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燃[1]2018年在《统协、抗争、游离：国民阵线成立以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政治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5年9月马来西亚爆发因纳吉布丑闻事件导致针对华人群体的万人大游行,这标志着长期以来得到有效控制的马来西亚国内种族矛盾的激化。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作为中国发起并得到多国响应的“一带一路”倡议路线上的重要一环,其国内动态不得不引起重视。由于国内人口比例、经济地位、宗教文化、民俗语言、历史原因等方面的差异,马来西亚国内种族矛盾以马华冲突最为明显也最为重要。在政党政治盛行的马来西亚,其冲突一般通过华人社团、华人政党与马来人政党的抗争与妥协等形式表现出来,因而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政治参与对把握马来西亚政治生态、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生存状态尤为关键。本文选用亨廷顿的政治参与理论、种族社会学理论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及跨学科的分析方法来展开研究。该研究主要从历史与理论两个方面展开:历史部分分别从国民阵线成立以前、国民阵线成立至二十世纪末以及新世纪三个历史时期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政治参与不同时期及其统协、抗争、游离的特征进行了梳理,展现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从马来西亚政治权力中心到边缘的演变过程;理论部分则运用亨廷顿的政治参与理论、种族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理论、同化理论、多元主义理论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层次分析法对其政治参与的整体环境以及其从中心到边缘的原因进行了阐述。本文认为,在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之下,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马来西亚政府必然控制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参与,因而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政治参与整体呈现出一种从权力中心到边缘的趋势,据此可以依其特征将之分为统协时期、抗争时期与游离时期,同时以马华公会、民主行动党、董教总为代表的华人社团与政党的政治参与相对于政治权力中心而言有着鲜明的统协、抗争、游离特征。国内的种族矛盾、国际关系、东南亚地区关系以及中马关系都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政治参与产生了影响。
费昭珣[2]2000年在《马华公会：对马来西亚华人政党的个案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对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研究是东南亚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篇论文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利用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成果，对马来西亚最大的和存在最久的华人政党——马华公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马华公会简史，这部分对马华公会50年的历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和分析。二是马华公会内部研究，通过对马华公会的组织结构、党员参与、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以及内部整合的研究，揭示出马华公会党内运作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三是马华公会外部研究，包括马来西亚政治体制对华人政党的约束，马华公会与巫统、华人团体的关系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马来西亚的总体政治环境对马华公会的影响和制约。 我国国内对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却较少对某一政党进行详尽的分析，本文对马华公会的研究对全面和重新地认识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霍林峰[3]2012年在《马华政党视角下的马华族群关系演变研究（1946-1969）》文中研究指明二战后的马来(西)亚经历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历史过程,在战后的最初二十多年里,正是马来人和华人的共同努力才使得国家获得独立和自由。但是,马华族群之间的关系在这段时间里走的并不平坦,并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程度和方式影响着马来(西)亚的政治民主进程。本文就主要从四个部分来探讨马华政党关系下的马华族群关系演变,并对这样的演变给国家政治民主进程和发展造成的影响和留给我们的启示进行了评析。