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1]2003年在《我国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模式的选择及其有效性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成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进行剥离和处置。叁年来在运行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与理论准备不充分有很大的关系。而实践中对于该模式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发展前途引发的各种讨论甚至怀疑,影响到当前和下一步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展开对不良资产处置模式的研究和探讨就显得非常必要。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章针对当前我国不良资产及处置现状提出问题,即现行处置模式是否合理、有效及具有发展前景。第二章首先以银行重组理论为基础,从不良资产处置的措施、途径、模式以及效果,把各国不良资产的处置模式进行比较、评价,以获取有益借鉴。第叁章根据选择不良资产处置模式的决定因素和我国国情,分析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我国的现实选择。并着重分析了现有资产管理公司模式存在的局限性和实际运作中各环节出现的问题。第四章在上述分析基础上界定有效性的定义,从资产管理公司、银行、国有企业叁方面建立衡量有效性的指标体系,用以分析并认为我国的资产管理公司模式缺乏有效性。最后,围绕不良资产处置由政策性向商业性转变的思路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文章的结论是:根据衡量资产管理公司有效性的指标体系,我国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所采取的资产管理公司模式并未表现出足够的有效性,原因在于模式的局限性和外部环境条件的欠完善,解决的办法是逐步变革模式本身并完善外部环境,最终目标是实现不良资产处置由政策性向商业化、市场化过渡。
李娟[2]2007年在《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方式的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政府为化解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1999年4月20日,由财政部出资在北京成立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随后相继成立东方、长城和华融,分别处置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不良资产。由此,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开始进入不良资产处置的实质性运作阶段。至2007年1月,信达、东方、长城和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先后宣布已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的处置。在过去7年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12102.82亿元,累计回收现金2110亿元,比国家核定目标超收286亿元,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同时,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也逐渐暴露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处置方式影响处置效果的问题备受指责。目前,随着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任务的完成,商业性不良资产的处置成为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营业务。商业性不良资产处置与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有很大的差异,其政策取向、监管重点、经营目标、外部环境等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本文拟从研究和探讨资产管理公司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入手,客观评价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提出优化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选择思路。论文共分6章。第1章导论,该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目的与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列出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第2章论述了不良资产处置的理论基础,界定了不良资产与不良资产处置的内涵,阐述了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与资产管理公司的关系。第3章比较分析了国外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方式,总结了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方式的国际经验。第4章从我国资产管理公司资产总体情况出发,研究了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在过去7年资产处置工作中运用的各种处置方式,并分析了在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工作中选择资产处置方式的思路,本章是论文的重点。第5章对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方式的属性要素进行了创新分析与归纳,提出了资产管理公司在商业性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选择资产处置方式的建议。第6章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概括总结,对创新点做了简要阐述,并对将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刘雪梅[3]2006年在《我国不良资产处置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需要各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应对一体化的挑战。而金融资产的质量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经济金融危机就与金融资产质量低下有很大的关系。而其焦点在于银行业的巨额不良资产,它不仅影响着银行体系的稳定,也不同程度地削弱了银行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受到不良资产的困扰,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巨额不良资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额高达3.1万亿元之巨。随着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深入,这些巨额不良资产成为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隐患。如果让其长期滞留在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内,将像一颗随时可能被引爆的炸弹,不仅严重制约着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也威胁着我国经济及金融业的安全运行。因此,如何有效化解国有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提高金融资产质量以迎接全球化挑战是摆在我国政府和银行面前的一个重要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我国于1999年先后成立了信达、东方、长城和华融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剥离和处置建、中、农、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不良资产。如今,已经过去了七年的时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营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经营效率备受指责。而我国正处于开放条件下的经济转轨时期,并且已经加入了WTO,将在2006年底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届时,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是国内外银行机构的竞争压力。