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出发，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学习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国家利益论文,实际出发论文,外交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为中国规划并指导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他深刻地指出：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的精辟论断，贯穿在《邓小平文选》各卷（社会主义部分）的始终。尤其，邓小平对谋求中国的国际发展、审时度势地增强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的分析，更是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财富。
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是基于他审视了当今世界基本特征后得出的结果，也是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的现状和当今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分析的产物。他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坚持独立自主、立足第三世界、拓展周边外交、高举反霸旗帜、善用有利因素、推行开放外交。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他实事求是原则在外交领域的有效延伸，是他维护中国国家权益的生动表现。以下仅就邓小平外交战略的精髓，择其一二以作分析。
邓小平外交战略的定位，首先在于他对国际关系现状的准确把握。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的发展呈现新的特点。一方面，美苏两强直至80年代初仍在搞全球争霸；另一方面，美苏对峙已愈来愈力不从心，再加上世界各国经济、科技和贸易的迅速发展与相互渗透，各国经济逐渐呈现出一种相互依存进而一体化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时代特征的判断还停留在“战争与革命”的水平，势将使中国对当代世界特征判断失误，并使中国失去获得发展的又一次良机。
毛泽东同志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是他对六、七十年代国际关系的总结。在那个年代，国际社会出现大量新生独立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地区或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组成区域组织或经济集团，以同国际霸权作抗衡。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他作为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伟大战略家，使中国成为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一面大旗，并赢得世人的尊敬。但“战争与革命”论过度强调世界大战的紧迫性与备战的重要性，忽视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文革”期间的三线建设就是由于指导思想的片面化而导致大量国家资源不能得到最有效利用的佐证。
在分析了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于1984年首先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96。）。这里谈和平问题， 是指国际上要求和平、制约大战爆发的因素已上升到重要地位。不是说世界大战不再爆发，更不是说国际冲突不再发生，而是指经过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努力，遏止大战发生、在世界范围内争取长期和平已具备了很大的可能。谈南北问题，是指发展中国家（主要在地球的南半部）和发达国家（主要在世界的北半部）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由此引出的全球经济协调有序发展的问题。
总结出时代的新特征，邓小平同志实际上揭示了世界发展的趋势所在：一要和平，二要发展。这也就指出了在新条件下各国人民的新任务：一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二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时，中国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坚持独立自主，坚决反对霸权。对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认为，只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得到充分的尊重，只有贫国、弱国的经济取得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才可能更好地发展。在日益联成一体的全球经济中，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绝不能也不应该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继续贫弱之上。因此，南北要对话，贫富国家之间要合作。同时，还要充分重视南南合作，即发展中国家之间人力物力和科技力的交流。
和平和发展是我们时代的新特征，这个论断也从根本上提供了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理论基础和安全保障。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强调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所以准备大打、早打，这使得我们的工作立足于“准备打仗”这一方针。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大量的国家资源被消耗于备战之中。再加上阶级斗争论对社会生产造成的破坏，本应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而体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长期得不到有效的发挥。而和平与发展论的提出，则随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修正了我们对时代的看法，从而给我们集中精力、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保证。
在邓小平同志对新时代特征的深刻揭示下，我党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也摈弃了那种划线自伤的做法。在七十年代，由于我们过分强调三个世界的理论，硬是把美苏树为我方的对立面。同时，对百余不发达或欠发达国家统冠以第三世界。其实，第三世界内部各国政治法律制度各异，经济发展又程序不一，有贫穷落后的最不发达国家，也有欣欣向荣的新兴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文化社会面貌也迥然不同。把这么多国家笼在一起，视它们之间的种种矛盾而不顾，无疑是欠妥当的。更有甚者，在当时条件下，人们还有把美苏革命寄托于它们国内人民起来造反的想法，这完全犯了对它国国情不明了，对世界革命的期待急燥化的错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将最终使我们自己的事业遭受损失。在分清了时代特点之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扬弃了划线区分敌友的作法，这同国内建设中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上指出，邓小平外交方针的首要思想就是高举独立自主的大旗。新中国刚成立时，为急于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的封锁，中国外交曾大幅向苏倾斜。在经过了五、六十年代苏联撤走专家、中断对华援助之后，中国人民深深体会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自七十年代后期起，为抗衡原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我国采取了联美抗苏之策，中苏美之间渐而形成独特的战略“大三角”关系。与此同时，中国还是十分强调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即使是在中美关系处于发展最顺利之际，邓小平同志依然指出，中国人民“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