文章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二战后初期马华政局发生的变化及其对族群关系的影响,探讨了马共和巫统在马来亚种群关系中的角色作用,以及马来亚最终由联盟转变为联邦的深刻原因和马华关系状况。第二部分主要在说明了马华公会成立后的马来亚独立的背景和过程,并着重分析了在此背景下的马华政党联盟合作的真正原因。第三部分通过马华公会分裂、马华政党联盟危机以及新马合分甚至“5·13事件的发生”等事实来论述马来亚独立后的马华政党矛盾从升级到激化的过程、原因及其造成的马华族群关系紧张直至冲突的深刻内因。第四部分主要在总结以上三个阶段的马华族群关系演变基础上,着重从国家认同、族群阶层分化、国家政治经济重组等方面探讨马华政党关系影响下的马华族群关系演变带来的重要影响,并由此得出重要启示,最后,也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黄集初[4]2016年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的省思》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主要探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以下简称“华教”)体系的形成、挑战及反思。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除了外在抗争的矛盾外,还有内在分歧的矛盾。不过,在1990年代之前,在有关当局强硬的语言教育政策下,外部的打压是主要矛盾,内部分歧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多数相关的学术研究都集中探讨外在抗争这一面,甚少探讨内在分歧的这一面,如办学路线的规范、教学媒介语的争议等等。1990年代以后,国内外局势产生巨大的变化,马来西亚的语言教育政策也开始有所松动。在有关当局语言教育政策变得更有弹性的过程中,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这意味着家长也有更多的选择。在这种形势下,华文教育的主要挑战也从政府的打压,转向市场的竞争,华教内部的分歧日益凸显。这不但影响了内部的团结,也影响了外部争取的策略选择。如何公允地评价过去,整合内部的分歧就成为华文教育发展的重大课题。换言之,需要有新的思维及新的论述。论文回归华文教育的初衷,以更宏观的视野去呈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应有的全貌,论述华教体系——华文小学、华文独立中学和国民型中学——的形成和挑战。从梳理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深入评价战后至1962年华校改制的过程中,华社与政府之间如何博弈及其得失功过。对于1962年后的华文教育,则深入探讨华小与独中所面对的问题及内部的分歧,也首次全面调查及分析国民型中学的华校待征及其所面对的困境。在这个全面探讨及反省的基础上,本研究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提出两个重要的建议：一、扩大华文教育的定义,把传承文化及华文科为第一语水平列为充分与必要条件,以涵盖国民型中学；二、成立教育政策与研究中心,一方面促使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能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也让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本土化”,让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扎得更深更稳。
程嘉辉[5]2009年在《马华公会对华文教育的态度演变研究》文中指出在马来西亚种族政党政治的环境下,马华公会作为国内最大的华人政党,代表着华人的利益。马来西亚华人对马华公会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是,由于受到马来西亚特殊的环境因素以及马华公会领导人变化的影响,马华公会在争取华人权益的道路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尤其是马华公会对华文教育的态度,逐渐地偏离了华团的目标。必须声明的是,本文所指的马华公会对华文教育的态度,是马华公会对于华人团体所提出的华文教育发展要求的态度,而并非对政府所实施的华文教育政策的态度。马华公会的行为,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华人的意愿,最终导致了马华公会与华人团体之间长期的争论。本文通过对马华公会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政策演变的分析,揭示马来西亚特殊的环境以及政党政治是如何影响马华公会对华文教育的态度。
胡春艳[6]2010年在《抗争与妥协：马来西亚华社对华族母语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语言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一个种族的文化本质只有通过母语才能够被吸收并加以发展。母语教育作为少数族裔保持与传承本族群文化,保留本族群特性以区别与“他者”的主要方式与途径,是每个民族都为之争取与奋斗的原动力。广大华侨华人自飘洋过海移居他国以来,就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为争取本族群的文化教育权利进行了不懈努力。东南亚作为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聚集地,亦成为海外华文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在东南亚诸国没有摆脱殖民统治之前,华族的母语教育都获得了较好发展。