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WTO时代的中国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时代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加入WTO已经一周年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WTO效应是否已经体现出来了？是的，我们确实看到了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外商直接投资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区分这些变化到底是周期因素还是长期趋势，我们也无法判断带来这些变化的原因中，有多少能够归功于WTO。毕竟，中国加入WTO还只有一年的时间。政策的调整需要时间，调整后的政策真正发挥效力更需要时间。在有关中国入世的讨论中，乐观者和悲观者都可能倾向于高估WTO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乐观者声称，中国入世带来的贸易自由化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开放还有助于引进国外的竞争，促进本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仿佛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将艳阳高照。悲观者声称，中国入世之后部分国内产业将遭到沉重打击，金融危机迫在眉睫，仿佛WTO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暴风雨式的洗礼。从这一年的切身感受来看，WTO真的给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吗？
我们带着虔诚之心静听天籁，但四周仍然是静悄悄的。这是喧嚣之后的沉静，热闹之后的寂寞。其实，天气预报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滂沱并不重要。中国经济已到了一个战略性调整的时候。我们需要关心的不是天气的变化，而是季节的变换。这是一个微妙而关键的时刻。当池塘上的微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忽视风向的变化。但季节的变换正是在不经意之间发生的。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天风来自四面八方，而中国经济将进入后WTO时代，后WTO时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不可逆转，但是，对外开放本身不会自动带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下一步的改革需要在对外开放之外寻找推动的力量，并且要在改革的过程中注意提防开放的风险。
我们预计，中国的出口仍将稳定增长，但是，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还能够保持多久？
我们预计，FDI仍然将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但是，外资的进入真的能够带来竞争吗？
我们预计，人民币汇率在近期内仍然保持稳定，但是，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还会遥遥无期吗？
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还能保持多久？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进出口一直持续增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两个特征是：（1）进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导致对外依存度的升高。2001年中国进出口依存度达44％，是1990年的1.47倍。中国的对外依存度甚至大于美国、日本这些开放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2）中国对外贸易的另一个特征是出口大于进口。除1993年之外，整个90年代都保持了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其中顺差最大的1998年达到434.7亿美元，占当年GDP的4.6％。这说明中国实行的是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还不高，刚刚从传统计划体制的短缺经济中走出来，国内居民消费旺盛。当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居民消费需求带动的。20世纪90年代，新的消费层次和消费需求尚未形成，但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带动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对外贸易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20世纪80年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平均只有0.5％，到90年代则达到7.5％（（张曙光，2002）。
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经济并没有因为跨入新千禧年而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新气象，反而不断遭受沉重打击。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欧洲经济沉疴不起，世界经济笼罩着黯淡的阴影。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仍然具有可持续性吗？
