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革命史观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史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之于中国近代史的许多论述曾经是激励共产党人率领劳苦大众改天换地的精神武器，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指导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前提。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的近代史论问题似乎已越来越明显地摆在研究者面前。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之于中国近代史的有关论述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与国情的正确认识，这些论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确立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依据，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性已为革命本身的巨大胜利所证明，故近代史学术界无须怀疑甚至试图放弃这些最富指导意义的论点而标新立异。至于对毛泽东的革命史观及其论点的内容、特点与指导作用予以具体分析，倒是一项弥足重要的任务。
无庸讳言，若干年来，对毛泽东的近代史论予以介绍、归纳和评述者大有人在，但似乎还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具体考察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语言环境里的不同论述，很少根据革命史观的有关特点，比较具体地分析它对近代史学术界的指导作用及其相应的缺陷。“学而后知不足”，是为人类认识过程中比较常见的学习态度，也是笔者试写本文的一个出发点。以抛砖之劳得引玉之获，则是笔者所诚心期待的。
一
大概因为家庭条件与地理环境的制约，起自垄亩的早年毛泽东之于鸦片战争以来近代政治风云与社会变迁脉络的把握并不具有先进性特征，反而显得有些滞后。直到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才从《民立报》上得知早已闻名遐尔的湘籍革命元戎黄兴其人，也才“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①。求学省会的6年生涯无疑是毛泽东探索真理和陶冶情操的重要时期。如火如荼的现实斗争迫使他从了解宇宙的“大本大源”入手，思索国家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故所读之书多属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而不是从故纸堆中寻找近世历史资料，甘当足不出户的治史学究。他对精于“内圣外王”之道的乡贤曾国藩的叹服便由此而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出新一代的民族精英，毛泽东以后来居上的姿态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如果说在此之前，孜孜学子毛泽东因个人旨趣与抱负不同，不曾把很多时间与精力用于大量收集与仔细研读近代史资料方面，那么在此之后，戎马倥偬的毛泽东因缺乏精心研读近代史籍的时空条件而作罢论。即使有时利用马上工夫读点史籍，也多属《资治通鉴》和《容斋随笔》之类古史著述。及至1939年1月，他在致陕北公学的历史教师何干之信中，所表示的自己“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的意愿，也因种种原因，终生未能如愿。
尽管如此，作为扎根于中国历史土壤的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不可能避开中国近代历史来谈论革命的现状与未来，不可能不思索和阐述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从而融化在自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中。他往往根据自己接触过的某些资料和范文澜、何干之等人的研究所得，尤其根据曾经切身感受或耳闻目睹过的有关历史场面与历史因素，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洞察力与概括力，按照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来阐述中国近代史。
毛泽东究竟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哪些问题作过比较集中和比较具体的论述呢？这似乎是一项有待系统整理的工作。概括起来，他的近代史论述大致可分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近代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性质。毛泽东在他的哲学名篇《矛盾论》中，根据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近代社会两个主要矛盾——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在各阶段的具体变化情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则概括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②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毛泽东综合同时期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成果，作了如下概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③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之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④。
2.关于近代历史的基本内容及其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场合，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基本内容的概述不尽一致。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⑤。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西方列强对华的侵略活动，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⑥还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从战争史的角度来概括近代历史内容。作者列举中国人民几次反侵略战争与“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与辛亥革命，认为“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⑦。
关于近代历史发展阶段，毛泽东经常列举一些重大事件来说明。《五四运动》一文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⑧。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又增加了中法战争、五卅运动和抗日战争3个阶段⑨。
3.关于欧、美、日列强的对华侵略。这是毛泽东论述较多的话题之一。一方面，他承认外国资本主义“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⑩；另一方面，他又提醒人们：“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1)。他还列举西方列强借侵华战争强占和租借领土、索取巨额赔款等大量确凿的事实，揭露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罪行与本质。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的结论，就是在此基础上瓜熟蒂落的。及至1952年，毛泽东致黄炎培的信中还强调说：“中国现代的革命，首先和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故可以上溯到反鸦片战争的林则徐及广州的‘平英团’”(12)。
