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所论文,语言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210(2013)06-0057-05
今人对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创办缘由的探讨，多归结于傅斯年留学时期受到欧洲研究机构运作模式的影响。尤其是，在以往的研究中，言及史语所之创办，则径从傅斯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谈起，很少对傅氏大学时代与留学期间的思想变化及对其创办史语所之影响做一检讨。实质上，将“历史”与“语言”并重，构建一个有组织的研究机构的思想认识，最早可以追溯至傅斯年的大学时代。在留学英、德期间，傅氏虽醉心于自然科学知识，但他对于文史之学始终关注与爱好，这成为一股潜流蕴涵在其脑际。这股思想潜流的实践便是，他先后创办了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并设想将两个研究所同时运作，但实际困境使他最终放弃了中山大学的语史所，而专注于中研院史语所的发展。
一、将“历史”与“语言”并重的思想渊薮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学生领袖，傅斯年对于“五四”的贡献是巨大的，而五四运动对于傅斯年思想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自1917年始，傅斯年便深受胡适学术思想的影响，倡导新文学革命。他还与罗家伦同道，征得蔡元培、陈独秀的支持，创办了《新潮》杂志，宣传新思想、批判旧制度。他在《新潮》与《新青年》上刊发的大量评论语言、文学、社会、人生、历史与学术等方面的犀利文字，俨然使他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将。有关傅斯年社会改造的思想与文学革命的主张，早为时人关注，并有所研究①，但是新文化运动究竟给傅斯年的史学思想造成了何种影响，对其以后的史学实践又有何启发，还少有人论及，也值得深入探讨。
新文化运动，磨砺了傅斯年的批判精神与科学思想。以批判为利器，使他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积弊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以科学主义为指导，则使他对如何构建中国的新史学有了一些朦胧的认识。
在五四时期，傅斯年多从事学术的“破坏”工作，但这恰恰与他所信奉的“批评的精神”[1]291相吻合。他指出，中国学术思想界存在着七项基本谬误：“一、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二、中国学人，不认个性之存在，而以为人奴隶为其神圣之天职”；“三、中国学人，不认时间之存在，不察形势之转移”；“四、中国学人，每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Division of labonr)，‘各思以其道易天下’”；“五、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学术之用，非必施于有政，然后谓之用。凡所以博物广闻，利用成器，启迪智慧，镕陶德性，学术之真用存焉”；“六、凡治学术，必有用以为学之器。学之得失，惟器之良劣足赖”；“七、中国学术思想界中，实有一种无形而有形之空洞间架，到处应用”。[1]22-25傅斯年这些富有战斗性的文字，与《新潮》上的其他文章，被一些顽固派认为是“非圣乱经、洪水猛兽”，破坏性极大。
然而，傅斯年对于自己的行为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强调：“(1)长期的破坏，不见建设的事业，要渐渐丧失信用的”；“(2)若把长期破坏的精神，留几分用在建设上，成就总比长期破坏多”；“(3)发表坏的议论，自然免不了攻击别人，但是必须照着‘哀矜勿喜’的心理”。[1]157可见，破坏只是手段，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改造并使之获得新的生机，才是他从事学术批评之目的。
至于建设的内容与路径，他于此时也已有所思考。他说：
我希望有人在清代的朴学上用功夫，并不是怀着什么国粹主义，也不是误认朴学可和科学并等，是觉着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这事业就是——
(1)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
(2)清朝人的第一大发明是文字学，至于中国的言语学，不过有个萌芽，还不能有详密的条理。若是继续研究下去，竟把中国语言的起源演变发明了，也是件痛快事。
(3)中国古代的社会学正待发明。
以上的三种事业，必须用清朴学家的精神才能成功。但是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结果。[1]233
综观傅斯年所论，至少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一是，中国学术未来的发展应以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为研究内容与重点；二是，研究这些学问的路径，应兼顾乾嘉学者的治学方法，同时吸纳“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这种认识成为傅斯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将“历史”与“语言”并重的思想渊薮，只是这一认识还处在朦胧状态，至于如何操作与实践，他尚且不能给出具体的意见来，直到他留学英、德之后，对此问题的认识与实践路径才更加明朗化。