从中国入世一年来的情况来看，进口和出口都较上一年有较大增长。原本有学者担心入世后中国的进口将迅猛增长，而出口受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则相对疲软，可能导致贸易逆差或顺差缩小，与这种判断相反，今年贸易顺差继续呈扩大趋势。2002年1—9月，贸易顺差达199.9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9.4％。这主要是因为：（1）中国在加入WTO之前便一直在实行事实上的贸易自由化，不断地大幅度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加入WTO以前，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经由1992年的43.2％降至15.3％，很接近于2002年开始实行的关税总水平（12％）。入世后，进一步降低的关税和一些非关税贸易壁垒对进口的直接影响并不大。（2）中国的许多产业仍然处于保护期，而这些受到保护的产业正是处于相对比较劣势的产业。或者说，加入WTO以后最容易受到进口冲击的产业还没有有效地放松贸易壁垒。（3）从出口结构上看，劳动密集型的廉价产品仍然占有较高比重。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低迷、并不会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造成太大影响。这是因为，高收入国家经济不景气会造成收入不能持续提高，还会导致其消费需求由奢侈品转向廉价产品，增加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决定中国能否保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主要因素在于：（1）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能够保持多久；（2）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尽管学者们已经在讨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美好前景，但是，在国内重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强劲增长的同时，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将是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赵晓，2002）。中国具有明显的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并且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是由中国的低人均收入水平、国有企业改革释放的大量下岗职工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决定的。
我们尤其要注意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中国保持低劳动成本优势的关键。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第二、三产业所需要的时间，可以近似表示中国这种低劳动成本优势的保持时间。以下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来近似估计这一时间。
要计算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时间，第一步是要估计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的测算方法有很多，而且受到对剩余劳动力定义的直接影响。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各产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应该相等。因此我们定义，如果第一产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低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边际产出，就认为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此定义，我们得出估算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的方法：即首先估计出如果按照第二、三产业的边际产出进行生产，实现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所需要的劳动力。第一产业中实际就业人数超过所需劳动力规模的部分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注：
也相等。）
表1是根据2000年的有关统计资料估算的剩余劳动力规模。第一产业实际使用劳动力约为3.56亿人，而按二、三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计算，所需劳动力仅为0.67亿人。因此，2000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2.89亿人。（注：这一数据是根据本文的定义和假设得出的，和其它关于剩余劳动力的估计数不可比。）
令实际就业人数（L[，R]）与剩余劳动力之差为有效就业人数（L[，E]），则当有效就业人数增加到与实际就业人数相等时，即满足等式（1）时，我们认为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
其中，g[，E]为有效就业人数的平均增长率；g[，R]为实际就业人数的平均增长率，假设经济中不存在失业人口，g[，R]为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N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年数。根据等式（1），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年数N可根据（2）式进行估算：
根据表1的计算，我们知道实际就业人数L[，R]为71150万人，有效就业人数L[，E]为42299万人。而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g[，R]可近似地用人口自然增长率来表示，约为8‰。有效就业人数的平均增长率g[，E]则可以根据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的产出弹性来估计。
表1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2000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表2是根据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计算的有效就业的产出弹性。结果表明，1991—2000年中国有效就业的平均产出弹性为0.27。也就是说，增加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有效就业增加0.27个百分点。假设经济增长率保持7％的水平不变，则有效就业的平均增长率g[，E]就为1.89％。这样，根据公式（2），我们得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年数N约为48。这就是说，按照目前的劳动力转移速度，要完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48年时间。（注：在这一估计中，我们假设有效就业的产出弹性是恒定的，从而经济增长所吸收的有效就业增长也是恒定的。实际上，就业的产出弹性将随着劳动力转移的增加而增加。同时，越是充分使用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的产出弹性就会越大。就业的产出弹性的增加将提高有效就业的增长率。而有效就业的增长率的提高将减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年数。在本文的数据中，如果将有效就业的平均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年数将变为25年。）
