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供需变动及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富余论文,供需论文,劳动力论文,变动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纵观近年来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在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始终没有达到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对此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和权益保障是被论及最多的问题，相对于打工地持续偏低的工资水平、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较高的生活成本，农业税的免除和政府对农业的倾斜政策使得回乡务农的吸引力大大提高，于是很多农民工在理性思考之下选择返乡，这样农民工的供给便由过剩转向短缺（王仕豪、张智勇，2006；王海景、袁军宝，2007），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新一代农民工务工观念和预期的改变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正中，2006；胡伟清、张宗益，2007）。有些学者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对中国近年来的人口变动情况进行了测算和分析，认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在逐渐减少，特别是新增的青壮年劳动力将出现较大的供需缺口（王检贵、丁守海，2005；朱忠文、王红梅，2006），不过更多学者倾向于将其归结为供需不对称的问题，即由于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不同，一些企业的用工标准在不断提高，但农民工的整体结构却变化不大，因此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等方面均出现了供需错位（章铮，2005；蔡昉、都阳、王美艳，2005；张宝兰、郭其友，2005），还有学者从务工渠道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充分、农民工找工途径的单一及其背后的制度缺陷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刘林平、万向东、张永宏，2006）。事实上，劳动力的供需变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状态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决策支持的角度讲，只有找出关键影响因素，才能对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供需变动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和理解，进而做出合理的政策决策。
本文基于实地访谈和调查数据，并结合相关调研报告和研究文献的结论，对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供需变动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本研究的实地访谈选择在劳务输入地广州、西安和劳务输出地安徽亳州进行，主要采取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集中座谈以及对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的形式，力图对特定问题获得深入和详实的信息；同时还在北京、南京、广州、兰州和亳州等5个城市和地区开展了针对农民工的结构化问卷调查，调查依据各地的区划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原则，共收集有效样本4518个，其中男性和女性农民工所占比重分别为63.7％和36.3％，接受调查者的年龄在15～75岁之间，所在行业和工作岗位覆盖了各种类型和层级，尽可能保证了调查对象的全面性和样本的代表性。
2 农村富余劳动力供需变动的特点
2.1 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进程
我国劳动力的乡城流动和转移就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劳动力开始出现剩余，或者说从原来的隐性失业转变为显性剩余，必须寻找农业以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这一阶段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面临两大障碍，一是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增长模式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弱；二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计划配置劳动力的体制为劳动力转移设置了牢固的樊篱。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富余劳动力普遍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方式，在乡镇企业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或服务，同时经营自己的土地，形成了“亦工亦农”的就业模式；这也使得我国就业结构的变化大大滞后于国民经济产值构成的变化，并出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同步的独特现象（“我国大城市吸收农村劳动力”课题组，1996）。
从1984年开始，国家放宽了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限制，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与此同时，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了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劳动力需求大大增加，这样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乡城转移就业，根据1987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有1300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刘乃金，2005）。