但在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后,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华族母语教育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相继衰落,有的甚至被连根拔起。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马来西亚的华族母语教育之所以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形成较为完善的华文教育体系,华人社会自身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政府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为其发展创设了条件,成为影响华文教育的关键因素。但这种制度环境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期间华人社会又是如何与政府博弈的?本研究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选取华人政党、华人压力集团、华文报刊这几个华人社会力量主体作为主要变量,系统分析在不同历史时期这几个关键变量对政府华教政策制定的影响。与此同时,国际体系、中马双边关系及马共因素也影响着马来政府对华文教育的认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其华教政策的制定。通过系统的分析,本研究发现华社在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抗争与妥协始终贯彻其中。以董教总为首的压力集团始终走在抗争的最前线,以马华公会为首的执政党时而抗争,时而妥协,其态度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其领导层。在华社的大力抗争及政治所需(如为了竞选需要、国际形势的改变)下,政府的态度时有缓和,进行一定的妥协,并对相关政策做出修订。总的来说,马来西亚华教政策的出台是马来西亚内部与外部相关势力相互斗争、妥协的结果。虽然华人社会的斗争是主要的,但国际因素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王焕芝[7]2013年在《抗争与坚守》文中提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是海外华侨华人保留和突出族群身份的典型个案,马来西亚华文教师是海外华文教师生存与发展的典型个案。马来西亚华文教师队伍的历史演进研究不仅对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更好地开展华文师资培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少数族裔在移民国家保留和突出族群身份的抗争与坚守过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是一部华人社会与所在国单元化教育政策斗争的历史。从1906年的“槟榔屿中华师范传习所”到2006年的“新纪元学院教育系”,华社兴办师范教育的百年奋斗史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中的重要篇章。华文教师问题是折射马华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也是透视马华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本论文运用文献法、个案分析法、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马来西亚华文教师队伍的历史演进及当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展开了研究。鉴于问题本身的独特性,论文在纵向结构上主要从历史发展进程出发,以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的华文教师队伍的发展特征作为阶段划分的依据；同时为了突出华文教师的抗争与坚守,在横向结构上主要从华文教师同所在国执政当局不合理的语言和文教政策的抗争出发,再现华社的诉求与行动。从内容上看,论文主要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华文教育政策和华文教师教育政策以及华文教师对这些政策的回应,同时本文还重点研究了在抗争与坚守的过程中华文师资培养培训的内容、组织形式以及特点等问题,把握其历史发展脉络,力争还原马来西亚华文教师队伍的本真状态。论文最后从政治学、民族学和文化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分析了马来西亚华文教师问题。马来西亚华文教师队伍经历了初步发展、本土化、国民化、双轨化和专业化等五个发展阶段。马来西亚华文教师队伍的发展历程是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在移民国家保留和突出族群身份的抗争与坚守过程,这种抗争与坚守过程再现了移民社会对待少数族群母语教育问题的历史变迁。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华文教师的抗争与坚守。和谐的族群关系是华文教师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证,常态的政治参与是华文教师生存与发展的政治前提,华文教师在马华文化传承过程中作用重大,华文教师的抗争与坚守成为华文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华文教师在保留和突出族群文化方面仍任重道远。通过研究,我们认为东南亚其他国家应将少数族裔母语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华文教师应坚持“超越政党,但不超越政治”的理念,中国大陆应为华文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保障,华文师资培训应走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马来西亚政府应继续坚持民族平等的文化适应模式。
