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解放战争中东北地区首次解放的原因_解放战争论文

试析解放战争中东北地区首次解放的原因_解放战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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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溃败是从东北战场开始的。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先于全国其他地区获得全境解放。随后,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挥师入关,从而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的历史进程。

东北战场形势发展快,其直接原因是我党军队的迅速壮大,而追根溯源,这一方面得益于当时的外部环境主要是苏联红军对东北的占领,得益于苏方对中共军队进军东北提供的种种便利,另一方面则应归功于中央军委对东北问题的英明决策和对东北工作的正确领导。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认为,我党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和东北军事形势的超常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关内其他战场相比,我军在东北具备不少独特的有利条件,可以说既占有“天时”、“地利”,又占有“人和”,这是后来局势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一、东北优越的国际地理位置为我党在此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提供了充分可能性

在我党历史上,根据地是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靠不断打破敌之“围剿”或粉碎敌人“扫荡”而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地多处于极不稳定状态,解放战争中,形势虽有较大好转,但关内各解放区仍处四面临敌状态,我之解放区城市几乎全遭敌人占领过。但我党在东北却有着与此完全不同的形势。在地理上,东北背靠苏联和蒙古,南边与朝鲜隔江相望,西南部则是我党已创建多年的晋察冀根据地。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党在东北特别是北满地区建立起根据地,国民党就无法对我形成四面包围,甚至也无法对我实行两面夹击。只要我党在东北站住了脚,我们就第一次有了一个无后顾之忧的安全庇所,有了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可靠根据地,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党在北满建立的根据地,成为有史以来最稳固的根据地,成为东北我军强大可靠的后方基地,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充分估计到了东北的地理环境优势,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了战后全力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他认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注:《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58页。)

二、东北辽阔的疆域为我军进行大规模运动战提供了理想战场

解放前的东北除现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外,还包括内蒙古东部和冀东地区,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这一广阔的地域为我军进行运动战提供了充裕的空间。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只在1946年6月四平战役后,打到过松花江边,最多占领了东北29%的面积,尚不到30万平方公里。我党在东北最困难时,北满根据地仍有一千余里的纵深,我军绝无无路可退之虑。而进入东北的30万国民党军队,散布于这3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之后,大部只能专司分散守备,机动突击力量已很为有限,打人的拳头已变成了张开的五指,因而已无力继续向松花江以北推进。为了得到整补时间,国民党同意双方在东北停战,停战时间原为15天,实际停了4个月。到同年10月,经过整补的国民党军队才又在南满用兵。这就给了东北我军较充裕的时间创建根据地,整训野战军。而当我在东北站稳脚跟后,国民党在战略上就处于我南北(满)夹击之中。战略反攻开始后,我更利用东北的地域之利和敌人分散守备的特点,或长途奔袭,攻歼分散之敌,或围点打援,在辽阔的黑土地上,纵横驰骋,进退自如,充分发挥了我军之运动战特长,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与东北地区相比,关内各解放区都缺乏这样的地利条件。如华东野战军就因战场狭小,使部队发展和作战能力受到了相当限制。解放战争开始时,华东军兵力最为强大。战争第一年,华野战果也最为辉煌。但由于华东战场过于狭窄,华野在战争中遭遇了很大的困难。从1946年7月到1947年7月,华东我军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从苏中退入山东,从鲁南撤到鲁中,到胶济路全线及以南地区全部被敌占领后,再也无路可退,只好分兵出击,开始进行艰难的外线作战。部队外线作战,远离后方,物资供应、伤员安置、兵员补充、战机捕捉都较内线作战困难得多,不但部队作战能力受到很大限制,而且会遭受严重减员。这种境遇,东北野战军是不会碰到的。

三、东北丰富的物产和先进的工业为我军的迅速壮大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同时也是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较量。我党下决心在战后全力争夺东北,也是看准了东北的经济条件将对战局演变发生深远影响。

