兴起”，“我们的钱袋裂了缝，我们的银箱漏了底，富翁渐渐变穷人，穷人哪有立足地，努力，努力，愿同胞兴起”(64)。这里，同胞成为使用国货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被定义为“一种社会网络”，歌曲通过呼唤“同胞”，就使被唤者具有了血缘上的亲近感，并感到自己被纽结在同一个社会关系网中，从而得以成为局内人，成为“我”类。既然是“我”类，那就应该用国货，否则就非同胞，因为自古以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反之亦然。 2.知音和朋友。杨锡类在《劝用国货歌》里宣称：“国耻两字记得清，抵制外货最要紧，全国同胞要热心，用了国货就知音。”(65)段鹤卿的《F调提倡国货歌》也称：“好朋友！好朋友！我们是中国人，要用中国货。”(66)歌曲把是否购用国货作为选择朋友的标准和作为知音的条件，充分说明作者的政治觉悟与国族情怀。 3.爱国者和中国人。如段鹤卿的《F调提倡国货歌》一再简单明了地告诫消费者：“中国人用中国货，提倡国货责在我。”(67)黄康屯的《劝用国货歌》，直接在爱国与爱国货间画上等号，巧妙地完成意义置换：“莫再为人作嫁，‘理合’自求多福。爱国便是爱货，子孙寿喜福禄。”(68)程文铮的《国货歌》为购用国货的行为赋予足够的崇高感，使民众认识到消费了国货，就成为想象的共同体成员，就取得了“爱国的人民”的身份与标签：“爱国的人民，认定国货是瑰宝；无论饮食和服用，不是国货我不要；大家抱紧这颗心，始终都要用国货。”(69)胡敬熙在《劝用国货歌》中也有同样的倡导与规训：“人人都道国要爱，爱国就该用国货……爱国救国莫空喊，大家实实在在做。”(70)几首歌都把爱国的抽象意义简化为使用国货。 这些称呼以其强烈的身份认同与道德认同功能而具有号召力。因为作为社会成员，对孤独、异类、不被认可怀有本能的恐惧与胆怯，对寻找一个安全的精神家园也怀有天生的向往与渴望。“爱国的人民”是一种身份，一种荣誉，一种崇高而神圣的精神主体，一种耀眼夺目的道德名片。趋近它、获取它，对一般民众有着天然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但是这些抽象意义的获取是需要具体途径的，国货消费在那个时代就成为切实可行、具体可触的行为方式。国货歌的撰写者们显示了高超的说服能力与动员能力。 对于不用国货者，国货歌用激烈的言词对其进行形象丑化和道德谴责，并把他视为可恶的异己与“他者”。其中有的指责其为行为卑劣愚鲁的“人”。 1.“凉血人”。“有等凉血人，犹在高枕卧。国货劝他销，偏说恐惹祸。”(71)“凉血人”即今天的“冷血人”，意即缺乏温情，铁石心肠，是不可交往的“他者”。“凉血动物”是这一时期对不用国货者的更为贬义的称呼：“将我金钱买洋货，同胞饥饿好悲伤。若凡不知来争气，真是动物有血凉。”(72)2.“自杀者”“昏睡者”。“因我们喜新厌故，观国货如弃敝帚。人未亡我我自亡，人未害我我自戕……我们还昏昏如梦，燕雀处堂。”(73)胡心培的《提倡国货歌》哀叹“嗟我同胞何愚蒙，脂膏吸尽犹未悟。国亡种灭在眼前，依然酣歌与恒舞。饮食服制竟奢华，摒除国货用洋货。但求厥化且摩登，忍来国货如粪土……睡狮沈沈永不醒，奚怪频频来外侮”(74)。这里，赋予外货消费者“愚蠢、不开窍”的形象。那么，不愿意做“愚蒙”的人，逻辑上就只有购买国货了。3.“养强盗者”。沈醉了歌云：“吾同胞，吾同胞，全靠今后觉悟早！大家用国货，国家利权保，再不要甘心养强盗。”(75)相同的意象还有“养老虎者”，“养虎伤身，千万不可再遭！”(76)4.“亡国奴”。田胜英告诫消费者，“不要再醉生梦死，甘心做那经济压迫的亡国奴。快快醒南柯”(77)。胡敬熙的《劝用国货歌》里也有“金钱骨碌骨碌流出多，暗里闯下亡国祸”(78)的警示。5.“认人作父、作母”。认人作父、作母是中国文化中为人所不齿的下贱卑劣行为，林醉仙在其《神州血(劝用中国布帛绫罗也)》称，购买洋货的人为“已有天伦不知欢，朝朝往谒他人父。已有同胞不知亲，日日往结他人母”(79)。6.“败类”。老僧在《鼓励提倡国货歌(双十作)》中批判“同胞”，“竟有一般败类者，经营洋商能自安”(80)。7.“男盗女娼”。新四军方与严自撰的杜绝日货歌里有“宁可不开张，不做日货商，做了日货商男盗女娼”(81)的词句。8.“王八”。陶行知在美国三藩市写给华侨的抵制日货歌里有：“好姑娘，顶呱呱，宁可打赤脚，不愿穿丝袜！如果穿丝袜，便是一个女王八！”(82) 有的以丑恶凶猛的动物作比喻，取消其作为“人”的资格。大致有：1.“山中豺狼”。豺狼在中国文化中是凶猛冷酷、残暴狠毒的动物，有强烈的贬斥意涵。赵诚灵高调宣称：“为人没有爱国心，不如山中豺与狼。虎头蛇尾惹人笑，同胞立志要坚强。”(83)2.“裂冠的沐猴”。林醉仙在其《汉家酒(劝用国货也)》中说到“此喜沐猴裂冠裳，彼羡毡裘黜丝绶。蒿目神州一漏卮，莽莽人寰谁执咎”(84)。“沐猴而冠”，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和《汉书·伍被传》。原指猕猴性急，不能像人一样戴帽束带。后讥讽人徒具仪表，而无内才，品格低下，或比喻人徒具衣冠而毫无人性。林醉仙用此成语对崇尚洋货者进行猛烈的谴责。3.“狗和驴”。山西省浮山县的《抵制洋货》的民谣里唱道：“吃了饭，城里走，谁买洋货谁是狗。吃了饭，去赶集，谁买洋货谁是驴。穿洋货，用洋绸，买下洋货当洋奴。”