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马克思批判理论之比较_法兰克福学派论文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马克思批判理论之比较_法兰克福学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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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精神是马克思学说的灵魂。在本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劲旅——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着西方人所面临的普遍的文化——历史困境,以及人的异化受动的存在方式,宣称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并没有过时,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说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为此,他们高举起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旗帜,越出了抽象的思辨王国,积极关心社会问题,致力于从经济、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去研究和批判所谓发达的资本主义,从而形成了其闻名一世的“社会批判理论”。从理论渊源上看,这一批判理论直接继承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所以二者有着表面上的似同之处;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片面强调它的批判性而否定其科学性,因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现实批判的锋芒被他们所钝化。为有助于我们辩证地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当代西方社会,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本文试将两种批判理论作一辨析。

一、价值批判与科学批判

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主题,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对人的本质活动和存在方式所做的正面分析《自由自觉的活动》和负面分析(异化受动的活动),极大地弘扬了人类理性的自我批判精神,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摧残。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不懈地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从剩余价值理论出发,批判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主要是从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中来理解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在他们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早期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日益显示出生命力,而他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批判方法已经不合时宜了,用剩余价值理论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似乎是一个“矛盾消失了的世界”。因此,他们得出结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本质上说是伦理的而非经济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要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要回到马克思早期的轨道上来,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把批判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摧残作为重点。

不仅如此,他们还以“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现代化者”自居,公开提出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他们认为,虽然马克思为如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了方向,但马克思对人本质的规定是“含混的”、“肤浅的”,忽略了对人心理的研究,因此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压抑人性时,它缺乏具体的标准。有鉴于此,他们接受了弗洛伊德关于文明起源于对本能的压抑的观点,竭力把弗洛伊德主义同《手稿》的人道主义及异化思想糅合在一起,提炼出人的本质是“爱欲”的思想,并从分析个体人的生物的、心理的和非理性的生存状态入手,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关系,强调高度发达的科学和物质文明对人性严重的压抑乃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所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工业化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在工业文明社会,科学技术异化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这一事实同时表明技术合理性成了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合理性正趋向于变成极权主义,并且这种具有极权主义特征的技术合理性已经扩展到发展工业社会的各个领域,以至于使“潜在自由和现实压抑之间的脱节日趋严重”,(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人已变成了缺乏否定精神、没有批判意识、更无超越欲望的单向度的人。不仅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那几种存在于劳动生产领域的异化形式仍然存在并有了新的发展,而且还产生了许多新的异化形式,诸如自由异化、消费异化、政治异化、精神异化和社会关系异化等等,所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合理的、畸形的、人性严重异化的病态社会。

第二,现代科技文明与环境人化的矛盾。在现代西方工业社会,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增长以一种无计划的、自然而然的方式制度化了,这种既有的增长机制,会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领域和规模,利用科学技术盲目地、无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而这种过度生产必然造成进行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于是,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人对自然的关系深刻地敌意化了,不仅人对自然的改造以剥夺自然的诗意为代价,而且人对人的统治也以人对自然的统治为基础,自然界已变成为“商品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这样的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世界的爱欲式的占有;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是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生的主体——人和这一主体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波士顿,1972年,第60页)