此后针对1990年左右出现的“民工潮”，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的管理，劳动力转移迅速增长的态势受到一定的抑制；但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很快又将我国的经济增长推进到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给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以释放的出口。从2000年开始，国家对于农村劳动力的政策导向从“引导流动”逐步转向“取消流动限制”和“公平流动”，取消对农民就业的各种不合理限制，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近年来全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600～800万，2004年外出农民工数量达1.2亿（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
然而在2004年左右，很多地区相继出现了“民工短缺”的问题。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的调查，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的沿海地区，招收普通工比较难的工种集中在制衣、制鞋、电子、玩具、家具制造、餐饮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在模具、数控机床、电子测试等行业主要缺少具备一定技能的员工，此外18～25岁的年轻女工和熟练工是需求量最大的类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而与此同时，内地很多省份的农村还在积极组织富余劳动力的输出，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一方是供给过剩，另一方是需求无法满足。二者并存的现象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和探讨。
从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进程变化来看，目前无论是劳动力的供给、对劳动力的需求，还是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也是决定未来劳动力市场城乡一体化和稳定发展的关键时期。
2.2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供需变化和特点
首先从总量上看，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从无限供给过渡到有限剩余的阶段。根据朱忠文、王红梅（2006）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的估算，我国农村的劳动适龄人口① 将在2012年左右达到峰值，但是作为外出务工主体的16～3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其数量自2008年开始即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女性青壮年的人口数与男性相差1000余万，而颇受企业青睐的18～25岁的女性劳动力则在2010年左右出现负增长（见表1）。
另据黄乾（2007）的估算，15～64岁的农村人口数将从2005年的5.12亿降至2010年的4.77亿，再到2020年的3.6亿，且人口趋于老化；15～34岁的青壮年占总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将持续下降，预计从2008年的45.88％分别降至2010年的41.94％和2020年的40.52％，且女性青壮年劳动力的下降速度明显快于男性。这将直接导致未来农民工供给能力的下降。
然而从需求的角度看，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企业的用工需求相当旺盛，特别是东部发展较快的民营企业，其用工需求的增长明显高于农民工供给的增长。2003年以来，企业春季招用农民工的岗位年净增率保持在10％～15％；2006年春季企业用工需求中，基本得到满足的比重依次为环渤海（71％）、长三角（66％）、中西部（65％）、珠三角（55％）和闽东南（50％）；2007年被调查企业中有近九成在春节后计划招用新员工，用工需求比春节前净增1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7）。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可见，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市场开始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就供需总量及其变动趋势而言，一直由用工需求方主导着的广大农民工将逐渐在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占取主动。
尽管在总量上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供需势头在悄然发生转变，但就目前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状况来看，却是劳动力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的现象并存，有人称之为“民工潮”中的“民工荒”，这实质上是劳动力供需结构不一致的表现（简新华，张建伟，2005）。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供需失衡突出表现在务工者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上。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很多企业对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要求大大提高，希望员工能够即时上岗，并从事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工作；而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由于缺乏必要的培训往往难以达到用工要求。据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介绍，随着广州对环境污染的控制日益严格，很多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鞋厂和玩具厂）都将被逐步淘汰，转而发展汽车工业、服务业、物流业和电子技术等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这样就对高技能的熟练工产生了较大需求，至少要技工学校毕业，所以现在广州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很容易，且工资较高，但对低技能的外来工，这些行业就无法吸纳太多的就业。此外，很多企业出于成本和管理方面的考虑，对员工的性别、年龄也加以限制，30岁以下、身体强健的单身青年最受青睐，22岁左右的女工和有一定技术、经验的熟练工则需求量更大。