(85)言辞虽然粗鄙，但是表达了坚决不用洋货的决心以及对洋货使用者的贬抑和警告。4.“扑火的飞蛾”。湖北的一首民谣里唱：“同胞们，全不警觉，一个个，还像是，大梦南柯。少爷们，小姐们，只面爱阔。太太们、老爷们，一味蹉跎。工友们、农友们，任人宰割。达官们，都像是扑火飞蛾。明知道用洋货，国将不国。他却是，爱虚荣，不顾那些。”(86)比喻用洋货者必如飞蛾扑火般自取灭亡。 这些言辞，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批判与谴责外货消费者，把其归入异类，打入敌营，使其陷入国民身份认同和价值观认同的双重困惑中，产生被孤立、被弃绝的恐惧感。强势的话语诉求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使其跟随倡导者的指向，“崇高”地为国家和民族而消费。 在这里，我们看到执政党、商业精英、文化精英与底层民众在国货消费问题上意见和态度的惊人一致性，彼此之间的话语互相诠释、互相注疏，呈现出极强的互交性、互融性与互文性。究其原因是精英阶层满怀热情地对民众进行“国货消费”的“价值插入”与“文化嵌入”，而自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的底层民众中就开始萌生出朴素的、强烈的、原生态的民族主义，新型文化嵌入其中后，发挥了类似于酵母的作用，膨胀生发出新型的民族主义。“义和团”运动是原始朴素的民族情感的肆意和过激的宣泄，但是庚子赔款的巨大损失，使中国人不得不静默岑寂下来。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精英人士奔走呼号，使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又一次抬头并且炽热燃烧，但这一次是冷静理性的感情表露与行为展示，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开始形成，也意味着精英人物对民众价值插入初见成效。此后的几十年，中国人的抵制洋货运动与提倡国货运动一直呈现出激情四射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因此，中国近代历史其实是一部民间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感遭遇现代民族主义理念并且不断熔铸升华的历史。期间精英阶层的摇旗呐喊、振臂高呼抑或轻歌慢语、细声呼唤，得到中国底层民众热烈的回应与积极的唱和。各阶层在参考他人言说的基础上进行着自身的民族主义消费话语的建构和再建构。作为经济范畴的“国货”概念具有一定的政治超越性，可以超越国内党派利益、阶层利益和团体利益，成为各派都能接受的一个象征符号，于是在各方合谋下，被建构为一个宰制性符号，甚至一个暴力符号。 晚清以降，社会已进入消费文化的民族主义时代，消费导向成为建构民族认同的方式，它甚至可以淡化或忽略商品的使用价值，通过强调其“国籍”或民族主义的性质，来激发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与消费认同(87)。在这种新型的政治文化语境里，国货消费作为消费文化泛政治化过程中的象征符号与现世关怀，逐渐确立了政治正确的地位，成为一种主宰叙述及集体心态，进而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场域，左右着社会成员的思维模式和政治实践准则。最终的结果是，民族主义成为一种世俗的宗教，民族主义消费成为这种宗教的崇拜仪式，国货成为这种崇拜的道具与对象。 四 未来形象：国货全球都欢迎 正如耐恩(Tom Nairn)所说，民族主义仿佛古罗马的两面神，一面向着未来，一面向着过去(88)。国货歌里一方面充满了对前现代的向往之词，但同时也充满了对现代的憧憬与渴求。“正是通过民族主义，社会试图推进自身向前发展，并力图达到一定目标，如工业化、繁荣以及与民族平等”(89)。国货歌的谱写者并非迂腐的冬烘先生，即使是具有传统知识结构的老派文化人物也具备一定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深知在现代世界历史条件下工业化对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呼吁中国走向工业化，憧憬未来国货在全世界广受欢迎、中华再次称雄的盛景也是国货歌的重要指向。 国货歌的创作者们深知要让国民心甘情愿地选择国货，前提是国货品质的真正精良优胜，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因此劝企业界精工制造、政府实行关税保护、调和劳资关系成为他们的重要诉求。如沈心工很早就呼吁引进外国先进思想，革新本国传统文化，“他国的长处要模仿，自己的方法要改良，种种的出品得奖赏”(90)。也有人提议广开工厂，“国家富强在工商，实业工厂着扩张”(91)。伯寅《F调国货歌》号召各界改良革新、精工制造、税收保护及调和劳资关系，“中华民国地大物博生产多，农事改良人工精造莫蹉跎，关税保护通行国货不偏颇，注重民生劳资还应相调和”(92)。式匋也热切希望同胞万众同心同德振兴工商业，“望我当局执政者，整顿农工立规章。商场工厂宜林立，社会需要重改良。工业出品求廉美，泥土肥沃注农场。