很显然,法兰克福学派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批判对象,其目的是暴露该社会对人性的全面压抑。他们通过对该社会的人性异化所作的全方位扫描,激烈地抨击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机器操纵人,机构驾驭人、物欲奴役人的非人道的现象;如实地揭示出人处于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生活优裕、心理失常的异化状态;深刻地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对自然的掠夺性利用和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所有这一切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的否定无疑是坚决的、彻底的,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诸领域各种异化现象的揭露也是全面的、无情的。但尽管如此,由于他们的这种否定、揭露只是站在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上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声讨,而不是立足于科学基础上的剖析,因而,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只能是一种价值悬设的道德批判,因而在根本上是非科学的,是与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精神背道而弛的。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继承”的是马克思早期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出发的哲学批判,而丢弃的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立足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本质上不是一般的、单纯的价值判断活动,而是一种反思性的历史认识、评价活动。它是要将一定社会及其历史作为认识、反思的对象,从而正确地认识现实社会,并对其本质特征、社会内部事物的种种优劣作出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虽然马克思在早期主要是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但这种批判是尚未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它后来被马克思所扬弃。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其早年的价值批判进行了现实的理论定位,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是历史性产物,真正的批判只能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总体性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其本身便包含有自我批判的张力。因此,要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批判,就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结构、活动和矛盾之中,对现实资本主义进行严格的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不再用异化概念来说明经济范畴和经济现象,而是用社会分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之间的以及一系列经济范畴来说明异化概念和异化现象,尤其是他运用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然后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恩全集》第46卷(上册)第38页)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规定性,得出资本关系(本质上即雇佣劳动关系)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这一结论,并进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运用这一规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流通中的二律背反难题:一方面,资本关系促进了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市场一体化,从而导致人们生活交往的世界性趋向,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又必然存在资本利润率下降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内在趋势。这种经济危机乃是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崩溃与瓦解的内在根据。这样,马克思就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中引发出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力,并进而在综合的意义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和它灭亡的必然性,最终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由外在价值批判向社会内部的自我批判的转换。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吸收和并非是马克思理论中的本质的东西,该学派对马克思的《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的理论特别重视,并力图用这一理论来作为批判现代西方社会的武器。显然,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批判性的高度统一,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革命批判工具首先在于它是一种科学的体系。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分析之中,马克思主义才显示了强烈的社会批判力。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批判。他们高扬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道德价值而忽视该理论的科学意义与他们奉行抽象的人道主义是直接联系的。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强调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价值判断和科学判断的统一,并且把价值判断建立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把人类价值观念的形成、发展和最终实现看作是一定物质生产方式发展和变革的结果。它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进行“唯物主义的批判”。列宁说:“……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所必须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列宁选集》第1卷,第81页)离开社会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体系和社会的阶级利益,去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病症,这种批判只能是唯心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揭露和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压抑和异化中,反复探索而不能为人们指出一条摆脱它的正确道路,甚至引导西方社会的“新左派”去不断碰壁,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批判理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转向唯心主义;由对人们之间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分析转向抽象的人本主义和精神分析。他们把弗洛伊德理论中荒谬的部分即关于人的本质是生物遗体本能的冲动的观点作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依据,把抽象的人、人的存在、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等当作解释历史的基本原则,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的本能冲动(爱欲)与科学理性、社会文明相冲突的历史。显然,这是在用人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动因来代替社会发展的根本的经济动因,用抽象的“社会与人性的对立”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这种回避甚至掩饰现实矛盾的批判,不论其言辞多么激烈,也未能真正揭示出造成当代资本主义弊病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要抓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要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就要研究它的新变化、新特点与社会的经济关系、社会的生产关系体系、社会的阶级利益之间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的确有新的变化,但是其生产关系的有限度的调整并没有根本改变其深层的无法摆脱的对抗性矛盾,资本主义的本质否定仍然植根于自身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也只能基于这种历史性的客观生产方式的内在瓦解。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却忽视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和制度性危机,他们离开现实的经济基础去刻意发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现*

,逻辑地使用异化结构去评判现象,其结果只能是落入非科学的人本主义。

二、形而上学的批判与辩证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正如霍克海默认为的那样,是要破坏一切既定性、事实性的东西,证明它们是不真实的,所以,它是作为一种否定一切的理论出现的。否定的辩证法是该理论的哲学基础,其特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面同一或统一辩证法的核心理论,主张从同一性转向非同一性,阿多尔诺说:“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认识”。(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伦敦,1977年,第5页)他在谈到矛盾问题时,更强调矛盾就是“非同一性”,就是非此即彼,对于矛盾只适用排中律,没有什么亦此亦彼,也不存在什么对立统一。而他之所以突出“非同一性”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对否定与肯定的辩证统一,反对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他看来,肯定与否定不能有任何联系,肯定就是绝对的肯定,凡是肯定的地方没有否定;反之,否定则是不包含任何肯定因素的绝对否定,是否定一切的全盘否定。阿多尔诺主张用非同一性代替同一性,用绝对否定代替辩证否定,用矛盾的不可解决性代替矛盾的对立统一,这种态度和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倾向。对于这种“否定的辩证法”来说,已不存在什么新陈代谢的过程,也没有什么前进运动。由于绝对否定是“存在的最高原则”,否定的结果必将使一切归于虚无;在否定的过程中,一切对立物相互吞噬,相互消灭,“运动的结果回复到它的开始阶段,将它宣布为死亡”,一切归于崩溃,所以“否定的辩证法是一种崩溃的逻辑”。(同上书,第145页)