表2 有效就业的产出弹性
资料来源：同表1。
尽管这一计算还很不完善，尽管低劳动成本比较优势的保持时间，除了取决于剩余劳动力转移外，还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一计算中看出，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还可以保持数十年的低劳动成本比较优势。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持续扩大是一个极为有利的因素。
劳动力成本优势只是中国能够继续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必要条件，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能否对中国出口敞开大门才是充分条件。在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博弈中，需求方往往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尽管与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国家或地区多达160多个，但是中国出口产品中的60％销往美国、香港、日本和韩国四个国家或地区。按照中国的统计数字，作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的美国，在中国出口总额中占了21％的比例，并且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要比中国贸易顺差总额还要多。按照美国的统计数字，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中最大的来源国。显然，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美国经济，但美国经济至今仍没有显露出强劲复苏的迹象。这正是我们担忧中国出口导向战略可持续性的主要原因。尽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仍然是互补性最强的贸易伙伴，但是考虑到美国贸易逆差在时间动态上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当前美元贬值和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等因素，中美贸易的发展仍将遭遇坎坷，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首先，必须指出，中国对美国的大规模出口和巨额顺差是建立在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基础上的。即美国贸易逆差是因，中国出口导向战略是果，并不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并不能认为只要中国的产品竞争力增强就一定能够维持强劲的出口势头。美国何以能够积累大量的贸易逆差，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国内储蓄水平过低而消费水平过高。在美国的新经济时期，由于美国的资产收益率很高，国外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需求旺盛，外国投资源源不断地流入，使得美国能够以资本项目的顺差弥补其经常项目的逆差。外国资本的流入导致美元坚挺，美元坚挺又保证了美国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仍然能够保持物价稳定。新经济时期股市飙升也通过财富效应和预期效应刺激了美国居民的消费。由此可见，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建立在强势美元和股市泡沫基础之上的。
自2000年下半年至今，美元开始一路走贬。2000年4月份以来，美元对欧元和日元已经各贬值了10％以上，但目前美元汇率仍比2000年的平均水平高。因此，美元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美国经济的正常水平应该是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1.5％。按照这一标准，美元目前仍然高估了20％。遭受“9·11”袭击和华尔街丑闻之后，美国股市一直萎靡不振。股市暴跌不仅是经济衰退的反映，而且能够通过负面的财富效应延缓经济复苏的步伐，从而将经济拖入长期低迷的陷阱中。随着美元贬值和股市暴跌，美国贸易逆差的基础不复存在，加之流入美国的外资大幅度减少，我们预期美国居民将被迫调整其消费行为，增加储蓄，美国的贸易逆差将随之减少。按照目前中国的出口格局，这意味着中国的贸易顺差会下降，甚至出现逆差，从而使中国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和经济衰退。
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的有效手段，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政治家们惯于用这种伎俩转移选民对国内经济政策的不满。布什总统就任以来，我们不断看到贸易保护政策出台，比如美国增加对农业的补贴，对钢铁产品课以高关税。在中期选举紧锣密鼓之际，制造业和工会势力对美国政治决策的影响力可能会超过金融业，而制造业和工会不断发出反对强势美元政策、主张贸易保护的声音。由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经
在美国的贸易伙伴国中排名第一，加之掺杂着人权、台湾问题，许多美国政客一直鼓噪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中美贸易争端将在今后几年出现升温的趋势。许多经济史学家都认为，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制定的贸易保护法案《斯穆特-哈利法》导致了全球经济中的贸易战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30年代大萧条。历史是否仍将重演？这是考验美国的政治智慧和远见的关键时刻。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为了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在积极争取扩大出口、通过加强亚洲区域合作拓展新的市场空间的同时，还必须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保持国内需求和生产的平衡增长。