小贩大商当自爱，男女老幼耻莫忘。誓死不进外国货，决心改进振我邦”(93)。还有作者在热情讴歌“吾中山是救星，六大计划崭崭新”之后，呼吁要把这蓝图变为实际的行动，“大港辟，筑路成，农矿须开垦”(94)。中华国货展览会会歌号召国民“兴起，兴起，中华民族快兴起，中华物产本富有，国货不比洋货低，趁这次展览好时机，快些来研究和设计，人人立志用国货，洋货怎能攘权利，努力，努力，愿同胞兴起”(95)。这些主张都是从具体角度阐发国货发展的路径与措施。 有的国货歌的作者在暗淡的现实面前，并不妥协气馁，依然雄心勃勃，为人们描绘出一幅“咱们中华要称雄”的蓝图与愿景。汪翔在1905年就倡导工商兴国，期以科技进步，产业升级，跻入世界强者行列：“富强之道非一端，工为万事之滥觞。天然富利数农桑，工艺未修器不良，立公司，重通商，工业不盛无输将。考工记，周官详，文公惠工兴卫邦。迩来科学更炽昌，新理推究判低昂。祝我国工业良，早登世界竞争场。”(96)宋则久憧憬“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的盛世景象：“国货好，国货好，衣食充足知礼仪，地方安靖盗贼少。国货好，国货好，漏卮既塞国富强，吾人担负自然少。”(97)一首《提倡爱用国货五更调》号召人们尽快“仿造洋货”，制造精良，然后销往海外市场，就可“从此国民称强硬”，“二更二点月已升，爱用国货最要紧，大家要关心，仿造洋货要赶紧，拼一拼吓，总可得胜。呀呀得哙，快点竞争。……四更四点月偏西，普及国里，呀呀得哙，然后运出去，制造精良勿想欺，原料品吓，勿卖出去，呀呀得哙，须要争气。五更五点月上墙，就此国强，呀呀得哙，中华谁敢碰，从此国民称强硬，劝同胞吓，大家要想，呀呀得哙，国民真强。”(98) 张佩山高调预言“国货环球都欢迎”，“四更四点月已明，大家齐心，呀呀得哙，总要齐心，科学竞争太分明，当点心，转瞬间呀，国货环球都欢迎，呀呀得哙，锦标夺头等”(99)。赵诚灵义气风发地告诉民众“咱们中华要称雄”，“咱们不变爱国心，积下银钱做正经，咱们中华要称雄。国货精国货精，大家改良要尽心。于今他有时辰表，古来咱有定南针。东西各国年年变，咱国货物日日新。外国同用中国货，中国以后不忧贫”(100)。 对未来坚韧地怀抱希望是人类在艰难困苦中奋斗拼搏的理由。现实越惨淡，环境越艰险，希望越珍贵。在中国民族工业筚路蓝缕的时代，国货歌的作者们竭力展示一个乐观美好的景象给消费者，让消费者透过迷雾，看到未来的盛景，并以这盛景引导当下的行为。他们的思维模式可以这样概括：中华民族昔日的历史是辉煌的，在这种辉煌烛照下，人们应该怀抱希望，努力奋斗，来创造中华称雄的辉煌未来。他们试图通过自己充满激情色彩的鼓与呼，来唤醒沉睡着的民众，使民众成为富有民族国家观念、为民族国家而消费的国民、公民与同胞。如是，“国货”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被圆满地建构起来，并确曾发挥了象征符号的社会功能。 五 结语 本文探讨歌曲、诗词、民谣等艺术作品的文本，在近代中国如何积极地参与国货消费的政治书写与唱演，表达民族国家的想象，进行民族国家认同的培育，参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国货歌对国货消费的意义阐释主要通过四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的途径来完成：一、丑化或者妖魔化“他者”，即外国货品，赋予其“猛兽”“吸血鬼”“强盗”及“恶魔”等意象；二、美化或理想化自身，即国货，歌咏其“真真好”“呱呱叫”，使其既氤氲着历史的厚重感，又散发出当下的实用感；三、让信息所负载的意义完成说服的旅程，最后抵达与邂逅消费者——强势地引导消费者进行几乎是别无选择的选择：爱国就要爱国货，消费了作为“我者”的国货，才是“同胞”“朋友”“知音”“爱国者”，否则就是“亡国奴”“养强盗者”“山中豺狼”“冷血动物”以及“认人作父作母”者；四、憧憬未来的景象，作者们在惨淡的现实面前，依然自信满怀、壮心不已，为人们勾画了“国货全球都欢迎”“咱们中华要称雄”的美好画面。其中第二步“美化自身”又通过两种互相配合的手法来完成：一方面全体美化，为全部国货鼓吹呐喊；另一方面抓典型、树榜样，即重点歌唱一些知名国货品牌，赋予其完美超越的形象，用这些名牌为全体国货代言，使其对国货的理想化想象与渲染有具体的承载者与阐释者。这种系统性的诉求内容与传播策略的背后，显示的是社会在民族危难面前的心理恐惧与期待，透露出本能的无奈感、沧桑感与愤激感，但也渲染出不畏强暴、战胜邪恶、蹶而奋起的强者个性。强势地、不由分辨地把是否消费国货作为衡量是否是共同体中的一员，是否是国民，是否是爱国者的标准，以此进行国民身份的建构与区隔，进行民族意识的认同和化育，并使其成为一种“意见症候群”在全社会散播与弥漫。这种宰制性表述方式、叙事逻辑与修辞特点，“全都嵌在既是社会的，同时也是文化的象征世界中”(101)。 用今天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眼光去衡量，这种“意见气候”可能显得过于情感化，过于意气用事，过于偏激、专断与狭隘。但从符号学的角度去考察，我们会发现“象征政治的特征本来就是诉诸于人们的情感甚于重视理性”(102)。“与其说国族主义的主张具备理性的说服力，不如说它具有诉诸感性的性格”(103)。因此，这种叙述特点是民族主义与生俱来的。