在中国,东北物产的丰富是闻名全国的。青一色黑钙土的东北平原是旧中国最大的粮食产地,大豆、高粱的产量居全国之冠,小麦、水稻也位居前列,由于土地肥沃且地广人稀,东北历来是粮食出口之地。因此,解放战争中,东北部队的粮食供应在全国是最好的。解放战争中,东野部队一次次大规模扩充,辽沈战役后达到创记录的130万人(注: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统计。),与东北地区充裕的粮食供应有直接关系。要夺取战争胜利,就应该有尽可能强大的军队,但粮食供应不足,就无法维持军队的数量。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保卫陕甘宁边区,以不足3万人抗击胡宗南23万大军的进攻,战场形势十分严峻,而原拟西调的几支部队最终未能调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陕北地方太穷,老百姓的粮食自给都不足,根本无力支援战争。党中央转战陕北,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只能与当地农民一样吃糠咽菜(注:《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815页。)。刘邓、陈粟大军提前于1947年七八月份出击外线,一个重要考虑也是经济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但在东北,却基本不存在上述问题。由于人均土地多,东北农民最多可以拿出粮食总产量的一半供应前线。因而东北军基本做到了足衣,足食、足装。这不但保证了部队战斗力的旺盛而且保证了部队可以有充足的员额。解放战争第二年发展到280万,净增85万,其中东北军就增加50万以上,关内四大战略区(西北、华北、华东、中原)合在一起仅增加30万多一点。这里边虽然有多种原因,但经济因素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除粮食外,东北的其他资源也十分丰富。森林、矿藏都居全国前列。由于资源丰富以及历史原因,到抗战胜利时,东北的重工业占到全国的90%,鞍山、抚顺、小丰满依次为中国的钢都、煤都和电都,这都为军工生产准备了极好的条件。正是依靠这些有利因素,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军的军工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据统计,到1948年夏,东北解放区共有大小军事工厂55个,除修理各种武器外,可年产60毫米炮2000门,迫击炮弹50万发,山炮、野炮炮弹20万发,手榴弹150万枚,子弹1700万发,复装山野炮弹25万发。军需生产,可日产单衣1.9万套,胶鞋、布鞋各1万双(注:《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36页。)。军工、军需产品除充分满足东北部队之用外,还大量支援了关内各野战军。

由于军事工业的先进,到解放战争第二年,东野的武器装备已大为优越于我关内部队。以炮兵为例,到1948年4月,东野已拥有山、野、重炮572门,占了当时全军总数的一半左右。此外东野还有步、迫、战防炮863门,小炮3083门,总计4518门(注:《中国雄师:第四野战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335页。)。数量上甚至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军队。东野强大的炮兵在战争中特别是后期攻坚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辽沈战役打响后,双方大军云集北宁线,能否迅速攻克锦州成为战役的关键。10月14日,总攻锦州开始,东野900多门大炮齐声轰呜,30分钟后,锦州城防被完全突破。总攻开始31个小时后,锦州即被我全部占领,创造了解放战争史上攻占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的最快记录。锦州所以如此迅速地被攻克,东野强大的炮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轻武器配备东野也在全国首屈一指。东野部队进关时,一个营有9挺重机枪,9门迫击炮,当时华北不少部队一个团也没有如此装备。而装备的先进、弹药的充足,主要得益于东野先进的军工生产。而东北的钢铁、煤炭、电力工业及日本技术人员(注:参阅《罗荣桓元帅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239页。)则为东野的军事工业准备了充分的发展条件。

正是充分估计到了东北地区支援战争的雄厚物资条件,毛泽东同志1947年5月20日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强调指出:“东北在你们的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注:《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24页。)”并据此向东北局提出了在两年内建设100万大军,夺取中长、北宁两路,解放长春、沈阳、北平、天津4大城市的任务。这个战略目标,应该说是相当高的,但却由东北人民解放军提前完成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东北的经济条件,毛泽东同志作此战略部署的着眼点也重在于此。

四、东北战场敌我兵力对比较关内其他战场对我相对有利

中国人民的三年解放战争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我居巨大劣势的情况下开始进行的,而且这种劣势地位一直继续到辽沈战役结束。战争第一年,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为430万对127万,到第二年开始时,这一比例变为370万比195万,1948年7月,即解放战争第三年,双方兵力之比变为365万比280万(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39页。),人民解放军仍居数量上的劣势。直到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才第一次在历史上居数量上的优势。而到这时,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已确定无疑了。上述过程说明,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远远高于同等数量的国民党军队,即人民军队在质量上占有较大的优势,而这个质量优势再加上数量优势,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为期不远了。东北地区首先解放的直接原因就在于与全国其他战场不同,东北人民解放军较早转入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数量优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作出抢占东北的战略部署,到1945年12月,先后调入东北的部队达11万人,另外还有可配备100个团的军事干部。进入东北的部队在苏联红军一定程度的支持下,得到较快扩充,到1945年底,已发展到28万人(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682页)。到1946年7月,东北民主联军总数为32.4万人(注:《中国雄师:第四野战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10页。),而同一时期,国民党到达东北的军队共8个军31万人(注:《中国雄师:第四野战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20页。)。经过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作战,到1947年5月,东北我军达到46万人(注:《中国雄师:第四野战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65页。),数量上与国民党军队(48万)大体相当。经过1947年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扩充为67万(注:《东北解放战争纪实》长征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421页。),同一时期,由于陈诚到东北后拼命扩编军队,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达到创记录的58万人(注:《中国雄师:第四野战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103页。),但在数量上已转入明显的劣势。而据毛泽东同志1948年2月的统计,就全国论,敌我兵力对比为365万对249万(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95~1197页。),人民解放军尚居劣势。而到解放战争第三年开始时,东北我军已对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有了2比1的优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把战略决战的第一仗选在东北就是必然的了。

