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与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学者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2)02-0034-03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一批学者型的马克思主 义者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文化舞台，他们不仅具备了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有 很深的中学根底。他们一方面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整理继承，另一方面又积极 参与文化论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各种文化思潮，对错误的文化 观进行批判。尽管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但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解决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血雨腥风笼罩着中华大地，内忧外患，使中华民族再一次 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人响应时代的召唤，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伟大运 动中，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在文化战线上，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相继崛起， 如郭沫若、范文澜、杜国痒、侯外庐、胡绳、艾思奇、张岱年、赵纪彬、吕振羽等人。 这些人早年所受的都是正统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很深的中学根底，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 的感情。但是他们又都是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对五 四新文化运动进行的反思的基础上，他们逐步克服了五四时期一些人对待传统文化的虚 无主义态度，同时，也对当时存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给予了批判，并开始自然地用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对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梳理、研究和评析，出现了一批重要学 术成果。
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郭沫若无疑具有重要地位。“五四”时期，在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是，尤其是对孔子与儒学的评价上，郭沫若表现出与新文化运动倡导 者不同的价值取向，着重对“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的发掘和清理。因此才有他独树一 帜的“尊孔崇儒”主张。在文化重构过程中，批判封建主义文化与发掘民族文化的“传 统精神”二者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同样具有文化战略意义。三、四十年代，作为马克思 主义者的郭沫若，仍然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所蕴藏着的民族精神的挖掘、 提倡与弘扬。当然，无庸讳言，他对孔子和儒学的评论，也不免有溢美之处。但是，郭 沫若的尊孔崇儒与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同，他不是要复古倒退，而是以唯物史观为 指导，努力从孔子儒家的丰富文化遗产中汲取有益于新文化建设的养料。这种态度无疑 是正确的。
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在40年代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他的 其他著作中，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都坚持“用马列主义的尺度，估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批判地采取优秀部分来丰富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化。”[1][298]从这一原则出发，范 文澜对中国历史上的各家各派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评价。
侯外庐和杜国痒都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三、四十年代，他们致力于整 理和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取得了巨大成果。尤其是侯、杜等人合作完成的《中 国思想通史》，对先秦经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史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评价。它与几乎 同时出现的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及翦伯赞著的《中国史纲》，在当时引起了 学术界的注意。因为他们都具备了对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整理和挖掘了中国古代文化 中的优秀成果。侯外庐在此前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写作中，遵循的根本原 则是“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从而作 出科学的论断。”[2][266-267]具体来说，首先要对文献进行严格的考订与审查，其次 ，实事求是地究明“古人用语的实在所指”，庶不为“文字符篆”所蒙蔽。这实际上就 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从实际材料出发，进行论述，不凭虚幻的想象与无根据的推断。
在三十年代的哲学和文化论争中，一些人常常把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同严 肃的、科学的态度对立起来，以为要进行批判就是“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艾思奇 认为，真正的批判包含学习、纠正和发展三个方面。他针对当时文化界存在的“左”的 错误倾向，指出：真正的批判是一种前进的批判，“简单的否定在表面上是‘透底’否 定了旧文化，实际上是阻止了新的前进。”[3][379]艾思奇把“真正的批判”的态度贯 彻到对待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1938年9月，他发表《共产主义者与道德》一文，阐述 了共产主义者与道德的关系及其对传统道德的态度。艾思奇指出，真正的唯物论者，在 人类历史舞上并不是道德堕落的角色，而且也不是破坏一切。他们本身常常就是进步的 、高尚的道德的模范。共产主义者是最彻底的唯物论者，所以也彻底地发挥了一切唯物 论者所具备的革命道德。艾思奇认为，中国历史上许多宝贵的伦理思想，是可以在共产 主义者身上获得发展的，无产阶级的新道德并不是简单地对旧道德的否定，而是对它的 精华的提高和改造，是使旧道德中的积极内容获得进步，这是共产主义者和漠视一切道 德标准的相对主义者不同的地方。譬如忠、孝、节、义之类，曾经是封建道德的重要规 范，共产主义者也并不绝对抹煞，在共产主义者的英勇斗争的行动当中，这些规范所包 含的好的内容在事实上是被发展着了。[3][418]
30年代，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张岱年先生既反对文化复古主义，也反对全盘西化论者 全面否定中国文化，更反对调和折中主义试图以一种机械的拼凑对待东西文化的做法， 主张唯物辩证地对待文化，提出了他的“辨证的综合”的文化主张。张岱年认为，在当 前情况下，要仍照样保持中国的旧文化，是不可能的，那么，既不能照样保持，是否就 要整个地将其取消、将其扫荡得干干净净呢?张岱年断然回答：“不，只有不懂唯物辩 证法的人，才会有这种主张。”他说：“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一种文化中必然含有 相互对立的成分，即好的或坏的或具有消极意义的成分，唯物辩证地对待文化，就应一 方面否定后者，一方面肯定前者，并根据现实需要加以发挥、充实。”[4][252]