这种“崩溃的逻辑”可以说是“否定的辩证法”之精髓。借助这种逻辑,曾使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当代西方社会时得出一些激进的结论:它批判肯定的“实证思维”与现存社会秩序相调和,崇拜事实,不能区分本质与现实,不能理解否定性,并由此导致顺从主义、保守主义;它指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采用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的政策,成功地压抑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使该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因而,它强调要揭露矛盾,揭露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新型的控制与奴役,猛烈抨击西方工业社会是“病态社会”,并号召人们起来拒绝资本主义的一切。从这点来说,无疑人有反对资本主义的积极的意义。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否定的辩证法”有着明显缺陷。由于它只强调了“非同一性”,而避开或不提“同一性”,甚至认为“同一性”是虚假的,因而就陷入片面性,其结果往往会导致“打倒一切”的简单化的极左倾向。这种简单化的批判仅限于在批判的对象上面打上一个负号,简单地把对方肯定的东西变成否定的东西。结果,从形式上看来是否定了对方,而在实质上不但没有克服对方,反而常常遭到客观逻辑的无情报复。显然,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充满着极端虚无主义的绝对否定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定观是根本对立的,实质上是一种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恩全集》第1卷,第417页),因而它本身是一种以辩证否定为基本方法的建设性批判。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人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恩全集》第23卷,第24页)这种辨证的批判,乃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本质、最有意义的方法论功能。其科学性就在于,它的任何否定都是建立在对客观世界的详尽而又客观的认识基础上,并且都是以对现存事物的某种肯定为前提的,它是扬弃而不是否定一切。据此,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来批判,既指出它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又指出了它必然灭亡、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命运。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既不是断然地绝对否定,也不是和平地全盘继承,而是一个既有否定又有继承,既有吐故又有纳新的新陈代谢过程。列宁也反复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必然的,但代替的具体形式则是辩证否定的形式,代替的同时也有继承、借鉴和吸收。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来完善和发展自己。

由此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真正坚持了社会批判的创造性原则。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仅停留在单纯否定性的阶段,他们把辩证法变成对概念灵活性的主观应用,反对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的理性分析,拒绝探求客观事物的辩证运动规律,把否定的作用绝对化为虚无主义的否定,因此,当它用到社会批判中去时,除了空洞的否定一切而外,提不出任何积极的合理的目标来,最终只能陷入悲观绝望的之中。他们对几个世纪来工业社会科技化、合理性的发展结果是悲观的,对被他们认为已整合到现存秩序中去而丧失了革命动机与动力的大众是失望的,对西方社会的前景是迷茫的。阿多尔诺甚至认为,绝望是历史和社会所造成的最后意识形态。马尔库塞也承认,“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够在现在和它的未来之间架桥沟通的概念;不抱任何希望,也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它要仍然忠于那些没有任何指望地已经献身和正在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马尔库塞:《单面人》伦敦,1964年,第257页)可见,法兰克福学派离开了建设性的形而上学批判,不仅不会给西方资本主义带来任何真正的威胁,反而还会泯灭人们心中对社会发展的希望,把人们带进绝望的深渊。

三、理性批判与实践批判

把理论研究的主题从社会政治经济转换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又一个基本特征。从40年代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经过50年代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一直到60年代马尔库塞的《单面人》、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成”的技术和科学》,都贯穿着“文化=意识形成=操纵性工具”的典型模式。他们认为,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发达工业文明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人们的统治,已经转向一种技术性统治,并达到高度“合理”,这种合理性的实质就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直接成为统治阶段的意识形态工具。据此,他们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看作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极权,而造成这种极权主义性质的主要不是恐怖与暴力,而是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造成一种“控制的新形式”。今天,在西方工业社会,以现代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大众传播媒介,已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人的生活方式之中,使外在的统治、压迫日益内化在人的生活方式之中,直接阻止了人的真正自由发展。因而,他们主张将批判矛头直指西方社会的现代文化,以及技术文明所造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并由此展开了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批判、心理机制批判等文化批判主题,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文化批判理论。与此同时,针对日益发展的科学理性、社会文明对个人爱欲的压抑,他们还进一步强调现在要进行的革命已不再是推翻政权和改变经济制度的革命,而是改变人的心理结构、解除人的心理压制的“意识革命”、“文化革命”;未来的理想社会也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各尽所能、按需要分配的社会,而是一种“心理健全”的、以“爱欲”为中心和以人的本性的彻底解放为根本目的的社会。

