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的早期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东论文,近代论文,商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2)02-0075-08
“中国早期现代化”与“近代中国的商业与商人”，都是近年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比较受关注的论题。在近代，广东是早期现代化“先行一步”和商人势力比较强大的省份，探讨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早期现代化的关系，将有助于上述两个课题研究的深化。
一
什么是现代化，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标准。笔者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的转变。”（注：［美］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一般认为，清末（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我国早期现代化阶段。而在这个“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历史进程中，商人是与现代化进程关系特别密切的一个社会阶层。
所谓商人，根据民国初年的《商人通例》，就是“商业之主体之人”。所谓商业，包括：“一、买卖业，二、赁贷业，三、制造业或加工业，四、供给电气、煤气或自来水业，五、出版业，六、印刷业，七、银行业、兑换金钱业或贷金业，八、承担信托业，九、作业或劳务之承揽业，十、设场屋以集客之业，十一、堆栈业，十二、保险业，十三、运送业，十四、承揽运送业，十五、牙行业，十六、居间业，十七、代理业”。除以上各项外，“凡有商业之规模布置者，自经呈报该管官厅注册后，一律作为商人”。（注：《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一卷上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168页。）
从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主张同西方国家实行“商战”，主要是投资新式企业。20世纪初，广东籍侨商张振勋认为：
商战之道，必寓商于农、寓商于工、寓商于路矿而后可。盖农、工、路、矿，动需巨本。当此库款支绌，财力困敝，问诸国而国已无帑之可拨，问诸官而官亦无款之可筹，问诸民而民更无力之可顾，除息借洋款外，其能凑集巨资承办一切者，惟赖于商……今欲兴办农、工、路、矿，非藉商力从何而得成效？（注：《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24-925页。）
张振勋自己就回国投资铁路、航运、银行、矿山和其他实业，著名的张裕酿酒公司（在山东），就是他创办的。广东商人成为清末“商战”的一支主力军。
在广东，新式企业多数是商人投资的。首先是新式工厂。从1872年陈启沅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开始，二三十年间广东陆续出现了一批由中国人投资的、使用机器的缫丝、造纸、织布、玻璃、火柴、砖瓦、水泥、卷烟、榨油、碾米、食品等工厂，以及一批机器、船舶修造厂。根据民国元年（1912年）农商部的统计，全国有“工厂”24544家，其中“使用动力的工厂”363家。我们把广东同当日近代工业较为发达的江苏（含上海）、湖北比较一下：（注：农商都总务厅统计科编：《中华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商统计表》，1914年印行，“工厂”表。）
清末广东、江苏、湖北工厂情况比较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广东是国内“使用动力工厂”数量多的省份，工厂数占了全国1/3以上，列入统计的手工工场的数目，也比江苏、湖北为多。但广东使用机器的工厂数目虽多，每厂平均拥有的动力却不多（33.6马力），低于全国使用机器工厂拥有动力的平均数（37.6马力），这表明广东使用机器的工厂多为中小厂。
“使用动力的工厂”是当时最能体现“现代化”的企业。清末广东使用机器最广泛的行业是缫丝业，丝厂都是商人投资的。广州势力最大的商业之一——丝庄，主要业务是为丝厂调度资金、售卖产品（通过洋行），丝庄商人通常也经营丝厂。广州另一实力雄厚的行是银号业，不少银号老板就是丝厂老板。（注：李本立：《顺德蚕丝业的历史概况》，《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64年出版。）清末民初，缫丝业是广东的“龙头产业”，蚕丝出口通常占了广东直接出口货值的一半以上，加上其它蚕丝产品，甚至可达80%。（注：《广东蚕丝复兴运动专刊》，广州，1933年刊行，“论著”部分第22-22页之表格。）丝业带动了整个广东的工商业。