4.关于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毛泽东在阐述“农村包围城市”的现代革命理论时，难免涉及到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问题。他上溯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下察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当时的农民运动，从而得出结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3)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则是“革命先锋”(14)、“革命的骨干”(15)或“主力军”(16)，是“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17)。他多次强调：“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18)“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9)“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20)。
5.关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多次谈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所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他有时将“敌人的力量太强”和“自己的力量太弱”当作两个并列的原因(21)；有时则只强调前者(22)。在具体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他有时强调缺乏无产阶级政党领导(23)；有时则突出“帝国主义之绞杀”之危害(24)；有时还说“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25)；有时则归结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软弱得很”(26)。
二
综上所述，毛泽东不是以史学工作者或史学家的身份来仔细研究和全面论述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中国近代史，而是以革命领袖的身份来概述同现实革命斗争密切相关的部分。他的全部论述都是围绕革命史观而展开的。所谓革命史观，就是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品评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事件与人物的一种历史观。它既是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或中国化的一种理论表达形式，又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革命史观对研究和阐述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目的、重点乃至价值尺度都有某些相应的规定性。
在毛泽东的革命史观里，研究和阐述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为了宣传和普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而不是像专业史家那样尽可能收集历史资料，力求弄清每一个历史问题的真相，也不是旨在全面地分析历史遗产，系统地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是非得失，十分看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革命史观的研究重点或视野大都是同现实中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内统治阶级的斗争密切相关之近代人事，亦即近代历史中的革命史部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史，而不是内容丰富的近代通史。革命史观的价值尺度主要有二：一是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二是历史主体的主要活动形式与主要活动内容——反帝反封建的暴力斗争。凡是符号这两个尺度的近代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毛泽东都予以充分肯定，不符合这两个尺度的则予以否定评价。
毛泽东作为职业革命家和革命领袖，试图以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为主要线索来概述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内容，阐明近代民主革命斗争的性质与动力，分析其失败原因，其出发点是无可非议的。他的革命史观及其近代史论点不仅纠正了若干世纪以来封建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诬蔑和诋毁历代农民起义所造成的历史偏见，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创立，而且同他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革命诗词和遒劲畅达、豪情恣肆的书法交相辉映，一同化作声声鼓点，激励着亿万人民冒着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恩格斯说过，“站在这方面或那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兼用。”(27)毛泽东无疑属于后者。他是运用历史知识来指导现实革命斗争的能手。
毛泽东的革命史观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形成的，它并非孤立无援。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与人民疾苦，既使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是接近或倾向于革命史观的。著名清史学者萧一山就曾坦率地承认：“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史心。因为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依它为枢纽而变动的。我们为什么革命？因为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不得自由，不得平等，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抵抗是人类的天性，我们能不努力自救么？”(28)在30年代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罗吟圃等人也认为“要根本上排除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应从打倒帝国主义，推翻现社会制度入手……这两个问题如果没有先行解决，其余一切的实业计划的建设，工程步骤的筹谋等都是不切实的。”(29)
毛泽东概述近代史多变性特征也显而易见。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表明：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近代历史基本内容的概述就颇不相同。在个别场合，毛泽东也强调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认为“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30)。有时，他又强调资本主义“这条路是走不通的”(31)，“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32)。这些论点在各自的语言环境里，也许还不难使人理解和把握，倘若综合起来去领会，似乎还难以使人深得其中三味。