梁忠[8]2006年在《马来西亚政府华人政策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选用“民族-国家”建设理论,分析战后独立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以马来西亚为例,详细地分析了其1957年建国后,历届政府对华人的政策与态度的演变,并探讨这些政策转变的原因,最后归纳总结马来西亚的经验,作为其他多民族国家治理少数民族时的参考。本研究挑选马来西亚政府与华人为研究案例基于两个理由:1、西欧的“民族-国家”建立通常是先有民族的基础,后才建立国家。但第三世界国家因时空环境不同,通常是国家成立后,政府才开始塑造民族。而马来西亚正是这类“先国家、后民族”的典型案例。2、马来西亚的少数民族(华人)与主流民族(马来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非常鲜明,这使得政府塑造新的民族精神时遭遇极大的困扰。因此,马来西亚政府所面临的民族整合难题,也是许多战后独立的多民族国家普遍困扰。探讨马来西亚政府的经验与教训,可作为其他新独立的多民族国家的借鉴。论文先在绪论中交代选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前人研究综述与研究方法。前两章为“民族-国家”理论与马来西亚历史背景介绍。第一章在对“民族.国家”的有关理论探讨和归纳后,发现“民族-国家”政府与少数民族将会在四个方面发生冲突,分别是:1、少数民族特有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国民同质性的冲突;2、少数民族特有社会结构与“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集中的冲突;3、少数民族权益与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冲突;4、少数民族生活方式与现代文官管理体制的冲突。第二章回顾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特征、历史发展与华人社会状况。研究发现,马来西亚继承英国遗留的现代文官体制,且政治权力集中也已基本完成。华人与马来西亚政府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国民同质性与华人特质的矛盾、政府最大合法性与华人权益的冲突。对于理论与历史背景有了清晰的认识后,第三章至第七章将探讨马来西亚独立后,各届政府的华人政策。第三章探讨1957年-1970年东姑·拉赫曼执政时期的华人政策。此时期政府为获得最大的合法性,采取妥协态度,容许华人保有部分的文化特征与完全的经济自由,但华人必须承认在政治、文化上“马来人优先”的原则。实践结果发现,妥协方案所获得的合法性只是暂时的,经济完全自由的结果,华人与马来人的贫富差距拉大。政治上的“马来人优先”,也使得华人心生不满,政府的合法性逐渐丧失。此一趋势,具体体现在1969年执政党的选举挫败。第四章探讨1970-1981年拉扎克、侯赛因·奥恩执政时期的华人政策。由于政府历经选举失利与“5·13”种族暴动,1970年开始,政府放弃妥协方案,决定以主流民族马来人的支持为主要的合法性来源,实施马来人全方位优先的“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压制、文化上同化华人.但实践的结果发现,虽然此方式能换取马来人的支持,但华人在经济、教育层面上的不断反抗,造成政府诸多困扰。第五章研究1981-1990年马哈蒂尔执政初期的华人政策。此时期政府华人政策的特征为“文化持续同化,经济放松管制”。政策之所以改变,是因为政府开始了解,持续以此种方式对待华人,国家经济将付出极大的代价,政府的合法性也将会动摇。由于此一考虑,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稍微放松在经济上对华人的压制。第六章研究1990年以后,马哈蒂尔执政地位稳固后的华人政策,此时期政府华人政策的特点为经济上放松管制、教育上宽容对待。1990年“新经济政策”结束,马来人经过政府20年的扶持,已有一批马来人中产阶级出现,马来社会开始发生阶级分裂,反对势力也开始浮现。此时,政府已经无法以单一政策获得所有的马来人的支持。在此情况下,除尽可能巩固马来人的支持,也要尽可能争取华人提供的合法性,两者加起来才能获得最大的合法性。政府获得合法性的方式被迫有所改变,政府华人的政策自然需要有放松。第七章为结论。经过理论的整理与探讨、分析历届马来西亚政府的华人政策后,提出本文的基本结论。本文的主要观点为:“民族-国家”政府虽然与少数民族之间在本质上有冲突,但只要在适当的政治架构安排下,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可以降至最低。马来西亚别具特色的“半民主”体制,既有威权体制的性格,又有民主体制的弹性。在此体制下,政府可以强力镇压因民族矛盾而起的冲突、避免民族矛盾表面化,种族冲突问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同时,又能适时调整统治策略,因应社会变化。马来西亚的这种“半民主”体制,可以作为许多国家治理少数民族的借鉴与参考。本文同时认为,马来西亚虽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较为成功的案例,但政府与华人之间还是发生许多不尽人意的冲突,如何从马来西亚等多民族国家的经验中去芜存菁,提炼出更好的少数民族治理方式,值得后续研究者进一步探索与思考。