因此,不良资产处置的成败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我国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竞争力,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很有必要对我国不良资产处置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以找出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根本原因,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七年来经营运作的是非功过有个客观评价,并探讨隐藏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低下的效率背后的真实原因,为其未来发展探寻更有利的路径。因此,本文充分运用比较分析法、现代系统论、统计数据分析法及理论联系实际等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机制、运作效率、转型策略和思路等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本文是循着软预算约束下强弱对比的制度安排这一线索来组织主要结构的。首先运用比较法分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严重程度,提出造成我国巨额不良资产的根本原因在于软预算约束下“一强二弱”的制度安排,即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处于强势地位,统揽一切,国有银行只是一个
赵庭旭[4]2018年在《经济下滑期不良资产处置经验的案例研究》文中认为不良资产处置是金融风险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化解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增长动力出现持续下降,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经济下滑期。同时,全国不良资产规模和不良贷款率等金融风险指标持续上升,影响到经济、社会的长久稳定。不同于2000年前后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如今资产交易市场上,不良资产的性质、分布和处置方式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对当前经济下滑期不良资产处置加以深入研究,总结出不良资产处置的相关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首先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理论分析,构建了经济下滑期不良资产处置宏观分析框架,然后进行案例分析。归纳整理了 2008-2016年浙江省经济、金融统计数据,发现浙江省在经济下滑期,浙江省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高,僵尸企业数量大。同时,企业杠杆、民间借贷利率下降,直接融资占比上升,产业经济调整提升资产质量,经济预期良好,有助于不良资产处置。在经济下滑期处置不良资产存在诸多问题和难点,“两链”风险化解难度大,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中金融机构主体处置能力较为薄弱,政府监管职能还存在一定的漏洞和难处。浙江省及其地市通过不断尝试,积累了不少不良资产处置经验,维持经济发展动力。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基于这些经验,提出了不良资产处置“浙江模式”(简称GFRI模式),即“政府推动金融要素资源整合,盘活不良资产存量”,包括搭建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创建地方金融服务机构、建立地方金融监管体系等具体措施,实现了对存量不良资产的盘活。GFRI模式存在诸多优势,一是从源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较低成本控制不良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二是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加快减少不良资产存量。同时,GFRI模式的运用存在一定的条件,一是具备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提供优质金融要素资源,满足不良资产处置需要;二是有较灵活的政策支撑,降低金融创新成本,鼓励金融机构参与不良资产处置;叁是存在明显的产业特征,利于找到不良资产处置的关键问题。
蒋西[5]2005年在《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99年我国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接受和处理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1.4万亿不良资产,5年来,通过综合运用各种处置方式,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已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目前为止,整体的处置情况还是远低于当初的预期。。本文首先以四大国有银行年报为依据,分析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总体规模,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有效性的内涵及其研究意义;其次,在归纳其他国家处理不良资产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现状及有效性;最后针对我国处置方式的不足,探讨了提高我国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有效性的方法和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第一章主要论述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有效性的研究意义。在本章的第一节中,简要介绍了全文所涉及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数据来源及统计原则,为全文的分析奠定了基础。第二节以四大国有银行2003年度报表为依据,详细分析了该年末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总体情况。第叁节首先简单论述了有效性的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随后分别从国家、国有银行和企业的角度,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 第二章是有关部分国家化解不良资产问题的成功案例研究。第一节简单介绍了已有的不良资产处置模式,其中分散处理模式可具体分为:内部消化模式、核销模式、购并模式、破产清算模式、债转股模式,而集中处理模式主要包括好银行/坏银行模式和不良资产流动模式。第二节的主要内容是有关一些国家解决不良资产问题的成功案例研究。本章的第叁节,在前文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归纳了各国成功解决不良资产问题的经验。 本文的第叁章深入分析了我国不良资产的处置现状及方式的有效性。在第一节中分别从资产管理公司和典型国有银行的角度,详细介绍了其不良资产的处置情况,以数据分析的方式,进一步证明我国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还不高。本章的第二节,分别从各种处置方式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影响其运用效果的因素,主要包括相关法规不全,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低,政府行政干预过多,资产流动性不高等问题。 第四章阐述了现阶段提高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有效性的建议和措施。首先应进一步充分发挥政府指导作用。其次应加快产权改革步伐,为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有效性提供前提。最后为实现各种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效益最大化,还需加强相关环节的建设。
