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方哲学中语言与哲学命题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谈论文,命题论文,哲学论文,语言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初期，我国学术界普遍意识到当代西方哲学对语言的重视，开始研究语言在整个哲学系统中的重要地位。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发展宏观上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模式，即古希腊哲学本体论、近代哲学认识论和20世纪初语言哲学。
20世纪初，哲学研究从认识论转向为语言。研究语言的意义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对这次发生的“语言转向”，人们提出了更具有根本性质和逻辑性质的说明，认为哲学并不直接研究外部世界，直接研究外部个别的和部分的具体科学的是各门经验科学；哲学来自哲学家们的理性思考，来自对人类知识、文化、观点和社会实践的抽象的概括，哲学是通过对知识的概括来达到对世界的认识，是对认识的再认识，是对概括的再概括；在以研究人的理性和人的思想为己任的哲学中，我们能直接把握的不是人的内在的、隐秘的灵魂，而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理性。人们常说人是理性动物，是社会性的动物。既然如此，了解人们之间如何借助语言达到理解与交流，就成了懂得人的理性或思想的前提。语言的意义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①“语言转向”使哲学命题的研究得以在语言的意义上进行研讨。
一
哲学思维和对语言问题的思考密不可分，二者的联系与纠缠源远流长。与人类的其他活动相比，哲学思维更不能脱离语言。因为思想的对象和思想过程本身必须依靠语言才能转变为他人思想所能把握的东西。从远古时代起，哲学问题就和语言问题联系在一起。语言的产生和人类社会的形成是同步的。没有语言也就没有人类及人类社会。在人类认识史上，人的思维和语言具备了相当的概括能力联想能力之后才形成为哲学。哲学是人的语言、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高度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产物。
人类把古希腊看做哲学的发源地。在古希腊时期，已有了语言哲学观的萌芽。赫拉克利特是主张语词包含事物本质的第一位哲学家，他在语言中看到了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最恒定的东西。在他看来，人类语言的结构反映了世界的结构。赫拉克利特的哲学非常重视语言，这表现在他是第一个把“逻各斯”（logos）概念引入哲学之中的人。 “逻各斯”原意为“语言”，还有说明尺度之意。“逻各斯”这个具有多义性的古希腊词在赫拉克利特哲学中具有理性、规律的含义。赫拉克利特的哲学非常重视语言及其表达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认为语言是实在的复本。
赫拉克利特的语言观和他的宇宙观、本体论紧密结合在一起。他的“一切皆流”的宇宙观，即“万物皆流”、“万物皆变”的观点，是以其语言名称的意义为背景进行探讨。语言能否明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语言能否确定每时每刻不断变化着的事物在不同时间上的名称？赫拉克利特说过，“你们使用事物的名称，仿佛它有一种执拗的持续性。然而，甚至你们第二次踏进的河流也不是第一次踏进的那一条河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命题表现出赫拉克利特的至高禀赋和非凡的直觉思维能力（列宁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他认为宇宙万物永远流动，世上没有常住不变的东西。按照这一观点，世间事物无法予以名称。因为它在这一时刻是这个东西，在下一时刻就变成了另一个东西。如果给它加上了一个固定的名称，似乎就暗示了它是个固定不变的物体，像时间长河中被冻结了的东西。另外，人的智能也不可能对一事物在每时每刻变化的特定形态赋予不同的名称。人创造词语的能力再大，速度再快，也赶不上万物瞬息万变的速度。
