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学之精进的结构与功能——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以对论文,主观论文,精进论文,幸福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提出
唯识学是佛学中最精密的学说，发端于弥勒，集大成于护法。不过，护法之学，未行于印度，由胜军传至玄奘，盛行于中国(太虚，2002,p.277)。唯识学的核心命题是“万法唯识”，即：凡宇宙一切所有，都不离识的关系和不出识的范围(太虚，2002,p.125)。“唯”为不离之义，“识”的核心则是认知。
相对于西方心理学，唯识学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将心理结构分为“心王”与“心所”两个层次。顾名思义，心王如国王，起支配作用；心所如大臣，起辅助作用。心王共计八个：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和阿赖耶识。心所共计6类51种：(1)遍行心所5种；(2)别境心所5种；(3)善心所11种；(4)根本烦恼心所6种；(5)随烦恼心所20种；(6)不定心所4种。心王支配心所的种类，具有很大的差异。第八识、第七识可分别支配5种、18种心所，而前五识、第六识则可分别支配34种、51种心所(太虚，2002,p.49)。
八个心王有“四分”，亦即四个功能：(1)见分，即认知主体；(2)相分，即认知客体；(3)自证分，即认知主体功能的证知者；(4)证自证分，即自证分功能的证知者(太虚，2002,p.237)。
前五识涵盖了心理学的知觉，第六识(意识)涵盖了心理学的意识，第七识(末那识)涵盖了心理学的自尊、自我概念、自我意识、自我效能和自我调节等，第八识(阿赖耶识)涵盖了心理学的无意识。然而，心理学的无意识，仅是阿赖耶识的少部分，远非阿赖耶识的全部。实际上，阿赖耶识甚至可涵盖遗传基因、生理基础、图式等内容。心理学的自尊等概念，仅是末那识的少部分，决非末那识的全部。心理学的知觉或意识，亦远非前五识或第六识的全部。
自证分涵盖了心理学的元认知，不过，自证分与元认知具有本质的区别。元认知凌驾于知觉等概念之上，而自证分仅是八识的功能而已。迄今为止，心理学尚未解决谁来认知“元认知”的问题。然而，唯识学早就解决了此类问题：证自证分可以证知自证分，自证分则可以证知证自证分。如此一来，既能说尽心王的功能，也避免了无穷的过失(太虚，2002,p.237)。
至此，已经不难窥见唯识学兼顾遗传基因、生理基础、行为、意识和潜意识的特征，这对于反思西方心理学，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为此，我们提出了唯识学与心理学整合研究的命题。
针对佛教心理学，其中包括唯识心理学，前人已经作了许多探索(如梁启超，2009；陈兵，2007)。但是，这些探索均为思辨研究，而非实证研究，其局限性不言自明。
我们关于唯识学与心理学的整合研究，拟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唯识学本身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唯识学与心理学的整合研究必然是一项浩大而复杂的工程。要完成该工程，远非一个甚至数个研究所能及。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以唯识学的精进概念为切入点，先考察精进的结构，然后，以精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例，考察精进的功能。
“精进”一词，译自梵语Virya，音译毗梨耶，有时译作“勤”，要义是努力(韩廷杰，1998,p.379)。在唯识学中，精进概念不仅属于“心所”范畴，而且属于“波罗蜜”范畴。心所的实质是心理结构的辅助成分，波罗蜜的实质是行为方法。作为心所范畴的精进概念，译作“勤”，分五种类型：被甲、加行、无下、无退和无足精进(韩廷杰，1998,p.376)。作为波罗蜜范畴的精进概念，译作“精进”，分三种类型：被甲、摄善和利乐精进(韩廷杰，1998,p.644)。无论属于哪种范畴，精进概念的要义均是努力，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一项假设：两种范畴的精进可以归纳为一个结构，包括七个维度：(1)被甲精进——行动前努力准备；(2)加行精进——行动中加倍努力；(3)无下精进——遇到强大对手时，不畏惧、不自卑，努力对抗；(4)无退精进——遭遇挫折时，毫不退缩，努力拼搏；(5)无足精进——取得成就时，不自满，继续努力；(6)摄善精进——努力地向一切好榜样学习；(7)利乐精进——努力而愉快地援助他人。换句话说，本研究假设，精进是七因素结构。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指人们对其生活的一切评价，分为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维度(Diener,2006; Tay & Diener,2011)。
