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合贸易视野下中日两国城市兴衰的关联性——以宁波、博多与堺市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联性论文,宁波论文,两国论文,兴衰论文,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3/8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5)05-0038-09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5.05.005 14世纪中期到15世纪中期，随着明朝建立与勘合制度施行，东亚以中日官方贸易为纽带，逐渐兴起几座大规模的贸易港口城市。在以往欧洲中心论为思维模式的研究中，这一时期东亚区域一直作为西方大航海时代所构建全球贸易体系的补充，未能得到应有评价。“中国中心论”的视角，又过度夸大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具体到14世纪到15世纪的东亚史，各国学者的研究多限于外交政策、国际贸易、商品交流与文化传播等方面，在贸易基础上产生的城市状况及城市之间的关联性鲜有涉及①。然而从城市发展的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在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东亚海域通过明日双方的勘合贸易，已经初步建立起贸易网络②。以这个贸易网络为纽带，两国通过宁波、博多与堺市这三个城市之间的互动进行交流往来，逐渐形成一个彼此间互通有无、互相牵动的城市交流圈。这个城市交流圈，是为近代以后东亚城市体系的雏形，对东亚地区甚至世界的商贸城市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中日城市之间交流互动过程与两国间勘合贸易的构建过程基本平行。早期日本对明贸易以兵库为始发港，以博多为最重要的枢纽港，以宁波为航程终点。成化五年(1469)遣明船从中国出发归航时，因日本国内应仁之乱爆发，临时改变航路从堺市入港，至此对明贸易的始发港口由兵库迁移到堺，堺作为国际都市开始走上全面繁荣。如果以此次航路变更为分界点将中日勘合贸易轨迹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明日双方建立勘合贸易的出发点虽不相同，却以官方往来为纽带，以明朝强大国势为牵动力，促进了相关港口城市经济与文化上的迅猛发展③。日本对明贸易始发港从兵库转移到堺市的过程、日明之间来往航路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两国城市交流扩展与深入的过程。不同国家的城市兴衰与发展能够互相作用、互相牵动，表明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已形成跨国城市体系的雏形④。 一、中日之间的贸易航路与城市交流的背景 明朝初年的对外政策以初创朝贡体系为核心。建国之初即“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1]775，为与周边国家建立往来关系而努力，试图达到“宣德化而柔远人”的目的。就日本一国而言，与勘合贸易建立之后日本单向入贡的模式不同，早期明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胡惟庸通倭案”之前，明廷曾多次遣使赴日⑤。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宣召明朝的建立，二是谴责倭寇的侵扰。这种使节派遣，蕴含着浓厚的国家优越感意味。然而因九州“太宰府不闻于朝”导致信息不通，往往“使者不得入京师而归矣”[2]65。中日官方交流限于与九州征西府之间，洪武年间明使进入京都仅洪武六年(1373)一次。这一时期，日本亦多次遣使赴明，试图与明朝建立贸易关系，其中亦不乏鱼目混珠、假冒朝贡船的民间组织。来往次数内容等，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经开国后三十多年经营和积累，永乐年间，明成祖的“锐意通四夷”[3]7768已有了充分的财力基础。