从中国经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扩大内需功不可没。从财政动态稳定的角度来看，进一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余永定，2000）。但更为迫切和艰巨的工作是进一步推进结构性改革。在这里，我们尤其想强调金融改革的重要性。金融部门已经成为中国市场化进程最缓慢的部门之一。随着中国加入WTO，市场经济的潮汛已经滚滚而来，而金融河道却被堵塞了。
从1997年以来，中国采取了以扩大货币供应量为手段来扩大内需的货币政策，并试图遏制通货紧缩。但是，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扩张的结果是，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增加、经济中货币存量的增长率远远大于物价水平的上涨率与GDP的增长率之和。这说明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并没有完全作用于经济增长和制止物价持续下跌。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1）金融市场结构扭曲。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在信贷市场和股票债券市场都受到融资限制，导致部分企业只能依靠自有资金进行融资，因而必须为融资持有一部分银行存款。这一方面增加了经济中的货币需求，使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能准确反映物价水平和产出水平的变动；另一方面，对非国有经济的融资限制必定意味着国有经济的过度融资和过度投资，从而造成国有经济的资本过度积累和资本收益下降，这样会导致银行信贷风险增加和银行贷款减少，最终造成货币无法有效扩张、投资萎缩，进而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姚枝仲，2002）。金融市场结构扭曲和利率管制使中国的利率不能正确反映资金供求状况，也使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受到阻碍。
（2）居民缺少以储蓄为目的的投资手段。在像美国这样有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里，有许多金融产品是专门设计来为居民储蓄服务的。因为银行储蓄存款的利率太低，居民用于储蓄的钱决不会存入银行，而会购买各种合适的金融产品（如想为养老进行储蓄。在美国没有人会去存款，而会立即选择一个合适的养老金），存入银行的只是解决日常流动性的、真正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在中国，由于缺少适合为储蓄设计的各种金融产品，居民只能将其存入银行而不能进行相应的投资，货币被沉淀于银行而没有实际参与交易。这也使货币存量的增长不能有效刺激需求增长和物价上涨。
如果没有金融部门的改革，势必还会影响到财政政策拉动民间投资的有效性，也使财政政策在保持财政稳定的范围内很难从根本上扩大内需，实现内需和生产平衡增长。
开放能够促进竞争吗？
在一开始讨论中国入世问题的时候，就有学者敏锐地指出，中国加入WTO的主要收益不是贸易自由化，而是通过开放促进改革和竞争。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经济专家拉迪先生认为，中国加入WTO是为了推动关键性部门，如电信、交通部门的改革。为什么人们相信入世后，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竞争程度也会不断提高？这样判断的理由有三：一是随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下降，进口商品和服务的增加将提高市场的总供给，供给的上升必然导致竞争加剧；二是随着市场准入条件的放松，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企业数量也会增加，显然企业数量的增加也会通过供给的增加而加剧竞争；三是随着市场准入条件的放松，外商可以进入的领域也会增多，这无疑也是竞争的催化剂。
在入世刚刚一年之后，我们尽管还很难对入世的竞争效应做出定论，但是，如果仔细地分析，就会发现开放和竞争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像得那样简单。
作为分析的起点，我们可以根据政府管制松紧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组合构建一个矩阵，如下图，并分为相应的四种情况。在情况A，政府解除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或不同行业的歧视性管制，并保持一个较低的开放度；在情况B，政府同样解除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或不同行业的歧视性管制，但奉行开放政策；在情况C，政府继续维持歧视性管制，同时仍然保持经济的相对封闭性，即开放度较低；在情况D，政府继续维持歧视性管制，但却开放国内市场，保持一个较高的开放度。
图 开放与管制的矩阵
在情况A，存在一个统一、竞争的国内市场。由于国内的充分竞争，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会保证在一定水平，并且由于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可以免受外部经济环境或条件变化的冲击。这意味着相对较高的经济安全度；在情况B，国内企业不仅面临着充分的国内竞争，而且也必须面临来自国际的竞争。由于资源的配置不受限制，因此经济效率将达到最高。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即使面临外部环境的可能变化，由于经济规模较大并且经济效率很高，国内经济安全度也不会低于一定水平；在情况C，就整体经济效率而言，由于它特意维持歧视性的管制，排斥竞争，因此效率低下。但就经济安全而言，类似情况A；值得注意的是情况D，此时由于管制不仅效率低，而且这种低效率由于较高的开放度而暴露于外来经济环境或条件的变化，降低了经济安全度。对比这四种情况可以看出，情况D是最坏的结果。