精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一个新命题，无以往研究可资借鉴，不过，可从相关概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进行推测。与唯识学的精进概念存在关联的西方心理学概念是应对(coping)。所谓应对，是指人们为了管理心理压力而付出的认知与行为的努力(Lazarus,1993)。因此，应对的要义就是努力。应对策略的分类众说纷纭(Skinner et al.,2003)，不过，最流行的当推Lazarus(1993)提出的聚焦问题的应对与聚焦情绪的应对之分。这两种应对都仅针对当前的压力，而不针对未来的压力。为此，有学者提出了超前应对(proactive coping)的概念(Greenglass et al.,2009)。超前应对指为将来可能的压力情境而付出的准备性努力(Allen et al.,2009)。无论是聚焦问题的应对、聚焦情绪的应对，还是超前应对，都仅针对导致压力的情境——负性情境。可是，除了负性情境，人生亦有令人愉快的情境——正性情境。与此相应，除了应对——针对负性情境的努力，针对正性情境的努力也是人生的基本内容。
可见，精进概念与应对概念有两点联系：(1)二者的要义都是努力；(2)二者均涉及指向将来的准备性努力，分别表现为超前应对与被甲精进。其间亦有两点区别：(1)应对概念仅涉及负性情境，而精进概念既涉及负性情境，也涉及正性情境。具体而言，无下与无退精进涉及负性情境，无足精进涉及正性情境，被甲、加行、利乐与摄善精进既可涉及负性情境，也可涉及正性情境。(2)应对既可指向个体拟解决的问题，也可指向个体的情绪，因而有聚焦问题的应对与聚焦情绪的应对之分；精进则均指向个体拟解决的问题，所以，只有“聚焦问题的精进”，而没有“聚焦情绪的精进”。
前人研究发现，超前应对与更乐观、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更低的抑郁相关联(Uskul & Greenglass,2005; Greenglass & Fiksenbaum,2009)。基于这些研究并结合精进概念与应对概念的联系，本研究提出第二项假设：被甲等七种精进均可正向地预测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并可负向地预测消极情感。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是，以唯识学的精进概念为切入点，以高中生为被试，先考察精进的结构，然后，以精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例，考察精进的功能。本研究通过实证方法探讨精进的结构与功能，是唯识心理学乃至佛教心理学实证化的创新性尝试，对于推动唯识学与心理学的整合，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对于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化，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方法
2.1 被试
选取浙江省天台县两所高级中学的624名学生为被试，共回收有效问卷588份，回收率为94.2％。其中，女生313人，男生275人；高一年级233人，高二年级184人，高三年级171人。所有被试年龄在13.17岁到19.9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6.68(SD＝1.01)岁。
2.2 工具
2.2.1 《精进问卷》该问卷由李庆安、李远红与定明编制(李远红，2011)，由李庆安与张龙萍修订。修订后的量表共包括35个题项，分为被甲、加行、无下、无退、无足、利乐与摄善精进7个维度。每个维度均由一个故事和五个与故事相关的题项组成。采用利克特6点计分法，分为极低、中低、轻低、轻高、中高、极高六个等级，依次记为1到6分。量表按维度计分，分值越高说明在这个维度上的精进水平越高。同时，为防止社会赞许性的影响，量表还设有5个反向计分题。在本研究中，7个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在.55到.87之间，均值为.72。间隔4周的重测信度系数在.53到.73之间，均值为.62。这些数据表明，该问卷的信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2.2.2 《生活满意度量表》该量表的英文版由Diener等(1985)编制，中文版由李庆安、艾力和张翼翻译、修订。修订后的量表采用利克特6点计分法，分为极低、中低、轻低、轻高、中高、极高六个等级，依次记为1到6分。得分越高，说明生活满意度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63。