而此时日本刚完成南北统一，填补庞大政费空缺迫在眉睫。在双方的共同需求下，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接受博多商人肥富的建议，遣使与明通好。上书曰：“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道义幸秉国钧，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献方物”[4]3。以肥富这样的商人作为外交使节，在历史上的国家间交往中都是罕见的，也直接反映出日本与明朝往来的商业目的。与此同时，明朝发给日本勘合符。所谓勘合符，“盖符信也。此永乐以后之式尔。九州海滨以贼为业者，五船十船，号日本使而入大明，剽掠大明郡县。是以不持日本书及勘合者，则坚防不入。此为彼方防贼。此方禁贼之计也”[2]65。可见，明廷以是否持有勘合符作为判断来者是否为日本官方遣明使的标准。从勘合贸易开始直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大约一百五十年之间，日本派出的官方遣明船达十九次。这些遣明船对于明朝来说，是万邦来朝的国家自豪感的满足，对于日方来说，则是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 早期明朝使节的赴日路线，据洪武六年(1373)使节仲猷祖阐与无逸克勤的行进情况来看，五月二十日从明州⑥起航，路经肥前五岛、博多，最后抵达兵库，从兵库出发上洛，逗留两个多月，再从兵库归国[5]57。日使来朝贡，也均沿此路线，从兵库启程，经由濑户内海，在博多稍作停留，再经肥前五岛直赴明朝。当时明朝设市舶司，“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因此日使来明，只能从宁波上岸。分析这条路线可知，兵库与宁波是早期中日双方往来中两个至关重要的结点。将这两个结点联系起来的枢纽，则是当时已颇具规模的大城市——博多。 二、兵库与宁波的贸易链接与博多、宁波的城市繁荣 早在王朝时代，兵库就作为重要的商品枢纽和集散地，通过官私物品运输中转，征收“商船目钱”积累财富，成为日本的繁华地带之一，货币流通、信贷业都很发达[5]10。平清盛曾在此修大轮田泊，一度试图迁都于此发展对宋贸易。此计划终因“平源之乱”而搁浅，却可从中看出兵库港作为天然良港在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至室町时代，兵库既是近畿地区的经济锁钥和海陆交通联络要津[5]20，又是与中国明朝，朝鲜等国船只进行商业贸易的重要口岸，继续保持着繁荣。然而，在繁荣的同时，兵库也面临着潜在危机。一是关税税务实施困难、脱税船增加以及税务制度的变化，兵库财税收入降低，二是遣明船抵达兵库以后，所载物品和财富大多直接运往京都土仓，由幕府和商人勾结经营高利贷[6]425-428。因此，兵库一带并未借对明贸易之机而得到大幅度发展，反而是作为远洋贸易中转之地的博多迅速繁荣。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博多的城市性质与历史基础。 博多是日本较早发展起来的对外贸易口岸之一。早在宋代，博多就与中国明州之间建立起深厚的贸易联系。当时有许多宋人移居于此，甚至出现宋人聚居的“唐坊”，繁荣一时。至十二世纪，博多已初步形成华侨社会[7]61。在这样的背景下，博多较之其他地区，本身就具备较为浓厚的中华文化传统，为以后以博多为中转口岸发展贸易与城市奠定了坚实基础。洪武四年(日本应安四年，1371)，大内氏进据九州并逐步控制博多一带。在大内氏的经营和发展下，博多实力不断增强，造船业尤为兴盛，据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其贡使之来，必由博多开洋，历五岛而入中国。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8]2830。有时遣明船甚至要在博多逗留一年之久。随着勘合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博多一带的繁荣程度迅速上升。当时日本“国有三津，皆通海之江，集聚商船货物。西海有坊津、花旭塔津，东海道有洞津。三津乃人烟凑集之地，皆集各处通番商货。”其中的花旭塔津即现在博多一带，海商也多居住在此，“有一街，名大唐街。