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俄经贸合作发展的新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推力论文,经贸合作论文,中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9年以来，随着中俄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和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升温，两国贸易水平也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经贸关系成为丰富和推动两国睦邻友好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砝码。
一 中俄经贸合作关系现状与成就
（一）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自1999年以来，中俄贸易额连续8年保持稳定增长。2006年双边贸易额达334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了4.9倍，年均增幅28.6%（见图1），大大超过中俄经贸中长期规划所确定的20%～25%的年均增速，高于同期世界贸易增长率及同期中国和俄罗斯外贸平均增长率（24%和17.2%）。两国贸易额大幅度提升使两国在对方贸易伙伴中的排位前移，中国在俄贸易伙伴中的排名从2002年的第5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3位，俄罗斯在中国贸易伙伴中的排名也从20世纪90年代的第10位上升到第8位。
图1 1992～2006年中俄贸易额 （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7》；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2007г.
（二）贸易商品结构逐步改善。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中俄双方的出口商品结构稳步改善。虽然中国出口商品仍以服装、鞋类等轻纺产品为主，但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及其所占比重均呈快速增长态势。2005年以来，中国对俄机电产品出口增幅达60%以上；2007年上半年，中国对俄汽车出口3.86万辆，价值4.5亿美元，同比增长4.8倍。在中国对俄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的比重从2000年前的10%提高到2006年的21%。同时，俄罗斯对华出口商品中技术产品和技术专利增多，仅2006年中国就自俄引进核电、航空、航天、电子等技术38项，总金额为1348万美元。双边贸易收支趋于平衡。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中方在对俄贸易中一直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但这一状况在逐步好转：2006年中方贸易逆差已从2001年的52.5亿美元降至17.3亿美元；2007年前8个月出现了中方贸易顺差，且这种顺差有不断扩大之势。
（三）经济贸易合作方式多元化。首先，2005年两国启动投资合作机制以来，投资规模稳中有升，投资额同比增长超过100%。一些大的投资项目开始启动，如两国在2004年（哈巴罗夫斯克）和2005年（圣彼得堡）及2006年（北京）的投资促进会议上签订的累计40多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共30多个。又如上海实业集团等五大企业在圣彼得堡总投资为13亿美元的“波罗的海明珠”综合住宅项目、中国华铭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莫斯科中国贸易中心项目、珠海振戎公司与黑龙江省联手在俄投资约3亿美元的纸浆厂项目、山东鲁能集团在俄获取的年产500万～700万吨铁矿开采项目、中建总公司中标承建全俄最高的“联邦大厦”项目等。此外“TCL”、华为、中兴等电子通信企业在俄市场所占份额不断扩大，长城、奇瑞等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对俄出口实现“零的突破”。截至2006年年底，中俄相互直接投资项目达2500多个，协议投资金额约为25亿美元。其中，中国在俄非金融类投资项目共750多个，直接投资累计9.35亿美元，主要分布在能源、矿产资源开发、林业、贸易、轻纺等领域。中国4个汽车组装项目在俄投资共4亿美元。俄罗斯在中国投资项目共1 975个，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交通运输等领域。同时，双方相互投资领域已扩展到能源、矿产资源开发、林业、贸易、轻纺、家电、通信、建筑、服务、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俄在华投资企业达1849家，合同投资金额累计约14.1亿美元，实际投资额累计6.1亿美元。2005年以来，两国投资合作发展加快：2006年中国对俄直接投资额为4.7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131.5%；2006年俄罗斯对华协议投资额2.3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交通运输等领域。