2.2.3 《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该量表的英文版由Watson等(1988)编制，中文版由李庆安、艾力与张翼翻译、修订。量表要求被试评价其最近一个月的情感状态，采用利克特6点计分法，分为极低、中低、轻低、轻高、中高、极高六个等级，依次记为1到6分。量表分积极与消极情感两个维度，分别计算总分，得分越高，说明体验到的相应情感越多。在本研究中，量表积极与消极情感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均为.81。
2.3 程序
在班主任的主持下，被试以班级为单位，利用课余时间，在教室集体施测。为了确保问卷质量，向被试告知问卷结果的保密性，并采取了相关措施：施测时，除了解答被试的疑惑，主试亦即班主任，均位于教室的讲台，不在教室随意走动；被试填写问卷时，须独立完成，不允许讨论；问卷采取匿名的方式，除了年龄、性别和年级以外，问卷中没有任何会透露被试身份的信息。被试填写问卷的进度，由自己控制。20分钟内，被试均能填完问卷，主试当场将其收回。
2.3 数据分析 采用SPSS18.0和Amos5.0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精进模型的比较
为了检验精进七因素结构假设能否成立的问题，采用《精进问卷》35个题项的数据，对单因素模型和七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1。此外，根据七因素模型因素分析的修正指数，在加行精进题项4与5，被甲精进题项1与2、4与5，无足精进题项1与4，摄善精进题项2与5，以及利乐精进题项2与4的误差项之间设置相关路径，再次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修正的七因素模型，结果也见表1。
由表1可知，单因素模型的GFI等拟合指数远离可接受的水平，而七因素模型的RMSEA等拟合指数则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七因素模型与单因素模型拟合指数的差异显著，Δχ[2](20)＝2892.76，p＜.01。此外，经过修正之后，七因素模型的RMSEA等拟合指数更为理想，修正前后七因素模型拟合指数的差异显著，Δχ[2](6)＝326.53，p＜.01。这些结果说明，精进七因素结构假设够成立。
3.2 高中生精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高中生精进与主观幸福感的Pearson相关矩阵，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无下、披甲、无退、无足、摄善及利乐精进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值均＜.01。披甲、加行、无下、无退及无足精进与消极情感，均存在显著负相关，p值均＜.05。加行精进与生活满意度及积极情感之间，摄善及利乐精进与消极情感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p值均＞.05。
为了进一步考察高中生精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以涉及主观幸福感的3个变量为因变量，以精进的7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时，无下精进在第一步进入回归方程，披甲、摄善精进分别在第二、三步进入回归方程，第三步建立的回归方程能够解释总变异的11％，F(3，584)＝24.81，p＜.01。这说明，无下、披甲和摄善精进可正向地预测生活满意度，其中，无下精进的预测作用最大，披甲和摄善精进紧随其后，其余四种精进无预测作用。
以积极情感为因变量时，无下精进在第一步进入回归方程，披甲、利乐精进分别在第二、三步进入回归方程，第三步建立的回归方程能够解释总变异的12％，F(3，584)＝27.64，p＜.01。这说明，无下、披甲和利乐精进可正向地预测积极情感，无下精进的预测作用最大，披甲和利乐精进紧随其后，其余四种精进无预测作用。
以消极情感为因变量时，披甲精进能够在第一步进入回归方程，加行精进在第二步进入回归方程，但这一步建立的回归方程只能解释总变异的3％，F(3，584)＝8.80，p＜.01。这说明，披甲和加行精进可负向地预测消极情感，披甲精进的预测作用大于加行精进，其余五种精进无预测作用。
4 讨论
4.1 关于精进的结构
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考察精进的结构，相应的假设为，精进是七因素结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模型的RMSEA等多项拟合指数均可接受，意味着该模型可以成立。该模型源于唯识学的精进概念。唯识学将七种精进划归“心所”与“波罗蜜”两种范畴。如前所述，心所的实质是心理结构的辅助成分，波罗蜜的实质是行为方法。作为心所范畴的精进概念，译作“勤”，分五种类型：被甲、加行、无下、无退和无足精进(韩廷杰，1998,p.376)。作为波罗蜜范畴的精进概念，译作“精进”，分三种类型：被甲、摄善和利乐精进(韩廷杰，1998,p.644)。显然，将“心所”与“波罗蜜”两种范畴的精进加以归纳，共计七种精进。