而唐人留恋于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虽唐人，今为倭也。三津惟坊津为总路，客船往返，必由此地而过。花旭塔津为中津，地方广润，人烟辐辏，集商贾所须，无物不备。洞津为末津，地方人远，与山城京都相近，货物或备或缺不一”[9]287。可见，凭借着数百年的通商传统以及中国文化因素积累，博多在当时日本的对外通商口岸中，繁华程度居于高位。景泰二年(日本宝德三年，1451)与天顺八年(日本宽正五年，1464)的入贡，甚至完全在博多筹办船只和进献方物。政治优势和有利的社会背景，再加上绝佳的地理方位，博多借助明日勘合贸易之机，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国际大都市。成化六年(日本文明二年，1470)时已达到“居民万余户，少贰殿与大友殿分治。少贰殿西南四千余户，大友殿东北六千余户”[10]。其户数与1900年福冈市的户数大致相同[9]288，可见其繁荣。由于通商对象以中国为主，加之宋元时代中国移民的不断经营积累，博多具有浓重的中华色彩，“其地方街巷，风景宛如中华。富者各数千家，有积赀至百万者”[11]61。 总之，博多经过从宋至明几百年间华人的不断融入以及两国人的共同经营，再加上日本一切外事活动的中心太宰府也在博多，导致博多在十四世纪已经作为一个深受中国文化滋养、开放的港口城市活跃在东亚舞台。明朝建立初期，博多主要延续传统，作为明日贸易的枢纽城市，从中攫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促进城市繁荣。因此对明贸易口岸从博多向堺的转移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对博多城市发展产生了打击。即使博多商人凭借长期以来的商业敏感度，在对明贸易的同时经营国内、琉球与东南亚贸易，对明贸易无疑是其最主要的财富来源。加之这一地区战乱频仍，港口泥土淤积，逐渐衰败。嘉靖三十一年(日本天文二十一年，1552)，博多彻底走向衰颓[9]289。日本对明派出最后一艘遣明船的时间是嘉靖二十六年(日本天文十六年，1547)。由此可见，对明贸易港口的转移是博多城市发展的转折，而勘合贸易的终止同时也是博多城市繁荣走向终结的开端。 遣明船驰入中国后，进泊宁波港。明朝延续前代传统设置市舶司。“洪武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3]1980。事实上永乐年间宁波与四番贸易畅达，不仅局限于日本一国，只是对日贸易占绝大部分比重。日本遣明船在宁波驻港后，再通过水路前往北京，都城在南京时则前往南京。 宁波“三面皆海而北面尤为孤悬，吴淞、海门呼吸可接”[12]398。自宋代起，即“虽非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13]511。之所以成为主要针对日本的贸易口岸，一是宁波具有浓厚的对日贸易传统，造船业也很发达。二是从日本到宁波，无论洋流还是风向，对船舶形势都十分有利。日使到达后，更可沿运河直抵北京。 明朝政府规定，“正贡外，使臣自进并官收买附来货物、俱给价，不堪者令自贸易”[14]592。一定程度上允许平民与贡使进行交易。政策导向加之明朝初年与周边各国往来频繁，一时间“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15]714。除进贡之外，各国遣明船均附搭其他货物进行私下贸易。宁波作为日使船舶枢纽，自然便成了日本在中国最大的贸易基地。从宁波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有江南一带富庶之地作为依托。江南作为中国较早开发的地区，到明代已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宁波以此为腹地展开海外交通，在商品流通和文化交流双方面，作用都更易于达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日使利用官方往来之余，一方面大肆购入中国的丝、丝绵、布、锦、瓷器、药材、古书画等奢侈品，另一方面输入日本的一些实用品，从中攫取了巨大利润。生丝、苏木等贸易，利润可达四倍直到六七倍。据《卧云日件录》记载，明人嗜好日本扇，日商带入明朝的日本扇，一把曾换得一部中国的翰墨全书。而“日本大刀价八百，或一百贯者，在彼方则一刀五贯。盖定价也。