二、留学英、德：傅斯年思想认识的高层次回归
傅斯年留学欧洲，其初衷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言，他要借鉴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来发展中国的历史语言之学。实际上，他在留学之前已经选择了心理学作为自己的研究专业。其师友多因历史学是他的强项而劝他研习历史，但是现实社会与人生中的种种困惑，使他无从找到答案，于是他要通过研习心理学来为这些问题寻得一个彻底的解决。[2]19-20同时，他还要通过赴欧留学来改造自己，在去往英国的旅途中，他记载道：“社会是个人造成的，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3]35。又说：“我这次往欧洲去，奢望太多，一句话，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练就一个可以自己信赖的我。”[3]35主观愿望虽然如此，客观形式却让他醉心于自然科学，但最终他还是回归到了文史之学。留学六年半，傅斯年的思想经历了波澜起伏，对其一生之学术事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留学欧洲期间，傅斯年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从1920年8月1日他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可以得到明证。他在信中说，“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大学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可见，这种对于自然科学的痴迷使他似乎要与传统的经史之学断绝关系。尤其是，他决定以后“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并告诉胡适，下半年“所习科目半在理科，半在医科”。[2]16傅斯年在英国跟随实验心理学的先驱皮尔曼(Charles Edward Spearman，1863—1945)主修了3年的心理学，成绩优异。1922年，他还通过了学士资格考试，这同时也是他攻读硕士的合格考试。[4]至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仍然存有不少他在留学英国时期购买的心理学方面的专业书籍。当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傅斯年也是首先被蔡元培礼聘筹建心理研究所，而非历史语言研究所。章士钊也说，在中国，傅斯年是最懂弗洛伊德的学者。后来，傅氏之所以弃英赴德，是因为他“对心理学相当失望”，“认为对动物行为的研究不能运用到人身上，即使对他原来最感兴趣的集体心理学也失去信心”。据王汎森教授所言，语言的困扰也应是一个可能的原因。除此之外，1923年至1924年，德国发生了通货膨胀，为中国的留学生提供了更好的经济条件，这也成为傅斯年离英赴德的一个重要原因。[5]在德国柏林大学，他因受到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的吸引，还听过爱因斯坦的课程。除了物理学之外，这一时期，他对自然科学各科都表现出了较为浓厚的兴趣，例如逻辑学、数学、地质学、人类学等。
虽然傅斯年留学英、德两国在研究兴趣上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但其思想深处所受的四书五经、文史之学的影响仍然处于潜伏状态。尽管他在1926年给胡适的信中说，6年半留学在外，成绩主要有三件，其中之一便是“在国中念得几句中国书，忘得光光净净”[2]50。若从傅氏留学期间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而言，或许不难理解他的这些言论，但是仔细探究他在这6年半的学术实践，即会发现傅斯年的行为与他的言语之间产生了悖论。
在留学期间，傅斯年对于文史之学的关注与爱好，始终是一股潜流蕴涵在其脑际，只要有合适的机会，这股潜流便会变得隐约可见。我们不妨依照时间的顺序将傅氏有关史学与语言学的活动作一个简单的罗列（见表1）。
这种留学之前倾心文史之学，留学后期重拾旧业的现象，难免会让我们联想到傅斯年的研究道路经历了从文史之学向自然科学的转变，又从自然科学的道路拐到了历史学、语言学的康庄大道。他重新走上史学道路，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了原点，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即要利用从西方学习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改造中国史学、发展中国史学。这些思想在他留学后期已有酝酿，在回国的途中则诉之笔端，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识。他说：