从跨文化交流的视野去考察，我们会发现人类自古以来对异域的想象都是主观期待的结果，对异域的书写都是趋于理想化与妖魔化两个极端的(104)。国货歌中对于异域文化的直接呈现者，也就是“洋货”的漫画式描绘以及与其比照产生的“我者”形象的美化，其实是人类深层共性心理的一种外显，其中交织着人类本能的恐惧与希冀，缠绕着自身的需要与规避，错杂着对于强者的羡慕与怨恨，纠结着古今沧海桑田的心理落差与不甘。要彻底摆脱这种“文化漩涡”，可能需要人性共同的超越与升华。 陈寅恪先生说，“对历史要做到理解之同情”，钱穆先生认为，“对历史应怀有温情与敬意”，从此观点出发，我们对待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书写者们的良苦用心应保持足够的理解与同情。打捞并拼接历史的碎片，还原历史的场景，以在场感回味历史和省查历史，并以真实的、完整的历史启示今天，这是以科学精神研究历史；一味用今天反推过去，以当下的社会需要来阐释历史、涂抹历史和肢解历史，是功利主义取向下的历史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所取得的成果只能是漫画式的历史、碎片化的历史以及被阉割的历史。以当今全球化眼光省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指责其偏激与狭隘，其实是观察角度的倒错，是以今天裁剪昨天，以现实裁剪历史，是一种非历史主义。 从近代中国的现实政治层面来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需要能被国民共享的象征符号体系，“以某种终极的象征，某种意义根基来阐述最高层次的政治象征，并成为政治整合的重要力量”(105)。“国货”是中国人建构的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经济象征符号，是民族国家经济基础的政治象征。国货歌主流表达了对民族工业发展的热烈渴求，描绘了对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美好梦想，抒发了对侵略者的痛恨心情，也张扬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使国货成为一种公共象征符号。这种象征符号，唤醒了近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强化了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影响了其价值取向与政治实践准则，并沉淀为一种民族记忆，作为一种隐性心理影响当今国人的民族产业振兴意识。 当然，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呼啸而来的今天，在历史已经发生沧桑巨变的今天，在中国已走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的今天，我们在对国货歌中的语言暴力现象表示理解与同情的同时，对当下不时泛起的激进狭隘、暴力极端的民族主义做法应保持足够警惕，力图在全社会建构一种克制忍让、自信乐观和理性健全的民族心态，彰显出一个敦厚温雅、有容乃大的大国形象。 ①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1)国货运动的产生、发展与意义的宏观研究。如，潘君祥：《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吕建云：《论中国三十年代的国货运动》，《浙江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陈辉宗：《国货运动与中国的现代化》，《晋阳学刊》1999年第6期。(2)消费文化。如，葛凯著，黄振平译：《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敏：《从土货到国货：近代消费行为政治化与民族主义思潮》，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王强：《“摩登”与“爱国”——1934年“妇女国货年运动”述论》，《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周石峰：《民族主义与女性时尚：1934年“妇女国货年”运动新论》，《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4期；仝群旺、王金连：《自利与爱国：国货运动中民族企业家行为与心态分析》，《历史教学》2010年第22期。(3)国货年研究。如，乔兆红：《论1935年的学生国货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周石峰：《“国货年”运动与社会观念》，《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张光华：《从〈国货周刊〉解析“国货年”运动》，《东南文化》2007年第4期；朱晓鸿：《对1934年“妇女国货年”运动的再认识》，《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等等。 ②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东南学术》2011年第5期。 ③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著，姜智芹译：《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④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134页。 ⑤周力：《与世界相遇：近代东北叙事录》(下)，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7页。 ⑥赵诚灵：《提倡国货歌》，《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第860期，1919年7月。 ⑦黄康屯：《劝用国货歌》，《〈申报〉国货周刊》第47期，1933年11月30日，第15版。 ⑧式匋：《国货歌》，《路工半月刊》第2卷第3～4期，1934年。 ⑨黄康屯：《劝用国货歌》，《〈申报〉国货周刊》第47期，1933年11月30日，第15版。 ⑩胡心培：《提倡国货歌》，广州《国货月刊》1934年第10期。 (11)沈醉了：《提倡国货歌》，国民政府工商部编：《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国货俱乐部”》，出版社不详，1928年版，无页码。 (12)纪谦：《国货谣》，《申报》，1935年4月11日，第17版。 (13)徐翰臣：《国货与国本之关系(次唐韩昌黎石鼓歌原韵)》，《国民先驱导报》第1卷第7～8期，1932年。 (14)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冼星海专辑》(三)，出版社不详，1982年版，第46页。 (15)金松甫：《提倡国货歌(应学生国货年推行联合会作)》，《申报》，1935年5月23日，第15版。 (16)刘锡仁主编：《汾州歌谣》，山西省汾阳县志办公室1987年版，第82页。 (17)蒋忠文主编：《湘南学联资料汇编(1919-1927)》，出版社不详，1990年版，第20页。 (18)作者不详，《富国歌》，上海《国货月报》第1卷第3期，1924年。 (19)肖白：《不用洋货歌》，《申报》，1933年8月17日，第19版。 (20)林醉仙：《望英雄——祝拥护商权以劝兴实业也》，《中华国货维持会月刊》第1卷第1期，1931年。 (21)《大家不用日本货》，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上海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歌谣集成》(上海卷)，中国歌谣集成编辑委员会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页。 (22)止止居士：《望江南五阏》，国民政府工商部编：《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国货俱乐部”》，无页码。 (23)纪谦：《国货谣》，《申报》，1935年4月11日，第17版。 (24)作者不详，《劝告同胞服用国货歌》，《鄂东民众》第2卷第2～3期，1936年。 (25)作者不详，《提倡国货歌》，《福建特教通讯》第1卷第8期，1935年。 (26)(27)荣格著，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0页。 (28)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东南学术》2011年第5期。 (29)周宁：《〈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总序》，姜智芹：《美国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30)徐迅：《解构民族主义：权力、社会运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乐山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31)兰陵忧患生：《京华百工竹枝词》，杨米人等著，路工编：《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页。 (32)王敏：《从土货到国货：近代消费行为政治化与民族主义思潮》，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 (33)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 (34)作者不详，《富国歌》，上海《国货月报》1924年第3期。 (35)林醉仙：《神州血(劝用中国布帛绫罗也)》，《中华国货维持会月刊》第1卷第1期，1931年。 (36)沈醉了：《提倡国货歌》，国民政府工商部编：《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国货俱乐部”》，无页码。 (37)清癯：《劝服用国货歌》，《申报》，1936年2月27日，第15版。 (38)汤姆·奈恩：《不列颠的崩解：危机和新民族主义》(Tom Naim,the Break-up of Britain: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伦敦：沃索出版社1981年版，第348页。 (39)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是凡人珀琉斯和美貌仙女忒提斯的儿子。忒提斯为了让儿子炼成“金钟罩”，在他刚出生时就将其倒提着浸进冥河，遗憾的是，儿子被母亲捏住的脚后跟却不慎露在水外，全身留下了唯一一处“死穴”。后来，阿基里斯被太阳神阿波罗一箭射中了脚踝而死去。后人常以“阿基里斯之踵”譬喻一个道理：即使是再强大的英雄，也有致命的死穴或软肋。 (40)杨锡类：《劝用国货歌》，上海《国货月报》1924年第1期。 (41)宋寿昌：《用国货》，陈一萍编：《先行者之歌：辛亥革命时期歌曲200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 (42)田胜英：《国货歌》，国民政府工商部编：《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国货俱乐部》，无页码。 (43)胡心培：《提倡国货歌》，广州《国货月刊》1934年第10期。 (44)国危：《国货谣》，《申报》，1933年5月25日，第13版。 (45)(47)张翊德：《国货歌》，《申报》，1934年7月12日，第14版。 (46)赵诚灵：《提倡国货歌》，《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第860期，1919年7月。 (48)英：《国货歌》，《申报》，1935年1月20日，第16版。 (49)苏特杰哈利著，马珊珊译：《广告符码：消费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学和拜物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50)左旭初主编，全国政协文史办等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0页。 (51)川沙歌者：《新闻谐唱：句句真言之劝用国货》(续一)，《饭后钟》1927年第19期。 (52)《教育行政近闻》，《申报》，1928年7月26日，第23页。 (53)式匋：《国货歌》，《路工半月刊》第2卷第3～4期，1934年。 (54)金松甫：《提倡国貨歌(应学生国货年推行联合会作)》，《申报》，1935年5月23日，第15版。 (55)《前门箭楼看国货》，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山东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歌谣集成》(北京卷)，出版社不详，2009年版，第408页。 (56)盛巽昌、张锡昌：《话说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页。 (57)朱允宗：《提倡国货十字山歌》，《宝山民众》1929年第14期，第2～3页。 (58)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上海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歌谣集成》(上海卷)，2000年版，第208～209页。 (59)杜艳艳：《让音乐成就品牌梦想》，《新闻界》2009年第5期，第187页。 (60)格丽兹奥·亨德瑞克：《音乐伴奏对态度的影响：吉他作为说服的道具》(Galizio,M.,C.Hendrick "Effects of Musical Accompaniment on Attitude:The Guita as a Prop for Persuasion")，《应用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1972年第2期。 (61)徐迅：《解构民族主义：权力、社会运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乐山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62)“教育行政近闻”，《申报》，1928年7月26日，第23页。 (63)内政部：《购用国货歌》，上海《国货月报》1934年第1期。 (64)《国货展览会歌》，《申报》，1928年11月2日，第14版。 (65)杨锡类：《劝用国货歌》，上海《国货月报》1924年第1期。 (66)(67)段鹤卿：《F调提倡国货歌》，上海《国货月报》1934年第3期。 (68)黄康屯：《劝用国货歌》，《〈申报〉国货周刊》第47期，1933年11月30日，第15版。 (69)程文铮：《国货歌》，《申报》，1934年11月29日，第13版。 (70)胡敬熙：《劝用国货歌》，《常识画报：高级儿童》1935年第1期。 (71)熊宗仁：《五四运动在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 (72)作者不详，《倡用国货歌》，上海《国货月报》1924年第3期。 (73)蒋忠文主编：《湘南学联资料汇编(1919-1927)》，出版社不详，1990年版，第20页。 (74)胡心培：《提倡国货歌》，广州《国货月刊》1934年第10期。 (75)沈醉了：《提倡国货歌》，国民政府工商部编：《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国货俱乐部”》，无页码。 (76)朱耀懿：《抵制日货》，《音》1931年第19期。 (77)田胜英：《国货歌》，国民政府工商部编：《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国货俱乐部”》，无页码。 (78)胡敬熙：《劝用国货歌》，《常识画报：高级儿童》1935年第1期。 (79)林醉仙：《神州血(劝用中国布帛绫罗也)》，《中华国货维持会月刊》1931年第1期。 (80)老僧：《鼓励提倡国货歌(双十作)》，《国货评论刊》1928年第6期。 (81)学文等：《方与严同志两三事》，歙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歙县文史资料》第3辑，出版社不详，1989年版，第70页。 (82)陶行知：《告华侨姑娘》，《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26页。 (83)赵诚灵：《提倡国货歌》，《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第860期，1919年7月。 (84)林醉仙：《汉家酒(劝用国货也)》，《中华国货维持会月刊》1931年第1期。 (85)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山东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歌谣集成·山西卷》，中国歌谣集成编辑委员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 (86)作者不详，《劝告同胞服用国货歌》，《鄂东民众》1936年第2～3期。 (87)张仲民：《卫生、种族与晚清的消费文化——以报刊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 (88)(89)汤姆·奈恩：《不列颠的崩解：危机和新民族主义》(Tom Nairn,The Break-up of Britain: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伦敦：沃索出版社1981年版，第329、348页。 (90)沈心工：《铁匠》，毛翰编著：《辛亥革命踏歌行(1900-1916)：中国歌曲选》，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 (91)作者不详，《倡用国货歌》，上海《国货月报》1924年第3期。 (92)伯寅：《F调国货歌》，国民政府工商部编：《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国货俱乐部”》，无页码。 (93)式匋，《国货歌》，《路工半月刊》1934年第3～4期。 (94)佚名词曲：《实业计划歌》，毛翰编著：《辛亥革命踏歌行(1900-1916)：中国歌曲选》，第140页。 (95)《国货展览会歌》，《申报》，1928年11月2日，第14版。 (96)汪翔词、佚名曲：《劝工场》，毛翰编著：《辛亥革命踏歌行(1900-1916)：中国歌曲选》，第39页。 (97)宋则久：《维持国货歌》，《社会教育星期报》1915年第6期。 (98)作者不详，《提倡国货五更调》，上海《国货月报》1925年第1期。 (99)张佩山：《劝用国货五更调》，《中华国货月报》1915年第3期。 (100)赵诚灵：《提倡国货歌》，《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第860期，1919年7月。 (101)罗伯特·达恩顿著，吕健忠译：《猫大屠杀：法国文化史钩沉》，台北编译馆、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76页。 (102)(103)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译：《国旗 国歌 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94、295页。 (104)有关观点，可参考周宁：《2000年西方看中国》，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总序》，姜智芹：《美国的中国形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05)罗伯特·贝拉：《“公民宗教”与社会冲突——贝拉专访》，《二十一世纪》1995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