董雁斌[6]2008年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妥善处理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己经成为世界各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极大的影响了金融业的发展。资产证券化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手段不能很好地满足快速、批量处置巨额不良资产的要求。利用证券化手段化解不良资产,对我国金融业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不良资产证券化,可以分散和降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改善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提高商业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提高金融体系效率。不良资产证券化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不良资产无法带来稳定的现金流,这导致不良资产的定价非常复杂,不确定性相当大。加上我国资本市场不够成熟,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不良资产如何证券化对资产管理公司、证券中介机构以及金融研究人员而言的确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首先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入手,介绍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相关概念与基本原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特点。其次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剖析国外发达国家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实践与我国实际操作的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最新实例——“东元2006-1重整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发现我国目前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模式的特点以及运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针对我国目前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情况,提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模式与交易结构改进设计方案,以及相应得生态环境建设。现阶段受制于目前的法律环境, SPV采取信托模式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模式的现实选择,但是在交易结构的细节方面需进行改进,主要表现在以风险分散理念构建资产池;加强内部增级,扩展外部增级,扩大信用评级的时间范围与空间范围;放宽申购利率区间等方面。另外,为促进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应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环境建设、资本市场建设等生态环境建设。因此,对资产证券化理论研究分析和我国目前不良资产证券化实际案例的经验总结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邹蓉[7]2003年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复杂进程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由于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和泡沫经济的此消彼长,以及经济体制转型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不少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业出现了巨额不良资产。资产质量低下已经成为困扰和束缚许多国家银行业发展的桎梏,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使得一些国家经济发展遭受沉重打击,甚至诱发了个别国家的政治危机。 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数额巨大,对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金融系统的稳定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已成为我国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障碍,也是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久拖不决将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有可能造成金融危机。 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因十分复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及”拨改贷”政策等历史遗留下来的贷款所形成的不良贷款;(2)1992~1993年经济过热,巨额资金流向房地产、股票市场等;(3)多年来重复建设,信贷资金效益甚差;(4)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干预;(5)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善等。 为了尽快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借鉴国外处置不良资产的成功经验,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收购、管理、处置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部分不良资产,以期达到最大限度地保全资产,减少损失之目的。到2000年6月,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接收了13000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占四大银行不良资产总数20000亿元的四分之叁。虽然银行不良资产已经剥离出来,但是,处置这些不良资产却困难重重,远不象当初方案设计的那样简单。债转股是目前最主要使用的一种资产处置方式,随着处置进程的深入,日渐暴露出很多弊端,其主要弊端就在于容易使银行陷入危险投资的循环。如果银行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适当的价格将所持有的股权转换出去,就可能会在较大程度上加大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同时,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人员并不熟悉企业的经营,因而难以有效保证银行在取得企业的控制权后,能够及时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 事实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债转股并不是一种普遍使用的重组方式,即使偶尔用之,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在所谓的转轨经济国家中,债转股曾被给予了很高期望,但在实际中,债转股只被当作一种补充,规模十分有限。 而有关专家认为不良资产尤如‘冰棍’,握在手中的时间越长,融化得越多,现有价值越低。寻求一种新型而有效的金融创新工具这项艰巨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我们尽快去完成。鉴于我国已有实施资产证券化的可能性,参照一些国家资产证券化的成功范例,本人设计出一种理想的资产证券化模式。 研究资料表明资产证券化的传统模式,只有“过手证券模式”、“资产支持债券模式”及“转付债券模式”这叁种模式,其实质都是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所运用的金融载体——资产证券的不同形式的角度来进行划分的,属于单项资产选择模式。鉴于我国商业银行信货资产的实际状况,国外基于单项资产选择的传统资产证券化模式在我国的实用性将受到一定限制,从如何进行基础资产选择的角度来说,我国资产证券化应该采取基于多种资产组合的资产证券化模式,相信它的采用会给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揭开崭新的一页。 巨额不良资产产生后,采用一些处置方式对其存量进行及时迅速的处理固然重要,而建立有效的防范不良资产再生的机制尤其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摧毁其不断滋生的温床,为此我们应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1.要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促进多元参与和企业经营透明,在银行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推进银行内部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变权责不清、权责利脱节状况,由现在的支持型组织转变为企业家型组织与协作型组织相融合。 2.坚定不移地推进统一授信。通过实施归口授信管理、客户信用评级、风险限额核定、授信额度管理、集团客户统一授信管理等多种果道和方式,建立客户信用风险评价、控制、预警机制,并作为客户选择、授信定价、对优质客户进行特别授权的重要参考因素,从而筛选优质客户、淘汰不良客户,促进客户结构的调整。 3.提高银行业市场的竞争强度。在履行入世承诺逐步对外资银行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更要尽快放宽对国内资本进入银行业市场的限制,加快中刁、民营银行的建立。与提高银行业市场竞争水平密切相关的是,必须尽快建立银行业市场的退出机制,要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将全部银行的存款进行存款保险,解除政府对银行破产承担的风险,在此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透明的银行破产清算制度,建立起银行业市场退出机制。