那么，七种精进是该划分为两个结构，还是可归纳为一个结构？此前，我们曾试探性地将波罗蜜范畴的利乐精进与心所范畴的五种精进归纳为一个结构，从而生成精进六因素结构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模型的RMSEA等多项拟合指数均可接受，意味着该模型可以成立(李远红，2011)。本研究进一步将波罗蜜范畴的利乐、摄善精进与心所范畴的五种精进同步归纳为一个结构，从而生成精进七因素结构模型并加以检验。这是对我们先前试探性研究的重要改进。本研究提示，虽然古老的唯识学将七种精进划归“心所”与“波罗蜜”两种范畴，但是，现代人不必拘泥或执著于此，即：无须将七种精进划归两个结构，可以径直归纳为一个结构。这种归纳是对唯识学精进概念的创新与发展。
如果说，精进的要义是努力，那么，七种精进之间的区别则决定于努力情境的不同：被甲精进涉及行动前准备的努力程度，加行精进涉及行动中的努力程度，无下精进涉及对抗强大对手时的努力程度，无足精进涉及取得成就后的努力程度，摄善精进涉及学习好榜样时的努力程度，利乐精进涉及援助他人时的努力程度。
与精进一样，应对的要义也是努力。因此，唯识学的精进概念与心理学的应对概念具有重要的比较价值。从数量上看，精进不过七种类型，而应对策略则达400余种之多(Skinner et al.,2003)。为此，不同的研究者对应对策略进行了不同的归类，兹略举重要的四种归类方式如下：第一，基于功能的不同，应对策略主要有聚焦问题的应对与聚焦情绪的应对之分(Skinner et al.,2003; Lazarus,1993)。以应对概念为本位，七种精进均属于聚焦问题的应对，亦即均不属于聚焦情绪的应对。第二，基于拓扑特征的不同，应对策略主要有趋近应对与回避应对的区别(Skinner et al.,2003)。以精进概念为本位，趋近应对与无退精进相似，而回避应对则与无退精进对立。第三，基于活动类型的不同，应对策略主要有初级控制应对与次级控制应对之分，亦即同化应对与顺应应对之分(Skinner et al.,2003)。以精进概念为本位，次级控制应对或顺应应对可以纳入摄善精进的范畴。Skinner et al.(2003)指出，前述三种归类方式不同程度地存在概念不清晰或不可穷尽等问题。于是，Skinner等(2003)采用文献分析与回顾的方法，归纳了五种核心的应对策略：积极的认知重建、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分心和退避。以精进概念为本位，积极的认知重建可以纳入摄善精进的范畴；问题解决与被甲等七种精进均有关联，因为七种精进的终极目标均是问题解决；分心和退避均与无退精进相对立；寻求支持与利乐精进均涉及支持，然而，“寻求支持”的实质是让他人支持自己，“利乐精进”的实质则是自己去支持他人。此外，如前文所述，超前应对与被甲精进极为相似。至此，不难看出，虽然精进与应对的要义均是努力，但是，唯识学的精进概念优于心理学的应对概念，因为前者的内涵更深刻、结构更严谨、行为更积极。本研究已经表明，精进七因素结构模型可以成立，换句话说，被甲等七种精进可以归纳为一个结构。然而，迄今为止，关于400余种应对策略究竟可以归纳为多少个因素的问题，尚未发现相关的实证研究。因此，唯识学的精进概念以及精进七因素结构模型，对于心理学的应对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2 精进的功能：以精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例
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以精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例，考察精进的功能。相应的假设是，被甲等七种精进均可正向地预测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并可负向地预测消极情感。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无下、披甲、摄善、利乐、无退和无足精进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披甲、加行、无下、无退和无足精进与消极情感，均存在显著负相关。随后的逐步回归分析表明，分别以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为因变量时，无下精进均在第一步进入回归方程，这一步分别解释了总变异的6％和10％；披甲精进均能在第二步进入回归方程，这一步分别解释了总变异的10％和11.7％；摄善和利乐精进分别在第三步进入回归方程，这一步分别解释了总变异的11％和12.4％。以消极情感为因变量时，披甲精进在第一步进入回归方程，这一步解释了总变异的2％，加行精进在第二步进入回归方程，这一步建立的回归方程解释了总变异的3％。以上结果说明，对于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情感最有力的正向预测变量是无下与披甲精进；摄善精进对于生活满意度有微弱的正向预测作用，利乐精进对于积极情感有微弱的正向预测作用；对于消极情感而言，披甲与加行精进有微弱的负向预测作用。显然，以上结果仅部分地验证了有关假设。