关于“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命题，有人会提出：“那么，第二次踏进的河流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算，这种针对宇宙万物的提问可以无限类推。“提问”可以予以解释，但无法赋予无限的名称。问题在于，语言能否完完全全反映每时每刻变化着的万事万物变化。对这种语言与哲学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词语意义与时间性的关系。他认为，名词与时间无关，动词与时间有关。名词和动词只是一种表示，只有名词而无动词或只有动词而无名词时，语言无法进行任何意义上的陈述。他主张命题应该是名词和动词的结合，然而，他似乎更重视动词在命题中的作用，尤其强调动词的时间性或时态性。没有动词就无法形成哲学命题。“两次踏进”命题中，名词“河流”表示事物的恒定本质或属性；动词“踏进”或“两次踏进”反映事物的时间性或时态性。第二次踏进的“河流”固然不同于第一次踏进的“河流”，因为其物质属性肯定有了至少极微的变化。但这种变异不足以改变这条河流之仍称为河流的属性，不足以改变它与山脉的对立存在。美国语言学家派克（kenneathL.Pike）关于音位理论，即音素或语素的变异并不足以改变其音位或语位的属性，也进而证明整个社会现象领域都存在着常体和变体的对立②。当然，“两次踏进”这句话的表述不是以精确的“每时”、“每刻”、“每秒”为物体变化的基准时间单位，它的时间概念是模糊的。这正反映了哲学命题本身具有模糊性和灵活性的特点。这种模糊性体现在大体可分为“现在”、“过去”和“将来”的三大时间范畴的人类时间概念上，其灵活性体现在各大时间范畴中的“一般时”、“进行体”、“完成体”等可区别性的动词的各种时态结构形式及其意义之上。模糊性中隐含着灵活性。然而，模糊性的具体化将失去命题的灵活性。因此，“两次踏进”的命题在“第二次踏进的河流不是第一次的河流”的题目下成立；而在“第二次踏进的河流是什么？”的题目下不能成立。在这里，哲学命题的意义与语言的意义交织在一起。这是以语言的意义来把握世界的早期古希腊语言哲学思想。
二
研究语言和存在问题。现在西方哲学中，海德格尔在此研究上无疑是划时代的人物。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存在”一词是关键之词，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提出了“语言是存在之家”的命题。他认为，二千年来西方哲学家忘记了“存在”的问题，即追问存在意义问题。因为“存在”一词最为常用，是变得最普遍、最空洞、最模糊的概念。海德格尔始终追求“存在”，从未否认过“存在者”，包括自然世界的客观存在。存在总是存在者之存在，没有存在者也无所谓存在。存在者的全体可以分门别类成为知识的具体确定领域，例如，历史、人类、语言、自然科学等，反过来又可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研究中“一切本体论无论可能具有多么丰富严密的范畴体系，如果不首先充分阐明存在的意义，并把握作为它的基本任务的这种阐明，从根本上说，仍然都是盲目的。曲解了它最特殊的目的”③。因此，哲学本体论研究应该先于一切具体科学的研究，为它们奠定基础。然而，本体论研究的对象是存在问题，研究存在问题的方向应该是追问存在的意义。所以，他认为存在的意义问题是哲学的中心问题，哲学的唯一的主题，“哲学就是对于存在、存在的结构及其可能性的理论的概念阐释”④。
在本体论中，由于“存在”一词本身的模糊性，使人一旦正视它时会觉得确实不好解释。恩格斯在探讨本体论时也遇到了“存在”一词的复杂性问题。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一文中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的愚昧的观念。”对于“存在”一词，恩格斯在后来的《反杜林论》中进一步做了修正。恩格斯指出，根据杜林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论断来看，“存在指现实中的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世界统一于这样的存在，不能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元论和有神论”。因此，恩格斯把本体论中“存在”规定为物质意义上的存在，而不是观念的存在。后来，恩格斯以意识和物质、精神和物质来阐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用思维和存在⑤。恩格斯的“存在”是把精神现象（包括语言现象）排除在外的“存在”。恩格斯的彻底唯物主义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关系“存在”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其实，古希腊哲学早已探讨过“存在着不存在者”是否属于“存在”的命题。所谓非存在之谜就是这样。甲乙两人正在争论是否存在“龙”。甲认为“龙”不存在，乙认为“龙”存在。乙问甲一句：“你认为不存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甲必然会答到：“是龙”。这样的回答本身就使人感到有一种被称为“龙”的东西的存在。只不过在现实物质世界中它没有存在的属性，不是以真实的实体存在，而只是观念上或语言上的存在。我们常说“龙的精神”、“龙的传统”、“龙的文化”等等，这些都确确实实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作为无形的存在而存在，尤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文化中存在，并且具有深远而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里，“龙”是存在者之存在。