郑金宏[8]2010年在《DF西安公司不良资产商业化收购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鉴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国内经济正在缓慢复苏和回暖,经济发展还未完全走稳,加上在四万亿投资刺激政策的引导下,信贷投放超常规增长,政府投资平台融资金额激增,财政担保压力巨大,金融市场内贷款风险积聚,国家决定资产管理公司在清分政策性业务的基础上,进行改制评估。这就意味着不良资产的收购和处置将是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营业务,依照目前公司转型的政策要求,政策性收购的基本面已彻底改变,不良资产的商业化收购业务将成为业务发展的主渠道,是公司赖以生存的主要业务领域。而商业化收购业务要求收购业务运行的组织框架、运行效率进行改进,完全适应商业化业务环境。本文以不良债权资产收购过程中涉及的交易模式和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将与不良债权资产的收购业务密切相关的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并重,深入分析商业化收购模式的影响因素,整理了收购模式类型,设计了不同模式的协议条款,以及衍生交易模式协议条款,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实施方案,这对我公司正在探索的不良资产商业化收购尽职调查和估值定价的分类管理、程序设计和方法完善提出了对策建议。
孙海洋[9]2005年在《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过去20多年,中国的综合国力中得到了快速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体制改革和其他行业一样,在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要求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还在很多方面落后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路还很艰难,无论是组织结构、经营机制还是行为方式,中国的商业银行与真正的商业银行还有很大的差距。而在中国银行体系面临的诸多问题中,银行的不良资产长期居高不下是最显着的问题。 为解决不良资产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和银行监管当局采取了大量措施,其中最大的举措之一就是将国有商业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剥离到了资产管理公司。但是由于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企业制度和经营机制没有得到根本改革,中国银行业仍然继续大量产生新的不良资产:根据银监会的统计,2004年,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7176亿元,而通过测算宏观调控对金融行业带来的影响,乐观、保守和悲观的叁种估计结果是:目前的负面影响,将使得未来3年,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将年均显性增加2000亿、2500亿和3500亿;隐性年均增加3200亿、4200亿和5200亿。目前,不良资产仍然是高悬在商业银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因此,笔者觉得非常有必要对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做一定的研究,由于本人学术水平有限,因此主要只能从定性的角度来分析,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来对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处置提出一些浅显的见解。 木文包括五章内容: 本文第一章对不良资产的概念和分类做了说明,并描述了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现实情况,最后分析了不良资产引起的各方面的影响。 第二章分析了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成因,主要包括叁个方面:1.体制和政策因素;2.企业经营管理因素;3.银行自身经营因素。 第叁章首先介绍了不良资产处置模式的基本分类,并讨论了这些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 第四章讨论了美国、日本和韩国的不良资产状况和处置方法,并从中总结了一些可以供中国银行业借鉴的经验。 第五章在前四章的基础上,提出了化解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一些建议。
周轩[10]2004年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是否能健康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而国有商业银行能否快速有效的消化不良资产又是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经过1999年和2004年的两次剥离之后,目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规模仍然很大,处置不良资产的方法和手段还很单一。这些不良资产不仅降低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还对金融体制的稳健运行产生了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的成因和现状,对当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障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论文以国外银行业化解不良资产的经验为借鉴,在考虑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处置化解不良资产的基本模式和具体手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并对资产处置过程中最大的难点问题——不良资产的定价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加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建议。 总而言之,本文对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问题作了一个较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并就如何加快存量不良资产处置和防范增量不良资产的产生提出了政策建议。这不仅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开拓了思路,也为中国监管当局、资产管理公司和商业银行处理不良资产问题提供了决策参考。
参考文献:
[1]. 我国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模式的选择及其有效性分析[D]. 张明. 四川大学. 2003
[2]. 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方式的选择研究[D]. 李娟. 武汉理工大学. 2007
[3]. 我国不良资产处置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机制研究[D]. 刘雪梅. 西北大学. 2006
[4]. 经济下滑期不良资产处置经验的案例研究[D]. 赵庭旭. 浙江大学. 2018
[5]. 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有效性研究[D]. 蒋西. 武汉理工大学. 2005
[6].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研究[D]. 董雁斌. 天津财经大学. 2008
[7].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研究[D]. 邹蓉. 吉林农业大学. 2003
[8]. DF西安公司不良资产商业化收购模式研究[D]. 郑金宏. 西北大学. 2010
[9]. 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问题研究[D]. 孙海洋.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10].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问题研究[D]. 周轩. 湖南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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