在投资铁路和新式交通运输业方面，广东商人显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20世纪初，广东先后成立三个铁路公司，即潮汕铁路公司（1903年）、新宁铁路公司（1904年）、广东全省粤汉铁路总公司（1906年）。前两个公司主要由广东籍侨商投资，第三个铁路公司创办者是“广州商务总会、广州城七十二行、九善堂。”（注：《宣统元年农工商部统计表》，“公司”表。）广东全省粤汉铁路总公司集股4000万元，到1911年实收股金1513万元。（注：《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149页。）当时的人说：“中国自古营业，其为最重大者无如今日之粤路公司。”（注：《论部批广东七十二行商禀之政见》，《香港华字日报》1907年2月25日。）1907年底，在抵抗英国攫夺西江缉捕权的斗争中，广州七十二行商人和梧州七十二行商人联合招股创设两广邮船会社有限公司，“置轮行驶内河及外洋各商埠”，规定“专集化股，不收洋人股份”。（注：《两广邮船会社有限公司招股章程》，《东方杂志》第5卷，第2期。）在清末，广东是本国人拥有小轮船最多的省份，据1911年海关的统计，当年全国在册的内河“华船”共851艘，其中广东310艘。（注：《宣统三年广州口岸华洋贸易论略》。）珠江三角洲各城镇之间的内河航运，基本上由广东的“轮渡行”商人经营。
广东商业的深刻变化在19世纪已经开始，有外国学者甚至认为，在19世纪中国的沿海地区，出现了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大规模的商业变化，因此，把这场变化称之为“商业革命”。（注：［美］郝延平著，陈潮、陈任译：《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本书有关论述很多以广州商人的事例作论据。）在这个阶段，广东对外贸易迅速发展，1880年广东全年的进出口货值为2800万海关两，到1890年后，增加到约8000万海关两，1910年接近2亿海关两。（注：陈衡：《广东对外贸易》，香港，华南经济研究社1940年发行，第12、27页表。）
近代广东商业的变化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涉及的问题很多，资料既零散又非常缺乏。广州等地区的商人，在商业早期现代化方面起了特别大作用。例如，广州是最早出现新式大百货公司的城市之一，1900年由澳大利亚华侨马应彪等在香港创办的先施公司，1911年在广州设立分号，1914年在上海设立分号。（注：《先施公司二十五年经过史》，《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香港天星印务公司1925年印。）出现了新式行业，还建立了一些新式的银行。一些老行业，由于广东商业与对外贸易息息相关，加上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经营方式的变化，很多行业本身也在改变。不少商号在香港甚至海外设立了分号，一些商业采用了公司制度。不过，从整体看，旧式商业仍是广东商业的主体。
清末广东商人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对新式工商企业的创办与经营，使广东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10多年，成为广东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之一。
二
商人的活动，不仅改变了广东，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自己。
广东是华侨最多的省份，香港、澳门又均在广东境内。不少广东内地的商号在港澳或南洋设有分店，众多侨商或港澳的华商回广东内地经营工商业。较之其它地方，广东工商业者有更多机会了解世界，采用从外地以至外国学来的经营方式。同时，广东又是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地区，欧风美雨首先从广东吹入中华大地。而到了清末，维新、革命两派都把广东作为活动的中心地区，因此，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商人，较之国内大多数地区的商人，有更多机会获得新知。一个外国人谈到广东时说：“其商人性质之活泼、知识之灵敏、营业心之坚忍、商工业之熟练，实于支那人中别开生面者。”（注：［日］织田一著，蒋见方译：《中国商务志》，1902年刊行，第31页。）
到了20世纪初，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在广东，商人渐有“居四民之首”的趋势。原来的行会性的商人团体与新建立的商人团体，都成为商人维护自己经济、政治利益的组织。1907年，以广州七十二行为基础，商人们建立了一个政治性的组织粤商自治会。此后，广州商人又创立了粤商维持公安会、粤省商团（广州商团）等政治、军事组织。1911年，广东有广州、汕头两个总商会，各地还有60个商会。这个数字仅次于江苏省，而“入会商户数”比江苏还多。（注：《中华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商统计表》，“商会”表。）这显示了广东商人加强组织力量的热情。广东商界还积极办报以为自己制造舆论，1911年，在广州登记的报纸有15种，其中14种设立在商业区西关一带。（注：《两广官报》，辛亥年第6期。）据当日办报人的回忆，多数报馆的背景是“商办”的（注：余少山、李蘅皋：《清末几家广州日报》（广州文史资料）第10辑。）《广州总商会报》、《七十二行商报》完全是广东商界的喉舌。后一种报纸于1907年创刊，一直办到1937年停刊，是近代广东报龄最长的报纸。（注：梁群球主编：《广州报业(1827-1900)》，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无论办学、办警、办慈善事业，广东商人都不甘人后。广州著名的九大善堂，多数创办于20世纪初，这恰恰是广州商界力量迅速扩展的时期，善堂也成了商人干预社会生活的机构。