现实目大明得六百贯，就中五万贯”[16]422。明朝对于日本使臣滞留中国时的食宿以及归航时的旅费都会支给，对日商来说更是利润丰厚[6]410。 宁波贡市的繁荣无形中造就了宁波整体城市以及贡路沿线的繁荣。而宁波作为始发港口，受明日贸易影响尤甚。日本派出的遣明使，很多为文化层次较高的僧人。他们在此交易货物的同时，与当地士绅进行文化交流，不仅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还促进了宁波这座城市在文化与精神层面的整体提升。他们将中国文化带往日本，首先进入的就是博多，继而到达兵库或堺市。因此，当时日本主要城市的文化氛围提升以及所带动的日本整体文化面貌的改观，宁波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宁波争贡之役后，勘合贸易基本中止。对于迫切希望进行贸易的日本海商和明朝商贩来说，只好另辟蹊径谋取利益，相互勾结进行私人贸易。从此“奸豪外交内诇，海上无宁日矣”[17]181。私商们“常年于南风迅发时月，纠引日本诸岛、佛郎机、彭亨、暹罗诸夷，前来宁波双屿港内停泊。内地奸人交通接济，习以为常”。私人海上贸易越演越盛，朝廷对东南沿海贸易环境的掌控力随之直线下降，“沿海荼毒，不可胜言”[18]2161。宁波在官方的城市意义从此开始由贸易向军事过渡。 因此可以说，宁波的城市功能定位首先是以政治意义为基础存在的。随着这种城市功能由政治、经济转向军事，明日之间官方贸易往来的唯一通道被切断，日本相关城市的官方对明贸易港口作用也随之降低，博多的衰弱以及堺的主要贸易对象向南洋转移，就是明朝对日贸易港口城市的兴衰转换对日本城市发展牵动作用的直接体现。虽然勘合贸易的中止后，两国之间商业交往以私人海商贸易的形式得以延续，从而引发东亚、东南亚地区一批新兴城市的兴起，这些新兴城市进行贸易的物质基础，依然是在勘合贸易过程中奠定的。 三、遣明船的航路变化与堺的繁荣 15世纪后期，日本国内爆发应仁之乱。东军首领、拥有四国大部分势力的细川胜元与西军领袖、在中国地区和九州一带势力强大的大内正弘展开争斗。成化四年(日本应仁二年，1468)正月，大内政弘的兵船二十六艘在兵库上陆，牢牢控制兵库一带并向腹地扩展势力。而细川氏为了与大内氏争夺兵库，向摄津诸郡发动侵略，陷入不利状态。在这种局势下，由幕府派出的幕府船和细川船如果经由传统航路(中国路)在兵库回港，有遭到大内氏劫掠的危险。为了避开大内氏控制下的周防国与兵库，成化五年(日本文明元年，1469)回程的遣明船不再走传统航路，而是绕过濑户内海，首次从四国南部的土佐冲迂回，进泊堺港[6]420。选择堺港，与此地的城市基础有关。其一，堺经过南北朝时期的不断发展，在明日贸易开始之前，就是一个凭借有利地理位置，通过往来船舶的中转出入而初具规模、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堺的住民依托海港地区物资丰富的条件，经营商业以及信贷业。同时，由于明代手工业技术的引入，堺的锦、绫织造技术、陶工技术以及漆器制造技术也颇负盛名[19]319。其二，此时大内氏已占领兵库，并怀有攻下堺南庄的意图。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守住富饶、商业发达并作为天然优良港湾的堺变得极其重要[6]463。因此，遣明船如若能够从堺入港，笼络堺的豪商并趁机加大对堺的管辖力度，对于幕府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利因素。 遣明船首次在堺入港后，日本对明贸易的始发港口就自然地由大内氏范围内的兵库迁移到细川氏守卫的堺。从此建立起中日勘合贸易的新航道，后来的遣明船，均从堺出航，共计五次。这五次遣明船的派出，既是大内氏与细川氏斗争的结果，也是堺商人与博多商人对抗的结果[6]443，更是两股政治势力为争夺与明朝贸易的主导权而厮杀的结果。成化十四年(日本文明十年，1478)，勘合船首次在堺港筹备。成化十九年(日本文明十五年，1483)，“渡唐船三艘去十一日自和泉堺进发了”[20]241。启程后经由土佐前往宁波。对于日本来说，遣明船是打着进贡之名行贸易之实。因此几乎所有的日本进贡船实际上都是借商人之手调配进贡品和商品。将军船、大名船乃至寺社船都是如此[6]446-448。而随着航路变更，商人在对明贸易中所起的作用也更为增大了。 第二回遣明船从堺出发时，堺商人开始介入对遣明船的承包[6]499-500。