无论对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还是对消极情感而言，披甲精进都是一个重要的预测变量。如前所述，被甲精进与超前应对的概念极为相似，因此，该结果与西方学者关于超前应对的研究结果相吻合。Smedema等(2010)的研究表明，超前应对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显著。Greenglass等(2006)的研究表明，超前应对有助于促进病人的身体健康。Uskul等(2005)的研究表明，超前应对可正向地预测乐观与生活满意度，可负向地预测抑郁。此外，Schwarzer et al.(1999)的研究表明，超前应对与工作倦怠呈负相关。
虽然披甲精进同是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预测变量，而无下精进仅是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情感的预测变量，但是，从贡献率来看，无下精进比披甲精进更为重要。既然无下精进是遇到强大对手时，不畏惧、不自卑，努力对抗，那么，无下精进就是基于社会比较的精进。本研究关于无下精进可预测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情感的结果，与西方学者关于幸福的社会比较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按照社会比较理论，若自己强于他人，自己就会感到幸福；反之，若自己弱于他人，自己就会感到不幸福(Diener et al.,1999; Diener et al.,2009)。例如，Easterlin(1974)认为，人们对自己的收入满意与否取决于其他人的收入。Emmons等(1983)发现，在许多领域中，社会比较是满意度最有力的预测变量。可见，社会比较理论与无下精进均涉及社会比较，这是二者的联系；前者的焦点是社会比较，后者的焦点则是基于社会比较的精进程度，这是二者的区别。
虽然利乐精进对积极情感仅有微弱的正向预测作用，但是，该结果很有价值。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心理学一直在关注社会支持对健康与幸福感的影响，且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健康与幸福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Cohen et al.,1985; Daalen et al.,2005; Smith et al.,2011)。西方心理学的这些研究与本研究关于利乐精进对积极情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的结果均揭示，支持是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不过，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前者属于利己主义的幸福观，后者属于利他主义的幸福观。无疑，相对于利己主义的幸福观而言，利他主义的幸福观更值得珍惜。
总之，七种精进对主观幸福感三个维度的影响，既存在影响与否的差异，亦存在影响程度的差异。这些结果对西方心理学的应对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4.3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以唯识学的精进概念为切入点，以高中生为被试，先考察了精进的结构，然后，以精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例，考察了精进的功能，突破了唯识心理学乃至佛教心理学偏重思辨研究而忽略实证研究的局限。无疑，这是唯识心理学乃至佛教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创新点。
本研究最大的不足在于，这是一个横向研究的设计，阻止了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推论，不过，这是此类研究通用的研究方法。这就是说，本研究关于七种精进与主观幸福感三个维度的因果关系模型，仅是一种理论模型或统计模型，有待如纵向研究等方法的进一步检验。
5 结论
(1)精进是七因素的结构；(2)对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而言，最有力的正向预测变量是无下和披甲精进；(3)对于消极情感而言，披甲和加行精进有微弱的负向预测作用。