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学校自主招生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学校论文,自主招生论文,世纪论文,叶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中国高等教育起步较晚，但在较短的时期内，一大批公私立高等学校脱颖而出，得到了长足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一跃而成为饮誉中外名闻遐迩的知名大学。现代中国公私立高等学校之所以能够在不长的时期内取得明显的办学绩效，应该说与各校所实施的自主招生是分不开的。各校的自主招生对于办学特色的形成，教学改革的深化，内部活力的增强，高质量人才的培养等，产生了积极作用。
自主招考机构的建立
新生质量的优劣、数量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公私立高等学校发展前景。为了录取符合各校学业程度较高、专业基础扎实、具有特长的新生，各公私立高等学校设立了专门的招生委员会，授予自主招考新生的职能与权限。
现代中国公私立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分四种形式，即自主招生、联合招生、划区招生和统一招生。中华民国前期各校均自主招生，后期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公立高等学校曾实行联合招生和统一招生。无论是哪一种招生形式，都建立了相应的招生机构，以负责履行招考新生和转学生的职能。
在众多的公私立大学招生委员会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私立金陵大学招生委员会。根据《金陵大学总章程》，该校设有大学各委员会、各科委员会以及小学、中学各委员会。大学委员会包括友好委员会、一般会议委员会、图书管理委员会、博物馆委员会、出版委员会、体育运动和体育锻炼委员会和招生委员会在内的各类“常务委员会”。招生委员会包括大学招生委员会和附属中学招生委员会。
《金陵大学总章程》规定，校长有权任命招生委员会成员。其职责是负责各科和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金陵大学招生委员会在以下诸方面享有决定权：(1)举行入学考试的日期、地点和方法；(2)新生报到入学日期；(3)交纳入学考试费用的日期；(4)申请入学的标准；(5)学生在其他院校如获有学分的话，其最高学分的数目；(6)各本科和中学录取新生的基础标准。（注：《金陵大学总章程》，载《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112页。）并规定，招生委员会每年至少由校长召集召开一次全会，讨论委员会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决定与招生有关的共同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形势骤然紧张。“七七事变”后，北京事态迅速恶化。以前的各校自主招生考试确有困难。1937年教育部令国立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试办联合招生。由于北京局势变化，乃决定由中央、浙江、武汉三大学先行试行联合招生（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第一章“概述”。）。教育部规定，负责试行联合招生的学校，“得组织联合招生委员会，以召集学校校长为召集人，委员会之组织由各该区自行订定报部备案。”虽为联合招生，却是建立在学校个体之上，实际上是学校自主招生功能的扩大。大片河山沦陷后，教育部又在较短的时期内试行委托招生考试、划区招生考试和统一招生考试。1938年，为方便上海学生升学，教育部制订了上海国立各院校代招后方国立各院校新生办法，委托交通大学招生委员会代招理、工、农三学院新生；暨南大学招生委员会代招文、法、理、商四学院新生；上海医学院招生委员会代招医学院新生。为保证招生工作公平、公正，教育部“随时派遣专员视导”。又要求“评定志愿入后方国立各校院之学生考卷后，按照各该校录取标准，造具及格各生名册，载明各该生入学志愿及各科成绩，密呈教育部复核决定录取名额”。（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第一章“概述”。）
1937年国立各院校实行统一招生，统一录取标准，并于1939年由教育部统一命题。由于战时内迁各校分散，交通阻塞，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无法举行，教育部乃决定1942年实行划区招生与联合招生、自主招生并举办法，将全国划分为重庆区、成都区、昆明区、贵阳区、西北区、粤桂区、浙赣区、福建区、湖南区、湖北区。分别委托各区影响较大的大学招生委员会为召集单位。重庆区指定中央大学、成都区指定四川大学、昆明区指定西南联合大学、贵阳区指定浙江大学、西北区指定西北大学、粤桂区指定中山大学、浙赣区指定中正大学、福建区指定厦门大学、湖南区指定湖南大学、湖北区指定湖北省立教育学院为召集学校。划区招生同样是建立在学校个体基础上的，仍然属自主招生的性质。
自行选定招考时间、地点