为了压制大内氏在对明贸易中的地位，足利义政将“渡唐船勘合(一合船、三合船)被渡龙首座”[21]173。此人是堺北庄南昌庵的主持，曾屡屡上京，与朝廷关系密切。最重要的是其背后有强大的堺商人支持。这些商人们开出四千贯文一艘的价格，承包了这两艘勘合船。按照当时日本的商业规则，遣明船的承包价格一般在三千贯文左右。堺商人此举引起当时商界的一阵骚动，雄厚经济实力可见一斑[22]127。成化二十二年(1486)七月，三艘遣明船于堺到港之时，堺南北庄欢呼声一片，僧人、居民也都摩肩接踵，跑出来看热闹。当遣明船第三回从堺出发之时，堺作为贸易城市已经开始渐渐进入全盛阶段。甚至在派出第四次遣明船时，有一种说法认为堺商人已经得到勘合符。堺不仅是遣明船的埠头，同时也是赴朝鲜船的始发港。通过对明贸易，堺出现许多豪商。其中最著名者当属文明年间的汤川宣阿、小岛三郎左卫门、尾和宗临等[6]73。随着堺的繁荣，城市户口激增。许多外地人也纷纷搬至堺。 “宁波争贡”事件后，明朝废除市舶司，日本与明朝官方贸易的路径被切断。但是勘合贸易为堺市带来的利益却依然在发挥作用。堺商借助多年海内外贸易中积累的经验，尝试探索新的远洋航海渠道。这种开放的经济环境，使得堺的店铺聚集起各种国外贵重的织物和奢侈品，成为全日本一大物资集散地。同时还作为中央市场，向京都、奈良以及其他各地提供物资。如金鱼，就是弘治十五年(日本文龟二年，1502)，从中国传来红、白、黑三条，于堺到港，流行全国。由于商品流通迅速，贩卖赝品、人口以及赃物的现象也很多。当时大和药师堂被盗的佛像头以及应仁之乱中丢失的三体诗版木，都是发现于堺的市场[6]242。可以说，遣明船在堺的归航不止对于堺本身，对于整个近畿地区乃至全日本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依托对明贸易积累的强大财势，加之此时幕府控制力羸弱，堺慢慢发展为一种新型的自治城市。在堺，住民之间有称作“十人众”的专管诉讼审理组织。后来发展为三十六人会合众，代表住民利益。在城市建设上，堺的周围有注满水的壕沟，各町两端也用木板相互隔开，到夜晚上锁以保护市内安全。在商业规范上，对明贸易的商人们拥有强有力的组织，同行业的一般商人也有自己的“座”来规范彼此的商业行为。在城市文化层面，物质上的富裕带来城市生活在内容上的极大丰富。在堺市，有具体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市民的行为和礼仪。还有大型娱乐场所，吸引着从京都到全国各地的观光客到此游览、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嘉靖二十三年，(日本天文十三年，1534)在堺的天神一带，“踊”和“能”这样的艺术表演开始以造价极为昂贵的金襕做配饰，令人目瞪口呆[23]433。这种城市文化也对周边各地产生了影响力。以“踊”为例，这种表演形式很快传到奈良，百姓诸人穿着华丽，竞相表演艺能。因此，堺的商品常常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大多数时候只能满足需求的十分之六七。这种供不应求，实质上就是明朝进口商品的供不应求。在商品营销全国的同时，堺的商人也游走于各国。在当时交通并不便利的条件下，通晓海内外大事及风土人情的堺商以及堺商品的优良品质受到诸国领主的知遇，他们的游走扩大了堺的影响力，现在日本各地甚至海外诸国，还残留着带有堺町名字的道路。 十五世纪中期开始，堺作为国际贸易大都市达到繁荣的鼎盛时期。堺的主要财富来源无疑是对明不断的贸易积累。作为港口城市和自治城市，虽然堺的自治只是趁战国大名割据纷争之时所取得的一定范围内的自治权，当各大名间的纷争被统一的幕藩体制取代后，各种自治权利相继丧失。但是在这段时期内，堺却通过城市的自治与频繁的海内外交流，对异文化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成为一座具备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国际化大都市。嘉靖二十一年，(日本天文十一年，1542)三位葡萄牙商人从暹罗出发，试图驱船去宁波进行贸易，却在航海中遇到暴风。漂流到萨摩诸岛后，探清了赴日航路。以札彼埃尔(Padre Mestre Francisco Xavier)为首，第二年开始在日本一边进行商业贸易，一边传播耶稣教。由于当时堺是日本的经济中心，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度也比别处高，于是他们在堺修筑仓库储存货物，并以此为据点向畿内地区传教，并进行着对明与南洋贸易[6]324-427。 