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日本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来，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我国的日本研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改革开放以来日本研究的基本情况
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新篇章，更多人开始把目光投向日本，开始全方位地研究我们的这位近邻。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研究掀起热潮，大批研究机构应运而生，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蔚为大观，日本研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一)改革开放给日本研究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1.大批日本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应运而生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就发出“要加强外国问题的研究”的号召，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日本研究事业遭受严重破坏。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中期，全国专门成立了日本学科规划领导小组，以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为首，规划、协调全国的日本研究。1978年至今，我国已拥有了一大批具有较强研究实力的日本研究机构。从地区分布上看，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重点集中于东北、华北、华东地区10余个省、市。从系统分布上看，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从社会科学院所到高等院校，从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到民间学术团体，构成了多层次的研究体系。主要有：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以及辽宁大学、河北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的日本研究所，还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部、外经贸部等政府部门中的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建制健全，历史较长，基础雄厚，是当代中国日本研究的主要力量。
此外，还有部分设在社科院内或大学内的以院、系为依托或横向联合而设立的学术机构和团体。例如，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法学研究所日本法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的日本研究中心，等等。
各种日本研究学会、研究会也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空前发展。截止目前，仅全国性学会就有：中华日本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中华日本哲学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等。其中，由日本所主管的中华日本学会和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吸引了4000余名会员(含复数统计)和100多个团体会员参加。它们在组织、协调课题研究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全国性日本研究学术团体的积极作用。
2.研究成果蔚为大观
改革开放30年来，一大批日本研究成果涌现出来，其中有专著、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研究项目等，不少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近年来，随着一批批日本研究专业的年轻博士、硕士的成长，有更为繁多的日本研究著述问世。日本研究优秀论著在各类学术评奖中频繁获奖，并不断为国内外报刊等媒介转载，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1978年，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新设硕士点招生，能够开列给考生的参考文献只是万峰先生的《日本近代史》(印数高达79500册，这对今天的同类学术著作来说，是个无法企及的数字，但也反映了日本研究著作的稀缺)等，真正中国人自己的学术著作寥寥无几，即使是译著亦不过有井上清等日本学者的几本。而今仅是对当代日本发展前景的研究，即有《日本的发展前景》、《21世纪日本沉浮辨》、《再生还是衰落》、《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研究》等等。
日本研究成果由改革开放初的单一领域到现在完成向综合性、系统化的转变，特别是在基础研究方面。《日本史》、《日本近代史》、《战后中日关系史》、《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日本政治概论》、《日本哲学史》、《日本文学史》、《21世纪的中日关系》、《简明日本百科全书》等一大批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反映研究前沿和研究热点的学术成果，丰富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日本研究成果库。
此外，日本研究学术成果的出版，还出现了系列化的趋向。其中，有中国日本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组织的，也有它们与出版机构合作进行的，还有中日学者共同推出的。据不完全统计，即有“日本丛书”、“战后日本丛书”、“日本研究丛书”、“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中日文化研究文库”、“日本文化研究丛书”、“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日本学基础精选丛书”、“日本社会学经典丛书”、“21世纪的日本丛书”、“日本发展报告丛书”、“日本文化大讲堂”、“走近日本读本系列”、“知日文丛”、“日本文化译丛”等等。
作为研究成果的信息载体之一，学术杂志是反映研究状况的另一面镜子。目前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多是以论文形式在日本研究杂志上向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据调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创办和出版的日本研究杂志(含内刊和以书代刊书型杂志)达57种之多。其中，《日本学刊》、《日本研究》、《现代日本经济》、《日语学习与研究》，被评为外交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常用外国语类别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以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前，日本研究论文年均发表数千篇，2005年前11个月仅中国期刊网CNKI数据库就收录日本教育论文达300篇之多。