但反观供给层面，广大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个体条件却无法与用工需求较好地对接。根据本研究2007年在北京、广州等5个城市的调查结果，分别总结了农村外出务工者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状况（见表2，表3），从中可以看出，16～30岁的“第二代农民工”无论是学历还是技术水平均明显高于其父辈，将近一半的人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1／3以上的人拿到了技术等级证书，且男性与女性的情况大致相当。这一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在逐步提高，但我们必须看到，符合当前企业用工期望的农民工供给数量还是相当有限的。根据本文的调查数据计算，16～30岁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男性农民工在样本总量（4426人）中的比重为15.8％，女性为10.4％；16～30岁具有技术等级证书的男性农民工在样本总量（3702人）中的比重为12.8％，女性仅为7.5％。总体中适龄高素质劳动力的供需缺口由此可见一斑。5城市调查结果还显示，16～30岁的农民工上一年失业找工的累计时间平均为51.3天，73％的青年农民工没有失业经历；而30岁及以上农民工的累计失业天数平均为106.8天，仅有62％的人没有失业经历。
此外，一些外出务工者的切身感受也反映了近年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变动情况。据安徽亳州一位服装培训学校的老师介绍，2002年第一批从学校出去的学生找工比较困难，往往要通过托关系、请客吃饭才能把学生推荐出去工作；近年来用工需求大为增加，很多工厂前来招人，特别是长三角一带，很多工厂要交钱才能招到人。另一位在上海打零工的中年人讲，一些公司经常开车到劳务市场上去拉人干活，白天做事，晚上就结算，有点技术的人每天挣60～80元很容易，不过机会多半留给年轻人，40岁以上的女性和55岁以上的男性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几乎找不到用工单位。
3 影响农村劳动力供需和转移的关键因素
结合总量和结构两方面的特点，我们看到目前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处于一种短缺与剩余并存的结构性供需失衡的状况，即在总量上按照劳动时间来衡量仍有剩余，但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正在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随着“第一代打工族”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或回流农村，16～30岁的“第二代农民工”日渐成为转移劳动力的主体，他们的务工选择和决策将成为影响农村劳动力供需和转移的关键因素。本文在调研和访谈的过程中，发现了新一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相比的诸多变化和显著特点。
首先，新一代农民工的工作条件、待遇和权益保障状况明显优于30岁及以上的农民工，这表明年轻农民工在务工选择方面占有更多的主动（见表4）。通过表4可以看出，16～30岁的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较短，但是收入水平更高；他们较少遇到工资拖欠的情况，通常可以拿到加班费，劳动争议得到妥善解决的比例也更高。
暂且撇开人力资本的差异所引致的工资差别不谈，农民工个人或集体的“议价”能力对其收入和保障水平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在西安和亳州的访谈所了解到的情况，农民工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正在不断增强，特别是30岁以下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务工行为更加理性，不再像其父辈那样为了挣钱有活儿就干，不辞劳苦、不计得失；他们开始考虑报酬的合理性，并寻求付出与所得之间的平衡。据西安劳务市场上的几名家政和建筑装修类的散工讲，同行们通常会遵守“行业协议”，统一出工价格，在雇主出价低于“行业标准”的情况下宁可不干，反正“找工很容易”；另外在出工时间、工作强度等方面，大家也往往通过集体行动的方法来赢取主动。
第二，新一代农民工的务工渠道更加广泛，流动性也更强。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和获取信息能力的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过程中有了更强的流动性和选择性（见表5）。从表5总结的情况可以看出，尽管对农民工总体而言，“亲戚、朋友或老乡引荐”这种基于亲缘和地缘关系的传统务工方式仍在各种渠道中占据绝对的比重，但人才市场、劳务市场和媒体广告等显然在新一代农民工的务工选择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谈到对各务工渠道的评价，年轻农民工颇为一致的看法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或者政府组织出去工作“最安全”，但自己往往不喜欢，到职介所、人才市场和劳务市场，或者通过媒体广告找工作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且自由度更大，“觉得没意思就换个地方干”，同时他们自信“有能力不会被骗”。
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那么新一代的农民工则是在企业间和城市间的流动，一旦务工环境让他们感到不满意，他们会选择“用脚投票”，继续寻找下一个合适的机会。基于本研究的5城市问卷调查，30岁及以上的农民工平均外出务工时间为9.65年，平均在3个城市务工；而16～30岁的新一代农民工的平均情况则是在3.72年的时间里辗转于2.52个城市。
第三，获取高收入不再是新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最主要驱动力，开阔眼界、自由平等和个人发展机会是他们更为看重的因素。事实上，新一代农民工相比其父辈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职业发展方面均有了较大的改善（见表6）。
在16～30岁的年轻农民工中，六成以上的人参加过单位培训，而在30岁及以上的农民工中，则是六成以上的人没有参加过培训。在培训种类中，与工作相关的技能培训和厂规厂纪培训是主体，但新一代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比重更高。此外，两代农民工对参与培训的态度也有所不同，85％以上的青年农民工渴望接受培训，六成以上的人愿意自行支付一定的费用；而30岁及以上的农民工中，渴望接受培训的人不足70％，且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愿意支付培训费用。
通过个案访谈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两代农民工参与培训的动机有很大不同，年轻人的心态更加积极、主动，他们并不满足于用工单位提供的相关培训，觉得“学到的东西不太够用”，“只有学到更多技能才能有更大发展”，还有一些有心人表示“只是学技术不能支撑太久，老了就干不动了，希望能多学些管理方面的知识”；而年长的农民工在这方面则要消极、被动得多，特别是40岁以上的打工者，他们或者觉得“自己有些技术，这辈子够用了，不花冤枉钱了”，或者有学习的愿望，但感觉“年纪大了，精力不够”或“没时间学习”，也有些人愿意去参加培训，但更多的是迫于生存压力——“本来年纪大了就没人愿意要，再没点本事就更找不到活儿干了”。从职业发展的角度看，新一代农民工的前景显然要更好一些，超过一半的人可以有升职机会，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较高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在务工时的个人选择密切相关。