东北战场有别于关内其他战场,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较早地居于优势,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解放战争中,国民党战略进攻的重点不在东北,因而投入的兵力不足。全面内战开始后头两年,国民党战略重点始终在南线。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用于一线进攻的部队共78个整编师(军),218个旅(师),而派往东北的只有8个军,26个师,占全部一线兵力的十三分之一,因而除担负守备任务外,能用于机动作战的部队十分有限,故对东北我军很难构成大的威胁,只是四犯临江战役给南满我军造成了一定军事压力。到1947年4月,东北敌我双方军队在数量上已呈均势,而战争主动权却已经易手。当华东战场上陈粟所部一步步退向胶济线时,东北野战军已利用优势机动兵力对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其后的东野夏、秋、冬三大攻势作战,东北我军打得得心应手,一路凯歌,到1948年春天,已解放了全东北97%的土地。

其二,关内各解放区军民英勇奋战,牵制了蒋军,使蒋介石无力增兵东北。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战略方针是先关内后关外,先南线、后北线,由于我南线各军的英勇奋战,使蒋介石的战略目标始终未能实现。全面内战从1946年7月打响,关内各部解放军都遭到了国民党的大举进攻,特别是华东野战军更承受着极大的军事压力。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最多时兵力为24个整编师,60个旅,45万人,华野在陈毅、粟裕领导下,打了一系列的歼灭战,使敌之重兵集团始终无法他调。到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出击中原,蒋介石更感到了我南进大军对其统治中心的威胁,不惜调动大部分战略机动部队对我中原大军进行围剿,中心转向中原,从而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军事压力,使“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处于被动挨打状态,而其中“具有特别有利形势”的就是东北(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98页。)。而恰在这一时期,东北野战军乘机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把敌人打得只能固守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据点而坐以待毙。

其三,东北丰富的人力资源保证了东野兵源的充足。在八年抗战中,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后方,环境相对安定,人力资源损失也较轻,因而可以大量动员翻身农民参军入伍。据统计,解放战争头两年,全国共动员了160万翻身农民参加我军,另吸收80万俘虏入伍(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37页。)。如再加上抗战胜利到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段的参军农民数,这一数量当在200万左右,而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东北总共动员144.95万翻身农民参加了东北人民解放军(注: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统计。),数目可谓相当庞大。上述总数扣去解放战争第三年参加我军的20万(注:《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32-434页。),从1945年到1948年7月,东北地区参军的农民总数超过120万人,占了同期全国总数的60%以上。靠了充足的兵源,东野各纵队员额都特别充足。东野第一批成立的五个纵队,每师都在1万人以上,而同期全国各野战纵队的师平均为5000人(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95页。)。辽沈战役前,东野12个纵队中,每个纵队都在4万人以上。因而东野能以“三满”(干部、战士、编制全部满员)著称。在全国,东野纵队数不及华野多,但总兵力却高出华野一倍以上。辽沈战役后,东野有两个纵队兵力超过6万人,5个纵队超过5.5万,其余各纵也都在5万人以上。东野部队作战能力强,与兵员特别充足有直接关系。

五、党中央高度重视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在领导力量配备上,给了东北特殊“照顾”

由于对东北得天独厚的经济、地理条件和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瞩目已久,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当机立断,调动精兵强将,与国民党全力争夺东北,为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准备了充分的主观条件。

首先,为东北我军配备了强大的领导阵容。在抢占东北的过程中,党中央从全国调集了两万名干部去东北工作,其中仅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就有20人,占七届中央委员总数(77人)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央委员中有政治局委员4人(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这在全国各大战略区中是绝无仅有的。而陈云、彭真又是中央候补书记,党内地位仅次于中央五位书记。军事领导人中,林彪是抗日名将,原八路军115师的师长,红军时期则是毛泽东朱德麾下与彭德怀齐名的著名战将,在党内、军内都具重要地位。罗荣桓是建国后的十大元帅之一,调东北前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其他如黄克诚、肖劲光、谭政、程子华等也都是我党的优秀将领。上述众多政治家、军事家齐集东北,形成了强大的领导阵容,当时的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可谓人才济济、文武兼备,这为后来东北局势的迅速发展准备了充分的领导条件,也足见党中央为夺占东北下了怎样的决心和“本钱”。