可以看出，勘合贸易航路转移之后，堺不仅仅是中日之间交通往来的口岸，更是与西方文明相互碰撞的口岸，或者可以说，堺同时也是一个中华文明外传西方的重要中转地。堺的兴盛依托对明贸易，同时也正是由于对明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堺从商人到市民，都染上一种奢饰品消费习气。他们将巨大的财富用于繁冗的茶道活动中，并大量修建寺院，堺一时间成为“佛国”。葡萄牙传教士初入堺时，曾为遍布于这座城市的、与狭窄土地毫不相称的宏伟佛教建筑所震惊。堺的市民沉溺于享乐之中，每日酒宴、游乐不断，死后更是举办极为盛大的葬礼[6]254。这与同一时期的明代江南地区盛行的奢侈之风传入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这一时期堺的上层文化就是明朝文化的折射。 四、结论：城市之间的关联性与城市体系雏形 综合上述三个城市的位置和特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宁波、博多与堺作为明代中日两国官方往来的结点，彼此之间具有密切关联性和相互牵动性。这种关联以中国的朝贡体系与勘合贸易政策为大背景。利用明朝颁发的勘合，一百五十年间，日本屡次派出遣明船。前期从兵库出发，后来由于日本国内爆发应仁之乱，改以堺为始发点。遣明船到达中国后，均由宁波驻港。这三座城市中，宁波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地方城市。其城市功能的定位除了自然环境因素与经济因素外，国家的政策导向起到关键性作用。因此，明朝早期将宁波定为与日本官方往来的口岸，直接促使宁波在早已具备的优良经济环境下，得到更加迅猛的发展。不能忽略的是，明朝后期随着倭寇肆虐，中日关系紧张，宁波的城市功能开始从商业向军事方面转移，成为一大军事重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日本国内情势对中国城市发展牵动作用的体现。 博多作为中日间航路的中转枢纽港口以及有着悠久中国移民传统的城市，其发展受中日贸易环境的直接影响。遣明船始发港口在兵库时，由于遣明船只和货物大多由博多商人筹备，遣明船有时更是直接从博多出发，博多迅速积累财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航路变更之后，遣明船所带来的物质利益转移到堺商人手中，博多因此遭到巨大损失，直至勘合贸易之后彻底凋敝。可见，对明贸易的繁荣决定着博多城市的繁荣。而堺作为勘合贸易中期以后兴起的自治城市，除了借对明往来之机得到发展之外，堺市民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染上浓厚的明朝气息。更为重要的是，明代商品出口到堺市以后，一方面通过堺传往日本各地，另一方面作为与西洋交通的重要枢纽，明朝的商品和文化又通过在堺活动的欧洲商人传到世界各地。因此可以说，堺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外传的重要枢纽。 不能忽略的是，在勘合贸易背景下，两国之间活跃的日本商人和僧侣，是国家派出的官方外交使节，更是一股重要的民间力量。在完成外交任务的基础上，推动商人冒着巨大风险辗转于两国之间的动力是朝贡之外、私下贸易所能得到的巨大利益。对于僧侣来说，则是对中国文化的强烈需求。这种民间商人之间、中国文人士大夫与日本僧侣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互通，是勘合贸易中最活跃的力量，为城市之间的互动搭起了桥梁。 总之，从14世纪中期到15世纪中期，以中国的宁波、日本的博多与堺市为轴心，东亚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国际贸易为依托的城市交流圈。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城市交流圈，是因为三座城市之间，有相互牵动作用。其中明朝以强大的国力做依托，牵动着博多与堺市的商人通过各种努力构建与中国的贸易联系。而与日本的往来，也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宁波的城市功能定位。