第四，新一代农民工对未来有着较高的预期，但面对种种不确定性又感到茫然和无奈。就目前来看，尽管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在不断调整，但两代农民工所面临的根本制度是一样的，他们的务工选择同样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和户籍制度的约束。相对于其父辈“打工时尽量多赚钱，干不动了就回乡养老”的单纯目标，新一代农民工的预期更高，但困惑也更多。从广州、亳州和西安3个城市的访谈结果来看，大多数年轻人准备“赚几年钱之后就回家盖房、结婚”，而没有在城市落户的打算，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家”、“感觉还是家里好”，至于回家后的谋生手段，很多人都苦笑着表示“到时再说吧”，只有少数比较有想法的年轻人在积极参加培训，力争得到晋升机会或者积累经验后回乡创业。
最让新一代农民工感到苦恼的是他们的“身份”问题，他们普遍感觉自己“只有户口是农民”，其它方面“跟城里人都差不多”，但是户籍约束却使他们无法对未来做出明确的规划，很多人“不知道做到多好才能留在城里，可能最后还得回家”，一些人打算“多跑几个城市、多换几份工作”，“赚不到钱就当见见世面吧”，少数比较乐观的年轻人则表示“制度会变的，只要努力，机会还是有的”。
一些18岁左右的孩子反映的情况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这些孩子中有不少初、高中的辍学生，他们外出务工时对未来尚无明确的想法，只是“大家都出去了”，所以“我也该出去打工了”。据来自重庆农村在广州打工的一个女孩子讲，当地在大力发展劳务经济，组织劳务输出培训，但是村子里“能出去的人几乎都出去了”，实在找不到培训对象，就到中学里做宣传，找学生出来培训，这使很多人觉得“念几年书就行了，出去打工才是正道”，尽管不少孩子认为“读书蛮有意思的”。这种情况在劳务输出地并不少见，结果使得农村的学习氛围极为浮躁，“花那么多钱读大学，读了大学也未必找到好工作，还不如早点出去挣钱”成为很多人的辍学逻辑，甚至很多小孩子认为“我们的未来就是去打工”。事实上，打工者中后悔当年辍学的人不在少数，因为找工时“学历也挺重要的”。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状况的改善，新一代农民工不再承受太大的生存压力，普遍缺少务农经历，自身素质和能力也都较高，这使他们的决策机制根本不同于其父辈；但在现实制度环境的制约下，他们的选择往往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
4 结论与建议
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供求变动集中表现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供给和城市工商服务业的发展需求上，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表明我国劳动力的供求形势出现了阶段性变化；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和年轻劳动力比重的日趋下降，我国劳动力资源的短缺时代或已逼近。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有限供给和新一代农民工的强势成长改变了劳动力供需双方在市场中的力量对比，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强资本弱劳动”的劳资分配关系格局走向转变的开始。在劳动力供给充足的时期，企业往往只雇佣处于“黄金年华”的年轻人，使用五、六年或七、八年，到了该涨工资的时候就换员工，对低廉劳动力成本的路径依赖使企业忽视了技术升级与管理创新；而在用工紧张的压力之下，企业必须逐步扭转其招工和用工行为，通过改善工作条件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实现从粗放型增长模式到高工资、高技术和高劳动生产率增长模式的战略转型。
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当前的转折阶段和制度环境不稳定的大背景下，企业仍然会更看中短期收益，员工培训的支出必然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而培训活动又具有较高的外部性，因此在农民工就业不稳和频繁流动的情况下，企业对培训自然缺乏动力，从而形成对农民工“重用轻养”的现象，这在用工季节性强的企业中尤为突出。这样，政府就有必要在职业培训中发挥一定的主导作用，或者鼓励民办培训机构的参与，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市场化运作。
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就业的城乡壁垒、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实现农民工稳定就业、促进劳动力合理转移和供需均衡的根本途径，这一点已在社会各界达成共识，然而现实条件显然尚不足以把大规模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转变为流入地的户籍人口。如何对转移劳动力实施与户籍人口平等的管理和服务，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课题。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应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职业培训是必要的，学历教育亦不应忽视。职业技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而学历则往往成为就业“门槛”，对劳动力起到“分化”的作用。随着高等教育在城市青年中日益普及，而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少年却在初中毕业后即步入劳动力市场，接受职业相关的定向培训，我们不难想见，即使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樊篱被打破，农民工自身素质和学历的差距也不免成为他们进入某些岗位的障碍，继续其“补缺型”就业模式，于是曾经为城乡所分割的两个群体被复制到城市中，形成新的职业阶层的分割，这绝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因此，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政府应主要发挥服务和监管的作用，并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和创新，而不是直接参与和指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随着劳动力市场二元格局的逐步瓦解和户籍约束的逐渐弱化，市场机制必将在就业选择与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农村适龄劳动力的个人理性选择或许更有助于劳动力市场步入自然合理的均衡状态。
收稿时间：2008～05
注释：
① 该研究中的劳动适龄人口是以男性16～59岁、女性16～54岁为标准划分的，其中包括目前户口在农村将来户口在城镇的劳动力，也包括处于学习阶段尚未工作的劳动适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