其次，跨境旅游与工程承包、劳务合作规模扩大。截至2006年年底，双方签署的劳务和工程承包合同金额约为66.2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3.6亿美元。中国赴俄劳务人员集中在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种植、建筑、森林采伐、木材加工、制衣、医疗及其他服务。到中国旅游的俄罗斯人从2000年的108万人次增加到2006年的240.5万人次。据调查，其中至少有17.7%的来华人员是从事劳务活动的。2006年中国赴俄旅游人数超过100万人次。赴俄中国劳务人员达2.28万人次。2006年中俄签署的劳务和工程承包合同金额共计10.7亿美元，完成营业额6.6亿美元（2002年仅为1.85亿美元）。中俄科技合作也在发展中。仅2005年中国自俄引进核电、航空、航天、电子等技术共30多项、价值近3 000万美元，引进俄罗斯技术专家数千人。
再次，边境贸易与地方合作继续发展。两国有近70对省州和城市签署了合作协议。2006年，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俄边贸分别占其对俄贸易的70%、90%和50%；两国边境地区经贸合作已从单一的日用消费品和原材料贸易，逐步扩大到木材加工、工程承包、资源勘探开发、来件装配、农业种植和养殖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同时，中俄边民互市贸易发展迅猛，中国设立的互市贸易区有12个，2005年互市贸易额达22亿美元，占边贸额的42%。2001年5月，浙江衢州成立了第一个中俄科技园——浙江巨化中俄科技合作园；1999年浙江巨化集团与俄罗斯应用化学科研中心共同组建的浙江巨圣氟化学有限公司成为亚洲最大的聚四氟乙烯生产企业，产品大量出口。中俄边境地区间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合作领域不断扩大，正从单一的易货贸易扩大到资源开发、工程承包等经济技术和投资合作，并逐步建立起跨境生产加工基地、科技成果产业化园区。中俄边境贸易额从2001年的22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69.8亿美元，占同期中国边贸额的40%和中俄贸易额的21%。
图2 1992～2006年中国、俄罗斯及中俄对外贸易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7》；孙晓郁：《面向未来的中俄经贸关系》，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
最后，中俄金融合作逐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在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内成立了中俄银行合作分委会；中央银行之间签署了外汇监管、人员培训、金融监管、贸易结算和反洗钱等5个双边合作协议；中国进出口银行向俄提供了15亿～20亿美元的项目授信额度；2002年中方银行与俄外贸银行签订了1亿美元的授信额度；中国商业银行与俄外贸银行签订了8亿美元的转贷出口买方信贷；两国商业银行之间纷纷建立代理行关系、签署合作协议、互设机构、举办金融合作论坛、加强信息沟通；2004年以来允许边境地区贸易结算使用本币等。
二 中俄经贸合作中的不足与障碍
同时，应该看到，在中俄经贸合作发展比较顺利的大背景下，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双边贸易规模和增长速度与两国友好关系和经贸潜力不相适应。首先，中俄贸易规模较小，在各自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例如，1992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分别占各自外贸总额的3.6%和6.1%，而2006年则分别为1.9%和7.5%。这就是说，中国对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比重已下降近一半，而俄罗斯对华贸易额在其外贸总额中的比重也只上升1.4个百分点。与中国和日本、韩国、东盟等周边伙伴的贸易量相比，中俄贸易规模更显偏小（仅为中韩贸易量的1/3）。与中俄两国良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经贸合作潜力相比，中俄两国的贸易规模也是微不足道的。其次，两国贸易增长率自2001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06年比2000～2003年下降近20个百分点，低于中俄各自的外贸增长率（见图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俄贸易增长动力不足。