博多与堺更是以勘合贸易作为城市发展的命脉。这三座城市之间的联系，首先是政治联系，其次是经济联系，再次才是文化方面的来往和交流。虽然后来中日两国都相继实行锁国政策，这个城市交流圈却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行为而不断扩大，相关城市不断增多。明朝后期长崎和九州其他港口城市兴起，月港、厦门、澳门、马尼拉、万丹、巴达维亚、阿瑜陀耶、满剌加相继繁荣[24]307，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贸易城市体系，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局势的产生，正是14世纪中期到15世纪中期，在中日之间以勘合贸易为纽带的城市往来基础上所进行的深化与扩展。 ①关于明代勘合贸易史，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重要著作有小葉田淳：《中世日支交通貿易史の研究》(刀江書院1941年)、(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郑樑生：《明代中日关系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日)佐久間重男《日明关系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92年)，相关论文有万明《15世纪中国与东亚贸易关系的建构》(《明史研究》2003年第8辑)等，都对14-15世纪中日两国之间的官方与民间交流情况做了探讨。相关城市史研究方面，有角山栄：《堺—海の都市文明》(PHP研究所2000年)、万明：《明代宁波的“贡市”——以明末高宇泰〈敬止录〉为中心的探析》(《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川添昭二：《中世·近世博多史論》(海烏社2008年)等，但至今尚无相关成果从城市发展角度探讨勘合贸易的作用以及14-15世纪中日两国城市间的联系与互动。 ②勘合贸易，即明廷向入贡诸国颁发勘合符，凡各国官方派遣的赴明贸易船，必须携带作为凭证，在规定的时间、地点进行交易，以限制对外贸易规模的贸易方式。洪武十六年(1383)，明廷向暹罗、占城、真腊诸国颁发勘合符，掀开了勘合贸易的序幕。 ③传统的中日勘合贸易研究，以《永乐条约》与《宣德条约》的签订为界，将日明贸易分为前后两期。(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事实上，所谓的条约不过是明朝在永乐和宣德年间对日方朝贡人数、船只数量以及贡物内容的笼统规定。后来在实际的往来中也并未以此实行。以所谓的条约作为分期依据并不准确。(参见陈景彦《明代中日间“永乐条约”与“宣德条约”辩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以不同标准来分期，可以得出许多不同的结论。本文以日本对明贸易始发港口的地点转移为界进行划分，考察相关城市的兴衰。 ④城市体系(urban system)一般指“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或国家中，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由不同职能分工，不同等级规模、联系密切，互相依存的城镇(城市)组成的集合。”城市体系具有整体性，即其中某一个构成要素发生变化，都可能影响到整个城市体系。(参见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版。)本文中的城市体系为跨国城市体系，更加侧重于各国城市之间在资源配置、文化传播与信息交换方面的交流与互动。 ⑤分别为：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明太祖遣使到日本、安南、占城、高丽四国，颁发诏书，通知四夷君长；洪武二年(1369)派杨载等七人赴日，责备倭寇侵扰；洪武三年(1370)派赵佚来日，责备倭寇侵略，均仅与征西府取得联系。洪武六年(1373)派仲猷祖阐和无逸克勤赴日，进入京都。 ⑥洪武十四年以后改称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