就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原因而言，毛泽东的好几个论点都还值得进一步推敲。例如，断定历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绞杀”，就显得过于绝对化。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固然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同西方列强达成协议，一致对付太平军，但后者之所以被绞杀，主要还不是因为西方列强为虎作伥，而是因为起义领导者内讧与腐败而自毁长城，使屡败屡战的湘军步步逼近，最终血洗天京。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也不是因为帝国主义者的绞杀，而是因为反清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而革命党人的主观条件并不成熟所致。至于西方列强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所采取的“中立”政策，倒是值得客观分析和重新评价。
至于说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在借历史话题，向人民群众作政治宣传，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而不应视为历史科学的结论。因为辛亥革命时期还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毛泽东有时还把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与剥削当作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此论似乎也值得斟酌。辛亥革命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与剥削，恰恰是这场革命没有成功的主要依据，它还无法同时构成革命的失败原因。无论是归纳失败原因，还是总结历史教训，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辛亥革命有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而在于辛亥先驱们是否真有“毕其功于一役”的能力和诸多历史条件。应当把失败原因同历史局限性两个概念适当区别开来。
平心而论，作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家与领导者的毛泽东同马克思和列宁有所不同，后者的历史研究与有关理论准备都显得比较充分。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无疑具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不过，它主要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理论原理，根据共产国际在某些时候的正确理论指导，通过毛泽东等人对活生生的现实革命斗争的体验与总结而逐渐形成的。毛泽东往往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33)身份来阐述同现实革命斗争密切相关的历史问题与理论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为可贵之处似乎并不在于理论本身的周密性与一贯性，而在于它的实践性与实用性，在于它能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充实或修正。
三
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近代历史的一些论述和见解就曾深深地影响着周围一些革命的史学家。他经常同范文澜等人商讨近代史问题，互相切磋，互相帮助。范文澜等人经常提供毛泽东所需要的有关史料与心得，甚至协助他撰写近代史方面的文字。他的革命史观与有关史论则给范文澜等人以指导和启发，并且逐渐融化在后者的论著里。50年代所形成并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三次革命高潮”之说便是对毛泽东革命史观的具体化和系统化。革命史观曾经有过无可替代的学术地位，推动过近代史研究的开展，这是无庸置疑的。
70年代以来，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出现，近代研究领域也比较活跃，学术争鸣也不断出现。当有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具体研究所得，试图对革命史观以及“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的研究格局与价值体系有所突破时，有一部分研究者不赞同这种“标新立异”，主张通过拨乱反正，进一步清除历次政治运动对学术界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回到毛泽东的论述中，继续用毛泽东的近代史论点或曰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工作。窃以为，笼统地强调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之于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无益于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对于毛泽东的近代史论述的指导作用，仍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就指导意义而言，毛泽东的近代史论点大致可分以下几种情况：
1.有的见解不乏真知灼见，至今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不难给人以启迪和教益。毛泽东对学习和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性的论述及其实践唯物主义思想与方法论就是如此。还在半个多世纪前，他就严肃地批评某些共产党员不懂历史知识(34)。他提醒人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35)
2.有的见解原本是十分正确的，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或者被误解，从而出现偏差。
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36)长期以来，毛泽东所揭示的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不平衡规律不曾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在连年迭出的近代通史性论著与高校教材中，很少有人花一定的笔墨来展示这种不平衡性，往往流于以偏概全。人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过程的“开始”、“加深”、“进一步加深”、“形成”和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进一步发展”的表述往往千篇一律，形同套语，很少有阐释通商口岸与内地之间、京师与地方之间、内地与边陲之间、江河流域与山地之间、工商都市与一般城镇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铁路公路沿线与闭塞村落之间、汉人居住区与少数民族居住区之间的种种差异，不少省区的近代地方史论著的体系与章节标题都与全国性的通史论著大同小异，尽量按照“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去编排，尽量寻找一些地方史资料来论证同一问题而已，似有削足适履之嫌，好象只有土特产才能体现地方特色。