（二）商品结构未能体现两国比较优势。双边贸易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在贸易商品结构中，质量与技术水平低的产品所占比重大，质量高、技术含量高与附加值高的产品所占比重小。在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传统货物贸易偏重、现代服务贸易偏轻；贸易多，投资少。这主要体现在：机电产品在贸易总量中所占比重不大，特别是俄对华机电产品出口规模偏小；机电产品在整个中俄贸易中的比重仅占20%。其中，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所占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30%下降到2006年的2.2%；中国对俄出口的服装、鞋类、纺织品、日用品、家电及消费类商品所占比重为75%左右（2006年降至约64%）；俄对华出口的原材料和资源性产品，如原油及成品油、原木、钢材、有色金属、矿砂、纸浆等约占出口总额的70%。2004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仅占双边贸易额的17.3%，其中中国对俄出口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共计25.7亿美元，占对俄出口总额的28.3%，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中国自俄进口的同类商品为10.7亿美元，占自俄进口总额的8.9%。高附加值商品在双边贸易中的比重较低制约着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两国进出口贸易仍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贸易结构单一、附加值低、没有反映出双方各自的优势。传统的贸易结构特征，即中国对俄出口日用消费品等，而俄罗斯则对华出口原料、能源与军工产品等也没有根本改变。仅石油和石油产品在俄对华出口中的比重就达50%，加工产品对华出口近年还出现下降趋势。近年来，两国机电产品贸易比重连年下滑（自2001年的25%下滑到2005年的12.5%）。其中中国自俄机电产品进口比重下滑较快，即由2001年的28.8%降至2005年2.2%；2005年以来，俄对华机电产品出口下降很快，目前仅占对华总出口的2%左右。在贸易收支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贸易收支一直存在着不平衡状态，中方逆差很大。截至2006年年底，中方累计贸易逆差达400多亿美元，年均近30亿美元，占同期中俄贸易总量的约20%。目前，这种趋势已开始逆转，但若矫枉过正，出现俄方巨大逆差，则对双边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也不利。
（三）双方投资拉动作用小。中俄两国间的相互投资规模小，缺乏有影响力的项目，对两国贸易的拉动作用很有限。到2005年年底，中俄对对方的投资总额只占各自对外直接投资额的3%和2%，占各自吸引外资的比重均不足0.5%。而且，项目的平均投资规模较小，如中国在俄投资项目规模平均为118万美元，低于中国境外投资项目300多万美元的平均水平；而俄在华投资企业平均投资规模仅为2.75万美元，远低于中国吸引外资项目的平均水平。双方直接投资对经贸合作关系的影响与带动作用微弱。
（四）贸易制度与贸易秩序尚不完善。由于中俄两国同属经济转型国家，加之俄罗斯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在贸易管理体制和贸易制度方面存在许多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地方，如法律多变、政策不稳、执法腐败现象严重等，加大了中俄贸易、投资合作的风险系数，同时也将影响双边贸易的发展。例如，俄海关执法混乱，在商检方面为中国商品设置关税壁垒，采取歧视性政策。此外，俄海关还未实行电子报关程序，通关时间长、手续复杂。上述问题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双方走私较为严重。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亚太处主任M.祖克鲁拉耶维奇指出，非正规贸易依然是双边贸易中的严重问题。“灰色进口”、低价报关、个别走私等的规模依然很大，中俄两国海关统计数据差额增大（不仅包括中国商品运进俄罗斯，也包括俄罗斯向华出口，如原木、鱼、海产品等）就证明了这一点。2005年两国进口统计相差88亿美元（中国为顺差），即比上年提高了40%。俄罗斯，尤其是远东联邦区对外经贸活动的特点是走私严重。据专家测算，远东联邦区各联邦主体的鱼和海产品出口量的80%～90%是在俄海关之外进行的，而中国是这些非正规报关产品贸易的主要顾客之一。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商品通过“包税”这一不规范方式进入俄市场，难以获得合法的通关及纳税凭证，俄执法部门查抄罚没中国商品的事件屡有发生，使中国民营企业蒙受不小的经济损失。俄部分银行不接受中方信用证，而中国商人也不接受俄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很多贸易都通过美国银行结算。以“灰色清关”、个体贸易、集市现金交易等为主的低层次、不规范的民间贸易方式，随着两国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国际竞争加剧及俄罗斯整顿市场秩序，其弊端日益突显，影响到两国经贸合作水平的提升及两国企业、产品的信誉和声望。而俄方在规范贸易秩序过程中的一些举措，如强行关闭集市和严格控制中国商人经营，也会影响两国贸易的健康发展。