其次,从军事上看,当时调往东北的虽只有11万人,但都是精锐之师。其中山东军区原有的8个主力师有6个调到了东北,这批部队多为原115师的老基础发展而来,有很好的历史传统,领导力量强,战斗作风过硬。黄克诚率领去东北的新四军第三师也是老红军部队的传人,该部战斗力在新四军中居一流水平,与粟裕统率的一师不相上下。上述10个师(旅)后来都发展锻炼成为东北野战军的头等主力师,战争后期,武器装备、战斗力都已不亚于国民党的美械化部队,在三年解放战争中都具有突出战绩。此外,与11万作战部队同时进军东北的两万名干部中还包括可配备100个团的军事干部,这批人才为后来东北我军的迅速扩充准备了领导力量。

六、在抗战后抢占东北的战略行动中,国民党决策有误,对东北重视不够,失去了失机之利

如前所述,由于东北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资源条件,国共两党都把战后控制东北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但在战后贯彻这一决策时,两党在行动上却迥然不同。

对中共而言,在抢占东北的战略行动中,可谓决策果断,目标明确,行动迅速,部署得当,占尽了先机之利。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第二天,中央即开始调兵遣将,包括成立东北局,从冀东和山东紧急调兵赶赴东北。进入东北的我党部队利用国民党尚未到达的有利时机,得到迅速扩充,并利用日本关东军遗弃的大量武器迅速更新了装备,使我东北部队从一开始就在装备上优于关内部队。这为东野部队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此外,挺进东北的部队还利用时机,靠收集日本关东军遗留的汽车、火炮和零件、拼凑各种火炮700多门、坦克十多辆,编成了八个炮团,成为东野炮纵的基础。

与中共相比,国民党进军东北的行动则缓慢多了。直到日本投降,国民党还没有派兵占领东北的任何部署。这一方面在于国民党的部队远在大西南,来不及进军东北;另一方面,蒋介石最初幻想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保障,从苏联手里和平接收东北,但由于种种原因,苏联方面对国民党接收东北主权采取了消极态度,没有提供实质性帮助。因为对苏外交不顺利,国民党一度决定放弃对东北主权的接收,“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注:引自《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并决定将东北行营由长春撤至山海关。此后,由于苏方让步,国民党行政人员接收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但这一接收“因无充分武力”,“等于虚饰”(注:引自《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对于军事推进,也由于遇到苏方的阻挠,一直比较迟缓。1945年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山海关、锦州一线后,本可乘势向东北腹地进攻,因考虑到苏方意图,又一度停止了推进。蒋介石也一再表示,进军“应特别慎重,不在急于接收。”(注:引自《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直到1946年二三月间苏军撤退后,才开始大举增兵东北,但这距离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展开已近半年,中共军力已大为增强。1946年5月,双方在四平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争夺战,国民党军队虽夺占了四平、长春,但由于其兵力单薄,共产党又已在东北初步站住了脚,因而只得在松花江南岸停了下来。6月7日,蒋介石迫于外交压力而宣布东北停战,直到同年10月,才又开始对南满用兵。东北我军则利用这一时机加紧根据地建设,得以在东北建立起牢固的基础。国民党强占东北29%的国土后,就再也无力扩展占领区了。

七、东北野战军战术水平高,部队素质好,作战能力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年解放战争中,锻炼造就出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野战部队。相对而言,东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更为突出,其中锦州、天津攻坚战、塔山阻击战,对廖耀湘兵团的围歼战,都充分显示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能力。东野部队战斗能力强,与其装备水平高特别是炮兵、工兵的强大有直接关系。东野在全国以人多、枪多、炮多著称,其特种兵部队居全国之冠,铁道兵部队更是全国独有。另一方面,东北野战军战斗作风顽强、技战术运用熟练也是军事界所公认的。而在培育部队的战斗作风、促进部队技战术的运用方面,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起了重要作用。作为我党历史上的著名军事家,在战术运用上,林彪肯动脑子,能深入前线,善于从实战中总结出各种战术原则并积极加以推广应用,这对于提高部队战斗力,避免伤亡,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表现尤为突出。如“三三制”原则就是林彪初到东北时,针对部队进攻时队形拥挤,一窝蜂地向前冲而往往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而提出的。在部队推广后,起了很好的作用。“一点两面”强调进攻中要集中兵力于主要突击点,反对平分兵力,并根据兵力情况,对敌勇敢包围,多路突击,以求迅速粉碎敌人的抵抗而速战速决,力求全歼敌人。“一点两面”强调对敌军要实施勇敢的迂回包围和突破其防御后的全歼,重在克服战斗中不肯充分集中兵力和不敢对敌实施彻底歼灭战略的保守观念,其指导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其他如“四快一慢”、“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组一队”也都有很强的实战指导作用。这些战术原则经领导人大讲特讲,层层贯彻并让部队指战员刻苦练习,因而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东野在技战术上总结得比较全面并能上升到理论高度,在部队中的推广也抓得很紧,对于提高部队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东北部队作风顽强,能跑、能打、能拼,素以善打硬仗闻名,这与部队顽强战斗作风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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