由于各公私立高等学校的办学传统不同，办学特色各异，工作进展不一，招生时间和区域难于一致，又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文化底蕴不同，考生情形千差万别，现代中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在招收新生时，根据本校工作的进展决定招考时间，根据生源情况选定招生区域，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
一般说来，考试时间各校多根据招生工作准备情况和历史传统决定；考试地点多根据报考生源情况确定。各公私立高等学校一般在校本部设考场，外地视生源多寡而定，或者一省设一考场，或者相邻数省共一考场。《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规定，每年招考文、理、法三院各系一年级学生，每年在北京及外埠同时招考一次。报名日期临时登报公布。交通大学每年招生的时间不同，1923年夏季招生，报名期限为8月1-4日；考试时间为8月6、7日上午8-11:30、下午1-4时。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每年夏间在北京招考一次，如有多数学生在外埠投考，也可指定地点，但要“派员前往监试”。（注：《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简章》，载吴惠龄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史料》第一集“近现代部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页。）
每每遇到特殊原因，如广告宣传不到位，考生程度不理想等，招生名额未能完成，各公立高等学校一般不降格以求，降低标准完成招生名额，而是迅速组织第二次招考。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在8、9月期间3次招生，并于当年8月举行招收插班生的考试。1930年左右，重庆大学文预科因第一次招生未满，举行第二次文预科招生考试。1936年，四川大学招生名额不足，9、10月间又补招一次。1946年，北洋大学在北平、天津、上海、武汉、陕西等5省市第一次招考，各地考生达6000多人，但物理、化学、地质3系仅录取11名，其中地质系仅录取1名；工学院8个系仅录取新生150名。当年10月13、14日又向全国第二次招考新生。
私立南开大学招生面向全国，学生来自各个省区。1930年以后，全国除西藏、新疆边远地区外，各省都有来南开大学求学的，不少华侨也负笈而来。在全国各省区中，以天津、直隶、广东、江浙、东北学生居多。这些地区的考生对南开大学情有独钟。由于南开大学面向全国招生，使创办不久的南开大学很快跃升为全国的知名大学。
自主择定招生区域范围，使国立浙江大学得到了快速发展。浙大的生源原来以太湖地区即苏、浙、闽为主，由于杭州沦陷，浙大在流亡过程中自主招收全国各地流亡学生，使浙大成为全国性的大学，在流亡过程中奇迹般得到了发展。
公私立大学招生委员会有权决定招生省区。1948年，北洋大学招生委员会根据历次所招生源质量，本着就近、方便的原则，决定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重庆、西安、广州8处招收新生。
考试科目与侧重点的定夺
因为各校的专业不同，各专业发展的方向有区别，学科特色迥然有异，人才培养的规格不同，新生的学业基础和文化兴趣有差别，各公私立高等学校在招考新生的科目与各科目测试的难易程度和侧重点自行确定，以确保能录取符合各自要求的新生。
1920年的《北京大学招考简章》明确告知考生，投考北京大学本科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俄文学系者，考试的科目有国文、英文（或法、德、俄文）、数学、论理学、历史、地理诸科；其国文程度“须略通中国学术及文章之流变”；英语“曾读过数种文学者，能列举及批评其内容”，“能以国语与外国语互译”，“作文无文法之谬误”。国立交通大学理、工学院各系招生考试的科目为国文、英文、数学甲（高等代数、解析几何、三角）、物理甲、化学甲、中外史地及公民。又根据科目的难易程度决定考试时间的长短，规定“每科目试验时间以二小时为限，但本科英、法、德、俄文得延长至三小时。”（注：《北京大学招考简章》，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6号。）这显然是比较重测试考生的外语基础。
各种学科对报考者都有文化知识上的不同要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拟招考体育专业学生，其招考学生简章中特别附有各科考试“特别注意”科目。如体育专修科要注意国文、英文和博物3科；农业专修科要注意国文、英文、博物和化学4科；商业专修科要注意国文、英文、数学3科；教育专修科要注意国文、英文和教育经济。（注：《教育部咨各省区应按照南京高师招生简章选送合格学生文》第1088号，载《教育公报》第5年第9期（1918年6月15日）。）各校在考试题目编制上，注意突出自身特色，有的重理轻文，有的重文轻理，有的突出国文，有的突出英文，亦有突出数理化者，也不乏重视实验者。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中文科招生侧重“国故”整理；清华大学比较侧重数学和外语，这两门成绩不佳者，很难录取。不同拟题者，测试的重点又有所不同。如1932年国文试题是由陈寅恪所拟，作文题为“梦游清华园记”；文化知识试题中有一试题要求对对子，题目是“孙行者”，测试的重点是考生的想象能力、国学基础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悟。