同时，学术为民，服务社会，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以对人民、对历史高度的责任感以及道德和学术的良知，自觉地将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中日舆论调查”、“现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中国大学生的日本认识”等，对党和政府了解民意、决定对日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而众多学者通过各种主流媒体，争取话语权，条分缕析日本和中日关系的热点问题，对贯彻中央精神，正确引导民众和舆论，发挥了“第二轨道”的重要作用。
3.研究人才急剧增长
根据中华日本学会的普查和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的调查结果，全国共有日本研究和教学人员近3000人。他们分别在历史与政治专业、经济专业、社会与文化专业、语言和文学专业领域从事研究活动，半数以上具有博士学位和高级学术职称。
各个日本研究机构的人员配置渐趋合理，领导成员实现了年轻化和高学历化。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目前我国的日本研究机构中，学科带头人和重点研究项目负责人大都为在国内外颇具影响的具有博士学位的知名研究员或教授，他们在组织、协调课题研究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日本研究人才十分匮乏。当时日本研究专业人员极少，多为日语干部，只有少数机构设有硕士点，招收硕士研究生。从1979年发轫的全国日语教师培训班(“大平班”)起到现在，我国日本研究人才培养，无论质和量，都发生了飞跃性变化。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及国内主要大学，都已自主培养日本研究人才，各主要学科均可招收攻读日本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目前，活跃在我国日本研究第一线的专家学者，虽然大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但主要还是我国自主培养的。现在，大量留日人员的学成归国与国内自主培养的日本研究人才两者合流，新生力量十分雄厚。
4.中日两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交流渠道不断拓宽，合作范围日益广泛
总体来看，中国的日本研究在经历了初期以“请进来”为主的单向交流后，正在转向对等的“走出去”的双向交流与合作。
1980年6月，中国社科院与日本学术振兴会签署学术交流备忘录，促进了中日双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交流。2006年，中国社科院仅对日交流总量就达到195批、371人次，其中中国社科院学者出访日本161批、243人次，来访日本学者34批、137人次。
从学术交流内容上看，几乎涉及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从形式上看，有学术访问、讲学、双边与多边国际会议、合作研究、合作出版、联合培养学生、捐助活动等等。
譬如，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中国日本学年鉴》，以及《现代日本(中国)经济事典》，“中日文化关系史”、“江南与日本”、“中日流通业比较研究”、“中日农业经济组织比较”、“近现代日本哲学研究”等研究课题，都是在两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完成的。
中国社科院1998年4月成立的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与日本的日中友好会馆合作，通过全国数百位学者的潜心研究，近十年来，陆续推出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成果，为相关研究积累和提供了宝贵资料。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资助课题的最终成果，凡通过鉴定结项，均以《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的形式统一出版。截止到2008年6月，《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成果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已达42种，约2190万字。另有5种在其他出版社出版。成果形式多种多样，成果学术价值较高。如专著《汪伪政权全史》，资料集《日本侵华战犯笔供》，译著(汉译日)《南京大屠杀》等，一经出版，不仅在中国深受好评，而且颇受日本学术界的关注。中日历史研究中心除通过受理申请资助课题研究外，还根据研究的整体需要，确立了部分委托课题。如《满铁与华北经济(1935-1945)》、《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等，影响较大，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
以中国社科院日本所为例，30年来举办了数十次双边或多边国际学术研讨会。例如，“技术文明与现代化”、“中日高龄化社会及对策”、“90年代中日关系的课题”、“走向21世纪的日本”、“新世纪的中日关系”、“中日友好共同发展”等等。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此类学术研讨呈现出机制化、系列化趋势，“日本研究青年论坛”(1999-)、“中日青年论坛”(1997-)、“中日政经论坛”(1998-)等，均已召开多年，其中大多连续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影响较大。研讨会不仅使与会学者交流了成果，也锻炼了青年学者，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极为有益的政策建议。
日本各种学术团体、基金组织、财团，如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学术振兴会、万国博览会、笹川财团、丰田财团、住友财团等，以不同形式、不同渠道资助中国的日本研究，成为我国日本研究和学术交流的有益补充。
(二)改革开放以来日本研究的轨迹及呈现出的总体特征
1.改革开放以来日本研究的轨迹
30年来，我国的日本研究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同步进行的，是与中日关系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据每一时期主要关注点的不同，可以把30年来我国的日本研究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经济成功之谜”成为主要关注点的时期。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十年文革”后百废待兴的时代。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和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营造的中日友好氛围下，改革开放的现实需求、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引发的诸多课题，使得中日关系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形成了加强对近邻日本研究的共识，掀起了研究日本的热潮。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试图通过研究来揭开“日本为什么成功？”这一谜底，由此反过来弄清“中国为什么落伍？”这一百年的困惑。