（五）贸易与投资基础服务薄弱。主要是金融、信贷、保险等服务跟不上双边贸易与投资的发展步伐。首先，银行结算服务滞后影响了利用国际通用的信用证进行结算的贸易的扩大。在俄罗斯，信用好、技术手段强的银行不多，许多银行在技术系统方面与国际标准不接轨。例如，在接发信用证时缺乏国际普遍使用的SWIFT（全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系统，使信用证业务受阻，许多业务要通过第三方银行（通常是欧美在俄银行）进行，延长了结算时间，阻碍了贸易正常进展。而中国在俄开设的银行分支机构主要集中在莫斯科，业务范围有限，造成中俄结算渠道不畅。双边贸易中个体与中小企业以集市现金交易的比重还较高，按照国际通用方式结算的贸易比重较低。卢布、人民币结算局限于边境贸易，且使用率很低，而通过美元结算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双方贸易潜力的发挥。
其次，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弱。中俄央行之间签订的众多协议特别是结算、信贷协议没有得到很好执行。目前，中国各大银行与俄签订的出口信贷框架协议基本上集中在俄外贸银行，而俄外贸银行对此要收取7%～15%的高额转贷利息，这就使俄企业获取中国出口信贷的成本过高，导致中国商业银行对俄外贸银行提供的8亿美元的转贷出口买方信贷基本没有企业使用的状况。同时，俄罗斯进口企业存在严重的资金不足问题，而中国银行只能在俄建立全资附属行，总行对其经营控制力较弱，经营范围也仅限于在俄华人和华侨。
再次，俄罗斯缺乏比较实用的担保体系，中俄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缺乏相互信任的问题。中方担保机构缺乏针对俄市场的业务品种，使中国银行在俄信贷市场上鲜有作为，如俄罗斯央行对外债不提供担保，而中国商业性信贷担保机构也不愿过多地在俄提供担保。这就导致双方在信贷方面的合作受阻。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单独某一家银行很难对收益好但风险大的项目提供信贷支持。
最后，运输、清关和边境贸易平台等硬件方面也存在诸多瓶颈。目前，中俄跨境路桥和贸易口岸严重不足，口岸货站货物积压情况很严重；边境自由贸易区建设缓慢，不能满足货物和人员往来扩大的需要。一些早已达成的共建项目协议由于俄罗斯方面的原因迟迟无法动工，如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阿穆尔河大桥，绥芬河边贸区，中、俄、朝边境的图们江自由贸易区，扎鲁比诺—珲春新铁路等项目的拖延建设成为发展双边合作的瓶颈。
（六）贸易方式单一。中俄贸易以一般贸易（约占贸易总额的60%）和边贸（约20%）为主，双向投资加工贸易仅占12%，对整个贸易的拉动作用不明显。科技、教育、旅游、金融、设计、劳务、运输等服务贸易规模小、发展缓慢。中国往往以政府唱主角的方式人为地拉动双边经贸投资合作，计划经济痕迹还较浓，贸易与投资活动中的政府主导性较强，而地方、企业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如人为规定贸易与投资增长指标、过分注重政府搭台和重形式不重效果的展销会、投资洽谈会等）。经贸活动中政府主导多，民间主导少；个体唱主角，有实力的大企业参与少；上层热，中间凉，下层冷；上边规划指标多，下层实际执行力弱；双方贸易参与主体短期经营行为多，长远经营行为少。
（七）贸易与投资稳定持续增长的保障机制缺乏。首先，俄罗斯市场与经济政策的不稳定影响中国对俄贸易。例如，2006年俄加大了打击“灰色清关”力度和实施限制外籍劳务和新移民的政策，对在俄华商的贸易和经营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大量中国商人被迫离开俄罗斯，使2006年双边进出口出现下滑趋势。2006年，双边贸易额增幅较2005年回落22.4%。中国对俄出口增长19.8%，增幅同比下降25.4%，主要原因在于服装、纺织品、鞋类等商品的出口增幅明显下降，纺织品和鞋类分别回落11.3%和4.6%。
其次，缺乏具有支柱性和增长潜力的大宗商品服务。直接投资的增长机制、新增长点和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形成，贸易发展中缺乏稳定性，可预期性较低。一些政策和协议的执行缺乏保障机制，执行力较低。例如，1996年双方提出的到2000年贸易额达到200亿美元目标未按时实现（当年实际只有80亿美元）；中俄双方签署的2005年后中国每年从俄进口石油不少于2 000万吨的协议也没有完成；等等。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对外经贸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尤·叶尔硕夫2006年曾提出，如果能源贸易额（取决于交易量与价格）上不去，或者缺乏新的增长点，则中俄两国贸易额就难以保持稳定增长并达到高层设定的到2010年600亿～800亿美元的目标。未来，俄石油等资源性产品出口增长潜力下降（可采量和出口量增长潜力下降）和国际能源价格下跌等因素均将影响到中俄贸易规模，使其难以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例如，2005年受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使两国贸易额至少增加了近30亿美元，占当年贸易额增量的55.14%。按照“一次差分二次移动”平均模型对未来两国贸易规模进行的预测结果显示，要实现2010年两国贸易额600亿美元的目标，则两国贸易额的年均增长率至少为18.9%；而要实现800亿美元的目标，贸易额的年平均增速则要达到24.7%。而2006年两国贸易额的实际增长率仅为15%。一些学者担心，仅依靠过去的贸易商品结构难以实现双边贸易持续的快速增长。因此，要实现2004年双方提出的到2010年的贸易增长目标，需要有针对性的促进措施。