上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表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三四十年代已 经趋于成熟。
二、整理挖掘优秀文化遗产
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从时代的需要出发，十分注意整理和挖掘传统文化中 有现实意义的遗产。
首先，他们根据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出发，强调哲学史中的 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正统思想与异端思想的对立，重视对历史上唯物主义学派及其代 表人物思想的整理挖掘。
侯外庐认为，先秦诸子思想与明清之际的思想是可以分别同希腊文化与欧洲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后的文化媲美的。这是两个历史剧变时代惊心动魄的文化遗产，确实有必要 先行整理。他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近代中 国思想学说史》，对先奏和明清之际两个时期中国哲学唯物主义和反正统的异端思想的 优良传统进行了整理和挖掘，使许多长期被埋没了的思想家重新得到重视。侯外庐的《 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近300年思想史的尝试，虽然是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但其成绩是很突出的。
在此后由侯外庐和杜国痒等人合作完成的《中国思想通史》中，他们仍然坚持了上述 原则。他们一改胡适、冯友兰等人研究两汉以后思想家、哲学家，只篇重于儒学诸家的 做法，而是着重研究了中世纪思想史中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 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他们着重发掘了封建社会中被目为“异端”、“非 法”的思想，如王充、范缜、李贽等对正统思想的批判；也发掘了一些不被思想史、哲 学史著作所论述的唯物主义者，如嵇康、刘禹锡、柳宗元、王安石、方以智等人的思想 。《中国思想通史》证明了中国哲学史有一个反对正统思想的异端的传统，那是一个富 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唯物主义的传统，是真正可宝贵的思想遗产。
其次，30—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不满足于对历史上的各学派和历史人物作唯物 、唯心两大阵营的简单划分，而是对其思想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试图厘清积极因素和 消极因素，区分精华和糟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建设无产阶级的新文化。
郭沫若对儒家思想的偏爱是许多人感到难以解释的现象，他对孔子和儒学的评论，也 确有溢美之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郭沫若之所以推崇孔子及其学说，是因为在他看来 ，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学派，儒家思想的真义，不仅是人生修养、人格追求的重要教 科书，也是吸收和同化异质文化、增强本民族文化生命活力的思想基础，还是中华民族 在救亡图存之际，团结民众，增强凝聚力和斗志的有力武器。
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对经学进行清理是范文澜的重要贡献。他在中央党校讲《中国经 学史的演变》，运用马克思主义对长达两千余年、内容复杂繁富的经学历史作了首创性 的总结。他的这一努力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在清理经学的过程中，范文澜不是简单地 予以否定，而是充分肯定了经学的史料价值。他认为，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 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谁说应该“丢到茅厕 坑里”呢?同时，他认为经学里面多少含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尤其是讲做人道理的 格言(如满招损，谦受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可采的更多。还有些封建统治阶 级的“嘉言懿行”，按其本质来说是反动的，但如果移植到无产阶级文化中来，一样可 变为有用。例如宋儒所说“节烈”，原来是用作压迫妇女的，无产阶级战士拿来作为反 抗暴行的训诫，那就充满着“浩然之气”了。又如孟子所形容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只有无产阶级具备这种品质，能够发扬这种精神。
杜国痒非常重视先秦思想学术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他对诸子思想都进行了历史主 义的分析评价，其中尤其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杜国痒认为 ，孔子提倡“爱人”的仁，并把这德目做思想的中心，这是表现孔子进步的一方面。至 少已是目中有“人”，就是说已经看到庶人阶层的抬头。但孔子毕竟是出身于没落了的 贵族家庭，自幼所学又是以前传来的“诗书礼乐”那一套，所以讲到具体的“为仁”的 方法，就舍不得素来熟悉的“礼”了。尽管他重内容不重形式，但他所谓的礼，在当时 还是那种以“礼不下庶人”为精神的礼。于是他所提倡的“仁”和他所崇尚的“礼”， 就不免发生了矛盾，后者就大大地限制了前者。在他的思想中，落后的因素终竟超过了 进步的因素，这是他的局限。但若因此把他提倡仁的进步倾向也加以抹杀，则是不对的 。杜国痒还对荀子给予极大的称倾和很高的评价，称他是“战国末叶的一位儒家的大师 。”杜国痒对先秦墨、名两家的研究花费了很大精力，并且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 的思想观点和思想方法进行研究。在先秦诸子中，杜国痒最重墨家，他除对《墨经》中 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唯物论思想加以阐扬外，还特别服赝墨家的务实精神。
在《中国思想通史》中，作者坚持并发展了自己此前关于老子研究的成果，既肯定了 老子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指出了老子思想中的无神论的自然天道观 和唯物主义的因素，强调了其解放孔、墨思想的有价值的传统。对战国时代一批先进思 想家、改革家、如李悝、吴起、商鞅、荀子、韩非等人，《中国思想通史》给予了较高 评价。尤其是对荀子的评价坚持了杜国痒和侯外庐等人前期研究的成果，即认为荀子是 古代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充分肯定其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及其对古代思想的批 判总结的贡献，把对荀子思想的评价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精卓的见解都被学术 界所普遍承认和接受。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已经 具有了正确的态度，尽管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并 不一致。但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总的态度上，他们都坚持了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对历史上各家各派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及新时 期能够批判继承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厘定，尽管这一重要工作只是初步的，但是他们的努 力和探索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料。
收稿日期：2002-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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