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是，尽管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已经持续二十余年，但政府对经济的各方面仍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管制。这种管制与发达国家的政府管制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政府的管制存在着明显的所有制歧视和部门歧视，例如对国有和民营的不同态度，对农业和工业的不同态度，等等。在加入WTO以后，政府承诺在一定时间内开放国内市场，给予国外企业以国民待遇。但是，在某些管制部门，外商将享有现垄断企业所享受的待遇，而那些被管制的国内企业却仍然被拒之门外。综观中国政府与世贸组织所达成的19条规则，虽然全部针对国内行政管理体制，但并没有规定中国政府必须解除对国内企业或行业的管制。换言之，所谓WTO中的公平原则，“原则上”只涉及国内市场对外商的门户开放，至于政府对国内不同企业或行业的管制所造成的市场分割，WTO是无所为，甚至是无能为、不愿为的。这不禁使我们担心，这种并非一视同仁的对外开放将可能带来某些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之后已经出现的问题：国内利益集团与国外资本联合起来，分享垄断国内市场的收益。（注：国内垄断部门之所以同意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市场，可能是由于政治上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国外政治力量的压力，但更可能的是需要国外的资金。例如中石化要英国石油（BP）、壳牌石油入股，条件是对它们开放一定的成品油市场，比如BP在A省卖油，壳牌在B省卖油（张维迎、赵晓，2002）。）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将近30个产业领域中存在着对民营资本的“限进”障碍，民营资本不仅无法进入诸如银行、保险、证券、通信、石化、电力、轿车等行业，而且即使在许多允许进入的领域，体制性障碍也导致民营资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例如，基础设施项目往往由特许公司发起，没有实行招标制度，有资质的民营公司常常被排除在外。即使民营资本参与项目，但其股份比例也必须由特许公司决定，双方地位极不对等。在企业税负、相关权利的法律保障、创业前的审批程序等各个方面，和国营经济以及外资相比，民营经济也处于受歧视的地位。为简单起见，我们把目前由于国内管制所造成的国有经济、外资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方面的主要差异列于表3和表4。
表3 金融保险业、若干基础产业投资进入政策
资料来源：转引自王元京：《民营经济投资“禁区”研究》，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
表4 若干支柱产业投资政策比较
资料来源：同表3。
随着入世后开放度的提高，这种对所有制（部门）的歧视性管制仍然存在，且在短期内并没有看到改善的迹象。在生产、（部分）产品和投资市场上，原国内垄断部门有与新进入的国外资本联合垄断的倾向；而在（部分）产品和融资市场上，原垄断部门则可能直接面临来自国外资本的竞争。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是，在90年代前，政府管制程度在不断下降，例如，在农村中废除人民公社体制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中实行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下放外贸经营权，允许除国有制以外的其它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等。这些措施促进了市场竞争，带来了收入增加和收入差距的缩小。进入90年代以后，政府管制在某些领域反而有回升的趋势，例如，宣布组建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打击地下钱庄的同时强化以国有四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和为国有大企业融资的股票市场、农村粮食流通体改革一波三折、富有自给自足色彩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等等。
如果只有对外开放却缺乏放松管制，将可能在降低国内经济效率的同时，积累金融和经济风险。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可能加重不平等和贫困。因为现有的管制实际上成了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在使机会的天平向一小部分人或集团倾斜的同时，剥夺了其它社会群体享有同等参与市场、获取同等收益的机会和权利。比如，政府对农村经济生活的管制造成了农村税费负担的上升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农村民办教育的管制人为降低了农村教育的供给水平，提高了农民孩子受教育的成本，从而剥夺了一部分农民后代受教育的权利。在加入WTO并承诺减少进而取消农产品配额限制后，国外土地密集型产品将蜂拥而至，受打击最大的就是那些原本在粮食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农民。由于受到政府管制，他们很可能没有办法通过市场交易降低来自国外产品竞争所导致的收入逆向冲击。（注：例如他们无法通过转包或购买土地来扩大土地经营面积，或者放弃经营粮食而外出打工。）这意味着收入降低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在后WTO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抉择：如果仍然是一边对外开放一边对内管制，我们将面临效率和安全的双重流失。进一步放松对内管制，在某种意义上比继续对外开放显得更加迫切。拖延战术只会使得管制体制下所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有更充足的时间游说和阻碍政府的改革。目前的政府管制涉及投、融资领域以及农村经济等诸多方面，解除政府管制应该遵循一个收效最高、成本最小、震动最轻的最优次序。如何尽可能地减少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并降低由此带来的经济甚至政治上的波动，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被动的调整：中国国际收支的隐患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直保持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成为中国国际收支的一个奇特现象。加入WTO之后的一年内，除了金融项目中的个别子项目中有一些显著的变化之外，经常项目和金融项目的双顺差格局依然保持，国际储备继续增加，中国的国际收支依然保持90年代的总体趋势。但是，随着WTO各项承诺的逐渐落实，国际收支格局将面临更多的变数：资本管制将面临严峻挑战，巨额外汇储备构成未来国际收支的隐患，人民币汇率制度受到来自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除了1992年的小幅逆差之外，中国的自主性国际收支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保持顺差（见表5）。经常项目当中，尽管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在90年代中期以后都是逆差，但其规模大致只相当于商品贸易顺差的一半。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一系列贸易政策（比如名义汇率低估，出口退税等优惠措施）和投资政策（比如对FDI的优惠政策）积极推进对外出口，把出口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与出口相比，进口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它受到国内总吸收水平的限制，而且中国的进口当中很多是属于三来一补贸易和FDI涉及的机械设备进口。这些进口往往会进一步推动出口的增加，进口和出口保持一定的互动关系。受以上因素的限制，加上国家积极的政策引导，进口的数额始终略低于出口，造成了中国商品贸易持续顺差的格局。