再次，一些有利于扩大双边贸易与合作潜力的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受阻。目前，中国4个汽车组装项目迟迟得不到俄罗斯政府的批准，而其他国家的类似项目却早已正常运作（2007年上半年俄仅进口和组装的外国品牌车就超过72万辆，同比增长70%）；而面对中方大量的木材需求，俄方又不断提高原木出口关税。在服务贸易方面，俄罗斯金融服务、信息、IT、旅游、劳务、人才、技术服务、建筑承包等领域对中国的开放度还不高，进入阻力较大。此外，扩大双边直接投资规模一事也受到制约。例如，双方企业缺乏互信、经营目标有差异以及企业实力有限、资金不足，再加上基础设施条件不佳、对产品市场缺乏信心、鼓励措施不足等因素，都阻碍了双方相互直接投资（建立合资企业和发展加工贸易等）的扩大。
三 中俄经贸合作发展的新推力
中俄是世界上两个最大和最具发展前景的转型经济体。中俄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市场的不断繁荣和扩大以及政治文化等双边关系的日益密切，均为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条件下，国际竞争也更趋激烈，发展两国经贸关系面临的挑战也更多。随着两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对外开放的深化，特别是俄罗斯加入WTO，将使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从低级化、单一化、粗放化、散乱化转向多元化、规范化、高端化、效益化、持续化。全面深入地分析扩大和提升两国经贸合作的条件和环境，研究两国经贸合作发展的优势和劣势（见下表），寻找适合新形势下振兴两国经贸合作的新途径、新动力、新领域、新机制，通过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对于解决目前双方经贸合作中的瓶颈和难题，顺利实现到2010年两国贸易额达到600亿～800亿美元的近期目标和促进两国经贸合作稳健、持续的发展的长远目标具有深远意义。
（一）创立经贸发展新模式。要实现新时期中俄经贸上台阶、大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发展战略的转变和模式的创新。具体地讲，就是要从过去片面追求贸易增长速度转向兼顾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从注重短期规模的膨胀转向更加注重协调健康和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的形成；从单纯的贸易活动转向贸易、投资、劳务合作全方位发展；从散乱、粗放的经营方式转向规范和高效的发展轨道；从贸易投资散乱性、自发性转向具有长期战略规划性、避免发展的盲目性和不可预期性。
（二）培育贸易增长新源泉。面对当前的国际市场，要实现中俄经贸大发展，必须大力培育贸易增长新源泉。
1.发挥各自优势特色。发挥中俄双方产业互补优势，寻找和确定具有特色的贸易与投资领域。例如，俄罗斯在能源、资源、航空航天、核能、动力设备、采矿设备、金属加工机床等高技术领域具有优势，中国在轻纺、日用品、家电、通信及科技成果转化、汽车制造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两国劳务合作的互补性也很强。进一步挖掘和推动示范项目和有影响力的项目。双方可将机电产品贸易与技术转让和投资结合起来，带动联合生产、加工合作，扩大共同利益，互利双赢。以原木出口为例，按照俄罗斯修改后的新森林法，原木出口关税将从2006年的6.5%提高到2007年的20%、2008年4月的25%和2009年的80%①，这必使俄对华原木出口遭受致命打击。因此，必须找到新的出路，如中国方面可以通过扩大对俄林业投资（包括设备、劳动力和资金）在俄组织合资经营（或独资经营），以对原木进行深加工再出口。这既可保证中国继续获得俄罗斯木材，也能提高俄罗斯林产品的出口附加值，使双方互利共赢。
2.开发新产品。俄罗斯市场购买力较强，且居民求新求异的消费欲较强。中国企业要根据俄方市场变化的新特点，不断创新，培育新产品、新市场，大力促进汽车、IT、新型家电产品、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份额，扩大特色产品与个性化服务，推进农产品、林产品、海产品及其加工业的深度开发和综合开发。在开发新产品时要重视产品质量与售后服务网络建设，特别是诸如汽车、家电等大类耐用品；务必吸取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量伪劣产品涌入俄罗斯的教训，将质量、安全性能作为比价格更为重要的竞争与扩张手段。目前，已经发现一些中国品牌汽车在俄罗斯没有通过碰撞试验、零部件与维修网络缺乏等问题，须要切实予以纠正，防微杜渐。
3.发掘新领域。加快中俄经贸合作结构转型，由零打碎敲的“倒爷贸易”向大宗正规贸易转化。在改善贸易结构和寻找新增长点方面，应更加注重加快技术合作、投资合作和非商品贸易；注重服务业的发展，提高运输、人才、金融、信息、劳务、旅游、科教、设计、建筑、环保、中介等领域的合作水平。对现代服务业的需求将随着两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迅速扩大，而俄罗斯“入世”之后将开放服务业市场，这为中国服务业进入俄罗斯市场提供了良好机遇。另外，特别要注意鼓励企业间的跨国并购，深化企业间的战略合作，打造具有支撑性、长远性的投资贸易项目。
