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方谈话》范式创新的思考
崔猛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 《南方谈话》是对改革开放的新诠释与再表态，解决了改革的全局性、根本性和方向性问题，具有独创性特征。这一独创性谈话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式。研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需依托马克思唯物主义，导入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从理论范式创新和实践张力的视角，探讨谈话的缘由、内在逻辑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实践张力，对于“范式创新”及“范式转换”的运用及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为“内生”主体自觉力量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南方谈话》；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实践张力
1992年，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并开展会谈。而后中央对其谈话要点进行分析与整合，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南方谈话》。这一文件凸显其独创性，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式与思想资源。“范式”原指语法中的词语形式变化的规则，扩展为模式、范例含义。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则使用“范式”（paradigm）一词，“我选择这个术语，意欲提示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1]，即一种公认模型，从事同一特殊领域研究的学者所持有的共同的信念。但是范式不是用来重复构造一些事物，“象惯例法中一个公认的判例一样，范式是一种在新的或更严格的条件下有待进一步澄清和明确的对象”[2]，即指在一个科学共同体中，在理论发展过程中依据范式对实践中的时代问题进行辨别，看其是否可以纳入现有范式范围并“解谜”。同时理论本身也存在“测量成为不可能”的缺陷，在这些约束条件下还需发展，路径只能选择范式转换。[3]而范式转换的载体便是理论根据实践而发生的转变，即理论创新。如果把范式转换中理论之间的关系及理论创新比喻为山峰的话，当我们站在某一“理论山峰”回望时，会发现起点低山依稀可见，但高山依旧存在，我们需以现有理论山峰为起点，去登更高的山峰，这便是范式转换。而在90年代的中国，正站在处于中等的“理论山峰”，仍需向高山行进。为此研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需依托马克思唯物主义，导入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从理论范式创新和实践张力的视角，研究谈话的科学性和内在论理性及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实践指导作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成为“内生”主体自觉力量。
一、《南方谈话》范式创新的基础分析
理论范式创新的基础分析即是以实践中的时代问题为坐标系，结合实践的发展推进理论的范式转换。南方谈话正是孕育于改革开放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同志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两个方面，对中国面临的“左”的障碍及经济发展良机，对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和尝试，从范式创新的高度解决了困扰人们的思想难题，开启了新的思想解放进程。
（一）国际“大气候”分析
第一，严峻的国际形势：纵观整个世界，欧洲正在遭受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政治变革的后果，共产主义信仰崩塌。而在经济发展几近停滞甚至倒退的中国，共产主义的伟大信仰更是摇摇欲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对中国实施制裁，包括世界银行对中国的几项贷款推迟考虑、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申请讨论被无限期推迟等[4]；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在国际社会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大溃败”的观念，以此撼动民族信仰，在国内掀起了“中国根本不适合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在中国成为现实”[5]的资本主义思潮，出现了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此时亿万中国人对共产主义事业及道路产生质疑，国内国民的社会主义共识无法达成一致。针对这一形势，学术界的哈战荣[6]、吴建华[7]、韩亚光[8]等学者均认为，国际形势严峻，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人们思想上疑虑重重，中国面临何去何从的困境。为此，中国应何去何从，追求新的思想解放等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第二，有利的发展时机：90年代亚太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的地区，亚洲“四小龙”及日本已成为国际经济中关键力量。而当世人谈论21世纪是亚太世纪之时，很难忽视中国的潜在市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长足进展，投资环境得以改善，但按人均的产值和收入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除了亚洲“四小龙”外，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发展速度也快于中国，并且增长率相对较高。有鉴于此，邓小平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将会出现问题。1990年3月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指出：“现今人民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4%、5%甚至2%、3%，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这是个政治问题。”[9]站在世界发展的角度洞察优势，李正华学者指出世界性的新科技革命进程加快，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重组与升级，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既给中国带来压力，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0]。面对90年代的经济发展良机，中国的又一次变革悄然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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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小气候”分析
理论是范式的“实体”化延伸，因此理论的形成与存在的“合法性”需遵循范式生成的一般规则。范式对特殊“有解难题”或 “反常”的锁定，即实践针对性的存在与正确。[13]同时不仅要锁定难题，还要为问题的解决提供线索。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以解决实际问题——改变世界为逻辑线索。《南方谈话》锁定的难题是观念问题，邓小平从政策稳定、先行先试、解放思想、两手同抓、人才培养、历史方向六个方面为思维模式、社会主义本质观、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范式创新提供了线索。