王悦[9]2017年在《社会资本视角下马来西亚华社的内部分离(1990—2013)》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进入一个特殊发展的时期。社会层面上,华人社团虽振兴发展却大而无当,社会资本内耗严重。广大华人对政治生活的关注也普遍下降,华人社会内部的横向网络难以发展。政治层面上,马华公会与华人社团之间缺乏有效的对话机制,再加上马华公会对华文教育等关键问题解决不力,使广大华人在政治支持上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化处理,马华公会的政党领导也不断弱化。这使得社会资本存量本就低下的马来西亚出现明显的分离,华人社会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互动关系愈加恶化。
黄璟雯[10]2017年在《论沈慕羽的儒家实践智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套完善的哲学思想,贵在得到人们于日常生活中长期的和正确的实践,而这与其中的实践智慧息息相关。儒家自孔子以来,一直很重视哲学作为实践智慧的意义。儒家实践智慧主要的指向是修身、“做人”,包含着人的心灵的自我转化与修养的功夫,并以修养健全人格、服务国家民族为终极目标。沈慕羽于1913年出生于马六甲,他的家庭有浓厚的华族文化传统。沈慕羽一生最明显的功业,是维护华教权益,争取民族教育平等。他领导“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28年,同时也担任34年马六甲孔教会主席(1974-2009年),建树极多。他的一生体现出了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浸染的痕迹,尤其是他在为华人、华文、华教于东南亚地区的生存与发展而拼搏、奋斗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传统儒学精神与实践智慧,更是为人所称道,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沈慕羽的儒家实践智慧,源于孔孟学说。在修身方面,沈慕羽以孔子为其人格修养的模范,以成为一位标准的儒家“君子”作为自己的志向。他厉行修身以达成儒家君子的三个特色:“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沈慕羽好读书,知识丰富;他以“仁爱之心”办教育,因“不忍华文被不平等对待”而行抗争,是力行正义之举,所以他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他曾经历两次“利”与“义”的选择,其中又彰显了孟子“不动心”的精神。沈慕羽齐家以礼,他孝敬父母,对父亲的教诲时刻铭记在心,并依《朱子家礼》等传统家礼来开展家庭和家族中的各种礼仪活动,如各种节日祭日率领家庭及家族成员进行祭祀、礼拜等,并以其中的义理、精神来培养家风,教养子孙,这也影响到他后来坚持维护华文教育的决心。沈慕羽以“沈家礼”凝聚家庭与家族成员,以“以身作则”的孝亲方式,形成家庭中孝亲敬长、敦睦友爱的氛围。沈慕羽治事以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说是他的政治与社会实践的真实写照。他一生为华族文化在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地区的传承与传播、华文教育的有效推广、华人的政治与社会地位的提高而矢志不渝、不辞劳苦、不畏艰险地奋斗。刚健有为,可以说是他带给人们的重要印象之一。与此同时,他领导的抗争又讲求不偏激、不违法,强调“通权达变”,灵活地展开抗争行动,是对《中庸》倡导的“随时而中,因时而中”的实践智慧切实践履。沈慕羽一生的功业彰显出儒家仁、义、礼、智、信、忠、孝的道德实践智慧,他怀仁爱诚敬之心,以“实践儒家思想”为道,行“维护华教,母语教育平等”的正义之举,存养浩然正气,受人敬重。沈慕羽对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政治、文化和人格修养等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今儒家思想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得以赓续,华文教育仍为华人重视,沈慕羽的事功须为我们后来者所铭记,沈先生的精神须为我们所发扬。
参考文献：
[1]. 统协、抗争、游离：国民阵线成立以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政治参与研究[D]. 周燃. 华侨大学. 2018
[2]. 马华公会：对马来西亚华人政党的个案分析[D]. 费昭珣. 暨南大学. 2000
[3]. 马华政党视角下的马华族群关系演变研究（1946-1969）[D]. 霍林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4].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的省思[D]. 黄集初.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5]. 马华公会对华文教育的态度演变研究[D]. 程嘉辉. 暨南大学. 2009
[6]. 抗争与妥协：马来西亚华社对华族母语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D]. 胡春艳. 暨南大学. 2010
[7]. 抗争与坚守[D]. 王焕芝.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8]. 马来西亚政府华人政策研究[D]. 梁忠. 复旦大学. 2006
[9]. 社会资本视角下马来西亚华社的内部分离(1990—2013)[J]. 王悦. 八桂侨刊. 2017
[10]. 论沈慕羽的儒家实践智慧[D]. 黄璟雯. 华侨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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