毛泽东曾经提醒人们遵循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综合的科学方法来研究近代史，先作个案研究，再作综合研究(37)。长期以来，不少研究者也相对忽略了毛泽东这一颇具方法论意义的建议，误将毛泽东的全部近代史论述当作不可移易的综合研究成果，往往满足于经院式的研究模式，注解不嫌其多，结论唯求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妨碍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这大概是一贯鄙弃教条主义的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
毛泽东总是把近代的中国与当时的中国（即我们今天常说的现代史部分）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整体过程与全局中来考察，既反映了他对历史与现实之联系的深切关注，又体现了他那与众不同的宏观视野与整体性研究方法。相比之下，学术界以1919年为界，将110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一分为二，长期形成“割据”局面。尽管有人在50年代就对此提出过异议，“近代史”同“现代史”似乎还是井水不犯河水。更有甚者，有的人皓首穷史，就研究那么一两件事，或者就研究那么一两个其难度并不算大的人物。个中现象，显然亟待克服。
3.有些论述基本正确，至今还能经得起推敲，不过相对简约，有待深化。毛泽东对近代社会性质与主要矛盾等问题的概述就是如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具体内涵及其实质是什么？这两个“半”是在什么基础上抽象出来的？彼此的关系究竟如何？近年来，有的学者对此作过许多有益的探讨，还可在此基础上继续思考。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无疑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但这对矛盾的内涵究竟怎样？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同中国落后的封建主义文明的矛盾层面是属于民族矛盾外壳所包含的内容还是属于民族矛盾之外的内容？如果结论是后者，那么，为何那些顽固守旧者常常轻而易举地博得“爱国”时誉而稳操权力斗争之胜券，一些“师夷之长技”的有识之士却往往被詈为“汉奸”而为国人所不耻？如此错综复杂的现象，光靠毛泽东原有的表述来解释显然不够，还需要新的理论阐释。
4.有一部分论述主要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根据不断变化的革命斗争形势与实际需要有感而发，不仅论点不一致，变动不居，而且还不全符合历史实际，需要慎重对待。本文第二部分所提到的毛泽东对近代历史的基本内容，特别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原因的多变性概述就是如此。倘若不加区别地用来指导近代史研究，甚至取代具体研究工作，党同伐异，学术研究则不啻重演当年红卫兵打“语录仗”的历史，谁都想说服对方，结果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又如，《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无疑是一篇论述近代历史颇多的文章，也是史学界经常引用的文章。窃以为，与其说它是一篇很有史学力度的作品，还不如说是一份辩论性和论战性很强的对美政治宣言或外交声明。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强调“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38)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以此作为分析辛亥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与革命性质的主要理论依据，甚至取代具体研究。而事实上，尽管辛亥革命的发生同“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民族危机息息相关，但旨在推翻清朝腐朽统治，期待西方列强同情与支持的辛亥革命主要是革清王朝及封建专制制度的命，当无疑问。同样是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制约下的清朝统治者是否完全成了帝国主义者的“走狗”，我们姑置不论，至少打“走狗”并不完全等同于打主人。“打狗欺主”不过是从观念出发的逻辑推导从而约定俗成之论。否则，无论是同盟会的宣言，还是南京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孙中山一代先驱为何一再声明保护列强在华利益，而且唯恐外人对这场革命产生误会，就令人费解了。
该文在驳斥艾奇逊关于西方文明的输入引起中国社会的“骚动和不安”的论点时，再次从总结近代民主革命斗争屡屡失败的教训之角度，强调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都“软弱得很”，“宣告破产了”，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学就灵”(39)。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些论点仍然是为了批驳政治敌手的需要，也未经十分严谨的科学论证。就历史科学而言，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说进化论在中国破产了，似不确切。由严复译介的进化论既是一种学说，也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范畴，且不说它如何飓风一般地在神州大地产生震动，影响及于康梁乃至孙黄乃至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乃至毛泽东本人，至少进化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马克思主义者无须彻底摈弃或否定进化论而另起辩证法之炉灶。因为进化论恰恰是促使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诞生的19世纪三大自然科学成果之一。马克思在谈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时就说过：“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40)。列宁也强调说，在进化论面前，一切“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才显得软弱无力(41)。
第二，孙中山一代辛亥先驱所引起的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只是相对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也只是相对的。既使在蒋介石的军事统治时期，天赋人权论也常常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许多民主党派同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独裁作斗争的有力武器，并没有完全失去其战斗力。国统区的合法政治斗争就曾有力地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武器批判，常使独裁者蒋介石陷入政治上的被动。列宁说得好：“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人类走到了资本主义，而只有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掀起世界工人运动，造就在全世界组织成政党的千百万工人，建立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社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42)也许是基于同样的认识，老同盟会员出身的共产党人林伯渠站在延安宝塔山下抚今追昔时，就曾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43)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无疑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密不可分，不过，后者还不是决定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因素。