这一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在“六·四”风波之后，发挥得尤为淋漓尽致。面对美国对华施加的种种“制裁”手段，中国没有就范。相反，在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之际，美国却不得不陆续解除对中国施加的“制裁”措施。美方自1993年起接连派出要员来华访问，并于1994年5 月最终使“中国人权问题”与美国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脱钩。临近1994年底，在中美关于知识产权的谈判中，中国再次坚持原则，力陈己方为保护知识产权已经采取的巨大努力，又坚持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现阶段为保护知识产权所可能达到的极限。虽然此次谈判没有取得成功，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主权、不怕报复的行动，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外交战略的另一独特之处，在于他充分懂得因时因事施展外交方略。他的外交路线柔韧兼具，原则性同灵活性得到很好的结合。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他明确告诉英方，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是不容谈判的。在“六·四”风波后接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邓小平同志同样义正词严地指出：“要中国乞求，办不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32。）同样，在香港问题上，为了充分照顾香港的历史和现实，邓小平提出香港在回归祖国后可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且50年不变。这种治国思路前人不曾有过，将给世人解决历史上各种遗留下来的问题或冲突带来方法论上的启迪。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路，考虑了港英方的利益，但根本上是保障全中国人民的利益。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不改变，香港的繁荣不改变，将对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带来莫大的福祉。
小平同志在外交谋略上使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得以有机统一。他曾经表示，我们在世界上不做附庸，也不搞霸权；不示弱，也不逞强；不怕谁，也不惹谁；不当头，也不低头。这一思想在中国处理南沙岛屿领土主权争议中同样得到充分展示。众所周知，南沙诸岛自古即是我国领土。但在近年，一些周边国家出于经济等多种动因，纷纷对南沙提出主权，而西方一些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也乐观事态发展。在处理国际上领土争端时，各国都会考虑“主权不可谈判”的原则，中国颁布《领海法》意图也在重申中国对这些岛屿地区的主权，并保留中国为维护国家主权而采取必需手段的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我国提出了“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主张，建议所有对南沙归属有争议的国家合作开发海底资源，把归属问题本身留给后代去解决。“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观点充分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诚意，也是中国在坚持主权的情况下对具体操作给予最大的灵活度。这是邓小平外交韬略的一大特点。
邓小平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国谋发展的外交战略，还表现在他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所表现的战略家的韬略。“六·四”过后，中国外交一度面临困难。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冲击，西方一些狂妄之徒叫嚣“社会主义终结”。他们想当然认为，中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步原苏联的后尘，社会主义中国也定将分崩离析。国内的一些同志，或认为苏联的跨台使世界革命的中心完全转移到了中国，中国应挑起领导世界革命的担子；或对社会主义事业信心不足，在实践中只是以堵的方式来抵御“和平演变”。
后一种做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制度的改变并不表明社会主义的终结，而只是说明社会主义的模式需要更新，如若不然，要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仍然一成不变，那就只能死路一条。变，要变在哪里？在于搞活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只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得到发展，社会主义才能焕发生机，社会主义制度才会对人民群众产生吸引力。这是“苏东冲击波”带给人们应有的教训，苏联垮台给中国的强烈提示就是必须迅速发展自己的生产力。
而前一种观点，即乘苏联解体之际高举起中国这面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领袖的旗帜，或许对一部分同志还有吸引力，其实，这种想法导致的后果很可能比悲观失望、丧失信心引起的后果更为致命。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刚刚遭受重大挫折之际，当中国自身实力远非强大之时，强行顶风扯旗只会使自己陷入更加困难被动的境地。
在引导中国外交向何处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外交思想再一次表现出实事求是、一切为保障中国安全而考虑的特点，邓小平同志的基本思路是，在世界上减少阻力，增加助力。他提出，中国当时的外交方针，“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21。）。这是用以指导那些容易消极失望的同志的。在工作的策略上，邓小平同志十分强调韬光养晦。他说：“我们千万不能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63。）
邓小平同志这一“绝不当头”之论，蕴含着为中国负责的极深含义。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可以在国家利益上找到归宿。邓小平的深邃韬略在于，他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在中国自身仍亟待起飞时，中国绝无力在世界上无谓地充当某种意义上的领袖。在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之时，中国绝无意当“头”露“面”，无谓地引来国际阻力。中国需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利集中精力赢得相当一段和平时间，以图国力的腾飞。
事实也证明，在邓小平外交韬略引导下，我国外交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低姿态，这为我国外交减少阻力赢得了宝贵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我国国民经济持续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炫目的成绩。
总之，邓小平的外交战略处处体现了他从实际出发，在对中国国情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以一切最有利的方式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当代中国伟大的战略家、改革家和爱国者，邓小平留给了我们巨大的思想财富，它必将指导我们披荆斩棘，去夺取现代化建设的不断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