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不管其专业是经济、政治、外交，还是社会、文化，其焦点都在于揭示日本现代化成功的秘诀。如经济上，揭示政府主导型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和以“三种神器”为核心的企业管理模式的特征；在政治与外交上，揭示以自民党长期执政为核心的“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政策”、“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经验；在文化上，揭示以“集团主义”为核心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企业文化的特征等等。总之，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以正面研究日本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为主要课题。其他角度的研究，则成为这一时期的副线。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是“日本政治右倾保守化”成为主要关注点的时期。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日本政治保守化的日趋明显，使我国对日本经济成功经验的热情减退，对日本政治走向的关注度提高，也就是说，日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由日本经济转向日本政治。
日本为何不愿彻底反省侵略历史？这一问题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焦点。其他问题则成为这一日本研究的副线。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是“日本的挟美制华外交”成为主要关注点的时期。
这一时期，日美强化军事同盟的动向及其针对中国的意图，引发了中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日本的“政治大国化”、“普通国家化”以及中日关系的“重新调整”，成为这一时期日本研究的焦点，也就是说，日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日本的外交方面。其他视角的研究则成为这一时期的副线。
第四阶段：21世纪初期头几年，是“日本民族性特征”成为主要关注点的时期。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日本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学术界和各界人士，逐渐对日本经济、政治与外交行为方式背后的总体民族特性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力图从总体上认识日本、认识日本人，这是当前日本研究的突出特点。这标志着中国的日本研究正在进入更加深入的、综合研究的新阶段。从其他领域和视角进行的日本研究，也都在为上述研究主题不断提供着新材料、新观点。
2.呈现出的总体特征
第一，研究范围不断拓宽。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日本研究涵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日趋广阔，开始以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等为主，发展到政治、军事、科技、社会、文化、历史、语言等各个层面，目前对日本的研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研究。当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不同，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会不一样，关注点会有不同。
第二，研究深度不断提高。
从上述日本研究的轨迹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初期对日本的经济社会的过度颂扬构成了日本研究的主色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日本过去的政治、文化、语言，转向专业性的大文化的综合研究，转向揭示日本经济沉浮背后隐藏着的深刻矛盾，辩证地看待日本社会、经济变化以及客观地分析、预测其未来的发展。学术界认为，我国的日本研究已摆脱了落后状态，进入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阶段，开始在一些领域进入国际领先行列。
第三，研究视野不断拓展。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深入人心，禁锢人们头脑的枷锁不断被打破，日本研究工作者的思想日趋活跃，学术视野日益开阔，日本研究的“禁区”不断突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人们对日本的研究超越国别、将日本置于区域乃至世界的视野中研究。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成果，譬如，以日本国别研究为先导，系统、深入论述东亚历史与现实的学术著作不断涌现。
第四，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关日本研究自身建设的理论探讨逐步开展，研究方法的创新越来越重要。比如，在比较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鼓励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新的研究方法，即从事物的关联性中把握研究对象，提出了一些过去局限于各自学科未能发现的规律和新观点，学术气氛日趋活跃。
二、近年来日本研究的理论动态
(一)中日关系受到空前关注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出任日本首相以来，以参拜靖国神社等强硬姿态挑起了新一轮的中日政治摩擦。反映这一现实，国内出现了围绕中日关系和对日政策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关系研究的深入发展。
1.如何认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新特点？
这一时期的大量论著认为：中日关系在国际环境、两国国内条件以及双方相互作用的变化下，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转折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中日关系在双边和地区两个层次上处于和平与竞争共存、共同利益与相互矛盾同在的状态；未来中日关系前景有友好、非敌非友、对抗三种可能性；中国的对日政策应以争取友好前景、防止对抗前景为基调；中日共同牵引东亚经济、推动区域合作是摆在今后两国关系面前的机遇和挑战。