4.寻找新商机。注意寻找和把握对方市场的新变化和新机会。俄罗斯通过了振兴远东的开发计划。按照俄罗斯远东研究所专家测算，为实现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更新与改造，每年须要投入至少75亿美元，但俄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每年大约只能筹集到25亿美元。因此，吸引外资和外国劳动力是加快远东地区开发的重要一环。时任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格列夫曾邀请中国企业参与符拉迪沃斯托克2012年APEC峰会有关项目和2014年索契冬奥会场馆及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企业还可以利用俄罗斯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的良好机遇，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优势产业和技术转移到这些特区。这样，中方在俄经济特区生产的产品既可以在当地销售，也可以向第三方市场转销，还可以避免其他进口国对中国原产地产品的反倾销。
（三）培育经营新主体。过去，中俄之间经贸活动的主力军是个体户、“倒爷”和中小企业等“游击队”，随着经贸活动领域、规模的扩大和层次的提高，对经营主体的素质与实力要求也更高了。既需要继续发挥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灵活、创新与补充作用，更需要吸引更多的大企业、跨国公司等参与其中，并让后者逐步转变为主角，形成由大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和个体商人广泛参与的大中小结合的梯次结构，以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正规化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在这方面，双方政府应该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个体经营者和中小企业逐步规范化经营，做强做大，同时，鼓励大企业积极参与。
（四）建立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发展的新机制。其主要内容包括：
1.提高双边贸易与投资活动的法制化和国际规范化水平。随着俄罗斯即将加入WTO，中俄两国在WTO及其他国际组织通用规则下开展经贸活动的条件更为成熟。双方政府和企业均应积极研究WTO及其他国际组织经贸规则，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使之符合国际惯例。双方政府应加快制定完善调节双边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法规，建立健全经贸法规调节体系，完善《中俄政府间投资保护协定》等。
2.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驱动。中俄两国均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在调节与管理两国经贸活动中还不可避免地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政府主导甚至唱独角戏的情况还很常见。例如，中国一些政府部门每年还下达对俄贸易与投资增长计划指标；各地方政府不顾客观条件过多地操办一些规模大、花费多的国际性展销会、论坛等面子工程，而这些活动缺乏创新内容，实际收效甚微。应该明确，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为企业、社会对俄经贸活动创造良好的法律与政策环境，提供大的方向指导和融资、保险、运输、通关、结算等各种基础服务，做好跨境企业、人员资质、商品质量卫生的检验和监督以及贸易纠纷的裁决和调解等工作。政府应增强两国在经济信息方面的沟通与司法合作，保障正常的贸易与投资秩序，而不必人为地下达计划性发展指标，更不必亲自披挂上阵，自编、自导、自演。
3.探索促进贸易投资发展的有效途径。首先，创新营销机制，扩大产品和服务在对方国家市场的宣传和知名度，增强市场扩张的计划性、研究对方主要消费群体的消费趋势以适应市场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增加广告投入和售后服务网络建设；其次，将中俄两国间举办的国家文化年、国家展、投资促进会、高层工商论坛等促进双边经贸发展的有效形式多样化、机制化、稳定化和长期化。