方法论是世界观，只有创新的方法论，才能有创新的世界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邓小平同志纠正了发展是搞修正主义的错误认识，确立了发展这一方法是党执政后的一切实践的“工作中心”。范式创新成果着力达到理论表达方式的生活化、世俗化，将问题通过概念的平台“内化”为逻辑关系。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过程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20]这一生活化概念，发展尤其需注重经济方面，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反常”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发展成效显著。“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此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1]但是80年代后期的通货膨胀问题凸显，“经济过热”问题形势严峻，一方面提倡“放开搞活”，另一方面又搞用“只收不贷”的行政命令调整，针对这系列问题，邓小平注重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同时强调通过科技和教育手段，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80、90年代，世界的科学技术崛起，我国的两弹一星等高科技有所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论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决“有解难题”的关键，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格”方向。
在新的课程标准下，经过调查和研究，有效的教学方法就是教育学生进行规律记忆或者趣味记忆。这种记忆方式既省时也省力，能帮助学生长时间记忆英语词汇，并熟练掌握其英语语境，同时满足了新课标所提出的教学标准。因此，在新标准下，高中英语词汇记忆教学的有效性非常好，值得推广学习。
1.5.3 疗效评价标准 ①疾病疗效评价标准，临床痊愈：症状体征（咳嗽、咯痰、发热、肺部啰音）基本消失，疗效指数≥95%；显效：症状体征明显改善，95%＞疗效指数≥70%；有效：症状体征有所改善，70%＞疗效指数≥30%；无效：症状体征无改善或加重，疗效指数＜30%。疾病总有效率=（临床痊愈+显效+有效）/总例数。②咳嗽的起效时间：指服药后咳嗽评分下降1分所需要的天数（每24h评价）。③中医证候疗效评定标准，采用尼莫地平法。痊显率=（痊愈+显效）/例数。
二、《南方谈话》范式创新理论的内涵分析
第一，经济运行失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蔓延
(一)转变固有思维模式
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讲话，深刻回答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问题，解放了思想，坚定了信念，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如果把《南方谈话》的指导力定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战略性问题上，那么，可以从解决中国问题的视角分析此次谈话的实践张力和指导性。
(二)界定社会主义本质
贫困空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又好又快。革命是制度更替，改革是体制创新，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7]。这一全面、多维的概括突出两个特征。第一，在于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置于首位，强调有必要突破原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其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这从政治和思想上都是对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警示，暗指姓“资”姓“社”问题不能再继续争论。第二，要突破对计划经济的原有认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也是长期以来桎梏人们思想，限制人们改革步伐的关键问题。邓小平认为要解放生产力，“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8]。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经过长期的思考探索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同时建设社会主义要通过大胆稳步吸收借鉴而发挥优势。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观的解读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从“特征论”到“本质论”的飞跃，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在先秦儒家的理论中，男女之别被视为人伦之始。《礼记·曲礼上》云：“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郊特牲》又云：“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男女有别”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伦关系，是人区别于禽兽、进入人类文明阶段的前提与基础。然而男女有别并非单纯地表示男女之间的差别，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形成“男主外，女主内”，及“男主宰，女服从”的关系格局，进而建构男性中心的道德-社会-政治体系。
(三)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
1989年，物价上涨成为国家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人们开始大肆抢购以防价格过快增长，与此同时供应商囤积商品，国内通胀和供货短缺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除此，社会腐败行为普遍存在，部分反对社会主义的不安定分子将腐败现象归因于改革开放，他们蛊惑知识分子集会并大肆宣扬西方“自由化”思想，并发展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反革命暴乱。但党和国家不能因为风波动摇改革开放的信念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风波过后，国际上一些发达国为了自身利益对中国实施制裁，致使多数引进外商的投资止步观望，外贸出口下降，加之国家对经济的治理整顿主要以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等为主，致使经济滑坡，市场疲软，生产萎缩，发展速度近乎停滞。1990年到1991年间，一些地方出现了大批市场经济的批判风潮。黄宏学者强调虽然我国的经济一直在不断地发展，1979年出现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对于资产阶级的自由化的思潮，党内的一些人旗帜不鲜明，当时中国的改革在前进中遇到了许多新的课题。[11]国内经济运行基本秩序难以维持，对外开放更是步履艰难。
1991年1-2月，邓小平在上海期望上海人民更勇敢，更解放，鼓励上海干部群众要克服困难，勇于尝试，开辟道路。结合邓小平的几次讲话，上海《解放日报》先后刊登了皇甫平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四篇文章。文章对于固有观念提出亟待冲破的思想。这一系列文章引起意识形态界的反响，一些理论家指责此类文章带有僵化思想。因此一些人担心改革开放会滑向资本主义，《重提姓社与姓资》指出“所谓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就是为了暗度陈仓的精英们释放的烟雾弹”[12]。《人民日报》、《求是》、《当代思潮》等相继出现姓“资”姓“社”问题的文章，有文章甚至指责中央各级干部“两种改革之间的界限尚不明确，甚至连姓“资”姓“社”都不管不顾了”，可见在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中仍存有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当中国改革开放再次面临“左”的阻碍之时，邓小平同志深知中国的南方改革开放植根于人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定的生长根基，深化改革易于接受。于是在1992年春，八十高龄的邓小平毅然南下谈话。
第二，“左”的思潮根深蒂固