如不去动手动脚地干——我是说发掘和旅行——他不能救他自己的命……我们现在必须把欧洲的历史作我们的历史，欧洲的遗传作我们的遗传，欧洲的心术作我们的心术。这个叫做“螟蛉有子，蜾赢负之”，就是说，欧洲人有文明，我们负来。假如我们不这样干，结果却也是一个“螟蛉有子，蜾赢负之”，就是说，我们有土地，欧美人负去。这是郑康成《解》：“言有国家而不能治，则能治者将得之也。”[3]55
显然，傅斯年往返欧洲的旅途是漫长的，但在回国途中他的想法已与6年前去英国途中要在心理学方面有所作为的想法大相径庭。此时的他，满怀对史学的热忱与抱负，希望通过调查、发掘，同时参以西方的“遗传”与“心术”，为古老的中国史学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成为他发展中国史学的初步规划。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理论上的构思，急需找到实践的机会，而受朱家骅之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则开启了他人生旅途的又一征程。
三、创办史语所：“为中国而豪外国”
傅斯年到了中山大学为什么要成立“语史所”?而后又成立“史语所”?在今天看来，他若像王国维、陈垣、胡适等著名学者一样单打独斗，亦可扬名学林，传之后世。但傅斯年有他的打算与考虑，他着眼的角度不可谓不宏大，因为他思忖的不是个人文史之学的发展，而是整个中国文史之学如何向前推进，如何突破个人的局限而整合一支力量从事大规模、有计划的史料搜集，从而为史学的发展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在“傅斯年档案”中尚存有一份傅氏手稿，颇能表达他对于中国史学发展取向与路径的思考：
有一派少年文史学者，颇思大规模的向新的方向走，以为文史学之发展，决非个人单独的工作，或讲学的风气，所能济事，必须有一个广大精严的组织，以临此际会，方可收大效力。此派学人，初试验于中山大学中，继试验于中央研究院中。今之历史语言研究所，即其结果也。[6]
傅斯年的这段话至少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层含义：中国史学欲要获得大的发展，必须以组织为单位，网罗各方面人才，从事各项个人难以开展的活动。这并非傅斯年的初步设想，而是他在史语所已经从事了史料整理、考古发掘、语言调查等工作后得出的深刻体会。所以，如果我们采用一种“倒放电影”的方式回头再看史语所的成立、发展与成就，似乎可以得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结论。
在中山大学，傅斯年除教授课程、延聘教授外，他的重心工作在于筹办一个研究机构以实现其学术主张。就是在此时，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应运而生，同时出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倡导用现在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的语言学与历史学进行研究。
至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后，傅斯年又在中研院中筹划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研究院在最初设置的研究机构中，并无史语所，赖傅斯年煞费苦心申说历史语言学研究之重要性，最终说服院长蔡元培与总干事杨杏佛，才得以在中研院设立史语所。
那么，已经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傅氏为何还要在中研院成立史语所呢?笔者以为，语史所与后来成立的史语所虽然在指导精神上一以贯之，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面临着不少困境。尽管傅斯年最初曾设计成立两个“史语所”：一是中山大学之语言历史研究所，一是属于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7]4，但傅斯年终因各种困难而割舍中山大学语史所，专注于史语所的筹备。当时傅氏面临的主要困难有：其一，语史所的成员皆为中山大学教师，而研究所的许多工作需要外出调查，教师的工作限制了研究工作的开展。基于此点，傅斯年在成立史语所后，对于教师在校外兼课强烈反对。傅斯年在1934年发表的《大学研究院设置之讨论》中，现身说法，指出在大学中设置研究机构不如专门之研究机构“便当处甚多”。如，“凡一事之需要较大量的设备、大规模的组织者，在大学各科并立的状态之下，颇难得一部分过分发展，而在专作研究之机关中，可以较少此样的限制”[8]37。又如，“需要长期在外工作者，不是担任教科之教授所便于长久负荷的”[8]38。其二，在经费周转及学术影响上，语史所隶属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机构的调查、发掘以及图书购买、发行刊物均需经费，中山大学很难保障持续的经费来源，如北京大学国学门在1921年底便成立了考古学研究室，“但为财政拮据所困，无法着手。该会成立后，除了呼吁保护文物古迹并在北京附近做过几次调查外，只有马衡前往河南新郑、孟津调查出土古物，经费还须校长另行专门拨款”[9]。而史语所隶属于中研院，为国家最高研究机构，无论在经费上还是在学术影响上，都要优于隶属高校的语史所。其三，傅斯年在筹备史语所时期，最初希冀中研院史语所借助中山大学语史所的房屋、图书等条件，但后来意识到“中国人之事件，每以人的关系为重而机关为轻，如中大有人的变动，则此中央的研究所之将反感不便”，所以主张在中山大学之外“寻到一公房或赁一民舍为稳当”[7]9，而这一想法已经昭示着史语所要脱离语史所而独立发展了。其四，当时战火连天的社会环境，给语史所的室外工作带来许多安全隐患，而史语所却可以借助中央的力量与地方相协调，有利于室外工作的开展，相较之下，语史所则没有这种特权与便利。基于此，傅斯年所筹备的史语所便渐渐与中山大学的语史所呈现出分化的趋势。