自主招生的价值重估
招生自主权是办学自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民国时期各公私立高等学校享有招生自主权，很多学校录取了符合学科要求，对所习专业有浓厚兴趣的人才，使学校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学科特色，得到了健康发展。正因为有自主招生的权力，有些学校才得以破格录取了诸如钱钟书等一大批璀灿照人的人才。清华大学对英文、数学成绩不佳者一直感到头痛。但破格录取了英文特差、中国文史特优的吴晗；又录取了数学才考15分而英文得了满分的钱钟书。后来他们都成为文坛出类拔萃的顶尖人物。
由于各公私立高等学校享有独立招生权，各校可以从自身实际出发，确定各校人才培养的规格，制订招生考试人才测试的尺度，从而突出重点，发展自己的特色学科，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因此，实行公私立高等学校独立自主招生，有利于提高办学的效益，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使学校在较短的时间内能跃上新台阶，提升办学的品位。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成为文理科人才培养的基地；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成为科技人才培养的摇篮；燕京大学在乡村建设方面做了值得重视的工作；金陵大学的农科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
各公私立高等学校独立自主招生，打破了统一时间、统一地点、统一试题、统一评卷、统一录取标准的“统一”模式，百花齐放，不拘一格，各校形成了“船小好调头”的灵活招生机制，为考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许多中学毕业生对于升学并不感到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能够生动活泼地学习，培养自己对学科的兴趣，发展自己学业上、文娱体育上的特长。由于招生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模式，各校考试的时间错开，给考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有的考生甚至接连报考几所学校，“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摆脱了一次考试定终身造成的过度紧张的阴影。有的考生一个连报考几个学校，结果同时被几所学校录取。如马百非1919年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和北洋大学；季羡林1930年报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均传来捷报；敢峰志愿学医，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报考了6所大学，结果3所医学院都没有考取，倒是收到了3个不是医学院的大学的录取通知。
公私立高等学校实行自主招生，不仅使高等学校自身和考生受益非浅，而且惠及普通中学教育。由于各高等学校开考科目不同，题目的难易程度不同，考试的方式方法不同，使各地高级中学看到的不是一根“统一”的指挥棒，只能用多种多样的方法训练学生，而不能用僵化的、死板的方法训练学生。又因为各校招生时间不一，给学生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机会，从而使各高级中学摆脱了备考的困扰，而能够将教学重点放在基础训练和提高学生实际能力上面。
很自然，一提到高等学校的自主招生，人们就自然而然想到拉关系、走后门等普遍存在着的不正之风。现代中国公私立高等学校自主招生有没有徇私舞弊、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呢？应该说只要大学有层次优劣之分，只要升学中有淘汰，这些弊端必然相伴而生，并不取决于学校是自主招生还是统一招生。潘光旦任清华大学教务处长时，安徽省主席刘振华有两个儿子要求进清华读书，潘巧妙地拒绝了，回答说：“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注：《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96页。）正因为名牌能够将自主招生看成是学校发展攸关的大事，自觉地维护学校的声誉，争创一流，因而基本上能够做到“弊尽风清”。
但是，自主招生的确存在着一些弊端。这主要表现在私立高等学校方面。因为私立高等学校享有自主招生权，但私立高等学校或者因为办学条件较差，或者因为收费高昂，或者因为宗教气氛浓厚等，问津者不多。如果招生名额过少，往往就形不成规模，没有规模也就没有什么效益。因此，私立高等学校多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条件，目的在于多招取学生，多多收取学费，在招生市场上产生一些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