否则，如同有的研究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来论证毛泽东的近代史论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绝对科学性一样，将不适当地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最终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之所以最终取得胜利，当离不开包括辛亥志士在内的无数爱国先烈英勇奋斗所构成的量的积累，这是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文已经昭示着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革命的胜利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外，还离不开毛泽东为首的民族精英对这一理论的创造性运用，离不开他们前仆后继的奋斗，甚至还离不开日军侵华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政治阵营所出现的有利于革命者的某些变化，离不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胜利这一整体格局对中国时局的重大影响。
5.有相当一部分论述不是针对历史，而是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而展开的，且不说革命的功利主义有时是否会影响到立论的准确程度，至少人们对现实问题的阐述一般都存在资料不足的缺陷。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当年写《法兰西内战》一书的情况时指出，书中的某些结论是“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推导出来的”(44)，因为当时还无法获得比较完备的材料。恩格斯还承认，在理论的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往往不得不计算不完全知道的数量，而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用思想的首尾一贯性去帮助还不充分的知识”(45)。应该说，毛泽东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实际表现与作用的评价，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定性分析等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类似的不足。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之估计也略为偏高。他充分注意到了农民的数量，却相对忽略了农民的质量。他看到了农民的普遍贫困所决定的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却对提高小生产者的革命觉悟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够，其中有些论点同历史实际以及马克思和列宁的有关论述还不一致，还需要我们从历史事实出发作出一些具体分析。
6.毛泽东的革命史观与有关近代史论述自成体系，用以指导近代革命史或党史研究无疑是恰当的。倘若原原本本地拿来指导近代通史研究，所有论题都围绕毛泽东的论点而展开，然后以结论形式重复或回归他的论点，似嫌研究力度不够，而且不过是一家之言，不应妨碍或阻止从更为丰富的史料出发，从多种角度、多个层次，利用多种理论与方法去深入研究。因为近代通史毕竟不等于就是近代革命史，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不能取代前者。倘若用革命史观的视野与价值体系来指导近代通史研究，就难免以偏概全，革命史观的某些片面性就容易捉襟见肘。这种片面性是整体上的革命史观所决定的，并非仅是个别不妥当的结论所致，不是放弃或修正个别论点便可解决问题。
历史是丰富多彩的，也是错综复杂的，治史如同看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山的角度多一点，认识全貌的片面性就会相对少一点。充满血泪与悲欢的中国近代史尤其驳杂斑斓，任何一种历史观点或研究体系，任何一部近代史论著都不可能把它包罗万象地概述无遗。毛泽东的革命史观与近代史论述也不例外。在革命史观的研究视野与价值体系里，唯有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暴力反抗斗争才觉得醒目和重要，而“变成资产者”(46)的世界性近代历史潮流与相关的社会变革被相对忽略了。君不见，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近代中国的被动开放与被动改革，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传统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变化，都在革命史观的视野里显得无关紧要，甚至大谬不然。
恩格斯当年在批评德国一些青年学者把唯物主义“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时郑重提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47)科学探索既没有康庄大道，也没有终南捷径，它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和勤奋。
注释：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5页。
②③④⑤⑥⑦⑩(11)(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 (30)(31)(32)(33)(34)(35)(36)(37)(38)(39) 《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4页；593页；589页；595页；640页；1402页；589页；590-591页；558页；18页；526页；529页；570页；652页；653页；976页；528页；627页；608页；640页；1400页；1403页；656页；640页；981页；821页；756页；499页；498-499页；760页；1402页；1402-1405页。
⑧ 《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22页。《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将“土地革命战争”改称“红军战争”。
⑨ 《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增加了“中法战争”和“抗日战争”，未提“五卅运动”。
(12)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27)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28) 萧一山：《中国近代史概要·引论》，台湾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64年版。
(29) 罗吟圃：《对于现代化问题的我见》，《申报月刊》第2卷，第7期，1933年7月版。另见该刊同期郑学稼、樊仲云等人的论文。
(40)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61年1月。
(41)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
(42) 《列宁选集》第4卷，第55页。
(43) 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44)(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2页；第20卷，第376页。
(46)(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第4卷，第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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