4.拓展区域合作空间。共同研究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战略，鼓励双方企业积极参与对方的区域开发计划，挖掘区域合作潜力。例如，中国企业参与俄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俄罗斯企业参与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西部大开发。近期，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复了《东北地区振兴规划》，俄罗斯政府则讨论通过了《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至2013年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规划》。两国政府几乎同时不约而同地推出同属一个经济区的毗邻地区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可为毗邻地区的发展与合作创造新机遇，注入新活力。为促进双方毗邻区域发展战略的对接，中方率先研究提出了《中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与俄远东地区合作规划纲要》（中方草案），并已提交俄驻华使馆以作为最终形成双边政府协定的基础。中方在纲要中提出了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口岸和各种合作园区建设、大项目合作及其政策选择建议等3大合作方向。通过支持在边境城市建设经贸合作区和自由贸易区等，构建良好的贸易通道和平台，有效推动边境贸易市场的规范化和升级。
（五）创建新的支持服务体系。根据目前中俄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须要创建经贸支持服务体系，以提高政策与协议的执行力度。
1.构建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经贸支持服务体系。为双方经营主体提供政策、法律、投资、税收、结算、运输等多方面的优良服务体系，解决它们在贸易投资中的后顾之忧。向对方企业开放服务业领域，减少非关税壁垒及技术合作障碍。例如，建立两国汽车认证实验室，减少汽车贸易阻碍等。引导中方企业在同等条件下增加从俄罗斯的机电产品进口，改善贸易结构，提供更为优惠的信贷与税收支持等。
2.完善金融服务和基础设施。借助俄加入WTO和开放服务领域之机，支持中国的银行、保险及其他服务机构进入俄市场，扩大对俄出口与投资的金融支持力度。一方面要加强中国国内担保机构开发以俄市场为目标的业务品种，另一方面可以尝试借助国际金融担保机构的力量，为中国的银行在俄业务提供担保。通过增加中国的银行在俄的营业网点和深化与俄银行的协作，扩大两国货币在双边清算中的使用范围和业务深度。随着双边贸易量的扩大，对桥梁、港口、车站、机场、铁路、公路和海运、海关、检验等多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提出新的要求，两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考虑增加在这方面的财政拨款。同时，鼓励在市场化基础上通过多种形式（如BOT、BOOT、PPP等）吸引两国企业及第三方企业参与投资，以解决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3.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提高政策与协议执行力度。由于贸易与投资活动涉及企业、政府及各种服务机构等多方面的关系，要使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须要多方面通力协作。营造一站式透明服务，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为此，政府一方面应简化对俄贸易和投资的行政审批手续，另一方面应将必要的检验、卫生、报关、运输、金融服务、安全等诸多职能部门统一协调起来，减少因其服务效率低下和混乱导致的企业成本增加甚至错失商机情况的发生。此外，还应构建双边政府跨部门协商机制，以提高对双边贸易投资中的纠纷和矛盾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处理效率。启动中俄边境地区经贸合作政府间文件商签工作，在经贸合作分委会下建立专门的动植物检验检疫及食品安全合作磋商机制，推动两国海关数据交换合作，完善双边贸易中敏感商品的预警磋商机制，推动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议、双边经贸合作议定书（2010～2016年）等的切实实施，消除双边贸易与投资中的各种阻碍，注入新的推动力，保证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健康、快速、持续发展。2005年，中俄两国海关就建立过境商品和运输工具信息监控电子交换系统达成了协议，并建立起信息交换机制。这将有助于消除对双方都不利的“灰色贸易”。同时，两国参与国际合作也有助于打击走私和促进贸易秩序正常化。例如，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的关于鱼与海产品卸货地、再出口和加工港口控制国际协定有望于2009年通过，该协定的签署将有助于控制走私及海洋生态资源的消失。
随着转型深入和经济快速发展，中俄两国所拥有的一系列扩大和深化经贸关系的优越条件将使两国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尽管双方在合作中存在一定的利益分歧，但只要本着求同存异、扬长避短、互惠双赢的原则共同努力，找到拓展合作的新途径、新机制，消除各种障碍，就必然促进经贸合作关系稳健、快速、持续发展。
注释：
①《远东经贸导报》2007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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