三、《南方谈话》范式创新理论的实践张力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十年动乱”使人们的思维模式呈现出二元对立思维、受人影响、不重实践的单一化、趋同性的倾向。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姓“资”姓“社”问题争执不下，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浮现，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阶段之际，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三个有利于”标准对人们思维模式实现突破与创新，鼓励先行先试。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4]与此同时，人们受到资本主义片面宣传的熏陶，盲目以为资本主义的技术、机制、观念等一概避之，便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一观念，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认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15]。他着重指出发展三资企业、引进外资及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必要性，这些不是简单的姓“资”姓“社”，姓“资”姓“社”也不是衡量一切的唯一价值标准。邓小平强调：“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6]可以看出，《南方谈话》突破了原有错误框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三个有利于”价值标准，打破了僵化的思维范式，实现了范式创新。
（一）《南方谈话》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战略决定意义的“一招”
战略是指具有影响整体的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谋划。战略性意义是指事物发展的关键和全局谋划的意义。《南方谈话》具有战略意义，反映在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及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和全社会共同富裕方面。此次谈话可喻为中国的第二次改革。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招”，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招”。这“一招”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一场新的革命。他不是原始经济体制纯粹“累积”[22]，而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革命”[23]，也就是从根本上改变镣铐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全新体制，鞭策中国现代化建设。二是改革是一项全面改革，重点在于变革经济体制。邓小平认为，实现现代化是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稳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这场革命要必然牺牲一切代价，变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同时只有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力的解放，才能真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视角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从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南方谈话》是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定格”与“构建”
《南方谈话》对计划与市场做以充分解释，实现范式的“解谜”功能，定格了我国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方向。正是在南方谈话的指导下，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先行的原则。具体来讲，既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又要坚持经济改革率先进行的原则。要充分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作为手段都被作用于资源配置和发展经济上。特别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价值，避免陷入姓 “资” 姓 “社” 的争论。除此，现阶段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首要问题，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依托科学和技术，依靠正确的战略思路，开拓新的战略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无疑是一个共同体概念盒子，需注重其整体性提供新的范式，奠定好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的根基。
（三）《南方谈话》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原则
话语的功能表现为人们之间表达和沟通的工具，话语只有贴近生活、符合大众口味，才能容易为大众理解、掌握和运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原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从南方谈话的背景及其内容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反对各种形式主义，倡导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其话语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源泉，立足实践是又一原则。新科学理论的提出是对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和补充，理论的提出与创新是站立在实践的山峰之上，南方谈话的发表也是如此。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勇于同错误思潮斗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果，是逐步形成与完善的话语体系。《南方谈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话语体系的实践创新，为未来的话语体系创新指明了方向、构建了原则。
《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范式创新与范式转换的新的理论标准。其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了对“范式创新”及“范式转换”的运用，为今后推动理论创新，实现“范式转换”具有借鉴价值。
仿真结果判读是根据虚拟装配过程仿真中的验证结果，依照相关的评价原则，对主装配过程中的干涉情况及人机工程进行分析与评价，对装配顺序、装配路径、装配空间、人机工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馈与优化，当通过装配工艺的改进仍然不能满足要求时，需要对产品设计及资源设计进行反馈与优化，直到得到合理的装配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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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累积”一词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如果科学就是流行教科书中所收集的事实、理论和方法的总汇,那么,科学家便是这样一批人：他们不管成功与否，都力求为这个特殊总会贡献。科学的发展就变成一个累积的过程：事实、理论和方法在此过程中或单独或结合着而被加进到构成科学技巧和知识的不断增长的堆栈之中,事实上科学通常并非是累积的.
[23]“革命”一词在此与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科学革命”的意义通约,即是打破传统的活动,是对受传统束缚的常规科学活动的补充.
〔基金项目： 中央民族大学“十九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
作者简介： 崔猛（1994-），女，蒙古族，辽宁朝阳人，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姜桂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