金融项目顺差主要由直接投资顺差所推动。中国对资本项目下交易实施相对严格的管理措施。除了长期建设性投资以外，其它类型的资本流动都受到相对严格的管制。中国质优价廉的劳动力和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FDI持续流入中国的主要原因。将制造中心转移到中国是很多东南亚地区华人企业以及跨国大企业认同的选择。随着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还有一些FDI的流入是针对中国潜在崛起的国内市场，很多跨国公司都把中国市场视为未来全球市场开拓中的重要市场之一。投资中国，不仅可以借助中国廉价的生产成本实现产品成本竞争力优势，还可以从中国非常具有增长潜力的市场当中分一杯羹。除了客观经济基本面的吸引力之外，中国政府对于国外直接投资政策上的鼓励和优惠不仅带给国外直接投资者利益，也激励了国外企业到中国投资的信心，为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奠定了良好的制度性保障。在各种积极因素的作用下，90年代以来FDI流入中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由于中国的经常项目交易和FDI积累了大量的外汇顺差，同时资本项目下的交易受到严格管制，外汇市场上形成了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超额外汇供给，一方面由人民银行收购形成外汇储备，还有一小部分（在货币当局的政策规定下）形成国内商业银行的外汇资产（2000年3月接近850亿美元）。相对过剩的外汇供给使国内减少了对外借款的动力。同时，商业银行国外资产存量的增加扩大了其它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逆差。这是证券投资和其它投资在近年来保持逆差趋势的主要原因。证券投资和其它投资项目对于国内外利率变化也会作出反应。但是，受资本管制的影响，利率波动涉及的投资方向变化还不足以改变整个国际收支格局。
表5 1990—2000年中国国际收支概况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IFS，2001光盘版
除了以上提到的诸多原因之外，宏观经济稳定，尤其是国内物价的相对稳定也是造成90年代中后期国际收支双顺差的重要原因。根据一般的国际收支理论，一个国家很难在长时期内保持持续的顺差或者是逆差。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顺差的不断积累必然会带来国内外汇储备的相应增加，而储备增加往往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增加和物价的上升。物价上升会使国内真实汇率升值，商品贸易逆差减少，逐渐恢复到国际收支平衡水平。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持续性国际收支顺差虽然带来了国际储备的持续增加和货币供给的上升，但是，受国内诸多因素影响，国内物价没有因此上升，真实汇率没有因为国内物价因素升值。
加入WTO以后，中国积极地履行了减免关税、降低非关税壁垒等承诺。中国仍然保持了出口增长势头，同时进口也有较快增长。2002年上半年与上年同期相比，商品贸易中的出口和进口分别达到1433.41亿美元和1226.2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5％和10％，贸易顺差为207.20亿美元，同比增长54％。服务项下的收入与支出分别达到180.99亿美元和224.2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和20％。服务项目逆差扩大，达到43.26亿美元，同比增长35％。这说明贸易自由化将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中国将更多地输出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进口国外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服务。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的国际投资报告指出，世界范围内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国兼并的规模急剧收缩，但是东亚地区仍然是外资流入的“热点”。我们并不预期在入世之后的短短一年之内，中国的投资环境会有实质性的改善。但是，中国入世提高了开放政策和市场化改革的可信度，增加了外商投资中国的信心。同时，由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拉美国家正在遭受金融危机，大规模国际资本或作壁上观，或“逃往质量”，即流向经济增长势头较好的东亚地区。这种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导向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因为，如果国际资本市场上供大于求，大量国际资本寻求出路涌入新兴市场，对于新兴市场来说可能是“双刃剑”。资金供给的充裕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融资条件的过分宽松也会加剧投机行为和经济过热。
更令我们担心的是入世之后金融部门对外开放可能对金融项目带来的影响。
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将使资本管制的成本不断提高。外资银行和其它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进入为资本的跨国流动和转移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渠道。根据中国加入WTO协议的承诺，加入WTO后5年内外资银行业将享有国民待遇，国外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和外汇的多种存、贷、汇兑以及清算业务。这些外资银行多是一些跨国经营银行，而且混业经营，在全世界拥有庞大的分支体系和复杂的支付体系。通过这些银行，国内资本可以更加方便地流到国外，国际资本也可以更方便地进入国内。由于中国相对落后的金融服务体系和不完善的金融市场，中国的金融资产大多储存在银行系统，得到的资本回报率相对较低。外资银行的进入为国内资本提供了更多的国外投资渠道。这将诱发国内资本转移到国外获取更高的收益或者降低投资风险。不仅是国外金融机构可能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国外金融工具，国内金融机构在商业化竞争的压力下，也可能主动为负债寻找国外更有利的投资机会。