在海德格尔看来，包括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在内的“存在”之存在形式是语言形式。因而，他提出了有名的“语言是存在之家”的命题。“语言是场所，即是存在的寓所”⑥。这就意味着“既然存在使存在者可接近，那么除了通过语言的寓所以外，我们无法接近存在者”⑦。在海德格尔哲学中，语言与存在之间有着一种本质的联系，语言成了他探讨存在问题的出发点。海德格尔指出，“存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家之中”⑧。存在本质上是非隐蔽的，只有“通过思想在语言中”得以发生。存在“永远在走向语言的途中”⑨。简言之，存在的思想必须走语言之路，能与人发生关系的存在必然是以语言形式出现的存在。“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伽达默尔以其显豁的语言表达了这个思想。语言是人与存在的中介，也是它们统一的体现。言说者必须先领受存在者的存在，才能真正地言说。人，就是呼应存在之言的存在者。人，即使一言不发，默默劳动或自娱，人仍在说话。实则人的一切活动都借助于语言，语言与每一个人及与人的社会命运攸关。因而，谈到存在就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命运奠基于一个民族对存在的当下牵联之中。所以，存在问题将把我们最内在地牵引到语言问题中去。”⑩进而说明“语言是存在的寓所”。
古希腊哲学家们提出过的话题——传达问题成了当代哲学研究的中心。如果人们只想着自己具有关于某物的思想，这不可能成为科学。只有当这种思想成为可交流、可理解、可讨论、可争辩时，科学才能发生。换言之，主体间的可交流性和可理解性取代了人的认识能力、来源及界限，成了哲学的中心话题。以人为主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哲学”，也就是转向了与相互理解、紧密相关的语言哲学。
语言、世界和人三者的关系是哲学中研究语言的重大课题和基本前提。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因为有了语言才能说话，才能彼此理解、相互勾通。处于聚集状态之中的人又形成了人类社会。“语言的根本特点就是能表达出不在场的隐蔽的东西”(11)。语言、言谈总是在现实的、具体的背景中进行。这种情景是隐蔽在直接言谈背后的东西，但语言、言谈总是能追问到这隐蔽的背景中去。语言、言谈只有在隐蔽处才发挥其意义(12)。
当代西方有些哲学家提出了“横向结构”的概念。所谓的“横向”指的是从现实具体事物到现实具体事物的意思。也就是说，从当前在场的现实具体的东西超越到其背后的未出场的东西之中去。这种未出场的东西和当前在场的东西一样是具体的现实事物，而非是抽象的概念。“横向超越”与本体论、认识论哲学中那种从现实具体事物到永恒抽象的本体世界的“纵向超越”大相径庭。海德格尔哲学中的从显现的东西到隐蔽的东西的追问就是横向的超越，而不是纵向的超越(13)。没有语言的思维和没有语言的想象都不存在，因为有了语言、思维和想象，人们才能体会到直接言谈的背后的意义，才能实现“现实具体事物超越到不在场的现实具体事物”(14)。只有横向的超越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和相互沟通。
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人的意识活动，通过意识对某一对象的念及、表达行为与对象性的东西才建立了联系。语言作为符号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是人的意向性活动赋予它以意义。意义不但与赋予活动有关，还与赋予活动的内容有关。海德格尔阐述过，存在也是人的存在，“语言是存在之家”。人生活在世界上，意指人生活在语言中，语言是人的世界，人把语言和存在联系在一起。因而可以说，人、语言和世界是一而三、三而一的。语言与世界不可分，就此而言，人是以语言的方式把握世界、拥有世界，仿佛整个世界漂浮在五彩缤纷的语言上面。人、语言和世界密不可分。语言是人与世界、人与人发生关系的媒介，不存在脱离人的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因此，对语言的考察、辨析或把哲学问题与语言问题融为一体，研究语言在整个哲学系统中的地位，已成为当代西方哲学横向研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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