特别能表现出广东商人阶级意识觉醒的是他们参加和领导了20世纪初的爱国斗争。如在1905年的反美运动、1907年反对英国攫夺西江缉捕权的斗争、1908年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广州总商会及粤商自治会分别起了很大的作用。抵制外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一种重要斗争方式，在反帝斗争中，广东商人表现出挽救国家危亡的爱国热情，也表现出要保护国内市场的觉悟，他们还在斗争中利用时机创办了一批企业。
商人积极参与政治，是广东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引入注目的现象。在清末，广东商人开始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甚至对政权更替产生影响。例如，武昌起义爆发后，广东商人表示赞成共和。广东最后和平独立，商人的向背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民国以后，战乱频仍，商人更千方百计加强自身的实力，包括武装力量，以维护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广州总商会、七十二行、粤商维持公安会、粤省商团以及主要由商人控制的善堂往往联合行动，造成很大的声势；有时还采取罢市等方式向政府施压。清末的两广总督，民国的广东都督、督军、省长，在莅任之初都会接见商界代表，推行重要政策时通常也会召集商人团体领袖征询意见。商人对地方政治影响如此之大，商人团体为维护商界利益敢于对政府持如此强硬的态度，这在近代中国其他城市是很少的。
广东商界在20世纪初年表出在一种强烈的使命感。1908年，广州商人关伯康在《粤商自治会函件初编》的序言中说：
夫商者，农工之枢纽也。塞野时代，出产不富，制造不多，所谓商人，不过通有无，粟易布而已；迨文明进步，出产丰富，器用繁多，万国交通，因利生利，而商人居中控御，驳驳乎握一国之财政权，而农工之有大销场，政界之有大举动，遂悉惟商人是赖。此时虽欲不尊重之也，不可得矣。是以观其国商人地位之尊卑，既可以知其国文野之程度，其有中外之异，今昔之殊哉！（注：《粤商自治会函件初编》，广州，1908年版。）
从这个序可以看出，商人们已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而以社会中坚自命了，他们在政治上要求有所作为是很自然的事。
当日广州、香港的报纸，基本是商界的喉舌。如《香港华字日报》的一篇题为《论商人与政治家之关系》的“论说”，比较了商人和政治家的地位，认为“一国元气惟商人司之”，并发表议论说：
惜乎我国今日，有真商人，而无真政治家。遂令商人日求与官场相交结，意将赖以为护符也。己且损一职官，以自安其心。而官场之视商人，如砧上肉、釜中鱼，为得寸得尺之株求；迨既得商人之实利，则出其虚荣以酬之，初亦未尝不两利。稍后商人知其然而避之，政府眼光亦较明，故三五年来，情形又一变。吾望我国之有志为政治家者，欲连结商人，必先为一二事，为商人造福，商人可以不招而自附。徒为罔之之术，无益也。为商人者，亦怡审视谁有政治家之希望，谁能为商人造福，则亦竭其力而辅之。（注：《香港华字日报》1910年11月22日。）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广东商界无论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各方面都努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在广东的社会变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早期近代化的进程，还是近代化进程的延误与挫折，都与广东商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三
民国建立以后，广东的现代化进程仍在继续。海关十年报告对1912年到1921年广东的一些变革做出带肯定倾向的叙述：
这些变革集中表现为：实行新的教育方法；提高妇女的地位并让她们参与国家事务——此事若能引导，无疑对国家有利；简化文字，这可以使老年人及文盲的男女同胞有可能在几个星期内进行阅读；社会服务和结社活动（按照现代行业和他们改变社会条件的努力而组成的行会，就是一个例证）；领导者们的爱国主义热忱和急躁情绪；报纸骤增，讨论着一切可以想到的问题——有时见识广博，有时并不成熟；工人罢工；等等。（注：《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991页。）