应该肯定,法兰克福学派从文化层面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全方位的批判,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西方社会的理性文化模式在人的异化和生态破坏的背景中已陷入了危机,这为我们正确认识发达工业社会中出现的新现象、新情况和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基础。特别是他们所揭示的西方社会精神文化上的非主体性现象,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想的新问题。因为这种精神观念的非主体化,已经不是简单地颠倒为物的力量,而是理性本身从内心中自己奴役自己,并据以肯定现实中资本的统治。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相对于过去单纯从饥饿、人身依附、暴力等肉体强制的角度来认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显然更具说服力。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应看到,该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貌似激进,但实际上是把社会批判局限于意识批判。他们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思想发展轨道,注意的焦点由经济基础转移到哲学和文化等上层建筑。由于他们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批判意识的基点,因而导致其社会批判误入歧途,陷于偏颇。

首先,他们社会批判的基本方向跟马克思、恩格斯截然相左。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批判坚持把针对“副本”(上层建筑)的批判归结为针对“原本”(经济基础)的批判。他们总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区分出现象与本质、表层存在与深层存在、上层建筑与基础,等等,然后以人之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实践活动为基本出发点,从本质、深层存在和基础出发去对现象、表层存在或上层建筑作出评判,说明后者存在的根据和自我分裂的原因,指出其被超越与扬弃的历史必然性。这一方法构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却背离了马克思学说的唯物主义基础,他们无意去批判西方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更不愿去具体考察现代西方社会生产方式、社会政治经济特性,如何制约和影响现代西方社会文化面貌、人们文化心理结构的,而只去批判西方社会的现代文化。因而,尽管他们一再声称要发扬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早已不是象马克思本人那样,针对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现实矛盾,而是针对着它们在文化和意识形成领域的反射和回声。在他们那里,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已为“物化意识”的批判所取代,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探讨也为超越时空的心理分析和文化批判所代替。所以,这种批判充其量只是一种浮在社会现象表层的道德说教,它决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否定最终只能陷入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

其次,他们所谓的技术理性批判显然也消解了马克思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虽然他们看到了科学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某些联系,看到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阶级宣扬技术统治意识,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或奴役的新工具,这具有合理之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成所特有的阶级性或政治偏向性。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技术统治”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表现,它完全是由于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资本主义式的利用所造成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抛开特定的社会背景,片面地强调科学技术对理性影响的消极性,甚至把科学技术直接等同于意识形成,用对文化技术的批判来代替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这就把人的现实的政治解放简单地看成了物性的解放。他们这样做的后果,不仅会引导人们对技术文明的彻底怀疑和全盘否定,而且还会消解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

最后,他们的社会批判仅是一种纯理论的批判,而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实践批判。从该学派社会批判的总体视角来说,他们都是以先验的“应该”范畴为理论内核的,并且都把理论观点投向现代社会爱欲与文明的冲突,把研究兴趣放在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上,甚至还一步把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归缩为意识形态的批判,主张进行“文化——心理”革命。这显然是夸大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因为,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意识的一切形成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马恩全集》第3卷,第43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批判已非精神的批判,而是“武器的批判”,是实践批判和理论批判的辩证统一,他说:“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马恩全集》第2卷,第105页)要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批判的武器必须导向武器的批判,即实践的批判。这种批判不再是使用远离现实的、随意选择的尺度来评判现实,它要求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应从造成自己的实现性的实践活动的客观逻辑和科学的价值观出发,对自己的社会存在持一种客观态度,并通过科学地再现现实实践活动中展开的现实的矛盾,深刻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超越现存,“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正确途径。可见,马克思强调的是付诸于行动,即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来“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马克思曾这样批评青年黑格尔派,说他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马恩全集》第3卷第22页)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所谓“批判”理论。他们批判一切,但批判的矛头实际上只是观念、思想和概念,因而,他们的批判仅仅是一种不触动现实的浪漫主义批判,最多也只是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解释,进而,现实社会历史的可批判性完全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他们既是深受西方启蒙精神熏陶的理想主义者,又是实践上的无能者,但他们却经历了精神上的“奥德赛”漫游。他们批判现实,憧憬未来,却又始终找不到实现理想社会的阶级基础、物质力量和现实道路,于是,“乌托邦”便成了他们抗议现实和躲避现实的理想之路,他们的批判精神也成为昨日风中摇曳不定的旗帜,偶而让人回首瞩望。

总而言之,法兰克福学派尽管以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继承者自居,且他们的“批判”理论也一度成为现代西方思想调色板上的一种流行色,但由于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背离了马克思的科学批判原则,进行的是一种从主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的人本主义批判,因而在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无缘,这两种不同的批判理论,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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