可以预见，金融市场逐步开放以后，中国国际收支中非FDI资本流动以及经常项目中的外资企业利润流动会出现新的变化。国内外利率差异或者汇率预期变动引起的资本流动规模会急剧扩大。根据“开放经济中的宏观三难选择”，在维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如果一国需要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就必须放弃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实施资本管制。由于中国实施的是事实上的钉住美元制，资本管制是独立货币政策的必须保障。中国能够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几次成功地利用紧缩性货币政策遏制过于旺盛的总需求和通货膨胀，同时在近几年积极地调整利率扩张总需求，充分说明中国的货币当局保持着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金融部门放开之后，传统的资本管制措施将逐渐失效。当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之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将面对更加复杂的局面。失去了资本管制的闸门，中国还可能面临其它风险：资本外逃的问题可能会日益严重；脆弱的国内资本市场也将逐渐暴露在国外投机资本锋利的爪牙之下。
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也是一个隐患，它可能会给未来的汇率和国内物价水平带来不确定影响。截至2002年，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2122亿美元。从加入WTO近一年的情况看，贸易顺差和FDI带来的外资流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外汇储备的增长势头继续扩大。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有利于巩固人民币汇率的信心，但是，其弊端也日益凸现：
（1）外汇储备增量的影响。在目前外汇管理制度下，外汇市场上的超额外汇供给多数被中央银行吸纳为货币供给（外汇储备增量）。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大余额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资产由外汇占款构成。对于外汇占款波动，中央银行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只能采取被动冲销措施，以保持相对稳定的货币供给。从加入WTO以后的趋势来看，贸易和FDI顺差扩大带来外汇储备增量扩张的趋势，2002年上半年外汇储备增量达到30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外汇储备增量几乎增加一倍。外汇储备增量的扩大势必增大中央银行维持稳定货币供给的难度，减少中央银行实施独立货币政策的政策空间。当外汇储备突然大量增加时，如果中央银行难以采取足够的冲销措施，货币供给也被迫增加，就会加大经济中通货膨胀的危险。
（2）巨额外汇储备存量的影响更令人担忧。从日本的经验看，巨额外汇储备存量往往成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实施贸易保护或者贸易制裁的口实。更可怕的是，美国或其它经济大国以中国外汇巨额储备为借口，对人民币增值施加压力。外汇市场上持续的超额供给可以被认为是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但是，必须看到当前的外汇市场供求受到严格管制，主要反映了经常项目下的交易行为。加入WTO以后，不论资本管制是否放松，外资金融业的进入势必会带来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动。在未来外汇市场上，经常项目、金融项目和管制措施将共同影响外汇供求，人民币汇率升值贬值不能过早定论，更不能受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的牵制。
结语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并非一条坦途，但幸运的是，在数次歧路丛生的时候，我们最终都没有迷失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经济的好运气。比如，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从邻国的教训中认识到过早开放金融部门的危害。不过，入世之后，我们仍然能够寄希望于靠好运气闯关吗？
在相对封闭的经济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并不会带来太大的风险，因为政府可以通过“试错法”，不断修正自己的失误。封闭条件下，政府也有更大的自信心把握经济政策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影响效果，因为封闭条件下的经济体系要比开放条件下的经济体系简单得多。当中国加入WTO之后，“摸着石头过河”的适用性正在逐渐消失。如果说GATT只对一国的对外贸易部门有影响，WTO影响的将是整个国民经济。入世意味着部分地让渡经济政策的自主权，通过这种行动上的承诺，中国将赢得世界各国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信任，但其成本是，我们将部分地失去政策的灵活性，失去在很多领域用“试错法”逐步找到最优方案的可能性。入世之后，外部冲击会不断地波及尚未准备就绪的中国经济。遥远的日内瓦的某次贸易谈判，就可能对西北偏僻村庄里农民的生活带来直接的冲击。欧盟国家规定的一条新的产品标准，也可能会让温州的企业家们彻夜难眠。和所有的重大政策变革一样，入世将带来国内收入分配的变化，带来新的“赢家”和“输家”。随着国内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国内各社会阶层对经济政策的偏好也将发生变化，这一切都将反映到政府的决策中。
后WTO时代的中国经济，不再是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中，极目四望，水天一色。我们已经驶入了全球经济的太平洋。后WTO时代的中国经济，需要航海图和指南针。
标签：wto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有效市场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贸易逆差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