广东的文化教育事业较之清末有一定的进步。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也有不少变化。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城市的建设，例如广州市大体是在民国初年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近代城市的。1918年10月，广州设立市政公所，分总务、工程、经界、登录四科，从此广州有了现代的市政管理机构。1921年，广州设立市政厅，进一步推行城市的近代化。（注：《广州市沿革史略》，广州市方志办、广州市方志研究所1989年铅印本，第93-94、100-101页。）到1928年，广州修成新式马路62.6公里。城市公用事业有较大发展，1912-1924年，广东创办了27个电灯公司，有的公司办在陈村（属顺德县）、石龙（属东莞县）、九江（属南海县）、小榄（属香山县）等县级以下的城镇。（注：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39-444页关于水电业企业之统计。）
但是，我们更加关注经济。辛亥革命后，广东工业的发展如何呢？尽管辛亥革命以后广州也创办了一些新式工业，某些行业（如橡胶业）也算差强人意，但总的来看，这些企业多数规模小、资金少。辛亥革命前，广东曾经是国内近代工业发展得较快的省份，但辛亥革命后，广东近代工业的发展远远落在江苏、浙江等省后面，错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有学者对1840-1927年历年所设的本国民用工矿、航运及新式金融企业作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统计（工矿、航运企业资本额1万元以上，新式金融企业资本额5万元以上）。在这个统计中，1912-1924年全国在47个行业新建立了2107家企业，但广东只在20个行业中建立了109个企业；在民国初年有很大发展的棉纺业（共178家）、面粉业（162家）、近代银行业（277家）等，广东只有棉纺织厂12家、新式银行8家，面粉厂一家也没有。（注：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第286-528页之《历年所设本国民用工矿、航运及新式金融企业一览表（1840-1927年）》统计。）在民国初年，广东在新式工业方面已失去了领先的地位，到了30年代陈济棠治粤时，广东才建立了一批较大的工业企业。
民国初年的广东，经济以蚕丝出口为命脉、近代工业以制丝业为主体的格局一直维持着。（注：陈衡：《广东对外贸易》，第27、78页。）而制丝业无论从总体规模到技术水平、经营方式等，较之清末并无明显的进步，民国以后10多年蚕丝出总口额与清末10年差不多。（注：1901-1910年10年间广东共出口机制蚕丝353835担，1911-1920年10年间共出口355858担。据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页表计算出。）
民国初年广东的商业现代化的进展也相当缓慢。众所周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商业和金融业资本大大超过工业资本。清末民初，工厂主和手工业主往往以“商”的身份参加商会等团体，但他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广州商界主要是传统行业商人组成的。1912年广州商人团体粤商维持公安会成立时，在2512名会员中厂商只有96人。（注：《粤商维持公安会同人录》之《会员芳名列》。）1921年初，广州总商会举行选举，各行选出的会董所属的多数是传统商业。（注：《总商会选举职员纪事》，《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1月20日）甚至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广州商界仍是以传统行业为主，在1928年的《广州商业分类表》33928个商户中，“工厂”只有1081个，新式的商业行业也并不多。（注：《广州市政府统广州市政府统计股编计年鉴（第一回）》1929年版。）建立民国以后十余年，在省会广州，在近代工商业最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尚未形成一个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
民国初年广东现代化进展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民国初年广东长期处于动乱甚至战乱之中，广东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长期坚持斗争的地区，由于无论革命党还是南北军阀都无法在广东取得绝对的优势，因此，新旧势力之间，南北军阀之间，在十余年中就一直把广东作为战场，从推倒清朝统治到1923年，广州城6次易手。由于政治上的不稳定，晚清以来广东严重的盗匪问题更恶性发展，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是荆棘满途，工商业活动受到极大阻碍。处在动乱与战乱环境中的广东经济，自然难于有迅速的发展。