2.从民众心理、相互认识和舆论作用的角度分析中日关系的症结。
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一大特点是两国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和民众感情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密切，其对两国政治、安全与经济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大。这一时期的大量论著，运用舆论形成、新闻传播、国民心理、相互认知等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最新理论分析了中日关系的上述新现象和新趋势。
《日本学刊》2002年第6期、2004年第6期、2006年第6期分别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进行的三次“中日舆论调查”结果以及分析报告。这些调查表明，日本否认侵略历史动向猖獗以及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近年来中国民众对日本少有亲近感的主要原因。
3.如何调整和制定转折期的对日政策？
2006年10月，中日关系以安倍成功访华为转机实现了转圜，打破了首脑互访与会谈中断的政治僵局。国内学术界为这一进程做了大量理论准备，为实现安倍访华起到了推动作用。之后，学界又对安倍访华后的中日关系提出了评估、展望及政策建议。
(二)日本战略走向成为一大焦点
1.如何认识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动向？
这一时期的大量论著，对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目标的背景、进程、前景做了深入分析。
2.如何认识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这一时期的大量论著认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背景和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的初始国际背景，也有日本基于“岛国根性”的优越民族心理以及近代以来富有侵略性的政治传统，还有战后缺乏有效的国际制约机制的外部原因。
一些论著以“新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新保守主义”、“民族保守主义”等概念界定了当前日本日益抬头的思潮。
(三)日本经济复苏得到深入探讨
1.日本经济为何陷于萧条？
一些论述认为，日本结构改革和市场开放滞后，是日本长期萧条的重要原因；日本公司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包括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企业经济目标选择不明确、保守和封闭的经营策略、企业传统管理模式的局限性、主体银行体制的空心化等。
2.如何摆脱萧条、恢复景气？
一些论著指出，体制调整是日本经济恢复的前提条件；日本经济陷入萧条是多种原因的产物，因而“挣脱萧条”也将是综合治理的结果。
近年来，日本经济开始摆脱萧条。一些论著指出，日本经济回升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中主要是消费需求开始恢复，设备投资显著扩大，出口贸易快速增长，金融运行渐趋稳定及通货紧缩有所缓解；同时，这一回升也面临着多种风险的严重威胁，其中主要是油价攀升、美元贬值和加息压力。
3.如何认识中日经贸摩擦？
中日复交以来，政治关系波澜起伏，经贸关系却长足进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对外贸易增长远远高于日本，两国的经济发展差距明显缩小，两国经贸关系开始出现摩擦。一些论著认为，2001年的中日贸易争端是由美国经济减速、日本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引发的。他们建议我国应尽快熟悉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善于运用国际规则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同时，企业应增强主体意识。
(四)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再掀高潮
1.如何认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
一些论著认为，日本的现代化并非单纯的“西化”，而是植根于日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之树干上嫁接西欧理性主义而结出的果实。
2.如何认识日本人的民族性？
一些论著认为，对日本文化进行深层次研究，是日本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的根本问题。要用科学的态度去深入研究日本文化、日本的国民性和民族性。只有这样，中日两国人民才能增进相互理解。一些论著系统地整理了迄今为止日本国民性研究的脉络，就今后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3.日本错误历史观和对亚洲外交的文化根源是什么？
一些论著指出，小泉纯一郎等人为参拜靖国神社辩解的“日本文化特殊论”话语，其实是200年前就有人提倡过的、用来对内欺骗、控制和对外狡辩的依据；缺少哲学思想导致日本文化发展没有深厚的根基，“泛宗教意识”导致了日本社会价值的混乱，伦理精神的丧失则使日本经济缺少发展的精神动力；新世纪的日本文化面临着精神文化的反思与重建。
一些论著对日本外交行为方式的深层文化背景做了探讨。一些论著，以“集团主义”和“町人根性”为例，分析了国民性、民族文化对日本外交政策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积极开展对策性研究为中央对日工作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也是中日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30年。面对中日两国关系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日本研究界以各自从事的基础理论研究为依托，向政府提供关于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对策性意见，尤其是解决中日关系存在问题的建议。
(一)向中央的对日外交献计献策
为了向我国的对日外交提供智力资源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通过中华日本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组织、协调全国相关研究机构及高等院校的日本研究机构开展了以下三方面工作。