如果说发展中国现代历史学与语言学是傅斯年建立史语所的内在因素的话，那么国外汉学的蓬勃发展，无疑对傅斯年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为了赶超国外汉学，将汉学研究之中心从巴黎、东京夺回中国，则成了他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在此，我们不妨看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外汉学发展所持有的心态。
1922年，沈兼士在《国学门建议书》中说：“窃惟东方文化自古以来中国为中心，所以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责无旁贷之任务。吾人对于从外国输入之新学，曰我固不如人，犹可说也；此等自己家业，不但无人整理之，研究之，并保存而亦不能，一听其流转散佚，不知顾惜，如敦煌石室之秘籍发见于外人后，法、英、日本，均极重视，搜藏甚碧，且大多整理就绪；中国京师图书馆虽亦存储若干，然仅外人与私家割弃余剩之物耳；又如英人莫利逊文库，就中收藏中国史学上贵重之材料极多，中国亦以无相当机构主持收买，遂为日人岩崎氏所得；近闻已嘱托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整理研究，不久当有报告公布。以中国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国人竟不能发挥光大，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此(岂)非极可痛心之事耶?”[10]陈垣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知识的原材料不断外流，西方汉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因此，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宣讲要把汉学的中心从巴黎、日本夺回北京来：“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东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11]。他的学生翁独健也回忆指出：“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当时巴黎有几个著名汉学家；后来日本雄心勃勃地要把汉学研究中心抢到东京去，当时日本研究的重点是蒙古史、元史。汉学研究中心在国外是我们很大的耻辱，陈垣先生鼓励我们把它抢回北京来。”[12]陈氏自己以身作则，在敦煌学、校勘学、年代学、宗教学等领域不断开拓，取得辉煌成就，恰恰是对国外汉学研究不满的一种回应。
对于陈氏的开拓精神与研究旨趣，傅斯年感同身受。他在致陈垣的私人信件中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他说：
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13]
为了改变这一学术现状，成立一个历史语言学的组织，专门从事相关领域材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成为一种必要。
傅斯年在史语所筹备时期，在致胡适的信中说：“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业已筹备，决非先生戏谓狡兔二窟，实斯年等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2]113。显然，傅斯年“为中国”与“豪外国”的说法，隐然已经表达了他创办史语所之双重目的。
注释：
①参见赵润生的《傅斯年与新文化运动》(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编：《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石兴泽的《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傅斯年》(《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王汎森的《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齐卫平、张林龙的《五四时期傅斯年述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李泉的《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欧阳哲生的《傅斯年全集·序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耿云志的《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从傅斯年致袁同礼的信谈起》(《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刘集林的《“造社会”与社会改造——以五四前后傅斯年的思想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