其次，统治广东的各个政权，都没有为发展广东经济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更没有为广东经济的发展提供真正的保障。无论哪派取得广东的统治权，都不得不把军事作为首务，为维持军费横征暴敛、滥发纸币、开抽赌饷。所以，原来比较富庶的广东也出现财源枯竭，市场无法拓展；资金大量流入香港或外国银行，华侨不敢回国投资。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和平安定的环境、不断扩大的市场、充裕的资金和受过训练的劳动力和人才，但这些条件在民国初年的广东都不具备。
第三，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广东民族工商业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民国初年的1912年到1925年的14年间，广东外贸额共入超326144304海关两，平均每年入超23296021.72海关两，较清末有大幅的增长。（注：陈衡：《广东对外贸易》，第12、27页。）而且，当日广东走私情况十分严重，走私又以偷运洋货为主，实际上的外贸入超数额远大于海关的统计数字。巨额的入超无疑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再者，香港作为中国特别是广东外贸中转港的地位，在20世纪以后越来越巩固，洋货可以通过香港大举输入广东内地，而广东土货的出口主要通过香港中转。以蚕丝出口为例，粤丝出口从晚清到民国都不是直接输出，而是通过洋行再通过香港转口。广州的丝庄商人只管蚕茧的收购、丝厂资金的周转以及丝厂的生产，生产出来的蚕丝由丝庄同广州的洋行交易，实际上广东的蚕丝业被隔离在国际市场之外。同时粤丝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日本丝越来越激烈的竞争。19世纪70-80年代，日本蚕丝开始兴起，到20世纪初成为中国蚕丝的竞争对手。1909年，日本蚕丝出口首次超过中国，以后在世界蚕丝市场的份额都在中国之上，而且日丝的质量更受美国买家的欢迎。（注：［美］李明珠著，徐秀丽译：《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95-96页。）在日丝的竞争和打击下，粤丝的发展更艰难。而当日的广东当局和商人都无力改变广东经济依赖蚕丝出口的格局。
此外，作为同广东近代工商业关系最密切的社会群体——商人，也有着种种缺陷。1912年，军政府的《广东劝业有奖公债》说道“我粤富商大贾，年中经营收入，最喜系购置田产”；“我粤商民，却有一种通病，就是只能经营小工业，不能建设大工场；能牟本国人之利，不能牟外国人之利。所以利源日绌，生计日就艰难”。（注：《广东劝业有奖公债》，《民生日报》（广州）1913年1月18日。）广东缺乏较有远见、较有魄力、具有全国影响的企业家。如果说，在清末，因地制宜发展蚕丝业，不失为迅速发展经济的一种选择的话，那么，到了民国，广东商界却未能开拓新的经济领域，“一战”期间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在近代工业取得的成绩，在广州没有出现。曾在清末爱国运动有过出色表现的广东商界，入民国后政治上日趋保守，从总体看，广东商界的经济状况较之清末没有根本的变化，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大体维持清末的水平，在民国初年广东的社会变革、政治革命中，商人的保守性有时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民国初年广东现代化进程的延误，尽管有前面所说的一些客观条件，但从广东商人本身也可以找出一些原因。
仍以蚕丝业为例。粤丝的优点是柔润、易着色、有光泽，缺点是粗细不均匀，易断裂，甚至带有残屑、废物。其缺点主要是生产过程造成的。广东的缫丝厂的设备，在19世纪时可称先进，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仍无改进；生产又缺乏严格的管理。（注：考活：《广州丝业之改良》，岭南大学农科1922年印单行本。）。1922年，美国丝商组织丝业集团来粤考察，“劝告改良丝业，依生丝优劣定等级。粤丝商置若罔闻，遂令美国不敢购粤丝，粤丝销路愈形困滞，丝价遂大低跌。”（注：广东实业厅全省改良蚕丝局：《丝业小刊》第1期，第1页。）后来，有人分析了粤丝的衰落之根本原因：
盖粤省栽桑育蚕方法之陈旧，制丝技术之落伍，机器设备之窳陋，丝厂组织之涣散，与乎管理人才之缺乏，凡此种种，无一不足以危及蚕丝业之生机。加以近年世变影响，广东金融枯竭，丝厂周转不灵，更无自动改进之思想。而同时丝税重重，成本无法减轻，对外贸易方法又复不知讲求，销路失其流畅，结果遂致出口窳劣，成本过重，是以一蹶不振。（注：陈衡：《广东对外贸易》，第79页。）
不过，如果苛责当年广东的商人也是不公平的。他们确实没有力量改变企业经营的大环境，也无力为一批新式企业家的产生、成长创造充分的条件；他们的经济地位、学养、视野，限制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但无论如何，他们为广东的早期现代化作过贡献，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在今天，未尝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