第一，针对具体问题开展专项研究，向有关部门提交大量内部信息，为中央制定对日政策提供重要咨询。其中《日本政局走向和中日关系新特点》、《近期日本对华反应的若干新动向》、《中日关系现状与对策——为江主席访日提供的背景材料》、《参加“中日政治经济论坛”的日本政要谈江主席访日和日中关系》、《对若干重要国际问题的看法及建议——日本民族特性对其外交的影响》、《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内涵与走势》、《当前中日关系的新特点、新趋势》、《日本中央政府机构(大部制)改革分析》、《日本金融大改革的措施与启示》、《日本对外投资变化情况分析及应对策略》、《关于中国东海钓鱼岛、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问题的法律分析》、《中日关系现状与对策——为温总理访日提供的背景材料》、《中日关系现状与对策——为胡主席访日提供的背景材料》，连年获中宣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颁发的优秀决策信息对策研究类一、二、三等奖。
第二，从学术的角度对外宣传中央的对日政策，以民间和“二轨”方式配合中央的对日工作。除适时向中央提供政策建议外，中华日本学会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还多次参与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就中日政治、外交、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重大课题展开讨论，为两国关系中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此外，还与日本冈崎研究所、新编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展开直接交锋，不仅有效地宣传了我们的立场、观点，更直接打击了日本社会中歪曲历史、丑化中国的右翼势力，在对日研究的应用实践方面开辟了新的途径。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同行积极主动地接待来自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日本研究学者、政治家、经济界人士逾万人。邀请国外、境外专家做专场报告达2000次。在广泛听取外界信息、吸取外部研究经验的同时，扩大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
第三，通过大众传媒向公众宣传党和政府的对日政策。近年来，国内各个层面对中日关系的关注、对日本情况的关心显著增强，由此形成的“需求”成为推动我国对日研究的重要力量。就有关日本的公开报道来看，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偏颇和情绪化的因素。尤其是近两年中日之间通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首脑外交，实现“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国家关系调整后，正确引导公众的对日情绪成为我国日本研究领域的一项新任务。我们按照中央部署，派出专家、学者到高等院校、新闻媒体报告日本研究工作的成果；到人民网等政府门户网站，宣讲日本研究中的成果、中日关系现状及面临的问题；组织力量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上发表了一大批时政评论文章，同时派遣工作人员到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举办的“全国网络编辑学习班”，举办“关于在网络报道日本与中日关系问题”的专题讲座，通过互动方式与广大受众展开直接交流，把党的政策精神转化为学术的语言，转化为大众的语言，为帮助公众客观、公正地认识日本，处理好两国关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收到了良好效果。
(二)端正思想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关系
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我们要求中国的日本研究也要坚持科学性。不管是预测日本的发展趋势，还是研究日本的社会文化现象，都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而不应人云亦云，更不应简单照搬日本人的说法。当然，我们需要吸收日本的研究成果，并将其作为我们提高研究水平的营养。但是，吸收不等于照搬照抄，更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分析。对于同一事物，立场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研究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现象，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分析与判断，绝不可以人云亦云。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的日本研究是走“纯学术”的道路，还是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外交事业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在过去30年的研究实践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基础研究与对策性的动态研究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如果只注重基础研究，不关心现实问题，基础研究就容易脱离实际，失去活力。如果没有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与把握，就难以使基础研究不断得到丰富。有了扎实的基础研究，才能正确地把握事物发展的动态，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才能更加深入，才能提出独到的见解。更为主要的是，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动态性研究，最终都是为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相比较而言，有关现实问题和动向性的研究，对国家决策和社会发展的参考价值更直接。要做到学术报国，就需要在打好基础研究功底的同时，关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
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练，可以说，由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的研究环境、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构成的日本研究体系基础业已形成，特别是机构人员数、成果数、研究领域等量化指标上，已名列世界前茅。同时，中国的日本研究工作者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日本研究成果与党和人民的要求尚有距离，成果数量和组织的增长，还缺少伴之以相应的广泛影响的理论冲击力，在研究质量、国内外影响以及学科建设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面向未来，中国的日本研究将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繁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中国特色的“日本学”，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同人将为这一崇高而美好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